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串联是文革发动之后，全国局势进入动荡的转折点。当时的全称叫革命大串联。

　　我在网上查阅了一些资料。文革初期，有大批全国各地的学生到北京告状，反映当地党委，工作组压制、打击造反派的情况。

　　一九六六年八月四日，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在十一届八中全会华东组的会议上说：最近每天都有上千学生，上百批来中南海接待室反映文化大革命情况。这也证实了当时上京走访的学生已经很多。

　　对学生上京的行动，毛泽东主席是支持的。早在六月十日杭州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他就已经表示了态度：各地学生要去北京，应当赞成，应该免费，到北京大闹一场才高兴呀。

　　因此才有十一届八中全会后，毛主席在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内，分别于八月十八日，八月三十一日两次接见首都和外地红卫兵。此后，又分别于九月十五日，十月一日，十月十八日，十一月三日，十一月十一日，十一月二十五、二十六日，共八次接见红卫兵。

　　虽然十一届八中全会颁发出“十六条”，给了造反派“尚方宝剑”，毛主席自己也力发千钧，掷出战斗檄文《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但必须要有人去执行，要有冲锋队。毛主席目光如炬，就看准了红卫兵。

　　为了让红卫兵大串联合法化，为了免除红卫兵经济上的后顾之忧，九月五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组织外地高等学校革命师生，中等学校革命师生代表和革命教职工代表来北京参观“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于是，全国性的红卫兵大串联正式开始。

　　红卫兵在天安门接受洗礼之后，回校就纷纷拉起队伍，以毛主席接见他们的日子作为造反团队的命名，一时间“八·一八战斗队”、“八·三一造反兵团”、“九·一五红色敢死队”等红卫兵造反组织，如雨后春笋在全国各地大学、中专、中学竖起了旗帜。造反的矛头直指各级党委。这时，工作组已经完全无力控制运动，他们已经被红卫兵造反的矛头所指，成了揪斗对象。罪名是：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急先锋、黑爪牙。

　　这就是“革命大串联”的历史背景。

　　运动发展到此，有一个微妙的变化值得说一下。红卫兵运动之初，起灵魂作用的是红五类中的革干子弟。毛主席接见红卫兵之后，斗争的矛头指向了各级走资派，革干子弟大多退出了造反队伍的行列。革命已经革到他们父母的头上，他们只能被动地选择观望或者“保皇”。造反的主力军基本上只剩下红四类：工人、贫农、下中农、城市贫民子弟。他们批评革干子弟是“口头革命派”。当时有一句话：“革别人的命容易，革自己的命难”，就是指从造反队伍中分化出去的革干子弟的。

　　其实，早在八月下旬，北京红卫兵南下串联队就杀进了贵阳。当时，省委安排他们住在贵阳饭店，希望以高级别的招待稳住这些小将的造反情绪。岂知，这些人是身负“钦命”，下来煸风点火的，怎么稳得住。后来就发生了“九·五”、“九·六”、“九·七”数万人围攻北京南下红卫兵的事件。省委也落下被“打倒”的口实。这样的谋略，确实让许多老干部始料不及。后来曾经和一些老干部谈起文革初期的情况，讲起红卫兵造反，无不摇头：打仗都从来没怕过，见了红卫兵真是怕了。弄得你没法工作，没法休息，没任何道理可讲的，就是不把各级党委闹瘫痪不罢休。

　　这正是大串联火上浇油的造反要达到的目的。

　　我们物资学校投入串联是九月底。第一批主要是学校的红卫兵参加，由党员教师带队。接着是第二批、第三批。到十月中旬，学校已经没有几个学生了。我们班就只剩下我和另外两个同学，没有获准参加串联。失落、郁闷填满了心胸。最后，我鼓足勇气，决心找工作组谈谈。

　　那天，我推开了工作组组长的寝室门，他刚午睡醒来，正在刷洗他的假牙。我说：王组长，我想去北京串联，请工作组批准。

　　当时外出串联要工作组批准，学校才可以出具证明。

　　他把牙刷和假牙放到缸子里，看着我，态度很平静地说：你有这样的想法很好，我理解。你的情况我们工作组也研究过，你还是留在学校不要去串联了。

　　我又说：我父母自解放就从事教育工作，是教师。我父亲一九四八年才从大学毕业，按照解放前三年从事的职业填家庭成分，他是学生。所以我的家庭出身是教师，属于自由职业，我为什么不能参加串联？

　　他很平和地笑着对我解释：不是你的家庭出身问题，是你祖父的影响。你祖父是贵阳有名的大官僚地主，你不清楚吗？

　　我说：我生下来祖父已经死了许多年，他对我有什么影响？

　　他说：不是你说没影响就没影响，贯彻阶级路线是政策规定，你还是安心留在学校。

　　我呆呆地站在他面前。那是一种绝望的发呆。

　　他也没有看我，只是背过脸去上他的假牙，还语调含混不清地安慰我：不要难过，留在学校也一样可以革命嘛……

　　我没有再说什么话，出了王组长的寝室，就去收拾好自己的盥洗工具，徒步从牛郎关走回贵阳。十四公里独自一人的跋涉，让我释放出胸中的郁闷，也使我领悟了地位悬殊的人，对哀求者那种平静态度中蕴含的透骨冷漠。这种伤害，于我是刻骨铭心的教育。在路上，我已经想得很清楚，要工作组批准我外出串联根本不可能，我决心“自己解放自己”，独自去完成我的串联，无论后果怎样，也绝不放弃这个领略祖国山川风物的机会。

　　晚上，我就告诉母亲：我要出去串联。

　　母亲什么也没有说，尽管家里当时很困难，还是给了我十五元钱，十五斤全国粮票。

　　我没有什么行装可整理：一个帆布挎包，一条换洗的裤子，一本毛主席语录，一册“十六条”，一个学生证，一条毛巾，一管牙膏，一柄牙刷，一个搪瓷缸，加上随身的衣服。第二天一早在家里吃下一大碗烫饭，就上路了。

　　临出门，母亲叮嘱我：能去上海，一定要去看望你姑爹姑妈，看他们有没有受冲击。我郑重地点头：“嗯”地应了一声，就转身出门，踏上我一个人串联的路。

　　我没有选择去北京，这是我一生的遗憾。在车上就听说了，十月下旬北京已经很冷，接待站两个人才能盖一条被子。去北京的学生太多，棉衣根本不够借，我的衣衫单薄，因此放弃了北上的念头。

　　我串联的第一站是广州。从贵阳到广州，火车开了三天。

　　接下来去了南昌、衡阳、杭州、南京、上海、重庆。选择这样的路线串联，主观上还是希望接受革命传统教育。客观上也因为自己的衣衫单薄，毛衣都没有一件，这些地方气候相对暖和。

　　在广州，我参观了“中山纪念堂”、“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在韶山参观了毛主席故居。在杭州去六和塔旁观看了钱塘江大桥。我还去了鸡笼山，想凭吊秋瑾先烈。但墓已在“破四旧”中遭到红卫兵严重破坏。举目四望，秋树凋零，一地枯叶乱石，令人心头寒颤。后来，又去了西湖边的灵隐寺。由于当时杭州市政府采取了一些保护措施，破坏还不太厉害。沿石级而上，两边石栏有一些已经被推倒。庙堂门窗残破，后山历代大德灵塔，有的也被砸倒。部分石雕石刻，被乱锤敲得面目全非。庭院边荒草漫膝，庭院里黄叶掩径。中国古代十大名刹之一的灵隐寺，当时就是这个样子。本来还计划去绍兴参观鲁迅先生的故居，也因为天气渐冷，且连日阴雨，就没有去，终成憾事。到上海，首先去参观了中国共产党一大会址。那是一座典型的上海里弄石库门建筑，一楼一底，比周围的房屋气派，看去庄严而厚重。现在回忆，选这栋楼作为中国共产党一大的会址，真是眼光独具。

　　十一月下旬，上海天气也很冷了，我决定看望了姑母就去重庆参观渣滓洞和白公馆集中营。

　　我去姑母家是中午，他们住的地方在华山路，解放前是法租界，房子很整齐，几乎都是一楼一底的小洋楼。街道宁静清洁。姑母在家，姑父在单位学习。对我的突然来到，她感到诧异，有点紧张。因为从来也没有见过面，她看了我的学生证，问得很详细，对我父母的情况尤其关心。

　　我问：姑母没受到冲击吧。

　　她说：暂时还没有，学生都出去大串联了。

　　姑母在上海音乐学院工作。

　　我说：临出门时母亲一再叮嘱，去到上海一定要去看望姑妈。母亲说，姑妈性格倔强，看不习惯的事一定要说，在运动中要注意。

　　听我这样讲，姑母就笑起来，说：这样的话只有至亲的人才会说。她问我吃中饭没有，我说没吃，就给我煮了一大碗面，放了芝麻油，煎了鸡蛋，很香。

　　姑母是老共产党员。据父亲说，她十七岁就参加了党在国统区的地下斗争。特务要抓她，她逃到上海，就由地下党送到苏北参加了新四军。作为一位官僚地主家庭的小姐，当时能够这样毅然投身革命，不仅需要觉悟，更需要勇气和胆量。母亲说姑母性格倔强，姑母自己也明白。正是因为她的性格，使她在后来的运动中吃尽苦头。由于不肯低头“认罪”，被整成“死不改悔的走资派”，长时期没能落实政策。

　　吃完面，姑母问我去了哪些地方，我如实告诉她。

　　她说：跑的地方不少嘛。想想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对，突然问我为什么不去北京？语气非常严厉。

　　我只能据实回答。

　　她看看我的身上，确实我的衣服很单薄，就没有再责怪我。只是用一种惋惜的语气说：还是应该先去北京。此后又问我什么时候回去。我说准备下午就去火车站办票，晚上有上海到重庆的车。

　　她问我身上钱和粮票够不够？我说够的。她还是给了我五元钱，五斤全国粮票。我知道她下午还要上班，没坐多久，就说还要去办票，就准备走了。

　　姑母没有挽留我，说：早点回去，出来一个多月了，你爸爸妈妈一定担心。你表弟表妹们也是出去一个多月还没回来，我整天担心得要死。我离开了姑母家，临出门，她送了我一双新的尼龙袜，这在当时非常珍贵，以前我从没穿过。

　　我在上海火车站转了几个小时，晚上七点，就爬上了开往重庆的列车。十一月下旬，列车已经非常拥挤。铁路部门增开了许多临时列车，还是无法满足红卫兵大串联的需求。车厢里塞满了人，过道、行旅架、厕所都挤满了。能够抢到一个座位，那真是很幸福的享受。

　　我个子小，就用几张报纸铺在别人的座位下面躺着。根本不敢喝水，实在渴了，就吃一个桔子解渴。临时停车是经常的事。停车的第一件事就是找厕所。没有厕所的地方，男学生就背对着车厢，站在路基旁小便。女学生就几个围成一圈，轮换蹲下小便。列车行进途中，有的男学生实在憋不住了，就站在车窗口向外撒尿。整个车厢空气污浊，又脏又乱。虽然这样艰苦，但串联的学生依然热情很高。

　　车厢里成天都在传递寻找同学的纸条：某某同学，你们在哪里？我们在第几车厢，到株洲下车后在站台集合。都是诸如此类的纸条。

　　车上经常有喇叭广播：红卫兵小将拾到黄色挎包一个，有串联证明，钱、粮票、衣物、请丢失挎包的同学到餐车认领……

　　饿了就啃馒头，吃煮鸡蛋。男同学给女同学让坐是经常的事。在那样拥挤的情况下，宁肯自己站着或坐到地上，也把座位让给女同学。这种学生间的友爱精神，在大串联中太普遍了。

　　学生们天南地北走到一起，还经常互相在日记本上题字勉励：红卫兵是毛主席最忠诚的战士，誓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互相留下通信地址。

　　躺在座位下的我，听见他们的交流，看见他们交换通信地址，心里非常羡慕，也渐渐体会到了什么是孤单。

　　那时，在学校已经认真读过了毛主席早期的著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自然，以我的身份和认识，是没有资格考察文化大革命的。因此，我只能留心一点风土人情。

　　在广州，我花了一下午的时间去寻找“蛇王满”老店。初中时就听一位老家是广东的同学吹嘘过，说那里的“龙虎斗”如何了得，一直很神往。天快黑的时候，我终于在荔湾桨栏路四十二号找到了这家专做蛇菜的老店，但“蛇王满”的招牌已取掉，换成了“卫东饭店”。“龙虎斗”的菜名也改为“清蒸鸡猫蛇”。

　　我的肚子已经很饿，就走进去。要了一小罐清蒸鸡猫蛇，三角钱。一份炒筒筒菜，一角钱。广州叫炒空心菜。半斤粮票的米饭，八分钱。四角八分钱吃一顿大餐，这是我平生第一次独自下馆子吃饭。清蒸鸡猫蛇是用很厚的白色粗瓷罐蒸的，为此我特别问了师傅。

　　师傅说：选这样的器皿是为了保温，热汤吃不出腥味。

　　那一罐清蒸鸡猫蛇，鸡、猫、蛇只有六七砣，汤一小碗，盐淡，味很清甜，鲜。广州人炒的筒筒菜颜色翠绿，不放佐料，就淋一勺酱油，极爽脆。这顿饭虽然奢侈了一点，但了却长久的一个心愿，也值。

　　在广州的红卫兵接待站，我还吃到过一种菜，叫虾糕烩豆腐，虽然是大锅菜，却十分鲜嫩。

　　我一直琢磨不透那虾糕是怎么做的，后来看周星驰的电影《食神》，见到火鸡——鸡姐制作爆浆撒尿牛丸的芯子撒尿虾，才大概明白了虾糕的制作。

　　那时，南昌的鱼很便宜。在火车站等车，花两角钱就能吃到两条筷子长的红烧鱼。

　　过去，就一直听下江人说，他们的霉干菜蒸肉好吃。在杭州红卫兵接待站终于品尝到，味道和贵州的盐菜肉也差不多，不过是霉干菜晒得干一些，吃去更耐嚼。

　　杭州西湖边，农人卖的藕粉最好，开水冲出来透亮，香。我给外婆买了一包。上海的点心做得精致诱人，但舍不得买，只买了一角钱一两粮票三个的煎包解馋。煎得黄黄的，包了菜，又香又脆。

　　最便宜最好吃的，是南京的芝麻烧饼，一两粮票五分钱一个。有甜有咸，壳酥肉软而且起层。五个烧饼吃下，再喝一碗免费的葱花酱油汤，管饱。

　　湖南、湖北的菜比较接近贵州，特别是湖南，吃辣不比贵州差。有的湖南学生出来串联，还带一大瓶辣子，他们叫剁椒，在火车上常夹在馒头里，吃得很香。有北方的学生看他们吃得津津有味，就给他们要了一点，也学着夹在馒头里吃。可刚咬一口就急忙吐掉，辣得满脸通红，额头冒汗，张着嘴直吸气。

　　我走的这一线，是中国经济最发达，最富庶的鱼米之乡。过去，只是从书上知道，通过串联终于亲眼看到。贵州比这些省，确实相差太多。

　　通过大串联，对各地的语言也有感受。最难听懂的是闽南话、粤语、吴语。安徽和江苏靠得近，语言也较接近，容易听懂一些。江西、湖南、湖北语音虽有差别，但可以划在一个体系，说话还听得懂。贵阳人听云南话、四川话有一种亲切感。都在大西南这个板块里，串联遇到，交谈起来有大老乡的感觉。总之，地域越靠近中原，靠近北京，语言也越好懂。

　　各地学生的性情，也在串联的过程中获得一点认识。北京的学生，走到哪都有一种天生的自豪感。上海的学生比较霸道、自私，在火车上抢位子最凶。但是胆小怕事，不够团结，动真格的讲打架就怕了。东北学生很团结。最凶悍，敢打架的，多是湖南、贵阳、陕西的学生。最老实听话的是云南、广西的学生。广西的学生爱干净，出来串联也带着一个洋铁桶，大冷天也要冲凉，是习惯。

　　列车从上海到重庆，走了五天，中途临时停车多是一个原因。另一个原因，是我国的地形决定的。列车经过湖南之后，几乎直爬坡。过去在地理课上知道了我国的地形西高东低，通过大串联有了实际感受。

　　在重庆参观了渣滓洞、白公馆集中营后，我于十二月初回到家，结束了我的大串联。当时已是一身虱子，遍体污垢。洗澡、换衣后，立即跑到次南门的羊肉粉馆吃了一碗。只有一个感受：还是家乡的东西最合口味。

　　大串联还使我认识了长江：原来，长江的水也是黄色的。没看亲眼见长江之前，我以为长江的水是蓝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