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题

一份刊发十一年

风传全中国的期刊

一份创刊于上海的综合型文化杂志，曾几何时风靡京沪风传全国。这个杂志就是《新青年》，创刊于1915年9月，终刊于1926年。整整十一年，它所揭橥的文学革命，所开启的民主与科学的思想启蒙，整个地改变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推动着时代巨变的步伐。如毛泽东所说：“那个时候有《新青年》杂志，是陈独秀主编的，被这个杂志和五四运动惊醒起来的人，后头有一部分进了共产党。”  

1915年6月中旬，陈独秀从日本回国来到上海。当时，国内正弥漫着尊孔复古的乌烟瘴气。辛亥革命以来，政治革命不断，可是，旧的陈腐的思想总是阴魂不散，占领高地，它的根子就在于国民思想的僵化和不长进。他认识到政治革命不能代替思想革命，于是，他找到安徽老乡、亚东图书馆老板汪孟邹，想让亚东帮他办一份杂志，并说这本杂志的出版发行，“只要十年、八年的功夫，一定会发生很大的影响”。他信心十足的对汪孟邹说：“欲使共和名利其实，必须改变人的思想，须办杂志”。

1915年9月15日，《青年杂志》由陈独秀创刊于上海，这是份综合性文化月刊，每号约一百页，六号为一卷。后因与上海基督教青年会的《上海青年杂志》同名而改名为《新青年》，自此一直延用到终刊。在创刊号上，陈独秀寄语青年：“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大声疾呼：“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  

杂志所涉主题广泛，有鼓吹法兰西文明，称其象征有三：人权、生物进化和社会主义。有论述民本主义，称“国家者，乃人民集会之团体，辑内御外，以拥护全体人民之福利，非执政之私产也。”近世“民主的国家”，才是“真国家”；专制的国家是“民奴的国家”，是“伪国家”。推崇达尔文的进化论，称“人类之进化，竞争与互助，二者不可缺一”，“世界一战场，人生一恶斗，一息尚存，决无逃遁苟安之余地。”

杂志还明确其批判的锋芒，是儒家的“三纲”及封建的伦理道德，认为这些说教“皆非推己及人之主人道德，而为以己属人之奴隶道德也”。东方讲纲常名教，西方讲自由平等独立，国人缺乏的这种“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  

几乎与陈独秀创刊的同时，1915年9月17日，留学美国康奈尔大学的胡适在写给安徽同乡好友梅光迪的诗中云：“神州文学久枯馁，百年未有健者起。新潮之来不可止，文学革命其时矣！吾辈誓不容坐视，且复号召二三子。”文学革命的口号由此提出。

陈独秀也认为“文学者，国民最高精神之表现也。”有意改良文学或曰文学革命。1916年2月3日，胡适在致陈独秀的信中说：“今日欲为祖国造新文学，宜从输入欧西名著入手，使国中人士有所取法，有所观摩，然后乃有自己创造之新文学可言也。” 8月13日，陈独秀复信胡适：“尊论改造新文学意见，甚佩甚佩。足下功课之暇，尚求为《青年》多译短篇名著若《决斗》者，以为改良文学之先导。”一个要“造新文学”，另一个要“改良文学”，他们都心有灵犀，共同感觉到革故鼎新的文化使命。 

当时，康有为鼓吹定孔教为国教的谬论盛极一时，《新青年》对此必须予以针对性的批判。陈独秀在《新青年》发表多篇文章，指出：“孔教与帝制，有不可离散之因素”。“‘孔教’本失灵之偶像，过去之化石。”孔教与民主是对立的，“西洋所谓法治国者，其最大精神，乃为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绝无尊卑贵贱之殊。”定孔教为国教，一言以蔽之，就是为袁世凯恢复帝制造舆论。袁世凯只做了八十三天的皇帝便一命呜呼，他又在文章中警告：“肉体之袁世凯已死，而精神之袁世凯犹活泼泼地生存于吾国也。”

正如张宝明先生所分析：“《新青年》的出现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大有‘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味道。袁世凯为了达到称帝的目的，欲建构孔教为国教，《新青年》就要将其解构为陈词滥调；袁世凯以国民程度太低无法实行共和为理由称帝，《新青年》就以唤醒国民觉悟为鹄的；袁世凯以陈旧的思想麻痹、愚昧国民，《新青年》就以‘本志以平易之文，说高尚之理’。从现代性出发梳理传统要比从传统出发梳理现代性更有感染力和号召力，这也是《新青年》何以在读者中引发反响的根本原因。”  

《青年杂志》出版第一卷后，因故停刊六个月。1916年9月复刊后的杂志自二卷一号始，更名为《新青年》，封面开始醒目地印有“陈独秀主撰”。10月1日，《新青年》第二卷第二号发表胡适于8月21日给陈独秀的信，说：“年来思虑观察所得，以为今日欲言文学革命，须从八事入手。八事者何？一曰，不用典。二曰，不用陈套语。三曰，不讲对仗。（文当废骈，诗当废律）。四曰，不避俗字俗语。（不嫌以白话作诗词）。五曰，须讲求文法之结构。此皆形式上之革命也。六曰，不作无病之呻吟。七曰，不攀仿古人，语语须有个我在。八曰，须言之有物。此皆精神上之革命也。” 

胡适还在信中说：“以上所言，或有过激之处，然心所谓是，不敢不言。倘蒙揭之贵报，或可供当世人士之讨论。……适以足下洞晓世界文学之趋势，又有文学改革之宏愿，故敢贡其一得之愚。”陈独秀接信后很快作答：“承示文学革命八事，除五、八二项，其余六事，仆无不合十赞叹，以为今日中国文界之雷音。”又说：“海内外讲求改革中国文学诸君子，倘能发为宏议，以资公同讨论，敢不洗耳静听。”10月5日，陈独秀又致信胡适，对文学革命更寄以真切的企盼，信中说：“文学革命，为吾国目前切要之事。”并让胡适“切实作一改良文学论文，寄登《青年》，均所至盼。”  

到了11月，为亚东图书馆招股扩大书局的事，陈独秀和汪孟邹于月底来到北京。恰逢此时，新任北大校长蔡元培正为聘用文科学长事犯愁，沈尹默、汤尔和的极力推荐陈独秀，况且，蔡元培也熟知陈独秀，有意聘用陈独秀为文科学长。据同行的汪孟邹告诉汪原放，蔡元培礼贤下士的风度令人敬佩，“蔡先生差不多天天来看仲甫，有时来得很早，……他招呼茶房，不要叫醒，只要拿个凳子给他坐在房门口等候。”

据蔡元培《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他“翻阅了《新青年》，决意聘陈”。当陈独秀提出“要回上海办《新青年》”。蔡元培回答，就“把《新青年》杂志搬到北京来办吧”。《新青年》也就此因陈独秀而迁至北京。

蔡元培(左)与陈独秀

1917年9月，由美国回国的胡适来到北京，就任北京大学文科教授，时年26岁，是为北大最年轻的教授。次年1月，在陈独秀、胡适、钱玄同和刘半农的努力下，《新青年》从四卷一号开始改为北大同事轮流编辑的同人刊物，共有三卷十八期。第四卷的轮值编辑陈独秀、钱玄同、刘半农、陶孟和、沈尹默、胡适，时间为1918年1月至6月；第五卷的轮值编辑是陈独秀、钱玄同、刘半农、胡适、沈尹默、陶孟和，时间1918年7月至12月；第六卷的轮值编辑是陈独秀、钱玄同、高一涵、胡适、李大钊、沈尹默。高一涵、李大钊替换的是将要出国的陶孟和、刘半农。

1918年1月，这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值得纪念的日子，新文学的第一批婴儿即九首新诗，刊在《新青年》四卷一号上，这九首诗中胡适的四首，沈尹默的三首，刘半农的两首。现分录三位诗作的各一首，以让我们分享新文学呱呱坠地的喜悦，品赏开天辟地的白话新诗的鲜涩和稚嫩。

一念

胡适

我笑你绕太阳的地球，一日夜只打得一个回旋；    

我笑你绕地球的月亮，总不会永远团圆；        

我笑你千千万万大大小小的星球，总跳不出自己的轨道线；       

我笑你一秒钟行五十万里的无线电，总比不让我区区的心头一念！

我这心头一念：才从竹竿巷（作者家乡村后的山名引者注），       

忽到竹竿尖；

忽到赫贞江上，忽到凯约湖边；

我若真个害刻骨的相思，便一分钟绕过地球三千万转！

月夜

沈尹默

霜风呼呼的吹着，月光明明的照着，

我和一株顶高的树并立着，却没有靠着。

相隔一层纸

刘半农

屋子里摆着炉火，老爷吩咐买水果，        

说“天不冷火太热，别任他烤坏了我”！        

屋子外躺着一个叫化子，咬紧着牙齿，对着北风呼要死！

可怜屋外与屋里，相隔只有一层纸！

近一个世纪前的这几首诗，我们当然不能用今天的标准来衡量来评判。尽管它们各有各的不成熟，但是意义的重要性在于，毕竟是开天辟地第一回，它披荆斩棘的艰辛，引领的是白话诗的兴起，引领的是新文学的开端。

继白话新诗的出现之后，鲁迅的白话小说《狂人日记》，不可谓不是文学革命中爆炸性的事件。这篇小说刊载在《新青年》1918年四卷五号上。鲁迅是用白话用日记写小说的第一人，小说借一个狂人的精神活动，对中国传统和社会做了椎骨敲髓的讽刺批判，显示出他的超凡出众的笔力。这篇开山的白话小说，在新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给予任何肯定和赞叹的评价都不为过。鲁迅在谈到他是怎么做小说时说，他只是想借助小说的力量，“求改良社会”他说：

“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我深恶先前的称小说为‘闻书’，而且将‘为艺术而艺术’，看作不过是‘消闲’的新式的别号。所以，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所以我力避行文的唠叨，只要觉得够将意思传给别人了，就宁可什么陪衬拖带也没有。……我深信对于我的目的，这方法是适宜的，何以我不太去描写风月”。

散文、文学批评和戏剧的新作品，也一一在《新青年》亮相。1918年12月，陈独秀和李大钊又合作创办了《每周评论》，以周刊补充月刊，新文学的园地宽泛的多了。接着，北大学生傅斯年、罗家伦又创办《新潮》杂志，这个杂志给文学革命增添了泼辣活跃的生力军，除傅斯年、罗家伦外，还有杨振声、孙伏园、顾颉刚、郭绍虞、汪敬熙、叶绍钧、俞平伯、康白情、朱自清、潘家恂、毛子水等，他们日后都成了文坛健将。文学革命因《新潮》的诞生，因一批新生力量的加入，变得更加虎虎有生气。 

白话文能否成为主流话语，文学革命能否取得胜利，那个时代的一些先贤对此并不怀疑，只是觉得还需费些时日。谁曾想《新青年》民主与科学的思想启蒙，催生出五四运动，民主潮和期刊热因之而一时走红全国，文学革命在此推动下，不到一年的时间便取得了胜利。胡适是如此肯定地分析五四运动给文学革命所起的关键性的作用。

他说：“这一年（一九一九）之中，至少出现了四百种白话报，内中如上海的《星期评论》，如《建设》，如《解放与改造》（现名《改造》），如《少年中国》，都有很好的贡献。一年以后，日报也渐渐改了样子了。从前报的附张往往记载戏子妓女的新闻，现在多改登白话的论文译著小说新诗歌。北京的晨报副刊，上海民报的《觉悟》，时事新报的《学灯》，在这三年之中，可算是三个最重要的白话文机关。时势所趋，就是政客军人办的报也不能不寻几个学生来包办一个白话文附张了。民国九年以后，国内的几个持重的大杂志，如《东方杂志》，《小说月报》……也都渐渐的白话化了。” 

陈独秀与胡适

《新青年》和《每周评论》对旧思想、旧文化、旧道德的批判，激起守旧派的愤恨，林纾就是最为典型的代表，他杜撰影射小说《荆生》和《妖梦》，攻击、漫骂陈独秀、胡适和钱玄同。紧随其后，北大学生兼《神州日报》记者张厚载发表通信说，陈独秀、胡适等人，因思想激进而受政府干涉，陈独秀消沉隐退，已去天津，并且煞有介事地说：“北大文科学长近有辞职之说，记者往返蔡校长，询及此事，蔡校长对于陈学长辞职一说，并无否认之表示。”由此，造成陈独秀将要离开北大的舆论。

陈独秀在北大二年，文科改革已是成绩斐然，校长蔡元培极为满意。陈独秀也自信改革的成果，对于是否留在北大，其实心中早已有了主张，他对学生陈钟凡说：“校中现已形成派别，我的改组计划已经实现，我要离开北大了。”他对是否继续留在北大，早已有充分的心理准备。

在攻击陈独秀的诸多言论中，当算诋毁其私德不检的言论，最具杀伤力，因为，作为北大进德会创立者的蔡元培，在维护北大形象，树立道德楷模的前提下，不能熟视无睹。3月26日夜，蔡元培召集校中相关人员在汤尔和家开会。汤尔和极力渲染陈独秀“私德太坏”，又有多人附和，蔡元培动摇了。4月8日，校方提前发布消息，马寅初为教务长，主管文理两科，陈独秀体面地下台了。

此夜之会，胡适因故没有出席，他对陈独秀的离去北大，一直心存疑惑。十六年后，他阅读了汤尔和的日记后，对“以小报所记，道路所传”的“无稽之谈”极为不满，在十天的时间里，三次致信汤尔和，明确表示不相信那些谣言，认为那是“外人借私行攻击陈独秀，明明是攻击北大新思潮的几个领袖的一种手段”。他为蔡元培与汤尔和“因‘头巾见解’和‘小报流言’而放逐了一个有主张的‘不羁之才’”而惊诧不已。

多少年来，胡适一直认为陈独秀“离去北大”，与“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及后来国中思想的左倾”，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在他看来：“独秀在北大，颇受我与孟和（英美派）的影响，故不致十分左倾。独秀离开北大之后，渐渐脱离自由主义的立场，就更左倾了。”乃至晚年，胡适仍然坚持己见，他说：“在上海陈氏又碰到一批搞政治的朋友——那一批后来中国共产党的发起人。”就在陈独秀到上海的“这一年中国共产党正式诞生了。”  

陈独秀在上海的这批“搞政治的朋友”，就是：李汉俊、俞秀松、施存统、沈玄庐、陈望道、沈雁冰、邵力子等。 

李汉俊，湖北潜江人。1912年赴日本留学。期间与日本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河上肇有师生之谊，并深受其影响，选择了研究马克思主义，而放弃了自己所锺爱的数学。他还结识了戴季陶、沈玄庐，三人思想激进，志趣相投。1918年秋，李汉俊回到上海。次年6月，戴季陶、沈玄庐等在上海创办《星期评论》，李汉俊成为主要撰稿人。据统计，从《星期评论》创刊到1920年6月终刊，《星期评论》所发五十篇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中，李汉俊的文章就有三十八篇之多。 

陈望道，浙江义乌人。早年留学日本，五四运动后回国。1919年6月，他任教于浙江第一师范，因积极投身新文化运动，而遭到反动派的迫害。年底，他回到义乌的乡村家中，闭门翻译《共产党宣言》。鲁迅曾这样称赞：“望道在杭州大闹了一阵之后，这次埋头苦干，把这本书译出，对中国做了一件好事。” 陈独秀、李汉俊是上海这批搞政治的朋友的灵魂和核心。1920年5月，陈独秀、李汉俊、陈望道等在上海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

陈独秀去广州任省教育委员长时，将《新青年》交由陈望道编辑，《新青年》更是积极译介大量的革命论著，并开辟《俄罗斯研究》专栏，介绍十月革命后苏俄的变化和成就。

1920年6月，陈独秀、李汉俊、俞秀松、施存统、陈公培决定成立共产党组织。

俞秀松，浙江诸暨人。1916年，入浙江第一师范读书。五四运动时，是杭州学生运动领袖之一，与施存统、宣中华、夏衍等创办《浙江新潮》。1920年1月，参加北京工读互助团，在北大哲学系旁听。3月，经李大钊推荐，来到上海参加《星期评论》社的工作。他和那一时代的许多青年革命者一样，开始有无政府主义者转向马克思主义者。

施存统，浙江金华人。1917年，入浙江第一师范读书。《浙江新潮》的创办者之一，因发表《非孝》，批判旧伦理，而受开除学籍的处分。1920年，与俞秀松等参加北京工读互助团。3月，施存统与俞秀松回到上海，栖身之所就是《星期评论》社。

李达，湖南零陵人。1917年，东渡日本留学。五四运动发生时，他在日本写了《什么叫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目的》等文章，寄给上海的《民国日报》副刊《觉悟》发表。1920年8月，回国来到上海，先找到留日时的好友李汉俊，然后又去拜见陈独秀，并在陈独秀家住了下来。他们的经常性的谈话很融洽、很投机，在组织政党、社会革命的问题上，取得了一致的意见。

沈雁冰，即茅盾，浙江桐乡人。1916年，北大预科毕业后，进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工作。1920年，与陈独秀相识，并参加马克思主义研究会。

邵力子，浙江绍兴人。老同盟会会员。《民国日报》副刊《觉悟》的主编。1920年5月，成为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成员。

陈独秀的这些“搞政治的朋友”，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除李汉俊、李达分别是湖北、湖南人外，多是年龄相当的浙江同乡，而又几乎都有留学日本的经历，他们多早已认识，且是故交、朋友，又都是在日本接触的马克思主义。陈望道回忆：“大家住得很近（都在法租界），经常在一起，反复的谈，越谈越觉得有组织中国共产党的必要。”确切地说是建立一个像苏俄那样的政党。 

文学革命是由陈独秀和胡适酝酿而发起，陈独秀一当认定目标，便有不达目的绝不罢休的果敢锐气。胡适缺乏的则是如此斩钉截铁的气势，在提出文学革命口号时，他已陷入围城，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无一人支持，这也迫使他态度要平和迂缓。1917年4月9日，胡适致信陈独秀说：“此事之是非，非一朝一夕所能定，亦非一二人所能定。甚愿国中人士能平心静气与吾辈同力研究此问题，讨论既熟，是非自明。吾辈已张革命之旗，虽不容退缩，然亦决不敢以吾辈所主张为必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  

在接胡适此信后，陈独秀觉察到胡适态度的游移，立即去信表明自己的态度，他说：“改良文学之声，已起于国中，赞成反对者各居其半。鄙意容纳异议，自由讨论，固为学术发达之原则，独至改良中国文学，当以白话为文学正宗之说，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  

陈独秀以为用白话文“达意状物”，已是“天经地义”，是历史的必然。如果现在还“悍然以古文为文学正宗者，犹之清初历家排斥西法，乾嘉畴人非难地球绕日之说，吾辈实无余闲与之作无谓之讨论也！”在他接受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后，对白话文和文学革命必然性的认识，又是更上层楼。他说：  

“常有人说，白话文的局面是胡适之陈独秀一班人闹出来的。其实这是我们的不虞之誉。中国近来产业发达，人口集中，白话文完全是应这个需要而发生存在的。适之若在三十年前提倡白话文，只需章行严一篇文章便驳得烟消灰灭。此时章行严的崇论宏议有谁肯听？……思想知识言论教育，自然都是社会进步的重要工具，然不能说他们可以变动社会、解释历史、支配人生观和经济立在同等地位。我们并不抹杀知识、思想、言论、教育，但我们只把他当做经济的儿子，不像适之把他们当做经济的弟兄。” 

他们两个，一个信奉辩证唯物史观，一个信奉实验主义，思想认识的歧异，决定了日后的分道扬镳，也注定了《新青年》同人分化的必然。

五四运动爆发后，陈独秀也因散发《北京市民宣言》的传单而被捕。经多方营救和舆论声援，他被捕九十八天后获释。出狱后，陈独秀收回《新青年》编辑权。据周作人10月5日日记：“下午二时至适之寓所，议《新青年》事，自七卷始，由仲甫一人编辑”。1920年1月29日，已被北大排挤出校的陈独秀又回到上海，《新青年》也随之迁回上海。4月26日，陈独秀致信李大钊、胡适、张申府、钱玄同、陶孟和等，就《新青年》何去何从的编辑方针，提出意见：“（一）由在京诸人轮流担任；（二）由在京一人担任；（三）由弟在沪担任？为时已迫，以上各条，请速赐复。” 

此时，陈独秀正在筹组共产党，《新青年》也因之而染有党派政治色彩。8月2日，他在编完八卷一号的《新青年》后，给胡适去信，希望在二号（即下期）上，胡适“做一篇精彩的文章才好。”他仍想借重北大同人的笔力和社会影响力，扩大《新青年》的知名度，可这又谈何容易。 

陈独秀（左）和彭述之在上海

1920年12月，陈独秀去广州前，又先后给北京同人李大钊、钱玄同、胡适、陶孟和、高一涵、张慰慈、鲁迅、周作人、王星拱和胡适、高一涵去信。前封信告知《新青年》“编辑事务已请陈望道先生办理，另外新加入编辑部者，为沈雁冰、李达、李汉俊三人。”这四人都是中共上海发起组成员。信中还期待“一涵、孟和、玄同诸兄能有文章寄来（因为你们三位久无文章来了）”后一封信，陈独秀也说：

“《新青年》色彩过于鲜明，弟近亦不以为然，陈望道君亦主张稍改内容，以后趋重哲学文学为是。但如此办法，非北京同人多做文章不可。近几册内容稍稍与前不同，京中同人来文又少，也是重大的原因，请二兄（指高一涵、胡适，引者注）切实向京中同人催寄文章。” 

前封信在九人中传阅后，陶孟和建议：“《新青年》既然不准寄，就此停版如何？最好日内开会讨论一番，再定如何进行。”胡适当然清楚，《新青年》“色彩过于鲜明”已是既成事实，“今虽有意抹淡，似亦非易事。”他即致信陈独秀，提出解决问题的三个办法：“1、听《新青年》流为一种有特别色彩之杂志，而另创一个哲学文学的杂志”。2、将《新青年》九卷一号移到北京，并发表一个宣言，内容是“若要《新青年》‘改变内容’非恢复我们‘不谈政治’的戒约，不能做到。”3、“孟和说，《新青年》既被邮局停寄，何不暂时停办”。 

很快，周氏兄弟便表示了意见，周作人同意第二种办法。鲁迅也以为第二种办法“更为顺当。”至于宣言不谈政治，则认为大可不必了。陶孟和也给胡适来信，坚持照第三种办法，并在信中说：“我很希望你们两人别为了这误会而伤了几年来朋友底感情。”这些意见，胡适很快便致信陈独秀，以征求他的看法。陈独秀看完信后，立即给他们九人回信，答复他们：不赞成《新青年》停刊，也不赞成宣言不谈政治，仍然表示：“弟甚希望诸君中仍有几位能继续为《新青年》做点文章”。

陈独秀太天真，已经成为中共上海发起组机关报的《新青年》，怎么可能会得到信奉自由主义的北京同人的支持。胡适就说：“今《新青年》差不多成了Soviet Russia的汉译本”。钱玄同的意见更明朗，他说：“至于《新青年》之能团结与否，还是要看各个人的实际思想如何来断定，断不在乎《新青年》三个字的金字招牌！”

正在组党的陈独秀自然不会放弃《新青年》，在得知北京同人的意见后，自知难以再说服北京同人，故在致胡适信中说：“你们另外办一个报，我十分赞成，因为中国好报太少，你们做出来的东西总不差，但我却没有功夫帮助文章。”至此，同人编辑已成明日黄花，《新青年》终成为中共的机关刊物。 

1923年6月，《新青年》由月刊改为季刊。1926年7月，《新青年》出版第五期后停刊，停刊也即终刊，一段颇为辉煌的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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