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载《燕山大学学报》2018年第1期，已获作者授权在此推送，特此致谢！

本访谈系2016年四川省社科规划基地四川省比较文学研究基地项目“比较文学中外名人访谈录”阶段性研究成果

文章是四川师范大学张叉教授对香港中文大学黄维樑教授就比较文学的若干问题所作的专题访谈。访谈中，黄维樑教授总结了比较文学的“学科之争”，追溯了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来龙去脉，分析了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发展瓶颈和失偏问题，介绍了“情采通变”——比较文学“以中释西”的文论实践。他还就香港比较文学研究、港台与内地比较文学研究的交流等问题进行阐述，表达了对中国比较文学研究者，特别是中国青年一代比较文学研究者的深切期望。

关键词 ：比较文学；中国学派；以中释西；《文心雕龙》

Abstract： This paper is an interview on comparative literature with Professor Wong Waileung, from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conducted by Professor Zhang Cha from Sichuan Normal University. In the interview, Professor Wong comments on “the disputes over the discipline” in the history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outlines 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School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Studies”, and analyzes the challenges comparative literature faces. He introduces a literary theory, using China’s paramount classic Wenxin Diaolong as a case study of “interpretation of western literature with Chinese literary theory”. He also expresses views on Hong Kong’s comparative literature studies, and the research cooperation and exchange among Chinese Hong Kong, Taiwan and the Main Land. Finally, he shares with Professor Zhang Cha his expectations of Chinese comparative literature researchers, especially those of young generation.

Key words：comparative literature；Chinese School；interpretation of western literature with Chinese literary theory；Wenxin Diaolong

张叉：黄教授，您好！2016年川大之会，犹在昨日，而倏然已去一年。光阴似箭，逝者如斯，所以我常有古人“秉烛夜游”那样的想法。今天您能够拨冗接受采访，我感到格外高兴！

黄维樑：确是“犹在昨日”，很高兴开会时认识您！会后主办单位四川大学的梁昭教授，要我写点东西谈谈这个会议，于是有了下面这副联语：

海纳百川比较相同变异

有容乃大形成华派汉风

上下联开头的“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乃取自四川大学的校训，其中有“川大”两个字。比较文学或称比较文学研究，源自西方，有不同取向，有不同学派。例如，钱锺书的比较文学（钱先生说他做的只是“打通”）巨著《管锥编》主要着眼于“同”；学者也可着眼于“异”，川大的曹顺庆即倡言“变异学”。西方文化至今强势，中华学者都是“后学”；我们在海纳百川之际，应该有自己的声音、自己的特色，甚至建立“中国学派”，也就是联语所称的“华派”“汉风”。

比较文学的“学科之争”

张叉：自比较文学诞生之日始，它是否能够作为一门学科而存在，就一直受到一部分学者甚至国际知名学者的质疑。意大利的利贝奈戴托·克罗齐（Benedetto Croce）认为，“我不能理解比较文学怎么能成为一个专业”^[1]，“看不出比较文学有成为一门学科的可能”^[2]5，他同德国的威廉·狄尔泰(Wilhelm Dilthey)、恩斯特・艾尔斯特（Ernst Elster）都认为：“以比较为基础建立一门学科是不能成立的。”^[3]1993年，英国华威大学的苏珊•巴斯奈特（Susan Bassnett）在著作《比较文学导论》（Comparative Literature A Critical Introduction）中指出，“比较文学作为一门学科已经过时”，“比较文学在某种意义上已经死亡”。^[4]2016年，我采访她时，她还坚持说，她不相信比较文学“本身能成为一门学科”，“争论这些巨大而松散的研究领域是否称为学科纯粹是浪费时间”^[5]。2005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佳亚特里•哈克拉维尔褆•斯皮瓦克（Gayatri Hakravorty Spivak）曾在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一本专著《学科的死亡》（Death of a Discipline），宣称“作为学科的比较文学已经过时”^[6]，“新的比较文学需要建构”。国内也有其他一些学者对于比较文学是一门学科的问题持否定态度。您对此有何高见？

黄维樑：像您这样关心比较文学前途的学者，面对这些言论，一定多少会觉得难受。我认为“不能成为一门学科”“过时”“已经死亡”云云，不是偏见，就是“语不惊人死不休”。雷文（Harry Levin）教授说过一句话：“文学如果不是比较的，是什么？”（“What is literature if not comparative?”）1980年代初期，他到香港中文大学参加会议，发表演说的题目，就是这句话。

我们研究中国文学，做《诗经》与《楚辞》的比较，做李白诗与杜甫诗的比较；这些都是比较，虽然不是比较文学。比较文学是对不同语言、国族、文化的文学的比较，或探其相互的影响，或论其异同，有所谓法国学派和美国学派之分。近年还把翻译研究纳入比较文学的范畴——这使我想起1980年代香港中文大学的宋淇（林以亮）先生，他主持的研究中心就命名为“比较文学和翻译研究中心”，两者合在一个“中心”里，真有“远见”。梁启超的《自励》诗云：“世界无穷愿无尽，海天寥廓立多时”；我们可说“文学无穷愿无尽，比较研究无了时”。我们怕的是自己懂得的语种不够多，学问不够广博，不能贯通。比较活动满足好奇心，带来趣味，带来认知，比较永远是必需的心智活动。

张叉：比较文学已经走过近两百年的路程，它是在挑战中诞生，在挑战中成长，在挑战中壮大的，挑战之于比较文学，如影随形。对于这些挑战，包括比较文学目前面临的最大的挑战这些问题，您是怎样看待的？

黄维樑：英国学者汤恩比（Arnold Toynbee,1889-1975）在其巨著《历史研究》（A Study of History；1934-1961年分卷出版）中提出其“挑战-回应”（challenge-response）学说，自此“挑战”一词在全球各地经常出现。有挑战就应该有回应。说“影响研究”（法国学派）过时了，我们应该从事平行研究（美国学派）；说“不能成为一门学科”“过时”“已经死亡”等挑战来了，我们就回应以“是一门学科”“不过时”“不死”。

比较文学目前面临的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我认为对中国有实力的比较文学学者来说，最大的挑战是：能不能勤奋不懈地工作，用中文也用外文（主要是英文）发表坚实有创见的研究成果，既有宏观的，也有微观的；能不能在中国和在其他国家的学术研讨会上，用中文也用流畅以至漂亮的外语（主要是英语）宣读论文、发表演讲。能如此，则可说明中国不但是经济的强大国家，也是比较文学研究（以至其他人文科学术研究）的强大国家。

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来龙去脉

张叉：1976年，台湾学者古添洪、陈慧桦在《比较文学的垦拓在台湾》序言中正式提出比较文学的“中国学派”，引起大陆比较文学界的关注。近年来，赞同这一提法的呼声越来越高，认为比较文学已经进入第三阶段，第一阶段是法国学派，第二阶段是美国学派，第三阶段是中国学派，比较文学的中国学派已经形成。对于中国学派的问题，也有反对的声音。在2015年4月13日我对北京大学乐黛云教授的采访中，她表示，“一直不是非常赞同这个学派的说法，因为一个‘学派’，它就是画地为牢了”，“不是未来发展的一个方向”^[7]。2015年8月23日我对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佳亚特里•哈克拉维尔褆•斯皮瓦克教授的座谈提问中，她表示，“我不知道什么法国学派、美国学派，更不知道什么中国学派”。在2016年1月16日我对欧洲科学院院士斯文德•埃里克•拉森（Svend Erik Larsen）的采访中，他说：“尝试创建一个国家的学派同比较文学的基本理念与比较文学的普遍研究之间是完全没有关联、背道而驰的。”^[8]您对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问题的看法是什么？国内有学者认为，比较文学法国学派以实证性、影响研究为特色，美国学派以平行研究、跨学科研究为特色，中国学派以跨文明研究、变异研究为特色。您赞同这样的看法吗？

黄维樑：您对“中国学派”的提倡，概括得很好；但台湾方面，要加上一位李达三（John Deeney）。1980年代改革开放伊始，内地文学学术界即采用西方理论来研究中国古今文学；西风越吹越烈，以至几乎有全盘西化的态势。极为西化的现象，1970年代的台湾比较文学学术界已出现过。有识之士认为泱泱的中华古国，不能这样唯西方马首是瞻，因此有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倡议。李达三、陈鹏翔、古添洪在1970年代下半叶，分别撰文阐释“中国学派”的研究取向，大意是在引用西方理论来阐释中国文学之际（“中国学派”也因此曾被认为基本上就是“阐发派”），要对西方理论“加以考验、调整”，并从中西比较中，进一步“找出文学创作的共同规律和法则来”。身为美国人而曾经在台湾教书、后来在香港教书的李达三，不同意一切以西方为中心。他倡议“中国学派”的一大目的，是希望“在自己本国（即中国）的文学中，无论是理论方面或实践方面，找出特具‘民族性’的东西，加以发扬光大，以充实世界文学”。李达三原为耶稣会教士，他提倡“中国学派”和促进相关学术活动，有近乎传教士的宗教情操；在从台湾转到香港任教后，经常赴大陆开会、讲学，其热心不变。

改革开放开始后数年，内地一些先知先觉者如季羡林、严绍璗、黄宝生、曹顺庆，反思西化的学术界状况，感叹中国没有自己的文论话语，没有在国际论坛发出中国的声音。台港那边有建立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呼声，内地听到了，于是也就此议题讨论起来。曹顺庆接过李达三“启蒙、催生的”学派旗帜，使之在神州的比较文学场域飘起来。此外，王宁有创立“东方学派”的说法。学术界一方面大用特用西方文论，一方面认为中国要重建文论话语，中国的古代文论要作现代转换，学者们要建立中国学派。

曹顺庆对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基本理论特征及其方法论体系做了说明。他从“跨文化研究”这一理论特征出发，指出其方法论有五种：

包括：阐释法（或称阐发研究）

异同比较法（简称异同法）

文化模子寻根法（简称寻根法）

对话研究以及整合与建构研究

曹氏所论，涵括20世纪多位比较文学学者如朱光潜、钱锺书、乐黛云、钱中文、张隆溪、谢天振、王宁以至港台海外如刘若愚、叶维廉、袁鹤翔、李达三、陈鹏翔、古添洪的种种理论和观念，是一个深具雄心和融合性的体系。

建立“中国学派”的来龙去脉，大抵如此。我认为“中国学派”应该就是有中国特色的比较文学研究。怎样才算有中国特色？欧美著名的比较文学学者，都不懂中文，他们比较的，基本上都是欧美不同国家、不同语言的文学。中国比较文学学者以中文为母语，这不用说，我们理论上都应该懂外语，懂得愈多愈好，这样，我们从事的比较文学研究，重心可以放在中国文学和其他国家、其他语言的文学（大抵上以西方国家、语言为主）的比较，这就是一大特色、一大演进了。如前所述，中国文学学术界采用西方理论来研究中国古今文学，西风一向猛烈，以至有全盘西化的态势。我们是否要回顾自己的文论传统，转化理论或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理论（包括建立中西合璧的理论），来“阐发”中国的文学作品，甚至“阐发”世界其他各国的文学作品呢？能如此建立，能如此“阐发”，则“中国学派”可成立。这个学派应该是个泱泱大学派，上面所说种种之外，一直在用的、基本的影响研究、平行研究理论，都应该纳入。我赞成致力建立“中国学派”，然而，正如我多年前说过的，最好是在我们有了非凡的研究成果之后，由外国的学者为我们“冠名”，而不要由我们自己“加冕”，不要我们自己往脸上贴金。目前，“中国学派”应该只是一个内部参考，是自我鞭策以求到达的一个目标。

曹顺庆的“跨文化”说法引起若干争论，至于涉及的中西文化比较，二者是异是同，也众说纷纭。钱锺书有“东海西海心理攸同”说，张隆溪和笔者等都认同。不过，“核心”与“至理”虽同，中西文化毕竟千汇万状，从其异者而观之，则异者举不胜举。十多年来，谢天振在翻译研究方面提倡“译介学”（与比较文学关系密切），曹顺庆提倡“变异学”，都是关于“异”的理论。如此等等，内地最近二三十年来，比较文学的诸多理论，先后登场，蔚然大观。

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发展瓶颈和失偏问题

张  叉：制约今后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最大瓶颈是什么？

黄维樑：我们说中国比较文学及其研究的成熟往往离不开四个要素：学者、学府、学报、学说。具体来讲，就是有一群实力雄厚的学者，工作于资源丰厚的学府（或研究机构），出版公认高水平的学报和学术著作；还有最重要的是，提出一个或一套富说服力的学说。目前国内学者、学府、学报、学说四者都有，我感受到几个方面的水平也一直在提高，至于高到什么程度，我限于接触不广泛，更谈不上“调研”，因此不能妄下结论。

我粗浅观察的所得是：目前在埋首干活的学者很多，研究成果丰富，但总结经验、检视成果的工作做得似乎不够。研讨会可大可小。规模大的主要发挥“以文会友”和“增强同行同道的归属感”的功能；规模小的，宜探讨专题，使其讨论比较有深度，对某些大家关注的议题，例如“可比性”“变异研究”和翻译研究，较有可能凝聚共识，甚至得到结论。比较文学涉及不同的语言，这已经有“巴别塔”的意味。现在资讯爆发，如山洪如海啸；我发表我的成果，你发表你的成果，他发表他的成果。多人大量发表，少人仔细而广泛阅读，更少时间好好思考消化评断，难以既有成果为基础继续发展，以求有开拓创新。如此这般，我不禁要引孔子的话“虽多亦奚以为”。

不过，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情。文明日进必然导致资讯日多，而人更加忙碌、更加无力博观。研讨会闭幕式上，经常有主办者说：“大家踊跃发言，气氛热烈，观点很多，看法不同，我们是不需要结论的。”人文学科往往观点纷纭，难得一致结论。然而，研讨两三天之后，对种种议题，没有得到任何结论，甚至永远也没有结论，这样的事一定是好事吗？

说到瓶颈，我们常常主张“以人为本”；学术的研究，其本在人。我们培养下一代比较文学学者，一定要让他们在学好母语的同时，起码掌握一至两种外语，因为他们研究的是不同语言文学的“比较”。

张叉：目前，在国内比较文学研究中有一种“泛文化”现象，内容朝文化方向拓展得太宽、太泛，与比较文学相去甚远，有的甚至是“挂羊头，卖狗肉”，打着比较文学的招牌，研究内容却同比较文学不着边际，比较文学变成了无所不包的学科。您怎样看待这一现象？

黄维樑：有一年我与王靖宇（John Wang）教授在台湾出席一个文学会议。他是美国斯坦福大学的中国文学资深教授，说了下面一个故事。

一次，系里要聘请新教师，请了一个“入选”（short-listed）者先来校做个演讲。演讲者是个中国文学博士，讲的题目是20世纪初的中国文学，而整个演讲内容，是留声机如何从西方引入中国，如何流行，如何受欢迎，涉及作品的，只是几段引文。

显然，他“文”不对题。那些年，正是“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当时得令，文学作品沦为文献、沦为资料。王教授自言“保守”，受不了。我也“保守”。文学必须是文学，文学作品有情思有修辞，不研究不评论这些，不比较这些方面，显然是舍本逐末。

张叉：20世纪70年代初，台湾大学外文系教授、系主任颜元叔发表一系列文章，强调“就文学论文学”，从而引发了争论。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叶嘉莹在《中外文学》1973年第4、第5期上连刊《漫谈中国旧诗的传统：为现代批评风气下旧诗传统所面临之危机进一言（上）》《漫谈中国旧诗的传统：为现代批评风气下旧诗传统所面临之危机进一言（下）》两文，提出在接受新批评等新理论时，当注重“中西文学有着迥然相异的传统”^[2]663。颜元叔马上在《中外文学》1973年第7期刊发《现代主义与历史主义：兼答叶嘉莹女士》一文进行批驳。随后，您、夏志清、黄青选等学者也纷纷撰文参加论战。您能谈谈您当时参加论战的情况吗？

黄维樑：颜、叶二位的论战热闹一时。台大外文系的颜元叔教授当时几乎变成牧师，满腔热情，宣扬“新批评”等新文论的“福音”，可说是比较文学“阐发”路线的先锋。颜元叔主力创办学会、创办刊物、开办研究班、举办研讨会，对台湾比较文学的推进，贡献很大。他用新批评和心理分析等理论分析古今汉语文学作品，则得失都有，引起论争。有名的例子包括他把古诗《自君之出矣》“思君如明烛”一句的蜡烛解释为男性器官，此论使得叶嘉莹教授大为不悦不满，笔战遂起。香港有几位学者教授隔岸观战，林以亮幽默地说：糟糕，男人惨了，李商隐有“何当共剪西窗烛”的句子啊！“诗无达诂”。颜元叔这位读者反应如此，“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文心雕龙·神思》语）之后的心理分析理论如此，我们最好还是尊重颜教授。不过，他解释杜甫“群山万壑赴荆门”时，把“荆门”误抄、误会为“金门”（颜教授喜欢金门高粱酒？）就太大意了，旧学的修养也不够丰厚。

颜元叔和夏志清打的，是另外一场笔战。

大概在1975年的秋冬，有人传出钱锺书先生辞世的消息，夏志清听到了很难过。钱氏小说《围城》是其《中国现代小说史》评价极高的作品，夏先生在台北发表一篇文章题为《追念钱锺书先生——兼谈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之新趋向》。他不满当时学者滥用新潮理论，对钱锺书的《谈艺录》则很有好评。颜元叔看到了，认为《谈艺录》用的是传统印象式批评的手法，不以为然，指责夏志清，说他要复辟印象主义批评。

我那时正要开始撰写博士论文，而且是以传统诗话词话为研究对象，于是就他们两位论战的焦点——印象式批评，写了一篇一万七八千多字的文章（即1977年出版的拙著《中国诗学纵横论》的第一篇）。夏、颜和我三篇文章，都发表在《中国时报》的副刊，拙作分三天连载刊出，那时我人在美国。

1950年代开始，台湾非常崇洋，尤其崇拜美国的一切，颜元叔留美取得博士学位，用宣教士的热忱提倡“新批评”等理论，正有崇美的因素在。我当时也相当程度地崇美，而且推崇“美”的作品，认为用“新批评”手法析评作品，最能令人看到作品遣词谋篇的修辞之美。我至今服膺夏志清所说批评家的职责是“the discovery and appraisal of excellence”，夏氏所说包含了卓越的修辞；这个道理也与钱锺书说的“行文之美，立言之妙”相同，与刘勰所说“情采”的“采”相同。颜元叔也重视修辞技巧，特别重视作品的严谨结构，所以才力推“新批评”。然而，颜元叔对中国传统的文学批评认识太浅，以为都是印象式的，没有用的。我那篇文章目的意在说明何为印象式批评，又指出传统诗话词话也有非“印象式”的，同时为印象式批评“缓颊”，认为它也有用处。

“情采通变”：比较文学“以中释西”的文论实践

张叉：您在《中外文化与文论》第35期上的《“情采通変”：以<文心雕龙>为基础建构中西合璧的文学理论体系》一文中写道：“20世纪的中华文学学者，比较追赶潮流的，无不大用特用西方的文学理论来做研究。”“中华学者在国际文学理论的舞台上，大抵是没有重要角色，声音非常微弱。”^[9]的确，“五四”以来，在中国文学理论领域，有一股强大的盲目追崇西方的潮流，不少学者唯西方之马首是瞻，自我解除话语权，造成当今文艺理论研究集体失语，文艺理论界的统治权已经拱手让给西方文艺理论，中国没有自己的文艺理论。您认为，造成这种局面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黄维樑：19世纪中叶以降，中国积弱，受外国欺负，国人反省，以为罪在传统文化，而有一种民族自卑感。五四新文化运动，其实就是西化运动。最近几十年的现代化，也离不开西化。西方以美国为首的文化，确有许多先进的地方，有多方面的优点。然而，国人西化、崇洋，切切不能全盘，不能过了头。今天文艺理论仍多有唯西方之马首是瞻的，是这个现代坏风气的延续。对过分西化的反省，举例而言，在语文方面，三四十年前开始，香港和台湾的一些学者作家，如蔡思果和余光中，就对过分西化（或者说过分英语化）的现代中文书写，提出批判意见，警惕我们不要让中文出现“恶性西化”的现象。最近二三十年，我国经济发展神速，国力强大，很多知识分子的民族自信心强了，不会再大力批判中国文化了，而在回顾传统之际，多加肯定了。

张叉：长期以来，在中国学术界存在着一个奇怪的现象：

以西释中、扬西贬中、囫囵吞枣、削足适履者，比比皆是，而以中释西、中西平等、心平气和、扬我国威者，则寥若晨星。

如何才能改变中国学者盲目追崇西方、文艺理论研究集体失语的现象？

黄维樑：“奇怪的现象”您概括得很好，只举一例说说“扬西贬中”。王国维曾贬抑中国人的思维方式，说西洋人擅长思辨，有分析的科学的头脑，精于分类，中国人则否。多年前我在成都讲学，听讲的博士生、硕士生里，有几个就持这样的观点，很可能受到王国维的影响。照此推而言之，中国的文论文评必然都是直觉式的，笼统模糊的，不重分析、不重分类的。知道他们都读过《文心雕龙》，我说，这本文论经典是这样的吗？我又指着都江堰的方向说：

“两千多年前李冰父子和其他众多人员，没有分析力和分类的本领，没有科学精神、科学方法，能成就如此伟大的水利工程？很多诗话词话的作者，评说得笼统，只是没有把分析鉴赏的过程说出来而已。”我们阅读古书，如果真能“博学、审问、慎思、明辨”，就知道文论上“扬西贬中”是如何偏颇。

顺便一提：西方的文论，含糊笼统的也所在多有。济慈的negative capability就引起很多不同的解释，有人收集历来对romanticism的解说，发现达数百上千种；韦勒克（Rene Wellek）在其批评史中，指出艾略特的批评用语，含混者比比皆是。

张叉：您在《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World Literature）2016年第2期上刊发的《“情采通変”：以中国为本的文学理论》（“‘Hati-Colt’:a Chinese-oriented Literary Theory”）一文中写道：“实际上，西方学者和批评家对东方古代或现代的同行到底著述了什么并未加以关注，仅仅举几个例子来说，我们在托·斯·艾略特、雷纳·韦勒克与诺斯洛普·弗莱的论著中，没有看到任何引自孔子、刘勰、钱锺书与刘若愚的论述的文字。”^[10]为什么造成这种状况，请谈谈您的看法。

黄维樑：他们没有这方面的认识，或者他们有偏见。前几年，一位国家领导人访问英国，引经据典谈到莎士比亚，说中国很多人都知道都读过莎士比亚，但英国人听过李白、杜甫的却很少很少，他希望英国人读读中国文学。我有一本书将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谈说的是钱锺书、夏志清、余光中三位。他们三位（当然还有其他众多的中国学者作家）都兼通以至精通中西文学，反观西方学者（包括比较文学学者），有几个人兼通中国文学和文论呢？

张叉：台湾学者古添洪、陈慧桦于1976年在《比较文学的垦拓在台湾》序言中写道：

“我们不妨大胆宣言说，这援用西方文学理论与方法并加以考验、调整以用之于中国文学的研究，是比较文学的中国派。”^[11]

“寄望能以中国的文学观点，如神韵、肌理、风骨等，对西方文学作一重估。”^[2]669

很显然，早期学者为中国学派设定的不仅是用西方文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国文学，而且也是用中国文学理论与方法研究西方文学，不是单向阐释，而是双向阐释。您对此有何评价？

黄维樑：所谓“双向阐释”，在以西释中方面，百年来国人一直大力推行，以至出现“恶性西化”的现象，上面讲过了。在以中释西方面，我们可说才开始不久。如何实践以中释西呢？

首先应该有建设“大同诗学”（common poetics）也就是“大同的文学理论”的用心；

其次要撇除对中国古代文论的偏见——重直觉、不分析、无体系；

然后我们建立“现代化”的中国文论体系，务求这个体系“体大虑周”，融汇了古今中外的各种重要观点，照顾文学的各个方面，构成理论的用语（术语）避免含糊空洞，其理论有极大的实用性、可操作性。

在用语的明确方面（但要绝对明确是绝无可能的），举个例，这个体系可包括“风骨”一词，但在这个体系里，对“风骨”应有明确的诠释。如果诠释不能明确，我们宁可割爱。《文心雕龙》是我国伟大的文论经典，但对其《风骨》篇的诠释，众说纷纭；有人做过统计，说法至少有二十种。我喜欢引用《风骨》篇的“藻耀而高翔，固文笔之鸣凤也”这个形容。然而，我们对这一篇《风骨》，真应该“刮骨疗伤”——刮掉它这“骨”以治疗对《文心雕龙》的一点伤害。在一次龙学研讨会上，我半开玩笑地说：《风骨》大概是刘勰喝酒半醉时写的（其实我根本不知道刘勰喝酒不喝酒）。我们应该从事“双向阐释”，我二十多年来一直在做，做得很慢，但持续着。

张叉：最近，我拜读了您2016年在文思出版社出版的专著《文心雕龙：体系与应用》，对您在中国古代文化、文论方面很高的造诣和在构建立足中国的文论方面的大胆尝试深感钦佩。您主张在斟酌、比照西方文论之际，以《文心雕龙》为基础，构建一个古典现代中西合璧的文学理论体系，并将之应用于实际批评^[12]，予人以很大的启发。您能在此就您的这一主张作扼要阐释以便让更多的同仁分享您的研究成果吗？

黄维樑：谢谢阅读和肯定，您溢美了。传统的《文心雕龙》研究以版本考订、篇章注释、理论解说为重心。拙著另辟蹊径，通过中西比较凸显《文心雕龙》理论的体系性、普遍性、恒久性，阐释其重大的现代意义，并将其高明的理论应用于古今中外文学的实际批评。例如从《镕裁》篇论《离骚》的结构，用《知音》篇的“六观法”来分析范仲淹词《渔家傲》、余光中的散文《听听那冷雨》、白先勇的短篇小说《骨灰》等；再以《文心雕龙》的其它理论来评析韩剧《大长今》、论析莎翁名剧《铸情》（Romeo and Juliet），又驳斥德国人顾彬对中国当代文学作品的歪论。从前，中华学者都用西方的神话学、心理分析、女性主义等来分析《红楼梦》，如今我们可以用《文心雕龙》的比兴说、丽辞说、典丽说、雅俗说来析评《铸情》和《大长今》，是新的尝试。用我国传统理论看《铸情》的对仗式句子结构，这是西方批评家所不会联想到的。

我论《骨灰》的文章发表后，台湾的游志诚教授很快就把此文编入他的一本文学批评精选集。年前开会，复旦大学的黄霖教授对我的《文心雕龙》应用做法加以肯定，说读我这些论文，“传统理论究竟能不能与现实对接，能不能活起来，就不必用干巴巴的话争来争去了”。我很受鼓舞。2017年8月5-6日，我在呼和浩特出席《文心雕龙》会议，一位从台湾来参加会议的教授，对我表示感谢之意。原来她读了我的著作，把我提倡的“六观法”等理论应用于研究与教学，成效很好，得到大学颁发的“创新奖”。这让我对“雕龙成为飞龙”加强了信心。

两岸三地的比较文学研究

张叉：香港的比较文学研究于20世纪70年开始复兴，而大陆的比较文学研究也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走入正轨，但从时间来看，相差并不大。但是，由于香港具有其特殊的殖民背景，所以它同内地在比较文学研究的方向、路径与方法上都是不尽相同的。您能否就香港与内地的比较文学研究作一个简要对比分析？

黄维樑：台湾和香港的比较文学研究在1970年代初开始兴盛，内地的在1980年代起复兴，如您所说的，时间相距不大。台湾和香港领先，大陆继起，十年后，即1990年代，大陆已超前了。初期，台湾和香港的学者外语能力较强，直接阅读外文，从事比较文学，一般而言，功夫做得比较细致深刻。1980年代内地较为年轻的学者，缺乏这方面的优势。后来勤奋精进的年轻学者越来越多，大为改观了。以言介绍西方文论新知的快速、关注范围的广泛、研究成果的丰硕，现在的台港望尘莫及。海峡两岸三地的很多比较文学学者，成绩良佳，不在话下。不过唯西是尚的，仍是主流。

张叉：1978年1月，香港比较文学学会（Hong Kong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ssociation）正式成立，将“发掘中国文学之特点，并予宏扬，俾为世界文学增华”作为学会首要目的。39年过去了，您怎样评价学会首要目的实现情况？

黄维樑：当时香港比较文学学会的成员，都是香港中文大学和香港大学的教授和讲师（那个年代香港的大学行英国制，教授名额极少），前者是主力。我当过学会的秘书。学会的宗旨很好，但成绩有限。要为“世界文学增华”，翻译中国文学作品是比较具体实在的做法。由香港中文大学翻译中心出版、宋淇和高克毅两位先生启其端的学报《译丛》（Renditions），在这方面有很大的贡献。翻译中心有一个时期的名字是“比较文学与翻译研究中心”。1980年代初期开始，香港中文大学的一些学者，筹措经费，邀请大陆学者，特别是比较年轻的，来到香港中文大学，从事比较文学和现代文学的访学和研究，对他们有相当大的启发意义。我曾经在一篇文章里这样说：

中文大学是香港以至台湾、内地比较文学的重要基地。德国的海德堡和日本的京都，都有“哲学家之径”。在我看来，中文大学的山村路、中央道、士林路可连成一线，谓之“比较文学家之径”。香港的、台湾的、内地的、其他地方的比较文学学者，在这条路上行走，或上学，或回家，或前往参加研讨会，或回宾馆休息，他们在山径上沉思冥想，柳暗花明，涉及的常常是比较文学的问题。李达三、袁鹤翔、周英雄、朱立民、锺玲、乐黛云、谢天振、刘介民、曹顺庆、张隆溪、王宁、雷文(Harry Levin)、奥椎基(A.Owen Aldridge)等等，都在这里留下了他们比较文学的足迹和思维^[13]。

张叉：黄教授，能够采访您，我深感荣幸！您耐心、详细解答了我提出的这些问题，非常感谢！您能不能结合自己的人生、学术经历，给中国内地比较文学界的中青年学者赠送一些寄语？

黄维樑：不用客气。感谢您阅读拙著，提出这么多深刻的问题。虽属初交，您的勤奋敬业，已让我留下美好的印象。不敢说有言相赠，只能说是共勉。一个人要做好比较文学研究工作，需要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勤奋，要有良好的外语修养，加上不忘中华文学和文论。以钱锺书的天分，他一生就是读书读书再读书，还写下笔记数万页，何况平凡如我辈。近年我与内地比较年轻的学者交往，有才学且勤奋的，有很多；其发展，其成就，将无可限量。

张叉，男，四川盐亭人，四川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学术集刊《外国语文论丛》主编，成都翻译协会乡土文学翻译专委会主任，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博士研究生，四川省比较文学研究基地兼职研究员；

黄维樑，男，香港人，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博士，原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教授，先后任美国Macalester College 及四川各大学客席讲座教授，中国文心雕龙学会顾问、《华文文学》顾问、《外国语文论丛》学术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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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李伟荣

/编辑：刘露薇

/校对：郭紫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