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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于 2020年9月4日 被检测为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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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档案 原题 我爸爸，同学的爸爸
小学还没毕业，我就亲身感受到“政治”了！ 1953年，号召党员要向党交心，就是把自己在新政权建立之前的所有活动和言行都向组织交待清楚，让党了解自己，同时也更加纯洁党的力量。
我爸爸就“交心”了。
“在北京大学上二年级时，绥化中学的同学曲申说他姑父田为刚（曾是孙中山的顾问）的“正义社”开成立会，给我报名并安排在‘资料组’。我到那里后，一听会上有人称‘戴老板（戴笠）’，就不再去了。没办任何手续，也没接触到任何资料。只去了这么一次。”
结果，组织上说，“正义社”是军统的组织，要开除我爸爸的党籍！
万幸的是被组织找到的所有当时参加会议的没有一个人对我爸爸参加过这次会有印象：既不能证明他参加过，也不能证明他没参加过或者是中途退出。
最后，在查无实据却又“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两难之中，给爸爸的结论是“一般历史问题”：“党内警告”（或者是“严重警告”）！ 北平，上大学时的爸妈 更万幸的是，挨处分后的几年里，几经波折，转换工作岗位，恰恰在反右运动之前，爸爸从市委宣传部调到了省委宣传部，而沈阳市委宣传部是“反右”运动试点，大多数人都被打成“右派”。 更更万幸的是，爸爸刚调入省委宣传部就肺结核病复发，住进了疗养院。否则，身背党内处分，又有“历史问题”的他，命运如何就难说了。 我爸爸得以逃生，其他几个同学的爸爸可就没这么幸运了。
掩住半边脸的是我，另两个画蓝色圈的是我们想念至今的白羊和小柏 可就是这么两个要好的同学，忽然就“消失”了，根本没跟我告别，也不知道他们家搬到了哪里！大人告诉我：别问了，他爸爸是“历史反革命”。直到几十年后的现在，同学们聚会还有人提起他俩，却无人知其下落。
当然，还有我写下这篇文字的今天，12月3日，正好是去世45周年忌日的顾准叔叔（请原谅我没有站在他子女同辈人的平台上叫他一声“不同学爸爸”！）更早就被潮汐一下子卷走了。 …… 最记得的是我的好朋友王佐，小学四年级前我和他同班，宿舍里床并床，教室里前后桌。不记得是他还是我发明了一种“秘密联络法”：用一根线在他椅子背的横担上和他椅子后面我的书桌腿上套一个线圈，将一把削铅笔的小折刀穿在线上，就成了一个可以随意拉动的“传送带”。只要把纸条夹在折刀上，拉线传送到对方能拿到的位置，晃两下，发出轻轻的碰击声，对方就知道“来密电了”，秘密通讯即告完成。这种游戏一直到1954年我复读四年级，他升入“高小”才结束。
我俩家距离不远。虽然不在一个年级一个班了，但是我还是经常地跑到他家去玩。他爸爸妈妈都是新华社记者，对我这个调皮鬼也很容忍，一直到“阳谋”…… 王佐和他的弟弟
他爸爸曾为辽宁日报社副总编兼工业组组长。因为抗战期间在上海认识胡风，就突然被拘捕审查数月，虽未被打成胡风分子，但未逃脱降职处理。后来，虽然因患癌症在大连疗养而几乎躲过了“阳谋”，可是运动末期仍被补了个“X派”！全家人的命运，随之发生天翻地覆地改变。 这个时刻，正值王佐（现用名“沈佐锐”）该考高中了。爸爸一出事，他就失去了和同学们一起升入省实验中学的政治资格。为了他们兄妹的“政治前途”，在新华社工作的妈妈只好和爸爸离了婚，给他们改了姓并将他们带到了北京。 到了北京，政治也如影随形。尽管他和爸爸“划清界限”，尽管改掉了爸爸的姓，尽管他随妈妈离开沈阳来到了北京，尽管他成绩优异，可是，依旧不允许报考政审严格的专业。最后，他上了农业大学，也算幸运。 同一代人的不幸是，本应该1967年大学毕业的他们，又遇上了文革，遇上了“上山下乡”，他被指派到了辽西山沟里一家工厂，算是分配了工作。而且政策规定，凡是下来的，只能安心在山沟里“为祖国献青春”，除非考取研究生才能带爱人转户口回北京。 我这位老同学凿壁偷光，每天吃过晚饭就睡觉，过了午夜起床，夜深人静好读书。到早晨六点做饭，七点去上班，在八点工厂上班之前扫地、打水，给八点来上班的工人师傅做好一切开工前的准备工作。这种“早睡夜起”的生活习惯影响了他的后半生，更成就了他的后半生。 习惯了“悬梁刺股”的他，即使考上研究生，也还是比别人更多的付出，更多的努力，不但毕业后被留校，还成了自己专业领域的知名教授，多年来为国家培养了近百名硕士、博士、博士后；1991年国家教委和国务院学位办公室联合授予他"中国有突出贡献的博士"称号并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他应邀出国组织、参加学术会议或讲学，足迹遍布欧美亚。2018年，《沈佐锐论文集》出版，收录了239篇学术论文，分为上、下两册，逾210万字。
直到现在，他仍然奔波在天南海北，被各地聘请为生态有机农业专家、植物保护专家、互联网病虫害监测预警专家。更加让我“羡慕嫉妒恨”的是，与当年整他爸爸、整他兄妹的人群所期待的正相反，差的学校，差的专业，反而给了他安全健康的食物、水、空气和阳光。他常年活跃在各地农村，给了他健康的身体。到现在，七十多岁的他从来不吃任何药物，每年体检都保持每项指标全部都正常。 他用自己的故事告诉世界：他以他的爸爸为荣，他的儿女也将以他为荣！ 1951年，特务向我们投毒！
作者：白而强
1951年，我是在辽宁法库县度过的。 抗美援朝战争开始后，大人说有美国飞机会飞到东北各地来，或是投放“细菌弹”，或是撒传单。沈阳市的防空警报经常响起，天空中还不时有一些传单飞飞扬扬地撒下来（东北人管这叫“撒报儿了”！）人们整天处于惴惴不安跑警报、躲飞机的惊慌之中。为了保护省、市政府干部的孩子们不受战争威胁，领导决定把市保育院小学迁到法库县（好像是个大教堂的院子里）。
我这时候也被家长从“市府小学”转入“沈阳市保育院小学”上二年级。那天是坐上市政府的一辆大巴车把我们几个孩子和送孩子的家长送往法库。记得和我同车的孩子有焦若愚的外甥女姐妹俩张昱、张慧；我的伯父马加的两个儿子白长青、白长林；我和妹妹；还有个阿姨在路上晕车，吐得稀里哗啦的。 法库保育院分两个院子，教室和宿舍在东院，食堂在西院。我们在那里第一次看到了棉花在好大一片地里生长，看到了棉花上长的小虫子和红色的小蜘蛛。 抗美援朝战争在东边打，我们在“后方”照样上课。生活就这样在继续。然而，意外就发生了。 一天早上吃过饭不久，就听到有人惊慌地喊着什么。我出去一看，一个老师慌张地从东院跑过来，一边跑一边说：“好几个孩子吐了！”这一说不要紧，这边的几个同学也说：老师，我也难受！接着就有人趴在地下哇哇地呕吐起来。好象是受到了急性传染，身边的每一个同学似乎都有了不良感觉，一个个全都捂住了肚子。 满院子里都是张慌失措的老师和跑出来看别人热闹或者随便找个地方就呕吐不止的小同学。院子里一个枯井旁挤满了呕吐的人。老师在一旁措手不及，一时间除了狂喊医生，简直不知该如何是好。只有王林、牛光起等几个男生，勇敢地挑起了重任，一边雄纠纠地宣称“我没事！”，一边用铁锹、木棍一类的东西掩埋同学的呕吐物。 我跟着这几个“好汉”从西院跑到东院，也拿了根粗树枝，想借机显示一下自己的“侠义壮举”，没承想刚进院走到教室外墙下面，只觉得喉咙一紧，嘴一张，一股气直从肚子里冲出来，刚吃下去的早饭像高压水龙头里的水柱，冲着墙根就吐出一大滩！接着就被同学们拉到医生那里去报到了。 后来听说，那几个“英雄好汉”也先后“倒”下了，全院的同学无一幸免。 第二天，学校已经查明，我们是集体食物中毒。医生开始给我们灌肠。不管男同学、女同学，又是无一幸免，都得灌！躺在床上的我们，一个个被叫起来站在床前，撅起小屁股，老老实实地让老师把一个管子插进去，唉哟妈唷地惨叫着，被使劲地灌进一肚子水。灌完了，老师让我站到一个便盆旁边去，等那管子一拔出来，几乎就是收不住地“哗”的一下子，便盆里面、外面马上就是一大滩。 过了一些日子，学校告诉我们要召开公审大会，要枪毙给我们下毒的反革命分子。
原来我们学校食堂里的一个厨师就是下毒的人！他的一个什么亲戚是特务，为了配合国民党的“反攻”，利用我们学校远离沈阳的时机，让他毒死我们这些孩子，好给省市的干部们一个打击。没想到案子很快就被破获，孩子们也全都被抢救过来。那个厨师和他的亲戚被抓了起来，很快就给镇压了。
几十年了，那次灌肠、那个滋味，到现在还没忘。当年的老同学聚在一起说起那次中毒的故事，仍然是眉飞色舞，活灵活现，好像是一件极好玩的事儿。 细菌战
作者：白而强 上一篇《1951年，特务向我们投毒！》发上来后，立刻就被年轻人提问：“明明是一个食品卫生事故，怎么就特务投毒了？”
可怜我们所有老同学们亲身经历，坚信不疑，六十多年来津津乐道，几乎已经板上钉钉，永世不能翻案的一个历史事件，一下子就被扣上了一个大大的问号。 那一天，我们上吐下泻是真的，饭食变质也是真的，医生老师大抢救更是真的，食堂厨师被枪毙更是真的，大人说厨师的叔叔是国民党特务，也应该是真说了的。 可是，我们吃到肚子里的是毒药还是变质食物？有没有检验报告？是什么毒药？有没有毒药来源和去处的侦查证据？不远万里从台湾派来万恶的特务，就为给一帮小学生投了只致呕吐却不毒死人的毒药？ 大人们没说过，我们当然更没想过。现在让我来解答这个六十八年死无对证之谜，太难了吧？
朝鲜战争结束后的1954年辽东辽西省合并成立辽宁省，沈阳市改直辖市为省会。我们全校师生已经重返沈阳校址。
全校合影 志愿军出兵朝鲜后捷报频传，但是很快，“美帝派飞机来东北投放细菌弹，企图害死我们中国人”的特大消息，就以极快的速度传开了。一时间，城乡大喇叭里不停播放，“王大妈要和平”歌声伴随下，报纸上、广播里，每天都能听到、看到这个新名词：“细菌弹”和跳蚤、蟋蟀、老鼠从美帝细菌弹里面爬出来（天气暖和一点又加上苍蝇、蚊子）的新闻和照片。
正是在这样严峻的大形势下，我们保育院在市委、市政府领导下用最高的警惕和最快的速度破获了国民党特务投毒案，怎不是可歌可泣！
我们一众小朋友，吃也吃了，吐也吐了，拉也拉了，灌也灌了，几十年来吹也吹了，牛也牛了，怎么就？
革命的警惕性总是要有的吧。 就说当年的“细菌战”，前些年有亲历者、志愿军卫生部部长、军事医学科学院原副院长吴之理撰文说“1952年的细菌战是一场虚惊”。
里面有几个情节十分生动。 一个是驻朝美军司令李奇微，1952年末调任欧洲盟军司令，到达机场时，欧洲的群众骂他是瘟神，一时下不了台。直到他“凭上帝之名发誓，美军没有进行细菌战”，才放他走。在那个有信仰的国度，敢用“上帝”来发誓，是一个超乎寻常的举动。 另一个是：国际科学家调查团副团长，苏联科学院院士茹科夫·维勒斯尼科夫院士回苏联向斯大林汇报后，苏共中央来电说，细菌战是一场虚惊。周总理马上找黄克诚总参谋长和洪学智副司令问，你们做了手脚没有。洪答，做了，不然那时没法交差。 当时还有几名美军飞行员，他们被俘后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他们往中国土地上投下细菌弹的经过，在世界上产生极大的影响。不过，停战后他们被交换回国，美军审问他们为何乱说细菌战之事。他们回答说，中方答应很快放他们回国。 真相到底如何？ 那位卫生部部长竟敢公开造周总理、黄克诚和洪学智的国际大谣却未被追究法律责任？不可思议。 也有人立场坚定、爱憎分明地撰文反驳了上述文章，说是“美国的确在朝鲜和中国东北进行过细菌战，这一结论是无法更改的”。尽管这作者也没有举出有人因“细菌战被感染”而罹患传染病甚或死亡的例证。 看到这里，不禁联想到前几年特别盛行，四处开花的TV认罪。当年最出名的演员黄某某就上镜承认了自己“嫖娼”。不过，这些日子媒体上又传来越来越多的信息：他被陷害了。 真相到底是什么？当事人都还活着，完全可以对证，但是，就是没人出来“对”！为什么？几十年前的历史真相是什么？人而无信，不知其可。难道真的要用脚趾头去想？反正我知道，我们全院小同学都上吐下泻了是真的。
前几天，另一位老同学问我：“你怎么看三十六计？”我嗫嚅，无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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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白而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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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在隔壁院子的同班同学小柏和他姐姐白羊，是我经常一起玩的好朋友。他爸爸是市政府某局长。我经常去他家，他爸爸、妈妈也认识我。甚至有一次我挨爸爸打，还从家里逃出来被小柏藏到他家放在走廊边上的一张木床下面，搭掩上一领旧草席遮住旁边。我躺在地板上听着大人们半夜里四处寻找的焦急声音，就是不出来，直到最后被发现。
还有一个高年级的同学（我们学校的每个班人数都不多，他们班全班才六个学生，所以我们基本上是全校同学都互相认识），他爸爸被一个更高的领导“瞄准”了。矛盾越来越尖锐，几乎不能容身。这同学的爸爸只好找人给“挪动”一下，好在当时刚刚建政的整个中国极为缺少干部，只要找到个老战友活动一下，很快就能来个调令，就“树挪死、人挪活”了。这个同学的爸爸到北京就改任了某部的副部长，到了文革后还看在都进过“牛棚”的交谊上，跟我说了好多轻易不能跟人说的话，甚至他出席陈伯达遗体告别仪式的行动还很大地影响了我对陈伯达的看法。
这个伯伯“挪动”了，可是还有没“挪”的。到了1958年，辽宁省长杜者蘅、副省长李涛、第二书记王铮等人被打成“反x宗派集团”——死后才给平反。
好多年后的后来我们才知道，那年那一拨在全国还有其他好多“不同学”的爸爸们也“政治”了。
河南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书记处书记杨珏、副秘书长王庭栋被打成X倾机会主义分子，党内干部2.3万人打成X派；安徽省委书记处书记、副省长李世农，常委杨效椿、委员李锐、陈仁刚被打成X派反x集团(1959年又有副省长张恺帆、陆学斌被打成反x联盟、X倾机会主义分子)；甘肃副省长孙殿才、陈成义，省委委员梁大钧等被打成地方主义X派反党集团；浙江省长沙文汉、副省长杨思一、省委常委彭瑞林等被打成X派分子。广东省委书记古大存、副省长冯白驹被打成“地方主义反x集团”；广西副省长陈再励、省委常委王梦周等多人被打成X派集团；云南省委常委郑敦、王镜如等被打成反x集团；青海省长孙作宾等人被打成地方主义X派反x集团；西藏自治区工委副书记、军区副政委范明被打成X派，大批干部被牵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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