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露禅旗营传“陈氏太极拳”，后改成“杨氏太极拳”。
赵道新先生遗作：拳术溯源
赵道新
(马庸、黄积涛整理)（原刊于《武魂》杂志1991年第5期）
凡世间人造的事物，猝临危机或劫后彷徨之时，便回溯到其萌芽和鼎盛时代去觅求灵感与宽慰。今天，在中国大陆，传统拳术圈和新派武术领域的情况正是如此。
虽然，悦服“真可搏打”与倾慕“花拳绣腿”的人各执一词，但在胡须与功夫成正比的“拳术第一定律”作用下他们皆违心地，却又不自然地去攀附古人。譬如，董海川的师承问题，二百年内成为武林悬案。表面上是董师祖对身世绝口不道，其实为后人借一套“迷路遇 仙”已经写滥了的故事将八卦掌创始者神化。随即抬出那个“仙人”和他另一些弟子列入自己门派的世袭表中，堪称为本门派争光且解自我英雄之渴的一箭双雕之举。而可怜的拳术历史好似胶泥一块，掺入水分后可依“雕塑者”的意向捏成任何模样。
用不真实的拳史怎么能控诉拳史不真实的来源呢?这似乎有个佯谬（编者注：佯谬yáng miù，指的是基于一个理论的命题，推出了一个和事实不符合的结果。它在科学中是普遍存在的，并有区别于悖论这种逻辑矛盾）。幸而我并非沉入过去拳术的梦魇中冥行。在此推本溯源的旨趣是照搬被认为“可靠”的历史来破解拳史失真的缘由，用过去来说明现在，预示未来。
拳武始于何时何人不管是否可考均无意义。因为拳与武所谓的框圈颇为含混，有人认为拳术就是人与兽或人与人之间纯粹的搏斗。“蚩尤乃逐帝，战于逐鹿之阿，九隅天无遗” (《逸周书·尝麦》)，故有原始人创拳之说；有人以为拳术无非是士兵的战前操练，甲骨文“勿登人三千乎伐□方”则可为拳源之证；有人觉得对抗比赛应作为拳术的初始，那时间应在“无拳无勇，职为乱阶” (《诗经·小雅·巧言》)和“凡执技论力，适四方，裸股肱，决射御”(《礼记·王制》)的时代；真如大多数人那样把最古老的拳种的出现定为拳术的渊源，那《景德传灯录》中少林拳附会的南印度人菩提达摩当然也就可以宣誓就职中国拳术的鼻祖了。其实，如同我们来到这个世上，降生的过程对长辈来说是短暂的，而对降生者本人来讲好似自己从无起点，无限遥远的时空缓缓地走来。拳术，作为人类自制的文化，对于创造者和他们的子孙来说起源亦是恍惚的。
无论怎样，从那个模糊的“起源”到公元十三世纪之间的拳术与我们所目击的武术似有天壤之别，然仿佛同古欧洲的混斗(Pancratium)尤为浑似。原因是当年拳术的主流不是各式各样的拳种，而是几种公认的检验拳术的机制——比赛。
《礼记》载：“孟冬之月，天子乃命将帅讲武，习射御，角力。”在奴隶制社会已经出现了“裸股肱”，“执技论力”的比赛。到春秋战国时代巳正式发展成一种无防护，无约束的徒手相搏”。《释名》述t“相搏。搏谓广搏以击之也。然举手击要，终在扑地。”至公元221年秦统一中原后，大规模的战乱暂告段落。格斗赛开始注重安全。“相搏”中的上肢攻击和摔跌术被分离出来，创“手搏”和“角抵”比赛方式。“手搏”即武士用手搏，以手固实用之术也。而“角抵”则词旧意新，从原始的战争和舞蹈变为摔跤比赛。
各种形式的竞技在民间狂热不衰。《汉书·东记》有：“元封三年春。作角抵戏，三百里内皆观。”《涑水纪闻》有：“世衡下令较手搏，倾城人随伍观之。”虽然，作为舞蹈和娱乐的模拟拳斗已经盛行，但还未形成套路鳞集，宗派林立的局面。
这种如日中天的拳术蕃昌猝然转折于1263年。在蒙古人忽必烈称帝之后的八十多年间。元代游牧民族的执政者因恐惧汉人社会的不安定，下令禁止练武，收缴民间私藏兵器。由此造成了中国拳术的第一次危机。其间，拳术除以家传方式苟延残喘外，大部分转移到正处于巅峰状态的元代戏剧中去。经戏剧艺术化的过滤，拳术向着追求美感和程式化的戏曲，曲艺和舞蹈，以及热中高难度功法和技巧的杂技化方向走去。
直至拳术解禁后的明朝时代，整个拳界仍充塞着“左右周旋，满遍花草”，“以图人前之美观”的“花法”和“虚套”。就连当时“以搏名天下”的民间拳术总基地少林寺，也因棍法失传，使慕名前去的俞大猷将军反而给少林僧众补课。
如此，十六世纪中叶，中国军队中的将军和士兵把自己保留下或摸索出的战斗技术向民间传播，这场“军人拳术运动”使萧条的拳界迎来了第一次复兴。当时的代表人物戚继光、俞大猷、唐顺之、郑若曾、何良臣、程宗猷、茅元信等人因抗倭(日本)，抗鞑靼(北方少数民族)的需要，崇尚“遇敌制胜”的军事实用拳术，反对“徒支虚架”的表演套路，并著有《纪效新书》、 《正气堂集》、 《武编》、《江南经略》、《阵记》、《耕余剩技》、《武备志》等武学经典。与此呼应，民间拳术业已振兴。《纪效新书》在叙述各种拳术风格中道：“古今拳家，宋太祖有三十二势长拳，又有六步拳、猴拳、囮拳，各势各有所称，而实大同小异。至今之温家七十二行拳、三十六合锁、二十四弃探马、八闪番、十二短，此亦善之善者也。吕红八下虽刚，未及绵张短打，山东李半天之腿，鹰爪王之拿，千跌张之跌、张伯敬之打，少林寺之棍与青田棍法相兼，杨氏枪法与巴子拳棍皆今之有名者”。但因当时并未重振拳术的竞争淘汰秩序，在没有比赛和交流的环境下，拳术高手们不同的格斗风格只能纵向传袭下去，于是技术风格和特点变成了拳种和门派。三十二势衍变为太极拳，猴拳派生出通臂拳，八闪番革新成翻子拳，巴子拳棍异化为八极拳；李半天之腿移易称潭腿。同时，除河南少林寺外，福建少林寺，河南温县陈家沟村，山西蒲城，河北沧州……，形成了拳术多核生长的局面。
对拳术进行的第二次摧残是清朝早期满族政权的统治。他们同蒙古人一样对异族心有余悸。据《东华录》记载，雍正五年(1727年)十一月“上谕”述：“着各省督抚转饬地方官将拳棒一事严予禁止，如仍有自号教师及投师学习者即行拿究。”在这次危难中拳术找到了另一个避难所——白莲教、八卦教、天地会等秘密团社，这就不可避免地涂染上宗教的玄光。于是乎，门道趋于保守。前尘趋于神秘，说教趋于玄虚。拳术由一种为人服务的工具逆转成人所供奉的偶象。
道光八年(1828年)麟庆代替巡抚祭祀嵩山时暂住少林，僧人们对这位清朝大人还存有颇高的警觉和戒心。而到了民国十八年(1929年)杭州和上海的国术“玩命”大会赛台上，虽然那些“泰斗”、“大师”、“不出山的和尚老道”纷纷惨遭败绩后，比赛的组织者和许多头面人物仍对“隔山打牛”、“炼剑御气”、“轻功”之类的仙技神术难以割舍。
中国历代农民暴动都毫无例外地以某种信仰来聚拢百姓。陈胜的“鱼腹丹书”“篝火狐鸣”，张角、张鲁的“太平道”、“五斗米道”；洪秀全的“上帝”等等，但是，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所酝酿起来的义和团则是由华北、东北各地的拳术练习作为襁褓的。遍布山东，河南，直隶(河北)等地的“拳坛”与其说是拳术训练场，不如说是特种宗教朝觐处。历代当权 者并不害怕作为搏斗的拳术，而是畏葸作为信仰的拳术。因为宗教化的拳术易于诱导起社会的宏观行动，以达到某种政治目的。
清朝晚期对拳术逐渐解禁后，以北京为中心的那些深谙中国传统哲理的人却嗜好、怀念古老的拳术。这种由文化圈内的文与武结合而形成的“文人拳术运动”促成了拳术史上的第二次振兴。这一运动起源于民间的拳术高手到上流社会授拳。如王府内董海川教授“转掌”，旗营中杨露禅传习“陈氏太极拳”，后来，这些启蒙者的拳艺反过来又被运动所席卷， “转掌”易名“八卦掌”， “陈氏太极拳”改成“杨氏太极拳”。但这一运动对拳术所产生的最显著的影响是：
其一，拳术训练以注意肌肉的发育变为注重神经的改善。其二，拳术的解释被先秦哲学的只言片语所敷饰，可其中不乏隽永的论列和美妙的词藻，同时，拳种如雨后春笋般繁殖分裂起来。为适应于拳种的拥挤，盗“内家拳”种之名，把受文人拳术运动影响较大或应这一运动兴起的拳种列入“内家拳”(内功拳)系列，受其影响较小的拳种并入“外家拳”(外功拳)行列。
拳术的第三次厄运是在我们所熟悉的“文化大革命”前后，在举国上下歇斯底里地奔向“美好明天”的躁动中，出于对一切“旧文化”的厌恶，传统拳术与其所有的栖身之处无一幸免。而体操化套路表演的新派武术却应运而生。
与此对映，二十世纪中叶，海外武坛却后来居上。拳击(Boxing)、柔道 (Judo)、空手道(Karate)、跆拳道 (Taekwondo)、泰拳(Thai—Boxing)等大有重展古中国“手搏”、“角抵”之风范。而称霸世界擂台的是那些引用了西方职业竞赛机制的东方搏击术。
迄今，中国拳术经历三落二起，每次危机过后都出现一次复兴。由此推断，二十世纪末，中国当出现拳术第三次高潮。但这次浪潮既不是套路表演的模式走向世界，也不是由中国人自造的“散打”、“推手”等比赛程序单方面的扩散。我斗胆预测这是—场“国际拳术运动”。它是东、西方格斗术在体制、技术、研究等多方面的综合。只有这种“杂交”的拳术才能使大千拳坛重新组阁，才能建立起国人折服的验拳规范。为此，中外拳界都应到对方那里寻找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