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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倬云:我希望不再听见“厉害了中国”的论调

江淳散文 2022-03-17


中国诚然在几十年来进步巨大,尤其最近二三十年的进步相当惊人。这种情况得之不易,希望大家不要轻率,不要以为自己是大国了,得意而忘形。(来源:凤凰网/江淳编辑)



左起:费孝通、许倬云、金耀基


许倬云先生,国际知名历史学家,美国匹兹堡大学荣休教授、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许倬云先生是江苏无锡人,1953年毕业于台湾大学史学系,1962年获得美国芝加哥大学人文科学哲学博士学位。曾担任台湾大学历史学系主任,1970年赴美,任教于匹兹堡大学迄今。



我对中国也有一些劝告


中国诚然在几十年来进步巨大,尤其最近二三十年的进步相当惊人。作为海外的华侨,看到进步当然很高兴了。一个大贫困国脱了贫,社区结构不一样了,中国有了新的面貌。这个面貌是值得我们骄傲、值得替中国高兴的。


这种情况得之不易,希望大家不要轻率,不要以为自己是大国了,得意而忘形。


我们知道,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出现的主要原因是中国用廉价的劳力、廉价的水、廉价的空气、廉价的资源以及廉价的土地改造作为生产基地的条件,世界各处的生产业都跑到中国去了,中国就占了这份的利益。


这个利益得来不易,牺牲也很大,将来我们需要支付。今天得来的利息要付出去,得来大的获益要在将来一并分出去,比如自然生态,比如土地不够用。所以大家要谨慎,我希望中国保持战战兢兢,保持继续成长的动力,我们还有许多路要走。



日本应该是我们的朋友,但不幸做过敌人。日本有它可恨之处,发动过战争侵略中国,无可赦免,但近邻何必做敌人呢?我希望将来永远不要再做敌人。


先母曾跟我讲,“这个日本不会亡的,它会重启,重启时会比以前更好。记住,我们估摸着还要跟日本较量一次。”


老人家有这种远见,但盼望这种较量不是枪炮之较量,而是在各个其他方面比高低,比优劣。


不要说别的,单拿诺贝尔奖为代表的话,中国人海内外加在一起还不到10个,但日本一年来一个,各种各样的科目都有。日本几乎是每一年都有相当重要的新的科技贡献给世界。日本的学校里面,培训的学生不需要留学,因为他在本国就学得很好。



日本是全世界工业比重很大的一个国家,日本的汽车曾经称霸全世界。今天来看,日本又有一个现象,那就是日本公司转型转得很快。


我有朋友在日本调查过,一百多家百年字号的老公司,过去曾经做过很有光辉的工作,现在都在改行,从汽车、轮船、肥料、摄影机等改成新的行业,改成跟信息产业、数字化工业有关的行业。


今天做晶片用的材料跟过去用的晶片完全不是一回事,今天许多机器里面的薄片比最好的摄影机的软片还要精、还要薄、透光性还要强。一个重量级的汽车公司不再生产旧款汽车,转而生产新型的汽车,小而轻便得几乎可以随时代步,随时彻底有新的汽车。日本将来工业的进步不可限量。


我们看到过去的敌人起来了,深为他们感到幸运;同时也要警戒,如果我们不好好做,他们还会再欺负到我们头上。


我希望不再听见“厉害了中国”的论调。中国厉害,是花了本钱的;中国厉害,要防止停顿;中国厉害,要防止被别人堵塞。



世界永远在不断地竞争,这是在全球化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事情。


没有哪个种族有先天性的优秀——优秀的是文化的优秀,不是人种的优秀。而文化当中,有些优秀的地方也是另一方面的缺点,这都是需要我们警惕、需要我们注意的。


我今年90岁,对今天世界的转变头昏眼花,但是还要保持自己清醒。变化之中是机会,变化之中也是危机。要警惕、要小心。这几年来,我们对外的交涉拿捏的尺寸和分寸还不错,我们既不要过硬也不要过软,一切都要在适当的尺寸上适当把持住。


我也盼望中国同胞们,很多时候能容忍一分是一分,不要从我们开始做坏事。容忍一分是为了救大家。扔核弹的铁门槛绝不能过去,一过铁门槛,全球完蛋,回到新石器时代去。



我为了被历史湮没的人群著史


文 | 许倬云、罗小虎——部分文字选自《经济观察报》


“我对伟大人物已不再有敬意与幻想”


“求其生而不得,则死者与我皆无恨也”。


抗战期间,在重庆南山万松丛中,一盏油灯旁,父亲爱给少年时的许倬云读名臣奏议,如这篇欧阳修的《泷冈阡表》。


此时,许倬云一家流亡在路上。不到十岁的许倬云经历了一次次轰炸、绞射,看到了一幕幕百姓逃亡的残酷景象。在万县大轰炸后,从防空洞回家的路上,许倬云看到了电线上半具尸首、树干下一条大腿,一具无头女尸还有婴儿在哺奶……多年后,已成为一代历史学家的许倬云,依然无法忘怀少年时所看到的景象。


“也许,因我生的时代已有太多自命英雄的人物,为一般小民百姓添了无数痛苦,我对伟大的人物已不再有敬意和幻想。”他说。


或许也正因为这一点,许倬云关注历史的时候,更感兴趣的是与老百姓相关的事情,比如一般老百姓的思想、生活,而不是传统史书中通常记录的有关政府、国家、战争等事情。在退休之后,许倬云更是致力于大众史学的著述,成为国内最为知名的大众史学家之一。



为普通生民著史


1930年,许倬云出生于福建厦门。许家是士大夫世家,乾隆年间从福建搬到无锡,代代都有读书人。许倬云的父亲许伯翔毕业于曾国藩在南京办的江南水师学堂,十八岁一毕业便做了炮艇副长。许倬云出生时因手脚未发育完整无法行走,因此也无法上学,父亲的书房成了他的课堂,直到抗战结束回到无锡老家,许倬云才直接读了高中。


1949年,许倬云考取台湾大学,报的是外文系,不过他入校的国文、历史成绩引起阅卷老师的注意,便拿去给当时的校长傅斯年看,傅斯年说:“应该去读历史系。”一年后,许倬云转入历史系,从此一生以历史为志业。台湾大学毕业后,在胡适先生的帮助下,许倬云拿到一个奖学金到芝加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师从顾立雅。顾立雅是美国第一代汉学家,研究古代金文。



1962年,32岁的许倬云回到台湾,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史语所)和台湾大学任职。1970年,许倬云又回到美国,在匹兹堡大学做访问学者,之后就留在匹兹堡大学,致力于历史研究。


许倬云自道:“我的学术思考的框架是一个四面四角的立体型,四种三角关系。这种关系的结构说白了,就是一种系统分析,四个小系统:文化系统、经济系统、社会系统、政治系统,每个系统本身又可以分为几个层次,所有这些小系统都是动态的。我的历史理念关键在动态,历史永远在变。人间不变的事情就是变。”因此,许倬云将自己的历史研究比喻成“做时间线上的切面”,“一段切面在这里,下一段切面在这里,上一个切面分分合合的图像,和下个切面分分合合的图像对比,你就晓得变化发生在哪里。”


1999年,许倬云在匹兹堡大学退休。此后,他便开始全力写大众史学。“我觉得既然我们老百姓要问老百姓生活上的问题,我们学历史的就应该有交代。”这便是他写《万古江河》的初衷:从文化的角度讲“中国”的形成,也是近年来在中国出版的一系列“说中国”、“说历史”图书的初衷——为老百姓写史。



许倬云说:中国大学课程设计是从西方学来,分科系教学。中国过去的“太学”,并不分科目,而是着重整体的人文修养。今天的大学训练是分科专业,所以大学里学到的历史都是分科专业;史学专业是学做史学研究工作的基础知识和研究方法。于是,历史论文是给历史学家阅读,不是给一般人看的。


我不赞成这一方式的教学观念。我认为,历史是人文学科里,与人最有关联的部分:文学、艺术和音乐,激发促进内心的感受,而历史是认识自己,加强对自我的认知。人,必须知道过去,才能知道今天,才能知道未来。所以,史学应该为一般人提供“知道自己”的基础知识。


这么多年来,尤其是退休以后,我没有专业学科的职业压力,才能努力用心写大众史学。在没有退休之前,我也曾经做过面对大众的工作,为报刊撰写社论。台湾“改革开放”那段时期,我曾经努力投入新闻界的工作,也就是希望将自己掌握的专业知识,提供一般人,了解社会大势。



“中国”是一个几千年演变的共同体


“中国”这两个字,不是一个国家,不是个政治体,不是今天所谓主权国家可以界定的,也不是个文化系统。它是文化、政治、经济、社会在一个宽大地域里边,由无数不同来源的人共同生活组成的一个几千年演变而成的共同体。这个共同体就是,大家生命拴在一块儿了,命运拴在一块儿了,前途也拴在一块儿了。


能够构成这么大的团体,不是“主权”两个字可以说,也不是“血统”两个字可以说,所以我拿四五种不同的因素,编织成一个互动的、交相拉扯的一个网络系统,这个网络系统不是一时的,而是几千年上万年演变下来的。这个系统能够到今天,还相当具体,因为它有个核心,这核心是多少年来锤炼、混合、融合起来的东西。



中国文化,由中国的中原,汇集众流,走向东亚,走向亚洲,最后就汇成大海,走向世界的大海。天下,全世界人类的大海,一直是中国人向往的目标。孔子所说的安人、安百姓:是这个共同体的最后的目标,不是指国界之内,而是走向全世界。


西周的时候形成的“天下”观念,表示文明是全世界共有的,没有国界的。所以,这个文化传统,中国人认同的文化体本身,应是符合大同世界的理想境界。一个大同之世的境界,虽然难以实现,却永远是一个值得向往的目标:尤其全球化的今天,应当是切合有用的理念。


中国哲学精神:不垮不张狂


那么,里边有大家经济上的互通有无,有观念上学到了不同的族群之间互相容忍、互相协调,在文化上,长期地孕育出一套观念,这套观念就是中国的人本的哲学系统,不是靠上帝,也不是靠各种神奇力量,也不是靠科学的理性,靠着人本身的天性,天性里边人跟人该如何相处。人是合群的动物,我们中国人的一套文化系统,就是怎么样人跟人相处,这中间有积极的方面,是儒家。很平淡的、淡泊的,不是消极而是淡泊的、内敛的方向,是道家。一向外一向内,一积极一退让,一刚一柔,这样地配合起来,我们进退自如的一套人生的观念。



这一套(观念)使得中国可以在最困难的时候,忍下去,还不垮,最得意的时候不要张狂。


整体讲起来呢,这个共同体,在世界上以前有没有见过呢?也有过类似的。罗马共同体,相当类似,可是不一样,它是有相当排他性的,他罗马人比别人高一等。英国人在日不落帝国的时代,世界各处都有他的殖民地,里边有不同的等级,有不同的自治领,有不同的殖民地的地位,它也相当地容忍,可它还是有不同,英格兰人是英伦三岛的主人。基督教是一个大家都知道的、向上帝看的宗教,这个是排他的,其他宗教在他的系统里边没有如基督教一样的位置,是神的宗教,不是人的理念,所以这个英国的系统跟中国的系统也不一样。


将来的世界是全球化的世界,中国在东亚、在亚洲-太平洋地区,几千年来是大国,已经有了经验,怎么样和其他的国家、其他的族群、其他的单位以不同的关系互相相处、活下去。



民间看不见的自治


所以中国大圈儿里头,我们看见有不去征讨、不去做战争以战争压服的国家,明看着示威、太祖所谓有“不征争之国”,也有以贡让共让、和以封贡共作为关系的内圈的国家,也有国内的土吐司等半自治单位,也有蒙藏这种高度自治单位,这个都是将来世界,全球化的大组织之内恐怕也在所难免会碰见的,一定要不同层次,不同的互相关系纠葛成一个互相、住在一块儿的,住在同一个地球上的大的共同体。这个是我写这本书的主要的原因。就是让我们面临中国又重新回到地区性领导者的地位,而在这个世界大系统之内,中国要扮演一个比前面更重要、更广阔的角色。


那么,我们要在国内,中国要长期维持这个地步(地位),有两个因素相当重要。第一,中央并不集权,各省各县一直到农村,每一级都有相当大的自主权,当年一个县政府,除了县太爷、两个秘书,大概十来个工作人员,靠的什么?



民间,看不见的自治。这看不见的自治哪来的呢?有一群受过教育的地方精英,他们不一定很有钱,不一定是官宦人家子弟,但因为他们品行不错、对人好,他们变成地方性的领袖,不是今天的土豪,也不是过去的恶霸,就是一个地方上的大家尊敬的所谓士绅,士绅并不一定有官位。


这个我(许倬云)记得在我年轻的时候,在我们家乡,这批士绅基本上管了所有的地方社会福利,所有的救苦济贫、养老扶幼,孤儿院、寡妇堂、无家可归人的收容所,都是这些人在经营。他们没钱,他们以他们的信用,结合在一起,向商店、去告诉他们,你们能不能出这个钱,量力为之,长期建立信用,工商业都愿意出钱。这些人本身不拿薪水,但这些人能够说到一句话,相当可贵的。



我(许倬云)的祖父,在太平军之后,太平军大乱,他回忆过去,从清朝入关,在江南大杀一顿,到太平军,又是两军相杀,这中间二百多年,我们无锡从来没见过兵,兵的影一点儿都没见过,乡下也没见过兵。他讲,二百年来,人不知兵。十四州县,都如此这般。家给籍户足族,这个境界,不容易做到,不是靠官家,靠民间自治。


所以我(许倬云)觉得我们过去的经验,不能说大同世界,但确实是比法律规定的一个世界要更过得舒畅,是一个良好的风俗,良好的风俗是大家从上到下,让大家遵守一套理念,这套理念没有没有刑法在后面管你,没有牢狱在后面关你,没有教堂说教,就是靠从小带大孩子如此教,学校念的书,看的课本里头都带得进去的理念,才成全了这么一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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