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华兹华斯的政治家气质》
(政治哲学名著译丛)
[英] 戴雪 著
戴鹏飞 译
商务印书馆2020年8月出版
内容简介：
华兹华斯是19世纪英国浪漫主义代表作家之一。美丽的大自然、平凡的民众、淳朴而柔弱的女子等常常成为其诗笔刻画的主角。但是华兹华斯的诗歌中还有很大一部分是思想性的,而它们往往被人们忽视。没有得到广泛传诵。在本书中，戴雪通过分析华兹华斯的这一部分作品,试图诠释这位诗人作为道德家的一面。作者简介：戴雪，19世纪英国著名法学家，著有《英宪精义》《思索英格兰与苏格兰的联合》《十九世纪英国的法律与公共舆论》等作品。译者简介：戴鹏飞，现供职于江西宜春学院政法学院，研究领域为法理学、法律思想史等。翻译出版了《思索英格兰与苏格兰的联合》《枢密院考》等多部作品。
1770年4月7日，威廉・华兹华斯( William Wordsworth，1770—1850)出生在英格兰西北部湖区科克茅斯镇的一个律师家庭。8岁母亲去世后，华兹华斯被送进霍克斯海德寄宿学校就读——这是一所当时十分有名的古典语文学校，他在那里待了9年。在此期间，霍克斯海德的校长伯曼帮助华兹华斯打开了文学与诗歌世界的大门。他提供了大量的游记、历史、传记等文学作品供华兹华斯阅读，因此华兹华斯最早接触到了诸如蒲柏、斯威夫特、德莱顿、寇柏、彭斯等人的诗歌。1787年，华兹华斯进入剑桥大学。不过，华兹华斯的大学生涯不算成功，他也并不十分热爱大学生活。他将剑桥大学视为死气沉沉、索然无味、慵懒无聊的处所，认为它是培养古板的学究和律师的场所。因此，他便同友人谋划到欧陆旅行，并很快付诸行动。1790年夏天，他们便在加来登岸，华兹华斯开启了他的第一次法兰西之旅。当时正值法国大革命一周年，华兹华斯发现整个法国都沉浸在疯狂的喜悦中。回到伦敦后，他聆听了柏克、潘恩、普莱斯特里等人针对法国大革命发表的演说。为了学习法语，同时更为了弄清楚法国大革命，1791年他又一次到法国旅行。1798年，他与柯勒律治共同出版了诗集《抒情歌谣集》(Lyrical Ballads)。1807年，华兹华斯出版了两卷本的《诗集》。这部诗集的出版标志着诗人华兹华斯创作才华黄金十年的结束。此后，华兹华斯思想活力日趋衰弱，想象力也大不如前，少有精彩的诗作问世。后来迫于生存压力，华兹华斯被迫接受了印花税征税官的工作，并且由于其当时较为保守的思想，而与拜伦、雪莱等诗人不和。华兹华斯是19世纪英国消极浪漫主义代表作家之一。与柯勒律治和骚塞组成了一个文学小圈子，被称为“湖畔诗人”。华兹华斯的诗作主要的描写对象是大自然以及普通人的生活。雪莱赞誉华兹华斯是“讴歌自然的诗人”——“云雀”“夜莺”“微风”“樱草”这些大自然中最寻常的事物，在他笔下总能变得楚楚动人；他总是能以饱含感情的诗句赞颂大自然的美，歌颂大自然包含着的无穷无尽的智慧及其对人类淳朴心灵的影响。“他写的这方面的诗，既是他作品中最有造诣的部分，在英国的同类诗歌中也是获得最高成就的”。除了那些描写大自然与质朴的普通民众的脍炙人口的诗歌之外，华兹华斯的诗歌与其他作品中还有很大一部分内容涉及政治思想。华兹华斯涉及政治思想的作品主要有三个部分：一部分是由70余首十四行诗组成的诗组“献给民族独立与自由的诗”；另一部分是自传体叙事长诗《序曲》(The Prelude)中关于法国大革命的三章；最后一部分是散文体的政治性论著，包括《致兰达夫主教的一封信》(A Letter to the Bishop of Llandaff)、《论辛特拉协定》(Tract on the Convention of Cintra，以下提及简称Tract)、《致威斯特摩兰自耕农的两次演说》(Two Addresses to the Freeholders of Westmorland)。国家、民族、自由、专制、压迫等严肃的主题成为了这些作品所反映的主要内容。并且，由于所涉及的主题异常沉重，华兹华斯这部分重要的作品往往被人忽视，没有得到广泛的传诵与流传。因此，华兹华斯诗歌中所反映的政治思想或华兹华斯通过诗歌折射出的政治家气质很少受到人们的关注。“对……大部分人来说，华兹华斯是以诗人的身份而著称……同时，对于他们来说，华兹华斯还是一位道德家。”因此，从未出席过议会，甚至从未试图获得议会中一个议席的这么一位诗人会同云谲波诡的政治有什么关系呢？他又通过自己的诗歌对英格兰或不列颠的公共生活产生了何种影响呢?对华兹华斯的政治观念略有了解的人们通常会认为华兹华斯是一位政治上的变节者。早年虽然并未变成雅各宾党人，却和当时大部分辉格党人一样是大革命热情的支持者；而到了晚年，他却变成一个思想保守的人，支持托利党，反对罗马天主教的解放，反对《改革法案》。拜伦与雪莱对华兹华斯的这种转变不甚理解。他们认为，华兹华斯思想的转变是由于他晚年为了生计不得不接受印花税征收官这份工作，从而导致自己放弃了早年激进的政治信仰。英国宪法学家戴雪的著作《论华兹华斯的政治家气质》(The Statesmanship of Wordsworth)试图为我们解答上述两个问题，为我们揭示英国浪漫主义诗人代表之一的华兹华斯作为诗人之外的另外一重面相，为读者展示华兹华斯的政治性诗歌所投射出的政治家风范。戴雪对“两个华兹华斯”这种解释提出一定程度的挑战。《论华兹华斯的政治家气质》主要通过对《序曲》、“献给民族独立的诗”以及《论辛特拉协定》的分析，论证了华兹华斯的政治观念在一定程度上是连贯一致的。正如戴雪论述的那样，早年的华兹华斯是一位坚定的共和主义者。他早年的这种政治信念主要记载在《序曲》这一部诗集中。这点可以从《序曲》第九卷第120—125行的自白中明确地看出来:我……于是，不久即成为共和派，我的心献给人民，我的爱属于他们
但随着革命事态的发展，华兹华斯最初对革命的乐观态度也发生了些微变化。1791年11月，华兹华斯再次造访了法国，并且一直待到了1792年12月。华兹华斯发现，一年前大革命初始爆发时所激发出来的热情与乐观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整个国家被狂暴的激情所包围。在9月的大屠杀爆发时，华兹华斯离开了巴黎，去了布洛瓦。因此，他并未能亲身经历9月的大屠杀。但是，他对大屠杀是厌恶的，他的情感与政治信念是属于吉伦特派的。在日后回忆大屠杀与恐怖统治时，他后悔自己当时没有同那些人一同死去：无疑，当时我和那些已经死去的人们坚持同样的主张，也许我也应当死去，作为一个可怜的错误和令人困惑的献祭——应当回到自然母亲的怀抱，带着我所有的决断、所有的希望
因此，9月的大屠杀以及雅各宾的专政恐怖统治并没有动摇华兹华斯对革命本身以及他对共和主义的信仰。相反，他相当理智地分析了法国人为什么会默许恐怖统治的发生。第一个原因是反法同盟与法国的战争。只要这种战争存在一日，为了保卫法国的领土，保卫革命的成果，恐怖统治就有存在的必要。第二，华兹华斯从法国的古代传统中找到了恐怖统治的原因。雅各宾的邪恶统治只是继承了法国旧制度中最邪恶的传统，并将其中最专制的习惯夸张地加以复兴。华兹华斯认为，恐怖统治的原因不应当在当前的环境中寻找，而应当在“世世代代继续下来的罪孽与愚昧”中寻找：世世代代积蓄下来的罪孽与愚昧，如巨大的水库，再不能承受那可怕的重负，突然溃决，让大洪水泛滥全国。
1792年到1802年属于华兹华斯政治思想发展的中期。在这个阶段，其政治观念的主要特征在于反对1793年英国加入并领导反法同盟对法国宣战，谴责英国对法国的战争是一场不正义的战争。
1793年，英国在皮特的领导下对法宣战。英国的做法使华兹华斯十分失望与愤慨。在华兹华斯看来，一个自由之典范的国家不应干涉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选择它自身意愿的政体，这样的国家不再是自由的国度，而是扼杀自由的国家。因此，他对英国的爱国精神开始枯萎：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被赶出爱的围栏;情感从根子上枯萎、烂掉，并非似先前那样被更强的感情吞没，而是都变成与原先对立的情绪。
而大约到1798年前后，华兹华斯对待英国对法战争的态度发生了根本性转变：从反对的态度转变成支持赞成的态度。因为到了1798年，法国已经不再是自由的保卫者，而是侵略者了：可这时，法国人自己成为压迫者，将自卫战争变成侵略的远征，全然不顾他们为之奋斗的一切，竟在光天化日之下，爬上自由的天平。
法国的战争已经不再是为保卫法国的独立与革命的成果而进行的了，而是为了侵略、征服他国。因此，在华兹华斯看来，这种战争便不再是正义的了。
1802—1815年是华兹华斯政治观念发展的第三个阶段。较之1793年，华兹华斯这个时期的政治观念在许多方面都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他不再反对英国对法战争。相反，他认为1802年的《亚眠和约》是不适当的，给了法国喘息的机会，“结束《亚眠和约》，重新对拿破仑专政开战对于英格兰来说既是一种必要，也是一种义务”。他认为英国不再像1793年皮特发动对革命法国的战争时那样是一个侵犯自由的国家，而是自由的堡垒，是欧洲自由最后的捍卫者。在《亚眠和约》签订后的两年中，奉行和平主义的阿丁顿内阁所采取的政策对英国来说是灾难性的，使英国陷入了空前的危难中。华兹华斯也对英国当时陷入的危急状况进行了遣责。他认为英国的状况是由于英国人丢失了自身的美德与良好的风俗，并呼吁诸如弥尔顿之类的英豪再世，将英格兰人的自由、美德与力量重新带给英国人：我记得一些大国如何衰退;当战士丢开宝剑而拿起账本，当学者撇下书斋去觅取黄金当高风美德告辞，祖国啊!我每每为你担忧一一也许我该受责备？
弥尔顿!你该活在这个时候，英格兰需要你!她成了死水一滩:教会、朝廷、武将、文官，庙堂上的英雄，宅第里的公侯，都把英格兰的古风抛丢，失去内心的乐。我们何等贪婪!啊，回来吧，快把我们扶搀，给我们良风，美德，力量，自由!
华兹华斯的这些诗句无疑是对短暂的阿丁顿内阁的严厉谴责。于是，1804年，皮特再次受命组阁，重整军备，并首先通过特拉法加大捷彻底摧毁了拿破仑的海军，使其攻打不列颠本土的计划付诸东流，只能诉诸于更加保守的大陆封锁政策。“献给自由的组诗”中创作于这个时期的诗歌歌颂了英国的自由与勇敢，重新鼓舞起了英国人对抗拿破仑的勇气。在《论辛特拉协定》这本小册子中，华兹华斯将对拿破仑的战争建立在正义战争的基础之上，并系统地阐释了自己对欧洲秩序的理解。他认为:“反对拿破仑的战争是一场反对非正义、反对压迫的战争。”华兹华斯将正义战争建立在民族主义的基础之上。在《论辛特拉协定》中，华兹华斯认为，对于每一个拥有民族独立的欧洲国家来说，民族独立是其他许多至善福祉——例如自由或文明进步——的必要条件与源泉。独立而非自由宪政是西班牙人民首要关注的目标。其次，每一个独立的民族包括英格兰都应当立志保卫其他每一个民族的独立。第三，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得拥有过于强大的军事实力，以至于威胁其他国家合法的独立地位。第四，拿破仑统治下的法兰西帝国拥有几乎无法抵抗的实力，这是有违民族独立原则的，因此英国必须向法国开战，将法国的实力限制在合理的范围之内。第五，按照民族主义的原则，欧洲的和平秩序将是一种均势政治。但是，华兹华斯设想的均势政治是以独立的民族为基础的，它不同于1815年维也纳会议上所建立的欧洲主要大国协调一致的均势。而在19世纪中叶欧洲爆发的民族主义正是反对各帝国协调一致的均势体系。因此，1802—1815年，华兹华斯的诗歌所具有的政治家气质就在于，首先它们极大程度上消除了英国人沮丧的情绪，并恢复了英国人对自由的信念与勇气;其次，华兹华斯在其反对拿破仑帝国的诗歌与文论中提出了最初的民族主义理论。这些民族主义的信条在欧洲大陆直到19世纪30、40年代才得到诸如马志尼等人的接纳，而英国的自由主义者直到19世纪70年代才接受了民族主义的信念。因此，正如戴雪所言，华兹华斯无疑是英国、乃至欧洲民族主义的先知。最后，戴雪的《论华兹华斯的政治家气质》虽然是针对1917年英国的具体处境而写作的，旨在鼓舞英国在“一战”中保卫国家、保卫欧洲自由的勇气。但是，对华兹华斯诗歌中所反映的政治思想及政治家气质无疑都是超越时代的。更重要的是，戴雪在华兹华斯的政治思想中发现了民族主义这一线索，可以一以贯之地解释华兹华斯生涯前期与后期的政治观念。与此同时，不同于华兹华斯的是，作为统一党代表人物之一的戴雪先知般地意识到了民族主义对于不列颠帝国可能产生的威胁——“民族主义的精神有朝日会变成一股解体性的力量，它有可能不像在意大利的例子中那样缔造民族的统一，而是会破坏统治良好的国家”。-推荐阅读-
新书推介 |《百年清史研究史·思想文化史卷》
新书推介 |《百年清史研究史·经济史卷》
新书推介 |《百年清史研究史·历史地理卷》
新书推介 |《现实主义的二律背反》
新书推介 |《西南古代民族关系史稿》
新书推介 |《五四新文化：现场与诠释》
新书推介 |《庆余年·悬空之刺》（第五卷）重磅发行！
了解更多学术资讯
请长按下方二维码关注我们or回到文章顶部，点击在线学术论坛 （微信公众号ID：zxxslt）
点亮在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