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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著名演讲词】玻尔畅谈人类知识的统一性

小皮爱读书 2022-0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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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尔斯•亨利克•戴维•玻尔（Niels Henrik David Bohr，1885-1962）著名丹麦物理学家，哥本哈根学派的创始人，20世纪上半叶与爱因斯坦并驾齐驱的、最伟大的物理学家之一，丹麦皇家科学院院士，诺贝尔奖得主，


1885年10月7日出生于哥本哈根，父亲是哥本哈根大学的生理学教授，母亲出身于一个富有的犹太人家庭；玻尔从小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并爱好足球，1903年进入哥本哈根大学数学和自然科学系，主修物理学，1907年以有关水的表面张力的论文获得丹麦皇家科学文学院的金质奖章，

1909年以关于金属电子论的论文获得科学硕士学位，1911年获哲学博士学位，随后去英国学习，先在剑桥汤姆孙主持的卡文迪什实验室，几个月后转赴曼彻斯特加入以卢瑟福为首的科学集体，从此和卢瑟福建立了长期的密切关系；1912年玻尔考察了金属中的电子运动，并明确意识到经典理论在阐明微观现象方面的严重缺陷，创造性地把普朗克的量子说和卢瑟福的原子核概念结合了起来，

1913年初任曼彻斯特大学物理学助教期间开始研究原子结构，同年发表的长篇论文《论原子构造和分子构造》，提出原子结构的玻尔模型，按照这一模型电子环绕原子核作轨道运动，外层轨道比内层轨道可以容纳更多的电子，较外层轨道的电子数决定了元素的化学性质，如果外层轨道的电子落入内层轨道，将释放出一个带固定能量的光子，并提出了量子不连续性，成功地解释了氢原子和类氢原子的结构和性质；

1916年玻尔任哥本哈根大学物理学教授，1917年当选为丹麦皇家科学院院士，1920年创建哥本哈根理论物理研究所，任所长长达四十年，1921年发表《各元素的原子结构及其物理性质和化学性质》的长篇演讲，阐述了光谱和原子结构理论的新发展，诠释了元素周期表的形成，对周期表中从氢开始的各种元素的原子结构作了说明，同时对周期表上的第72号元素的性质作了预言；

1922年第72号元素铪的发现证明了玻尔的理论，玻尔由于对于原子结构理论的贡献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1923年接受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和剑桥大学名誉博士学位；30年代中期玻尔研究发现了许多中子诱发的核反应，提出原子核的液滴模型，很好地解释了重核的裂变，提出了著名的“互补原理”，即宏观与微观理论，以及不同领域相似问题之间的对应关系；玻尔的学生海森堡在互补原理的指导下，寻求与经典力学相对应的量子力学的各种具体对应关系和对应量，由此建立了矩阵力学，并对狄拉克、薛定谔在发展波动力学和量子力学的过程中起到了指导作用。在对于量子力学的解释上，玻尔等人提出了哥本哈根诠释，但遭到了坚持决定论的爱因斯坦及薛定谔等人的反对，从此开始了玻尔-爱因斯坦论战；

1937年夏玻尔到中国访问和讲学，期间与束星北等中国学者有过深度学术交流；1939年玻尔任丹麦皇家科学院院长，1943年为躲避纳粹迫害逃往瑞典，1944年在美国参加了和原子弹有关的理论研究；1947年丹麦政府为了表彰玻尔的功绩，封他为“骑象勋爵”；1952年玻尔倡议建立欧洲原子核研究中心(CERN)，并且自任主席，1955年参加创建北欧理论原子物理学研究所，担任管委会主任，同年丹麦成立原子能委员会，被任命为主席；1962年11月18日，玻尔因心脏病突发在丹麦的卡尔斯堡寓所逝世，享年75岁。
 

尼尔斯·玻尔畅谈人类知识的统一性：
 
　　这一讲话题目中所提到的问题，是像人类文明本身一样古老的；但是，在我们的年代，随着学术研究和社会活动的与日俱增的专门化，这一问题却重新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人文学家们和科学家们对人类问题采取着明显不同的处理方式；对于由这些处理方式所引起的广泛的混乱，人们从各方面表示了关怀，而且，与此有关，人们甚至谈论着现代社会中的文化裂痕。但是，我们一定不要忘记，我们是生活在很多知识领域都在迅速发展的时代，在这方面，常使我们想起欧洲文艺复兴的时代。
 
　　不论当时对于从中世纪世界观中解脱出来感到多么困难，所谓"科学革命"的成果现在却肯定成为普通文化背景的一部分了。在本世纪中，各门科学的巨大进步不但大大推动了技术和医学的前进，而且同时也在关于我们作为自然观察者的地位问题上给了我们以出人意料的教益；谈到自然界，我们自己也是它的一部分呢，这种发展绝不意味着人文科学和物理科学的分裂，它只带来了对于我们对待普通人类问题的态度很为重要的消息；正如我要试图指明的，这种消息给知识的统一性这一古老问题提供了新的远景。
 
　　在原子物理学中，我们关心的是无比准确的规律性；在这里，只有将实验条件的明白论述包括在现象的说明中，才能得到客观的描述；这一事实以一种新颖的方式强调着知识和我们提问题的可能性之间的不可分离性。我们在这儿涉及的是一般认识论的教益，它阐明着我们在许多其他的人类兴趣领域中所处的地位。
 

　　特别说来，所谓心理经验的分析和综合的条件，一直是哲学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很明显，涉及到一些互斥经验的字眼儿，例如思想和情感之类，从刚刚开始有语言时就是以一种典型的互补方式被应用的了。然而，在这方面，需要特别注意主体-客体分界线。关于我们的精神状态和精神活动的任何无歧义的传达，当然就蕴涵着我们的意识内容和粗略地称为"我们自己"的那一背景之间的一种区分，但是，详尽无遗地描述意识生活之丰富性的任何企图，都在不同形势下要求我们不同地划定主体和客体之间的界限。
 
　　为了阐明这一重要论点，我打算引用丹麦诗人和哲学家保罗·马丁·摩勒的话；他生活在大约一百年以前，并留下了一本未完成的小说，这本小说至今还被本国的年老一代、同样也被年轻一代很愉快地阅读着。在他的叫作《一个丹麦大学生的奇遇记》的小说中，作者对于我们所处地位的不同方面之间的相互影响给出了特别生动和特别有启发性的说明；这是以一群大学生中间的讨论作为例证的，那些大学生有着不同的性格和不同的对待生活的态度。
 
　　我将特别提到两个堂兄弟之间的交谈；其中一个对实际事务是精明强干的，属于当时乃至现在的大学生们所说的实利主义者的类型，而其中另一个叫做硕士的，却热衷于对他的社交活动很不利的那些漫无边际的哲学冥想。当实利主义者责备硕士，说他没有能够下定决心来利用他的朋友们好心好意地提供给他的找到一个实际工作的机会时，可怜的硕士极诚恳地表示了歉意，但是他解释了他的思索使它遭遇到的那些困难。
 
　　于是他说：
 
　　"我的无休止的追问使我不能得到任何成就。而且，我开始想到我自己的关于发现自己所处的那种状况的想法。我甚至想到我在想它，并把我自己分成相互考虑的后退着的'我'的无限序列。我不知道停止在哪一个'我'上来将它看成实际的我，而且，我一经停止在某一个'我'上，事实上就又有一个停止于其上的'我'了，我搞糊涂了，并且感到晕头转向，就如我低头注视着一个无底的深渊一样，而我的沉思终于造成了可怕的头疼。"
 
　　他的堂兄弟回答说：
 
　　"我无论如何不能帮助你搞清楚你那些'我'。那完全是在我的活动范围以外的事，而且，如果我让自己进入你那些超人的冥想，我就也会成为或变得像你一样疯疯癫癫了。我的路线是抓紧那些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并且沿着常识的康庄大道前进，因此，我的那些'我'从不会纠缠起来。"
 
　　完全撇开讲这故事时的那种精致的幽默不谈，要想比这个更贴切地说明我们大家都会遇到的那种状况的各个本质方面，那肯定是不容易的。幸好，在正常生活中，陷入硕士那种可悲境地的危险是很小的；在正常生活中，我们逐渐变得习惯于应付实际需要，并学会用普通语言来传达我们需要的是什么和我们想的是什么。在这种调节中，严肃和幽默之间的平衡起着不小的作用；这种平衡在儿童游戏中非常突出，而在成年生活中也同样是觉察到的。
 
　　当转入多少年来被哲学家们讨论过的意志自由问题时，必须特别注意使用沉思和决心之类的字眼时的那种互补方式。即使我们无法说，是由于我们推测自己能做某件事情因而才愿意去做呢，还是由于我们愿意从而我们才能做这件事，但是我们可以说，能够尽可能好地适应环境的那种感觉，乃是一种普通的人类经验。事实上，决心这个概念在人类的思想传达中起着不可缺少的作用，就如希望和责任之类的字眼一样；脱离了应用这些字眼时的上下文，希望和责任等字眼同样是不可定义的。
 
　　说明意识生活时的主体-客体分界线的可变动性，是和一种经验丰富性相对应的，这些经验是如此地五花八门，以致引起了不同的处理方式。至于我们关于他人的知识，我们当然只看到他们的行为，但是我们必须意识到，当这种行为是如此复杂，以致在用普通语言说明它时要涉及自身知觉时，意识一词就是不可避免的了。然而，事情很明显，对于最终主体的一切追求都是和客观描述的目的相矛盾的，这种描述要求主体和客体处于面对面的地位。
 
　　这样的考虑绝无导致对于灵感的任何低估，这种灵感是伟大的艺术创作通过指示出我们地位中那种谐调的整体性的一些特点而提供给我们的。事实上，当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放弃逻辑分析而允许弹奏全部的感情之弦时，诗、画与乐就包含着沟通一些极端方式的可能性，那些极端方式常被表征为实用主义的神秘主义的等等。相反地，古印度的思想家们，就已经理解了对这种整体性作出详尽无遗的描述时的逻辑困难。特别说来，通过强调指出要求回答存在的意义问题乃是徒劳无益的，他们设法避免了生活中明显的不谐调性；他们懂得，"意义"一词的任何应用都蕴涵着比较，而我们又能把整个的存在和什么相比较呢？
 
　　我们这种论证的目的在于强调：不论是在科学中、在哲学中还是在艺术中，一切可能对人类有帮助的经验，必须能够用人类的表达方式来加以传达，而且，正是在这种基础上，我们将处理知识统一性的问题。因此，面对着多种多样的文化发展，我们就可以寻索一切文明中生根于共同人类状况中的那些特点。尤其是，我们认识到，个人在社会中的地位本身，就显示着多样化的、往往是互斥的一些方面。
 
　　当处理所谓伦理价值的基础这一古老问题时，我们首先就得问问像正义和仁慈之类的概念的适用范围是什么；这些概念的尽可能密切的结合，在一切人类社会中都是被希求着的。但是，问题很明显，在可以明确地应用被公认了的司法条款的那种情况下，是没有自由地表现仁慈的余地的。但是，正如著名的希腊悲剧家们所特别强调的那样，恻隐之心是可以使每一个人和任何简明表述的正义概念发生冲突的。我们在这里面临着人类地位所固有的和令人难忘地表现在古代中国哲学中的一些互补关系；那种哲学提醒我们，在生存大戏剧中，我们自己既是演员又是观众。
 
　　当比较不同的民族文化时，我们就遇到依照一个民族的传统来评价另一个民族的文化的特殊困难。事实上，每一文化所固有的自足性的要素，都密切地对应着作为生物机体中任一物种之特征的自卫本能。然而，在这方面，重要的在于意识到这一事实：以由历史事件哺育成的传统为基础的各种文化，其互斥特征是不能和在物理学、心理学以及伦理学中所遇到的那些特征直接相比的，这里我们处理的是共同人类状况的内禀特点。
 
　　事实上，正如在欧洲史中特别明显地表示出来的，民族之间的接触往往造成文化的融合，而融合后的文化仍保存着原有民族传统的有价值的要素。在这次会议上，关于如何弥补所谓现代社会中的文化裂痕的问题，吸引了很大的注意力；归根结底，这问题就是一个更狭义的教育问题；对待这一问题的态度，看来不但需要知识，而且，我想每人都会同意，这也还需要某种幽默。但是，最严重的任务就是要在有着很不相同的文化背景的民族之间促进相互了解。
 
事实上，科学和技术在现时代的急剧进步，带来了提高人类福利的无比希望，而同时也带来了对全人类安全的严重威胁，这种进步对我们的整个文明提出了迫切的挑战。当然，知识和潜力的每一次增加，曾经总是意味着更大的责任，但是，在目前的时刻，当一切人们的命运已经不可分割地联系起来时，以了解人类共同地位之每一方面为基础的相互信赖的合作，就比在人类历史中的任何较早时期都更加必要了。 
 
玻尔接受诺贝尔奖时的致辞：
 
当我站起身来，对于瑞典皇家科学院通过授予我以本年度诺贝尔物理奖而给予我的巨大荣誉表示我深深的谢意时，我很自然地想到要强调阿弗瑞德·诺贝尔的伟大基金所依据的那种科学的国际性。这对我来说是尤其自然的，因为我所以能够曾经很幸运地对我们物理科学的发展作出的一点点贡献，就在于将对于我们有关自然界的知识的一些贡献结合起来，这些贡献要归功于不同国家的研究者们，他们是在很不相同的科学传统中成长起来的。
 
在世纪交替期间的那些伟大的实验发现中，来自许多国家的研究者们都起了如此杰出的作用；当这些发现给了我们一种进入原子结构中的不曾预料的洞察时，我们首先要感谢英国学派的伟大研究家约瑟夫·汤姆孙爵士和厄恩斯特·卢瑟福爵士，他们已经作为想象力和敏锐洞察力能够怎样看透经验的多重性而把自然界的简单性暴露在我们眼前的光辉范例，而把自己的名字铭刻到科学史上了。另一方面，在揭开对直接观察者隐蔽着自然规律的帷幕方面，一直是人类最有力的臂助之一的抽象思维，在应用所得到的关于原子结构的洞察来解释我们的感官可以直接觉察的各元素的性质方面也曾经具有决定的重要意义。在这一工作中，许多国家的人们也曾经作出重要的贡献；但是，通过他们的抽象而系统的研究来首先教导了我们的，却是伟大的德国科学家普朗克和爱因斯坦；他们教导我们，适用于支配着元素性质的各原子性粒子的运动的那些定律，是和人们一直企图用来整理自然现象的观察结果的那些定律有着本质上不同的性质的。
 
我很侥幸地能够成为这一发展的一个阶段上的连接纽带，只不过是许多例证中的一个例证，这种例证表明了科学界中在不同人类条件下发展着的研究工作的尽可能密切交流的富有成果。
 
但是，当一个丹麦科学家在这样一个场合置身于斯德哥尔摩时，他却不应该仅仅想到科学的国际性，而且应该同样充分地想到各个北欧国家之间的精神合作，这是我们全都不仅仅在科学范围内感觉到的。试图描述科学以及丹麦的研究工作对过去和现在的瑞典科学家们的重大感谢，这是很诱人的工作，但是，这就会说来话长，即使是只限于描述今晚出席的瑞典自然科学的杰出代表们的最重要的贡献，他们的工作在各种方面对于原子研究也是有过基本重要性的。因此，我将只提到一位瑞典物理学家，即伦德的黎德伯教授，他的揭露光谱定律的天才工作对于加深我们的原子知识，同样对于由我所作出的贡献，全都曾经具有如此巨大的重要性。
 
为了再一次深深感谢瑞典科学院通过授予我以诺贝尔奖而给予我的和给予丹麦科学的荣誉，我愿意能够在这次宴会上建议，为了科学进展的国际工作的迅猛成长而干杯，这种成长在这种在许多方面很可悲的时代中是人类生存的光明点之一；特别说来，我也建议为北欧各国的科学友谊而干杯，这些国家尽管有其独特的区别，却感到它们自己是由亲属关系而如此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 
 
玻尔轶事
 
足球明星
 
玻尔18岁进入哥本哈根大学，很快就成了哥本哈根大学足球俱乐部的明星守门员，他习惯在足球场上一边心不在焉地守着球门，一边用粉笔在门框上排演着公式。
 
进入国家队
 
大学四年级时，由于俱乐部的成绩出众，立下汗马功劳的玻尔入选国家队。1908年的伦敦奥运会上，丹麦队获得男子足球项目的银牌，玻尔更多时候作为替补门将在场边挥舞着红白国旗。
 
解题误球
 
不过他也有分神的时候，据丹麦AB队史料记载，在一场AB队与德国特维达队的比赛中，德国人外围远射，尼尔斯·玻尔却在门柱旁边思考一道数学难题。
 
科学家球星
 
玻尔后来进入科研机构，专心于原子物理研究，但他仍不忘心爱的足球，业余时间常把踢足球当做休息,成为一名不折不扣的“科学家球星”。
 
相识爱因斯坦
 
玻尔和爱因斯坦是在1920年相识的。那一年，年轻的玻尔第一次到柏林讲学，和爱因斯坦结下了长达35年的友谊。但也就是在他们初次见面之后，两人即在认识上发生分歧，随之展开了终身论战。
 
玻尔-爱因斯坦的争论
 
玻尔与爱因斯坦围绕关于量子力学理论基础的解释问题，开展了长期而剧烈的争论，他们只要见面，就会唇枪舌剑，辩论不已。1946年，玻尔为纪念爱因斯坦70寿辰文集撰写文章。当文集出版时，爱因斯坦则在文集末尾撰写了长篇《答词》，尖锐反驳玻尔等人的观点。他们的论战长达30年之久，直至爱因斯坦去世。
 
友谊之争
 
但他们始终是一对相互尊敬的好朋友。玻尔高度评价这种争论，认为它是自己“许多新思想产生的源泉”，而爱因斯坦则高度称赞玻尔：“作为一位科学思想家，玻尔所以有这么惊人的吸引力，在于他具有大胆和谨慎这两种品质的难得融合；很少有谁对隐秘的事物具有这一种直觉的理解力，同时又兼有这样强有力的批判能力。他不但具有关于细节的全部知识，而且还始终坚定地注视着基本原理。他无疑是我们时代科学领域中最伟大的发现者之一。” 　　
双获诺贝尔奖
 
爱因斯坦本来早该获得诺贝尔奖，但由于当时有不少人对相对论持有偏见，直到1922年秋才回避相对论的争论，授予他上年度诺贝尔物理奖，并决定把本年度的诺贝尔物理奖授予玻尔。这两项决定破例同时发表。爱因斯坦当时正赴日本，在途经上海时接到了授奖通知。而玻尔对爱因斯坦长期未能获得诺贝尔奖深感不安，怕自己在爱因斯坦之前获奖。
 
两位可爱科学巨匠
 
玻尔得知爱因斯坦获奖的消息后非常高兴，立即写信给旅途中的爱因斯坦。玻尔非常谦虚，他在信中表示，自己之所以能取得一些成绩，是因为爱因斯坦作出了奠基性的贡献。因此，爱因斯坦能在他之前获得诺贝尔奖，他觉得这是“莫大的幸福”。爱因斯坦在接到玻尔的信后，当即回了信。信中说：“我在日本启程之前不久收到了您热情的来信。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它象诺贝尔奖一样，使我感到快乐。您担心在我之前获得这项奖金。您的这种担心我觉得特别可爱——它显示了玻尔的本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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