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AM 2022|范希文：能源转型下的多因素考量

11月18日，由《风能》杂志主办的首届新能源资产管理大会（NEAM 2022）在北京成功举办。本次大会由宁夏嘉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鉴衡认证中心共同承办，北京天润新能投资有限公司协办，支持单位为北京协合运维风电技术有限公司。大会以“探索新形势下新能源资产收益最大化模式”为主题，聚焦新能源资产投融资、评估、交易、碳资产管理和新能源运维技改等热点，旨在通过对国内外最前沿解决方案案例的总结与交流，为国内外新能源行业提供更为高效具体的发展参考路径。

中合董事会特别顾问及董事会风委会主任委员，《中国金融政策报告》项目（课题组）资深专家、原中拉合作基金首席风险官范希文，做了题为《能源转型下的多因素考量》的演讲。他表示，在新冠肺炎疫情、地缘政治等因素叠加下，能源转型是为了应对气候变化、以碳排放为出发点、针对人类活动所造成的外部性的一次主动转型。而碳中和、经济增长、地缘政治是能源转型的三个重要考量因素。对于人类来说，解决能源转型的唯一机制是靠全球的协调，但这一机制能不能稳步渐进地实现能源转型，对全球治理来说将是很大的挑战。

中合董事会特别顾问及董事会风委会主任委员，《中国金融政策报告》项目（课题组）资深专家、原中拉合作基金首席风险官范希文

以下为范希文演讲的主要内容：

当前，世界正处于一个能源全面转型的关口。与以往追求更低成本和更高效能为特征的新旧能源转换不同，这一次的转型是为了应对气候变化、以碳排放为出发点、针对人类活动所造成的外部性的一次主动转型。如果说之前的能源转型——如煤煤炭替代燃木，石油和天然气替代煤炭——是人类追求低成本、高效能能源的结果；那么，这一次的转型则是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以改变人类生存环境为最终目的。之前的能源转型往往是地域的、局部的和渐进的，而这次的转型则是全球范围的、跨地域的、阶梯式的。之前的能源转型源自经济活动的基层，通常是有人发明了技术，企业制造了产品，市场实现了转化，是自下而上的能源革命；而这一次则是依赖全球现有治理体系，由各国政府主导，自上而下发动，上下结合，依靠政策导向实现最终目标。

这样一场自上而下、规模巨大的能源转型，要确保“过渡期”能源市场的平稳，没有周密的安排和充分的协调是不可能的。首先是对各种替代能源经济效益和碳排放的评估；其次是对产业部门能源激励政策的设计和实施；再次是所需投融资的跟进；最后是新能源基础设施的建设，等等。进一步说，这样一场全球范围内的能源转型势必要求打破既有制度的藩篱，调整政府和市场互动的方式。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决策者面临的挑战是空前的，所涉及的层面是多维的。在这个过程中，决策者至少要面对三个因素的考量：碳中和目标的实现、均衡的经济发展，以及地缘政治决定的错综复杂的各国关系。

替代化石能源还有很长的路

目前，人类活动每年排放的二氧化碳大约为530亿吨，其中，约70%的二氧化碳都与能源有着密切的关系。然而，截至目前,全球80%的能源消费依然依赖于化石能源，而且需求尚未达峰。据麦肯锡的一份报告，全球对石油的需求在2030年之前仍会有一定增长，对天然气的需求到2037年才会达到高峰，到2050年则以每年0.4%的速度小幅下降。即便如此，到2050年，全球对天然气的需求仍将比2020年高出60%。化石能源不仅是迄今地球上同一效能下最经济的能源，而且在许多行业还有着广泛的用途，如化工、医药、化纤和塑料行业等。因此，仅从技术层面考量，用新能源替代化石能源很难一蹴而就。如果再考虑派生的社会影响如就业等因素，短时间全面替代化石能源是不现实的。

即使从能源自身的角度来看，稳定、可靠的能源和电力是任何转型赖以成功的基础。可再生能源的间歇性及当前储能技术的局限，导致电力系统稳定性减弱。过去10年，再生能源的发电成本大幅下降，已与煤电成本不相上下，但太阳能发电全产业链的碳足迹问题不容忽视。如太阳能板所需的多晶硅材料制造过程中的四氯化硅污染和高能耗问题，会降低太阳能的绿色成分。近年来，四氯化硅的污染问题通过循环使用得到了缓解，但高耗能促使一些多晶硅生产商将加工基地选在廉价的火电地区进行加工，结果导致全产业链碳排放增加。同样，风电和电动汽车则对铁、铝、铜、钴、锂等金属和水泥产生大量需求，相应的碳排放也不可忽视。

氢也一样，全球的氢从碳足迹可被分三种：绿氢、蓝氢，灰氢。其中，只有绿氢才是没有碳排放的氢。目前，全球大约90%以上的氢是灰氢，真正的绿氢只占1%。从成本的角度看，从灰氢到蓝氢再到绿氢的成本是依次升高的。

碳中和目标必须兼顾经济增长

可持续的、大规模的能源转型势必要兼顾经济增长和可持续性的双重目标，这对发达国家和欠发达国家可能有着截然不同的含义。对发达国家来说，气候变化造成的危害使新旧能源替代刻不容缓。同时，新能源发展所需要的制度、技术和资金上的保证并不缺乏，从而能源转型总体不会妨碍经济的增长。然而，欠发达国家尚处在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阶段，经济增长和摆脱贫困往往是各国的首要工作，大规模改变现有能源结构可能使这些国家难以承受，从而导致经济增长和可持续性二者难以兼得，这是全球实现碳中和目标必须面对的现实。

对许多欠发达国家来说，当前最主要的是“能源贫困”问题。所谓“能源贫困”是指无法享受可持续能源的好处。尽管从2010年以来，全球每年有1.2亿左右的人口摆脱了无电的状态，但至今仍有大约10亿人口享受不到用电。联合国贸发会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在欠发达国家约四分之三的用电户每月经历至少10次停电，42%的企业将缺电认定为制约发展的一个因素，每年因停电断电造成约7%的企业收入损失。缺电、少电不仅影响到这些国家人们的日常生产和生活，还直接危害到当地的公共卫生、教育、食品保障等方面。

与发达国家相比，欠发达国家的能源构成更缺少多样化，新能源占比也更低，因此，能源转型的时间可能更长。不仅如此，经济增长和能源结构之间的关系常常很复杂，能源阶梯（energy laddering）——即随着人均收入的增加，逐步转向更高层次的能源——的现象并不是唯一的；相反，能源叠加 （energy stacking）——即随着人均收入的增加，新老能源同时使用——反倒是常态。在非洲，煤和石油仍然是最主要的能源；在拉丁美洲，油气则是最大的能源供给。在印度，70%的发电依赖煤炭。此外，欠发达国家现有电网老旧、电力传输损耗大，规模化、智能化改造迫在眉睫。在许多偏远地区，甚至尚未铺设电网，如以新能源为解决途径，还需要网外（off grid）的解决方案。在这样的能源结构之下，为确保经济增长不受影响，在去年格拉斯哥气候峰会上，印度和其他一些国家在协议草案中将燃煤使用的措辞由“逐步淘汰”改为“逐步减少”，表明了对欠发达国家来说，碳中和目标必须兼顾经济发展。

地缘政治与能源市场相互作用

以欧佩克成立之日算起，至少过去了60年。伴随石油和天然气的崛起，地缘政治与油气版图便结下了千丝万缕的联系。油气市场的变化不断改变着地缘政治的格局，地缘政治又反过来影响着油气领域的布局和投资的优先置后，最终造就了不同时期的赢家和输家。

20世纪70年代的两次石油危机壮大了欧佩克，使中东地区成为地缘政治的焦点。苏联解体后，普京时代的俄罗斯成为全球举足轻重的能源大国，使俄罗斯与北约、欧洲的关系发生了微妙变化。俄乌冲突前，欧盟大约30%的石油和39%的天然气进口自俄罗斯，使欧洲的安全问题更加复杂。21世纪后，中国经济的崛起和美国的中东战争在2008年将原油价格推到147美元/桶，催生了美国页岩气、页岩油的大开发，并使美国一跃成为世界第一化石能源大国。目前的俄乌冲突爆发的原因之一便是，长期以来俄欧输气管道途径乌克兰造成的相关利益纷争。在这次的能源转型中，随着新能源以及电动汽车的崛起，预计全球对锂、钴、铜、铝等金属的需求会大幅上升，而这些矿产的分布和供给瓶颈难免会产生新的地缘政治热点。

总之，能源转型需要考量的因素是多元的，只有充分考虑这些重要因素，能源转型才可能稳步实现。 CW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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