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野调查的理论与方法

田野调查在社会科学中既古老也非常新颖，它已经被几个世纪以来的众多社会研究者所使用，特别是进入20世纪下半叶以后，人类学与社会学者的应用和贡献，更是使其发展成为一项科学技术。然而这项技术中第一个难点就是现场进入，本文是2003年刊出的一篇文献，至今已是田野调查方法学研究中最高被引，一起来看看吧！

《田野调查与现场进入》

田野调查作为一种定性研究方式，被中外学者广泛使用。而研究者能否顺利以及如何进入现场则是田野调查中异常关键的环节。在当代中国研究中，常见的现场进入方式主要有∶海外访谈、官方支持、选择家乡、运用私人网络、匿名曲线闯入等。

田野调查;现场进入;当代中国研究

当代中国研究是自1949年后在西方尤其是美国社会科学界形成的有关当代中国社会、经济、政治与文化诸方面的多学科研究，今天它已经成为包括中国学者参与的有关中国社会变迁与发展的一门综合性社会科学。在这50多年间，当代中国研究的资料来源就经历了从单纯依赖公开的官方资料（50-60 年代），到在香港的内地移民中进行访问（70年代），再到去中国进行田野研究（80-90年代），最后到同中国学者进行有益的合作（90年代后）这样几个阶段.


然而在前两个阶段的30 年中，相关的外国学者一直得不到去中国从事实地调查的机会———而这通常被视为是进行成功的社会科学研究所必备的条件。无法对中国进行实地考察导致的遗憾，就是缺乏关于中国的第一手资料，若以"事后诸葛亮"的眼光，我们能够轻而易举的指出那些开拓性研究中的缺陷，这些缺陷产生的主要原因之一便是缺乏实地调查。直到80年代，即中国改革开放前后，西方学者得以允许进入中国内地进行实地调查，才使得一部分学者得以进入现场从事实证研究。从此田野工作在当代中国研究中的价值日益得到学界包括国内相关学者的认可，以实地调查为研究起点，并用第一手资料为素材来表述当代中国社会、经济，政治与文化现实几乎成为主流研究路径。于是田野调查以及如何开展田野调查必然成为当代中国研究实证方法运用与研究的重要内容。

田野调查与当代中国研究

田野调查，也称作实地研究，是一种深入到研究现象的生活背景中，以参与观察和非结构访谈的方式收集资料，并通过对这些资料的定性分析来理解和解释现象的社会学研究方式。田野调查在社会科学中既古老也非常新颖，它已经被几个世纪以来的众多社会研究者所使用，特别是进入20世纪下半叶以后，人类学与社会学者的应用和贡献，更是使其发展成为一项科学技术。不难想象，这一技术的应用与推广必然会对当代中国研究产生一定的影响，而且在现有当代中国研究中田野调查方法的采用也相对较为广泛，且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在50-60年代，即当代中国研究的奠基时期，有关当代中国研究的西方学者们的研究主要是在福特基金会的资助下完成的，而且除了康乃尔大学的人类学家施坚雅（Wiliam- Sknner）的资料来源于1949年前在中国四川进行的田野调查以外（其代表作是《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其他人都因为无法直接进入中国，而主要依靠官方报纸及在香港收听内地广播为资料收集的主要手段。
进入70年代以后，由于1970年后大批的中国内地移民从各种途径涌入香港，其中有许多人或是农民，或是下乡知识青年，或是工厂工人，再或当过红卫兵，他们带来了自己丰富的人生经历和中国革命的内情，这为西方学者比较深入地了解中国提供了可能。

这样，在70年代许多社会科学家尤其是社会学家都通过在香港访谈的方式来收集资料，这些研究大多在80年代初获得出版。后来由于改革开放，使得中国社会的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政治生活的相对宽松、文化的多元化和异质化发展，也使得社会的力量壮大起来，并第一次真正引起了西方学者的关注。而在这种变化之下，对西方社会科学研究者来说真正有意义的变化发生了∶他们被允许进入中国从事研究，其中就有不少从事当代中国研究的学者得以进入中国进行田野研究和资料的收集。

1979 年后，一批从事中国研究的美国学者进入中国，其中包括政治学家裴宜理、历史学家黄宗智、社会学家戴慧思等人。当时交了好运，成为第一批到中国进行系统研究的美国社会科学家，还包括弗里曼、毕克伟、赛尔登等三位美国政治学、历史学和社会学教授。他们所著的《中国乡村∶社会主义国家》的资料搜集工作始于1978年5月。在数千小时的正式和非正式的访问和讨论中，他们在增加记录材料的同时，还找到了引导他们获得幕后真相的线索。为了得到官方宣传以外的资料，他们访问了所有随机抽样的小路旁的家庭，在理发店和面馆里闲聊，此外还设法与当地人及在此工作的外地人进行交谈。

而处在改革开放前沿的中国广东省政府更是在1987年邀请傅高义前往广东，用8个月的时间访问和考察了广东的 14个地级市、3个经济特区、70个县和大量的企业，在此基础上他写出了有关广东发展的一部著作《广东先行一步》。【4另外陈佩华、赵文词、安戈3人于1975-1978 年间通过对移居香港的陈村村民的访谈，深入考察了人民公社时期陈村的政治与经济状况后，又于1992年得以进入陈村实地考察了陈村在邓小平时代的生活变化，并出版了《当代中国农村历沧桑∶毛邓体制下的陈村》。利用上述调查资料，赵文词还于1984年出版了其博士论文《一个中国乡村的道德与权力》。


其实，当我们面对上述所列以及未能列出的通过田野调查而写成的诸多当代中国研究成果时，可以设想，国外学者从利用二手资料，到境外访谈，再到进入中国内地的现场实地调查，已经不只是方法的改变，更是研究时代的转变。

在目前国外当代中国研究中，正是因为田野调查成为可能并得以成功运用，使得研究者们有机会获得了以往所无法获及的大量详尽的第一手调查材料及丰富的原始档案资料。这一切必然会为当代中国的实证研究奠定基础，同时也为进入新时期的当代中国研究注入了生命力，并使其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度。
然而，在当代中国研究于西方得以兴起，且已有众多的西方学者进入中国内地从事实证调查与研究的同时，也有越来越多的在中国本土生活、从事研究的学者，或有过这种生活经历后留学海外的华裔学者将目光投向自己的祖国。

如同当代中国研究的西方学者，从事当代中国研究的中国学者们，大多将自己研究的目光投到了中国农村，去关注中国的农村社会与农民生活。而且受西方学者的影响及在近年来华人学者所倡导的"社会科学本土化"的背景下，从事当代中国研究的中国学者们已经开始真正重视并正在实施着探索性的实证研究。特别是自20世纪90年代以后，一大批由中国本土学者所著的田野调查著作相继问世。

综观以上论述，其实无论是国外的当代中国研究，还是当代中国研究的本土化，学者们大多采用了田野调查这一实证性研究方法，对当代中国特别是中国农村进行了详尽的实地考察与资料收集。然而这些调查在取得颇有意义的研究成果的同时，因其在田野调查过程中由语言障碍、文化冲突，政治敏感，、信息壁垒、配合程度、观察深度等所导致的收集数据与材料的科学性、真实性等问题，愈来愈受到学术界的质疑，同时这些问题也成为实际从事当代中国实证研究的学者们必然遇到的困惑。然而，这些质疑抑或困惑的产生无不与田野调查中的现场进入有关。如何以及能否顺利进入调查现场，已经成为摆在国内外从事当代中国研究及其他相关社会科学研究的学者们面前的一道门槛。

田野调查的最大优势在于它的直观性和可靠性。在田野调查中，研究者可以直接感知客观对象，它所获得的是直接的、具体的、生动的感性认识，特别是参与观察更能掌握大量的第一手资料，这是其他调查方法所不及的。

同时，在田野调查中，研究者亲到调查对象的现场，直接观察处于自然状态下的社会现象，有利于直接了解被研究对象，而且研究者也可在共同活动中与被研究对象中的相关人物建立感情、发展友谊，并在此基础上深入、细致地了解被研究对象表层以下的有关情况及具体表现，这也是任何间接调查方法所不能做到的。所以田野调查能够得以在当代中国研究领域以及其他社会科学研究中运用较为广泛。

然而，当我们感慨田野调查在当代中国研究包括其他社会科学研究中的意义与价值，并大谈特谈田野调查的具体方法与实施技巧时，很多时候却忽视了田野调查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现场进入。田野调查研究方式的基本特征是强调"实地"，即研究者一定要深入到所研究对象的社会生活环境，且要在其中生活相当长一段时间，靠观察、询问、感受和领悟，去理解所研究的现象。

因此如何进入现场以及能否顺利进入现场，往往不仅仅决定田野调查的成功与否，甚至还会影响该项研究的科学性及最终的研究质量。

一般情况下，研究者明确了研究的问题，选好了研究的对象，并且思考了自己的个人因素及其与被研究者之间的关系对研究的影响以后，便面临着如何进入研究现场的问题了。所谓"进入研究现场"至少可以指两种不同的行动∶其一，研究者与被研究者取得联系，征求对方是否愿意参加研究;其二，研究者个人置身于研究现场，在与当地人一起共同生活和劳动的同时与对方协商从事研究的可能性。研究者可以在这两种方式中选择一种，选择的标准取决于具体研究项目的要求以及研究实地的可能性。

不过，无论选择何种具体的方式进入现场，除了一些可以随便进入且相对开放的现场外，大多数研究者往往会碰到的一个问题是∶在进入现场前便遭遇了"闲人免进"、拒绝合作、敷衍了事、信息虚假、"现场伪造"等人为的限制，接触不到关键人物与事件阴暗面等。比如由于当地人不认识研究者，也不知研究者的具体来历，本能的抵触心理使得他们很难在一开始就接受研究者及其研究行为。

又如部分欲从事田野调查的研究者，为了增加自己身份的"可信度"，习惯在研究开始之前请自己单位的领导写一封介绍信，或者请被研究单位的上级领导写一封批文。但是，单位领导或上级的文件可能会给被研究者造成心理上的压力，使他们感觉是在强迫他们参加研究。

此外，官方的文件还可能使被研究者认为研究者有一定的"来头"，与上级机关串通一气来对他们进行"监督检查"，因而不愿意与研究者合作。再如涉及保密及一些敏感性话题，很多被研究对象或研究单位也会拒绝合作，更不愿意接受访谈与提供材料，更多的时候会将研究者拒之门外，使得不少雄心勃勃怀揣研究计划欲图"进入田野"的研究者们在吃了闭门羹之后不得不无功而返。


面对如此困惑，甚至可以称得上是田野调查过程中的一道难以逾越的门槛，研究者在进入现场并与被研究者接触之前一般需要尽可能做一些准备工作。

首先，研究者应该设法了解当地的权力结构、人员关系以及人们一般认可的行为规范。如果研究者认识当地的人或者他们的朋友和家人，可以事先与这些人取得联系，尽量充分地了解当地的情况，听取他们对进入研究现场的建议。如果研究者与当地人不认识，可以事先了解一下当地人中有没有态度比较开明、愿意帮助别人的人。在进入现场之前，研究者还应该学习一些与被研究者建立良好关系的"诀窍"，如谨慎、诚实、不作预设、当一个反思的听众、愿意表露自己等。争取获得被研究者的信任。如果被研究者对研究者产生信任，其他一切问题便都可以迎刃而解了。很多来自实地的报道表明，研究者进入研究现场通常靠的不是理论，而是研究者本人的机敏，特别是研究者本人处理人际关系的策略、即兴的创造力以及应付突发事件的灵活性。

由此可见，进入现场之前，一些人为因素显得异常关键。其中便有学者提出了田野调查中的"线人"、"中间人"、"守门员"等概念与理论。


美国著名社会学家艾尔·巴比（Earl Babbie），在其经典教材《社会研究方法》中写到∶"假设现在你们决定对一个校园政治组织进行实地调查，再假设你们并不是这个群体的成员，对这个群体也不很了解，而且将对其中的参与者表明你们的研究身份。在对这个群体进行直接观察之前，你们应该做的几项准备之一，可能希望运用线人，你们可能先和已经研究过这个学生政治群体或和对它比较熟悉的人进行讨论，特别是你们会发现和其中的成员进行讨论相当有帮助。也许你们有朋友就是成员，不然就去认识一个。假如和线人的关系发展超越你们的研究角色，对于你们的准备工作就会更有助益。"

其中国内的学者如风笑天则提出了"中间人"的概念，他认为研究者要能参与研究对象的实际社会生活，还常常需要某些"关键人物"或"中间人"的帮助。这些关键人物或中间人就生活在研究对象所生活的社区，或者就工作在研究对象所工作的单位，他们既认识研究者（是研究者的朋友、亲戚更好），同时又认识研究者所希望研究的那些研究对象。总之，他们能够十分便利地将研究者"带入"到研究对象的生活世界中。

同时陈向明也认为，研究者在进入现场时需要了解很多方面的情况，其中重要的一环是"守门员"。"守门员"一般可以分成两种类型，一类是"合法的守门员";另一类是"不合法的、自己任命的守门员"。比如研究涉及到中小学学生，他们的家长以及学校的领导和老师就属于"合法的守门员"之列，因为他们具有社会所认可的、决定孩子是否参与研究的身份和权力。

对这类"守门员"，研究者应该表示尊敬，慎重地征求他们的意见，努力获得他们的许可。通常，如果这些人加入到被研究者的行列，其他的人便觉得比较放心，也愿意加入进来。而如果这些人没有参与研究，其他的人则可能觉得该研究可能有某种蹊跷，不愿意自己冒险一试。因此，在这种情况下，研究者应该首先争取这些人的参与。
虽然上述这些理论及有关提法在某种程度上有相似之处，但正确并巧妙地处理好有时会影响全局的人为因素，仍不失为田野工作者能否得以成功跨越门槛、顺利进入现场值得参考且较具操作性的现实方法。

几种常见的现场进入方式与方法探讨

进入研究现场可能有很多不同的方式，比如在实地自然地进入、直接说明意图地进入、隐蔽地进入等。理想的状态是自然地、直接向被研究者说明意图地进入，但是在有的情况下这样做却比较困难。本文拟结合国外学者有关当代中国研究的实证研究方法及部分国内学者的田野调查成果，主要介绍几种常见的现场进入方式，并对其中的方法进行简单的探讨。

1.海外访谈∶第二现场的开辟

在早期当代中国研究中，虽然不少西方学者不能进入中国内地开展实地调查，但这在某种程度上并未影响他们研究的开展。而选择对移居香港、台湾或国外的内地移民进行访谈及个案研究，则可以看作是有关当代中国研究一种间接的现场进入方式。
如在汉学家弗里曼进行田野调查的时代，中国的田野调查地点对西方学者是封闭的，因此他只能在新加坡的海外华人社区做实地研究，正如他本人在许多文论中承认的，他的理论和方法的提出与田野调查机会的缺乏有密切关系。

但是，60年代以后，这种状况发生了初步的变化。首先，英国人类学家华英德（Wad）在香港的渔村开发了田野地点，重新采用社区研究方法对汉人社会的特点加以新的分析。稍迟，由于港台地区田野地点的开放，弗里曼的学生在新界以他的导师的模式研究村落宗族组织，另一个学生则在台北县的村落中研究汉人宗教，美国学者帕斯特奈克（Pastemak）、马丁等在台湾验证和批评弗里曼宗族模式。

此外，美国人类学家葛伯拉（Gsrlin）、武雅士等先后在台湾进行村落调查。70年代中期，对中国的社区人类学调查也逐步发展起来。起先，一些人类学家还不得已而通过对广东60-70年代在港移民的访谈和短期访问，了解中国村落社区生活。

较为知名的则要数陈佩华、赵文词、安戈三人的有关陈村的当代中国研究。1974 年，他们到香港进行博士论文的田野调查，之所以选择这里，是当时研究中国的学者不能够到中国内地开展研究工作，香港最靠近中国内地，是当时研究中国相对理想的地方。
一个偶然的机会，他们结识了来自广东珠江三角洲"陈村"的几位年青移民。他们讲述了20多年来发生在这个村里的一些故事，这些故事对当代中国农民来说，是耳熟能详的家常便饭，但对从没到过中国的外国学者来说，简直是天方夜谭。赵文词等人产生了进一步了解的兴趣，并开始有计划地采访和了解他们在陈村的经历。为了拓宽视野，还请他们介绍见一些先前的邻居和朋友，而那些人又把他们介绍给其他住过陈村的居民。通过这种连环介绍，他们总共结识和采访了26 位来自陈村的居民，这些村民成为了解60-70年代陈村情况的主要信息提供者。【在采访中，他们发现，被访者接受访问的动机主要是想交个朋友或者想找个好听众，说说自己亲身经历的事情，在异国他乡也许是一种享受。然而，他们却得到了真实的一手资料。

如前文所述，当初赵文词等人开展研究之时，西方学者是不许驻进中国农村的，自然无法对农村日常生活进行亲身的考察。当时要想研究中国的村落，可供选择的途径便是采访移居国外的村民。尽管后来西方的学者已被允许进入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实地农村调查，但到了今天，他们仍旧相信，本地的采样并不足以完全替代外地的采访。在中国境内搜集的信息当然是极有价值的，可是这类信息毕竟与他们在国外搜集到的大有出入，算不得同一"类型"的信息。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当代中国的历史，充斥着容易引起政治敏感的话题。中国农村的大部分农民都不能不有所顾忌，怕对外国学者吐露的信息会得罪了街坊四邻或地方领导。反之，移居香港的村民一般都没有这种顾虑，他们甚至还能坦然地与学者们讨论影响农村政策或操纵政治运动的种种幕后的交易或非正常的渠道。

2.官方支持∶自上而下的通行证


与上述间接地进入现场的方式相比，随着我国的改革开放，国外学者开始有机会亲自到中国内地开展研究工作，同时内地本土学者也开始参与了当代中国研究。虽然他们已经不再担心能否进入现场，但是如何顺利进入现场依然是个现实而又各显神通的问题，仍然值得加以探讨。


其实对于当代中国研究的田野调查来说，第一个大问题是如何"入场"，第二个大问题是如何保存"现场"。对于调查者来说，中国逐级划定的行政区划差不多是各级"诸侯封臣"的"封地"，在大小"封疆"上，到处树立着一块无形的"闲人莫入"的告示。官吏的防范与村民的疑虑足以使陌生的调查者裹足难前。正式的"入场"方式只有一途，那就是通过官方的许可与支持，自上而下地逐级深入。

如 1956 年于中国开展的轰轰烈烈的社会历史调查，这一可能是世界上进行的一组最广泛的田野工作项目，便是在党和政府的全力支持下才能够完成，这种支持包括批准成立训练田野工作人员的机构和分析搜集到的资料。当时全国各地正处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高潮，民族地区的面貌行将发生重大变化，因之进行带有抢救性质的社会历史调查成了一项刻不容缓的任务。社会历史调查的领导来自上层，来自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委员会和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当时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副委员长彭真也对调查很感兴趣。有了来自这一级的支持、鼓励和资助，参加的人数从初期的200人发展到 1958年调查高峰阶段的1000多人。调查工作由官方主办也就意味着调查可以得到充分的支持和保障，这对大多数田野工作者来说是一个令人高兴的变化。

再如在当代中国农村研究中蜚声海内外的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该中心自成立以来就十分重视农村实地调查，强调深入实际，努力探索社会科学研究的新方法、新路子。从80 年代中期开始在全国范围的社会调查，其研究人员的足迹遍及20多个省和自治区。1997年，为探索新时期改进农村基层管理的新思路，中心向湖北省委提出了选取一个村进行"依法治村，民主管理"的实验方案，得到省委书记的大力支持。同时该中心根据实验写出的政策建议报告得到了省委的重视。

另外 1999 年国家民政部基层政权和社区建设司与华中师范大学签订正式协议，共同建设"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为中心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无疑，无论是上述解放初期的社会历史调查，还是当今的"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等所开展的调查，无一例外地都得到了有关政府机构或官员的支持与帮助，这必然给从事相关田野调查的研究者能够顺利进入现场，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可能和一路"绿灯"。

然而这一"入场方式"的缺陷是，由于官方色彩过浓，且官员陪同或安排入场本身极易"破坏"现场，从而使调查失实。如本文前文所提及的《中国乡村∶社会主义国家》一书的作者弗里曼等3 位美国学者，当年在中国官方的"建议"下，去了位于河北省中部、定县专区西南端的饶阳县。然而接受访问的饶阳县人实际上已接到指示，受访时必须遵守当时的政策路线，强调"文化大革命"已结束，不谈及"大跃进"所造成的饥荒灾害时期的任何事情。

3.选择家乡∶熟人、熟事、熟环境


对于大多数研究者来说，若能够选择家乡开展田野调查研究，可能是再合适不过的事
在有关当代中国的研究中，有此便利条件的则要数"近水楼台先得月"的中国本土
国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的著作——费孝
通农民生活》（又名《江村经济》），作者则选择了其家乡开弦弓村作为调查地点。选择
着特殊便利的条件，由于时间有限，当年作者的调查必须在两个月之内完成。如
果作者在一个全然不熟悉的地方工作，要在这样短的时间内进行任何细致的研究是不可能的。

开弦弓村属于吴江县，而作者就是吴江人，作者首先在语言上就有一定的有利条件。作为一个本地人，就不必再花费时间去学习当地方言。而且同乡的感情使作者能够进一步
人们的生活中去，不致引起怀疑。尤其是在这个村里，作者可以充分利用其姐姐个人自系。其姐姐负责蚕丝业的改革，村里的人都很信任她。作者能够毫无困难地得到全村居
通力合作，特别是村长们的帮助。他们理解作者的意图，不仅尽一切可能提供材料，而
且还提出一些可行的办法和有价值的建议，这使得作者的调查得以顺利进行。

而在国外的当代中国研究中，一些移居国外的华人学者或在中国出生并生活过的国;包括在西方留学继而任教的中国学者，他们也较多地选择了家乡或曾经的居住地作调查的主要选择地点。如林耀华用小说体裁写成的《金翼∶中国家族制度的社会学研究》一书，包含着作者的亲身体验、作者的家乡、作者的家族历史。这部书中所叙述的故事及其人物，正是生于斯、长于斯的作者青少年时期耳濡目染的一切。该书所描绘的每个事件至细枝末节，从本质上讲都是真实的，每个人物都有所指。作为这个四世同堂的家族社成员之一，对其多年中演习的风俗习惯、文化特质，作者无不谙悉。


还有杨懋春也选择了他童年所在的一个村庄——青岛附近的台头村，开展文化人类学的研究，写成《中国的一个村庄∶山东省台头村》。选择台头村作为研究对象，是因为作者在那里出生并在那里长大，高中以前一直生活在那里。他一直和台头村的亲属保持着联系，所
知道村庄里的日常生活和偶发的重大事件。这项研究可以算是对作者本人所见、所闻、所经验的事实纪录。


另外，在非华人学者中，裴宜理（Elizaberh.J.Pery），则在其所著的《上海罢工——中国工人政治研究》一书的英文版原序中写到∶"对我来说，写作本书有一种回家的感觉。我出生于共产党占领前夕的上海，当我在日本和美国长大时，我一直对这座我父母曾经度过20载动荡岁月的城市迷恋不已。30余年的隔断，我一直企盼着能回到我的出生地上海——不仅仅是作为一个获得签证通行的目的地。第一次回乡是在1979年春天，当时不仅仅是一次消解乡恋情怀的旅行，也是一次寻找研究机会的访问。然而，直到好多年过去，在众多个人和单位的支持、帮助下，我才最终得以在我的出生地开展认真的研究。

4，私人网络∶传统关系的非正式运用


与上述正式或相对正式的现场进入方式相比，下面两种方式（私人网络与曲线进入）则可以看作是不太正式的"人场"途径。由于中国特定的社会结构与社会调查环境，使得这些进入现场的方式比较顺利与有效，已经被众多田野工作者特别是中国本土学者所采用。


曹棉清的《黄河边的中国∶一个学者对乡村社会的观察与思考》是作者历时几年带着读者在黄河边上走村串户，与各色人等促膝谈心的田野调查报告。作者深知，要对中原农民、农业，农村以及村、乡、县地方政权之现状作一综合性考察，以一人之力实有不胜重负之感。且不说观察、访谈式的、调查方式本身的局限性，关键的问题在于，如何顺利地进入调查现场。之前，作者曾经考虑过两种进入调查现场的方法;一是获取一份通行全国的记者证，凭记者身份进入调查现场。二是与中央或省的有关党政部门取得联系，争取他们的理解与支持，而后自上而下地进入调查现场。这两种方法作者曾经试用过，但效果甚差。最后作者还是选择了一条非正式的"人场"途径∶启用亲友关系网络。依据这条传统习惯所认可的途径，既可"入场"，又能"保存现场"。此次中原调查，作者就是沿着市、县党校各位朋友们所提供的"亲友关系网"面直达村落、农舍的。


同曹锦清颇为相似的是，《村庄的再造∶一个超级村庄的社会变迁》的作者折晓叶在作村庄的研究时也有过先后两次不同的进入方式。1992 年第一次进入村庄多少是由官方介绍去的，作者的身份是考察者，村里的接待很正式，按礼仪安排会谈和参观。那一次作者结识了村书记兼董事长潘强恩和他的助手们。第二次进入则以一面之交的"熟人"身份，经过自己联系，得到村书记的首肯后，又由朋友同时也是同学的在当地的"挂职干部"顺利地送进村。

又如《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的作者应星所作的有关大河移民集体上访的研究，则是利用传统熟人关系顺利进入现场的又一典型。1997年6月作者利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招募博士生去三峡库区挂职锻炼的机会，被有关部门安排到三峡库区的贫困大县、移民大县——平县挂职，任副县长，为期一年。一个偶然的机遇，使得作者开始了对水库移民的关注。

在挂职期间，作者还利用协助县领导负责农村移民和新县城的建设工作之便，认识了库区的一些乡镇领导与上访群众。这就使作者跨越了生与熟，内与外的界限，在平县成了一个暂时的熟人，一个临时的自家人。县里的人与作者谈比较敏感的话题时，总会先加个"注"∶"我们现在关起门来说"。由此可见，正是拥有并恰到好处地运用了正式的工作关系以及由此而发展起来的私人网络关系，《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的作者在平县这种特殊的介入方式使得作者无论是在如履薄冰的官场还是在嫉恶如仇的民间都比较容易获得信任。

5. 曲线闯入;匿名调查与逐步暴露


在有的情况下，当研究课题较为敏感，或研究者预料自己的研究肯定会受到拒绝的时候，田野工作者往往只能采取隐蔽进入的方式。
隐蔽式研究使研究者避免了协商进入研究现场的困难，并且研究者有较多的个人自由，可以随时进出现场。但是，这种隐蔽的方式也有其弊端。由于研究者成了一个"完全的参与者".他/她不可能像在公开型研究中那样广泛地接触被研究者，只能在自己的角色范围以内与人交往。

此外，撒谎总不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情。研究者可能时刻受到自己良心的谴责，而且担心无意中暴露自己的真实身份。如果真相不慎败露，不仅会使研究者处于十分尴尬的境地，而且会使被研究者感到受到了侮辱。已经建立起来的良好关系可能会毁之一旦，研究可能不得不因此而终止。

2002年上半年.本文作者曾有幸于华北农村进行过一次"村民上访研究"的博上论文田野调查。由于作者身为一介书生，既无应星于国家县级政府机构挂职的机会，也无曹锦清遍布中原且身属要职的同学朋友关系网络;况且作者所研究的课题实际上都是与权力实际的运作过程直接相关的所谓敏感问题，它们往往都被权力运行的正式规则、意识形态的话语表述、日常生活的外在秩序深埋在水面下，基层政府对其即使不会引起相当的警惕也很可能表现出的是惯常的冷漠。在此情况下，作者能够选择的也只能采取隐蔽进入的方式。当然，期间也曾身不由己地受惠于一些人际关系的利用。

一个偶然的机会，作者结识了河北省C市广播电视局的一位领导，通过该领导的帮助，于2002年3月凭借该市广播电视局与N县结对扶贫的关系及前任扶贫干部F副镇长的引见，正式以毕业分配实习生的身份来到N县N镇政府报到。

在研究开始的时候，作者利用在镇政府上班、随包村干部进村办事以及在酒桌或食堂吃饭的机会，与他们随便交谈，作者很快和当地的人熟悉起来，由于北方人讲义气、容易相处且乐意帮助人，他们中的一些关键人物甚至成了作者的好友。接着作者根据实际情况，并抓住合适的机会，采取了逐步暴露的办法。在研究开始的时候，作者经常尝试着向一些已经混熟的被研究者简单地介绍一下自己的研究计划，然后随着被研究者对自己信任程度的增加而逐步展开。

半年期间本文作者正是利用这种现场进入的方式，多次与有关县局领导、工作人员、乡镇干部、村干部、村民及部分上访群众接触并探讨和调查有关问题，从而获取了大量客观真实的一手调查资料。
其实，大部分被研究者并不需要了解研究的全部内容和过程，他们最关心的是∶"研究者是什么人?他/她到底要干什么?我能够从这个研究中得到什么?

因此，我们只要对上面这几个问题作出解释就行了，不必详细介绍研究的具体程序和细节。其实，在向被研究者介绍自己的研究时，研究者可以保持一种低调的姿态。随着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之间关系的深入，后者对前者的信任程度会逐步提高，到那时原来看上去复杂、困难的研究计划也许会变得不复杂、不困难了。

综上所述，以上几种进入田野调查的方式，有的是单独进行的，有的是同时综合运用的，并被实践证明不失为能够顺利进入调查现场且行之有效的途径。而具体到当代中国研究来说，究竟如何进入现场，关键是要看田野工作者能否尽量自然地进入实地，方便实际田野调查工作的开展，并能尽量真实地收集到研究者所需要的第一手资料。

本文作者：郑欣

文章来源：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03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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