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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监狱里用血泪写就的,真正具有世界视角并属于国人的史书!
回忆我和柏杨相识之后,我们每一次约会都在谈校对。饭后开始校对,品咖啡之后校对,谈话之间校对。校对到一半,休息时继续谈校对。
印刷厂曾经告诉我,柏杨的改稿是出了名的——那个年代还用铅字排版。有一次排字工人生气地说:“这哪是改稿,简直是在作文嘛!”柏杨出版了那么多书,还真要感谢当年这些排版工人。一大摞一大摞涂满了笔迹的稿纸,可以看出柏杨如何严格要求自己,希望自己的作品精益求精。
此外,他也要感谢那些狱中的难友。我在整理书房时发现,有一大堆写了字的书稿,纸张大小不一,有些写在笔记本上,有些写在白报纸上。我诧异地发现,这些字迹往往不同,看得出是不同人的手笔。“这都是不同的难友帮我誊写的,他们中大致都是高学历,有学文史甚至学医的,因为是政治犯、思想犯,很少有贩夫走卒之类的。
当时我顾虑这些书稿不一定能带得出来,所以分别托付给不同的人同时分组抄录,日后只要有人获释,能带出去,就有希望出版。”后来,我陆续见到这些抄写文稿的难友,心里对他们升起了无限的敬意。
我读中学时,历史课对我来说有两大沉重的负担:一个是皇帝的年号,另一个是皇帝的谥号。尤其是皇帝当政若干年,可能还会改年号,我常常被这些年号搞得头昏脑涨,以致把他们的行事反而记得糊里糊涂。
在校对《中国人史纲》时,我新奇地发现柏杨用西元纪年来编排历史事件的顺序,年号、谥号一律不见了,而对君王直称其名,首先解除了我读历史时心理上的障碍。虽然初读的时候,很难记得事件发生的准确年代,但是多少可以记得是哪个世纪。这让我部分解除了读历史的桎梏。
在讲究正朔的传统历史观里,柏杨独用西元纪年,又直呼皇帝的名字,今天看来是正常不过的事,然而在五十年前却是石破天惊、令人咋舌的行径。我拿到这本书的时候,“中国人”这个书名就标明了这是一本平民史观的历史书。不同于他自序里认为历来的史书“把利益所从出的王朝放在第一位,而把中国放在第二位”,而现在“人”特别被标举出来,不是“以官员立场、以帝王将相为主”。柏杨的意思显然是把中国人民摆在历史舞台的中央,取代了历朝的帝王将相。
1979年1月,《中国人史纲》首度在台北出版,立刻受到读者们的热情欢迎。文坛、史学界也掀起了热烈讨论。到2020年,四十多年过去了,它的发行遍及整个东南亚的华人地区,甚至还有韩文版。
柏杨从小颠沛流离,仓皇来到台湾。1951年,他三十二岁征文获奖,开始写作,渐负盛名,十七年后入狱。1979年,柏杨正好六十岁,在狱中九年零二十六天,他静下心来用功读“二十四史”,动笔写《中国人史纲》。柏杨因为写作《中国人史纲》,踏出了人生另一个拐点。我在一旁观察柏杨一生的追求,好像看到一个出发比人家晚,却终于达成追日目标的夸父。
一部中国人共同的家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