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旧丨严向群：儿时的年饭，让我记忆犹新
作者简介
本文作者
严向群，曾用名陈创，山西财经学院贸易系78级。1982年分配到农业部工作。后供职北京二外旅游研究所、中青旅、中旅等单位。2017年退休。
原题
年 饭
作者：严向群
儿时的欢乐是以年饭为周期的。
即使是在物质极为匮乏的年代，母亲精心制作的八宝饭都是不可或缺的除夕早餐。每当这天我睁开惺忪的双眼，一盘扣着碗的“大餐”就会被母亲端到面前。
母亲的手会按住碗稍微一转，然后轻而易举地把碗揭开。一出精彩“大戏”的帷幕由此拉开：刚刚出蒸锅的热气随着碗上抹着的猪油香味蒸腾而上；雾里看花，最吸我眼球的是盘上半圆形上部的五彩果脯，那甜蜜一下子就勾出了我舌尖的口水……
母亲这时会用勺子把白糖均匀地洒在果脯下方的四周，这样的锦上添花、甜上加甜，该是藏在我童年记忆深处最美妙的时刻。
果脯下方是一层枣红色豆沙、一层白色糯米的八宝饭“主体”。我会用小勺拌着白糖把糯米和豆沙一点点放进嘴里慢慢品味，那些五颜六色的果脯肯定要留在最后去“饕餮”。那种满足感，如今想来，依旧齿留余香。
直到我年龄大了一些，才开始关注母亲制作八宝饭的“工艺流程”。
首先要买到上好的糯米，这在文革物质供应极为匮乏的年代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当年米面的供应是有严格比例的，大米的供应本来就很少，买一斤糯米要花去两斤大米的额度。
其次是要把糯米蒸成软硬适度的米饭，放多少水“技术含量”超高，这也是母亲的“绝技”。
第三是要把红豆熬烂，然后在铁锅里炒成豆沙，放多少油，掌握什么样的火候才能保证豆沙才不粘锅，也是要求十分精准。
最后的合成，是要先在碗底用肉皮抹上一层猪油，放好果脯，然后一层豆沙一层糯米地把碗填满，在拿捏糯米时，手上一定要蘸一下凉水才能不粘手。这个“细活”，没有超强的耐心和对新春佳节的憧憬，是难以完成的。
如果还有剩余的糯米饭，母亲会用来自制酒酿。
这先要去副食店买那种北方人完全不知为何物的“酒药”，经常要跑很多家才能买到那个硬邦邦的米黄色小方块。
买回家后，要把酒药放在碗中，用铁勺一点点碾成完全的粉状，才能达到最后的使用标准。
最后的关键环节，是要完全凭母亲多年实践的经验，以非常精准的比例把酒药掺入糯米饭中，放入一个带盖的小搪瓷盆中。特别不能遗忘的是要在中央挖一个洞，以便根据不断渗出的液体数量和味道，来判断发酵的程度。
为了达到发酵的效果，要把这个搪瓷小盆放在一床厚厚的棉被中，以保持酒酿生成所需要的温度。
酒药投放量是否精准，温控是否恰到好处，都是决定酒酿最后能否成功的关键。酒药不够，温度不到，都不能让糯米饭发酵；酒药过多，温度过高，就会生成出发出苦味的“败笔”。
母亲制作的酒酿有许多种吃法，稀释后卧一个鸡蛋，白中金黄，是非常诱人的羹汤；用江米粉捏成小园粒在酒酿中煮熟，就是南方人最喜欢的“酒酿汤圆”......个中甜蜜和醇香，是儿时记忆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说起当年春节物质供应的匮乏，现在的年轻人完全无法想象。
记得是在1974年春节，我心血来潮要去为家里办“年货”。早就听说菜市场要排大队，晚去了就会无功而返。所以那天晚上没有睡到十二点，我就骑上自行车奔了当时在北京声名显赫的朝阳菜市场。没想到和我想法相同的人还真不少，而且碰到了干校的同学胡子光，这个“不谋而合”让我们都有点意外。
春节的北京午夜，冰天雪地，菜市场门前也不是久留之地。为了宣示我们最先到的“主权”，大家自制序号，自行发放，然后一起骑车去了东四西北角唯一一家昼夜营业的小吃店。一碗馄饨下肚，寒意顿消。天色微明时，我们回到菜市场门口，虽然已经有了“后来人”，但是我们预设的“主权”还是得到了认可。据说为了这个认可与否，发生过不少大打出手的闹剧。
随着天色亮度的增加，排队的长龙迅速延长。排队的人中，各色人等，无奇不有。排在我身后的一个成年人指着一个有点“奇装异服”倾向的女人跟我说：
“你看那个女的，跟吃了死小孩似的......”
我定睛望去，原来是个抹了口红的女人，这在当年肯定被划为“外星人”的范畴。
直到早上八点，售货员才众望所归地来到柜台前。当我喜不自禁地买回两只骨瘦如柴的小冻鸡的时候，怎么也没有想到炖出来的鸡汤，竟然有一种陈放多年的霉味，难以下咽。
只买两只鸡，肯定不足以过年。我又骑着车四下去买其他“年货”。当年北京买年货有一个特色：排一个队，只能买一种商品。瓜子排一个队，花生排一个队，年糕排一个队......而且要在北京副食品购货本上签字画押。那个队伍之长，也是现在再也看不到的。记得年后我们几个小伙伴碰头，高昕就跟叶杨波说：
“那天排买年糕的大队时，我看到你骑车在四周晃荡，我故意没有叫你......”
叶杨波难免不解，高昕说：
“如果叫你来加塞儿，别人还不骂死我？”
大约也就是从这一年起，我才第一次见到市场上销售的“水磨年糕”，一条条晶莹洁白，切成片后和肉末、雪里蕻混炒，是祖籍南方的母亲的最爱。也是当年只有年饭餐桌上才可能出现的“大餐”。可是为了这个今天看来再简单不过的一道餐食，当年我至少要排三个望不到头的长队，没有一两个小时的时间是肯定搞不定的。
那时候谁家也没有冰箱，年糕只能用碗扣着放在露天。如果天气忽然回暖，年糕表面就会出现霉斑。今天人们会一扔了之，可在当年只会小心翼翼地用刀刮去霉斑，照常切片下锅。黄曲霉素？那时还没有这个词。
这一年春节，母亲的同事白阿姨请我们去她家吃饭。具体吃什么已经记不清楚了，但是男主人拿出一瓶没有开封的二锅头，给我印象深刻。当年大部分好酒者，都是去副食店打散装的二锅头，其间分为一两一毛、一毛二、一毛五、一毛七四种档次，买最贵的一种很少，买一块九一瓶的就更少了。真正让我佩服得五体投地的，是那些能喝一口就知道是多少钱一两的杜康高手。
那时北京冬天蔬菜的品种，也是乏善可陈。土豆萝卜白菜，是不变的“老三样”。春节的蔬菜摊上，能买到韭黄和蒜黄已经是难得的一抹亮色了。这些今天可以直接当原料的菜品，当年只能作为菜品的点缀，让节日的餐桌上“别开生面”。
元宵也是年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我能吃到与北京街头那种机器摇出来的迥然不同的元宵，也要拜母亲南方祖籍所赐。母亲手下的元宵，是要自己买来江米粉，自己调和成软硬适度的“绕指柔”状，自己调制咸味的肉馅，自己捏出“皮”，自己包进馅，自己揉成球......
这样煮出来的元宵，既没有北京元宵糊状的汤汁，也无需咬下去要粘牙的咀嚼，更没有北京人说的“甜不呲溜”的口感......那种猪肉大葱独有的鲜香，那种江米粉独有的温软，足以将我儿时的舌尖融化......
儿时的年饭，让我记忆犹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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