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园嘉言 | 体认语言学：语言学史的观照
本文作者：李葆嘉
摘要：突显“体验”和“认知”的体认语言学，是中国学者对认知语言学的改造。本文从语言学史的追溯出发，通过文献梳理和史实澄清，观照体认语言学的特点和价值。从“某种语言学”观照体认语言学的理论性，从普遍语法学观照体认语言学的普遍性，从语言人本论观照体认语言学的人本性。其旨趣在于祛除套用西方理论的弊端，提倡理论改造的精神，以推动语言学的发展。
关键词：体认语言学；语言学史；理论性；普遍性；人本性
2007年．王寅教授在《认知语言学》中强调，认知语言学要“以身体经验和认知为出发点”。在《后现代哲学视野下的体认语言学》（2014）中定名为“体认语言学”。2020年新刊《体认语言学：认知语言学的本土化研究》，彰显其核心原则“现实－认知－语言”。一方面从哲学史、神经科学、语言起源、语言学史等角度阐述语言的体认性，强调体认性可为像似性提供基础；另一方面，运用体认原则剖析语言各层面的情况，试图提供统一解释的方案。本文从语言学史的追溯来观照体认语言学的特点和价值。学术史的长河波澜起伏，有些追溯显得冗长，有些梳理难免繁琐，然而正是如此，才使我们从中受益和获得新知。
一、
从某种语言学观照体认语言学的理论性
当我们提出“某种语言学”，则意味着：1. 这是一种语言学理论的标签；2. 该理论与其他语言学理论有别。接下来的推定是：这种理论基于某种语言的事实（可以说是受限的），不可能有某种理论建立在人类所有语言事实的基础上；这种理论对语言研究具有一定的价值（也可以说是受限的），不可能有某种理论对人类所有语言事实都具有同样的普遍价值。接下来还可以推定：这种理论的背后，或者说在提出者的语言观背后可能有某种哲学思想支撑，无论是自觉的还是非自觉的。换而言之，当我们说“某种语言学”之时，也就是说这是一种可能基于某种哲学思想、具有某种程度上的普遍价值的语言学理论。
（一）
欧洲语言研究的传统术语
在1777年以前，欧洲学者称其语言研究主要是来自古希腊的两个术语。一个是grámmatiké，Plato（BC 427－BC 347）等已经使用grammatikós等。古希腊语的grámmatiké（读写知识，通常译为“文法学/语法学”）来自grámmatikós（读写者）来自grámmat（字母）来自gram（书写）。Dionysius Thrax（BC 170－BC 90）的Téchnē Grámmatiké（读写技艺/文法技艺）即为欧洲语法学原典。另一个是philologia（通常译为“语文学”）。前3世纪晚期，古希腊学者校理研究亚历山大里亚图书馆收藏的早期手稿，他们将这种知识活动称为philologia。前段philo的含义是“爱好”，后段logia的含义是“说话”，合起来是“爱好+语言知识”。最早自称philologos（语文学家）的，是曾任图书馆馆长的Eratosthenes of Cyrene（BC 274－BC 194）。这两个术语都针对语言研究，但grámmatiké与“读写”的关系密切，而philologia与“文献”的关系密切。尽管不同作者的实际研究有所侧重取舍，但是19世纪以前的欧洲语法学或语文学囊括了语言研究的各方面内容。（邱雪玫、李葆嘉 2020）
1574年，日内瓦大学教授B. C. Bertram（1531－1594）在《希伯来语和阿拉米语的比较语法》中已用“比较语法”（Comparatio Grammaticæ）这一术语。尽管17世纪中期的荷兰学派，语言亲缘比较的理论方法（Boxhorn 1647, 1654）已经成熟，但是并未定名“比较语法”。直到19世纪初，比较解剖学风靡一时，德国学者才为这门学科加冕。首先是J. S. Vater（1771－1826）在《试论普通语法学》（1801）中提出建立“比较语法”（vergleichende Sprachlehre），兼指亲缘比较和结构对比；其后A. W. von Schlegel（1767－1845）在《本哈迪<语法学>评校》（1803）中提出专指语言亲缘关系的“比较语法”（vergleichende Grammatik）；再以后，才是语言学界熟知的F. Schlegel（1772－1829）在《论印度人的语言和智慧》（1808）中沿用了其兄术语。
最早使用“比较语言学”（vergleichende Sprachenkunde）的，可能是德裔俄国语言学家F. von Adelung（1768－1843）出版的《凯瑟琳大帝对比较语言学的重要贡献》（1815）。最早使用“比较语文学”（comparative philology）的，可能是德裔英国学者F. M. Müller（1823－1900）发表的《论印欧语比较语文学与人类早期文明的关系》（1849）。1858年，法国学者L.-F. Jéhan（1803－1871）刊行《语言学和比较语文学词典》（philologie comparée）。
（二）
Linguistik的出现和传播
大航海时代的到来，出现了一批记录异邦语言的字母表、词表、语法书、会话手册等。1777年，奥地利神父J. M. Denis（1729－1800）新造Linguistik（语言学）这一术语。“德文的语言学（Sprachenkunde）或拉丁文的语言学（Linguistik）包括以下书籍：1. 关于语言的术语或论文，2. 文字和字母的图形或论文，3. 语言教材或语法书，4. 词典或字典。”（Denis 1777: I. 274）1808年，该术语见于J. S. Vater主编的《民族志和语言学总体档案》（Allgemeines Archiv für Ethnographie und Linguistik），其定义是：“调研不同语言的特点，对之进行分类……并从中推断其谱系和亲缘关系。”（Auroux 1987: 450）。
参照法国语言学家S. Auroux（1987）的考证，法语从德语中接受“语言学”这一术语的线索大体上是：1812年，法语史学家A. G. Henry（1753－1835）在《法兰西语言史》中两次使用该词（Henry 1812, I: 2; II: 96）；1826年，意大利裔法国学者A. Balbi（1782－1848）在《全球民族志地图集导论》中使用了该词；1827年，Par Quatre Professeurs de L'université编撰的《法语经典词典》收录了词条Linguistique，释义是“Science des Langues”（1827：581）。至于传入英语的情况：（1）linguistic (adj.)，见于1824年，其含义是“属于或关于语言研究的”，来自德语的linguistisch（1807）；（2）linguistics (n.)，见于1847年，含义是“语言的科学”。（邱雪玫、李葆嘉 2020）
（三）
给“语言学”加限定词
1801－1803年，德国语言学家A. F. Bernhardi（1768－1820）出版《语法学》（相当于后世所谓的语言学）。第一卷 “纯粹语法学”（Reine Sprachlehre）；第二卷 “应用语法学”（Angewandte Sprachlehre）。本哈迪把语法学划分为纯粹与应用两部分，是从数学家那里受到的启迪。1870年，波－俄语言学家Бодуэн де Куртенэ（1845－1929）在彼得堡大学开设语言学导论课程，他在讲稿《关于语言学和语言的若干原则性看法》中划分了纯粹语言学（чистое языковедение）和应用语言学（прикладного языковедения）。“首先，很有必要区分纯粹语言学与语言的应用，前者即语言学自身，其主题是把语言自身视为某种同质性事实的概括，归因于所谓人类生活表征范畴的普遍性，后者的主题是把纯粹语言学的资料应用于其他学科领域。”（Бодуэн 1963, Т. I: 62）
18世纪之前的语言学研究，主要与文献学、历史学、民族学交融。19世纪的语言研究先后受到生物学、心理学和社会学的影响，也就意味着，语言学家逐步认识到语言的生物性、心理性和社会性。德国学者W. von Humboldt（1767－1835）认为语言具有一切有机体的本性（Humboldt 1822）。其友人F. Bopp（1791－1867）赞同语言有机体学说（Bopp 1936）。K. F. Becker（1775－1849）著有《语言的有机体：德语语法引论》（1827）。葆朴的学生F. M. Müller发展了语言有机体学说（Müller 1864）。自认为是洪堡特学说继承人的A. Schleicher（1821－1868）提出了语言研究的自然主义（Schleicher 1861,1862）。尽管此为“第一代生物语言学”，但是他们都没有贴上“生物语言学”的标签。1950年，美国科学家C. L. Meader & J. H. Muyskens的《生物语言学手册》中第一次出现了术语“生物语言学”（Biolinguistics）。不过，美国学界时有以讹传讹，比如说：“‘生物语言学’这一术语是1974 年由马西莫·皮亚泰利（Massimo Piattelli）在巴黎罗约蒙研究所和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共同主办的，由语言学家、生物学家、神经科学家等一大批关注语言学与生物学的共同话题的专家和学者参加的一个国际性的学术研讨会上提出来的”（司富珍《语言论题：乔姆斯基生物语言学视角下的语言和语言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第5页）。另，马西莫·皮亚泰利的姓名是马西莫·皮亚泰利－帕尔马里尼（Massimo Piattelli-Palmarini）——亚利桑那大学认知科学教授。
德国心理学家H. Steinthal（1823－1899）在《语法、逻辑和心理》（1855）和《心理学和语言学导论》（1871）中，深入探讨历史、心理、民族和语言的关系，建立了基于心理的语言学理论。作为“第一代心理语言学”，也没有新的命名。其追随者Бодуэн де Куртенэ在《语言科学的任务》（1889）中认为：“语言的基础纯粹是心理的即大脑中枢的，因此语言学归结于心理科学。然而，由于语言只能在社会中实现，并且由于个体心智通常只能在与他人交往中发展，所以我们有理由认为——语言学是心理－社会科学”。（Бодуэн 1963 Т. I: 217）直到1936年，美国心理学家J. R. Kantor（1888－1984）在《语法的客观心理学》中首次使用了术语“心理语言学”（Psycholinguistics）。
受法国社会学家D. É. Durkheim（1858－1917）的影响，法国语言学家A. Meillet（1866－1936）在《普通语言学的研究现状》中认为：“由于语言是一种社会制度，因此语言学是一门社会科学，并且可以用来解释语言变化的唯一可变因素就是社会变化。”（Meillet 1906: 307）1909年，法国学者G. de La Grasserie（1839－1914）发表《论语言社会学》，用的术语是“语言社会学”（sociologie linguistique）。1910年，法国语言学家A. Dauzat（1877－1955）在《语言的生命》中阐述梅耶学说，提出“社会语言学”（linguistique sociale）这一术语。
随着linguistics的推广，19世纪通常称的“比较语法”“比较语文学”，到20世纪才有了新名称。1924年，丹麦语言学家O. Jespersen（1860－1943）在《语法哲学》中使用了“比较和历史语言学”（comparative and historical linguistics, Jespersen 1924: 47）。1941年，美国语言学家B. L. Whorf（1897－1941）在《语言与逻辑》中才明确区分“比较语言学”（comparative linguistics）和“对比语言学”（contrastive linguistics）。
（四）
结构语言学、功能语言学、生成语言学
瑞士语言学家F. de Saussure（1857－1913）并没有给其语言学贴上特别的标签，只是沿用已有术语“普通语言学”（linguistique générale）。此处不远绍，19世纪初，J. S. Vater出版的《试论普通语法学》（Versuch einer allgemeinen Sprachlehre, 1801）影响了W. von Humboldt。1810－1811年，Humboldt撰有《普通语言学基础论纲》（Thesen zur Grundlegung einer allgemeinen Sprachwissenschaft）。1876年，其追随者Бодуэн де Куртенэ撰写《适用于一般雅利安语，尤其是斯拉夫语的普通语言学课程大纲》，已在喀山大学讲授普通语言学（общему языковедения）课程——这比F. de Saussure早了30年。
至于“结构主义”（strukturalismus）、“结构语言学”（strukturální lingvistice/ strukturální jazykovědě）等术语，是R. Jakobson（1896－1982）在《浪漫主义的多功能性——新斯拉夫主义》（1929）中首先提出来的：“Kdybychom chtěli stručně charakterizovati vůdčí myšlenku dnešní vědy v jejích nejrozmanitějších projevech, neměli bychom přiléhavějšího označení než strukturalismus. Každý souhrn jevů, který probírá současná věda, se projednává nikoli jako mechanický shluk, nýbrž jako strukturální celek, jako systém, a základním úkolem je odhaliti jeho vnitřní zákony- statické i vývojové. Nikoli zevnější popud, nýbrž vnitřní předpoklady vývoje, nikoliv geneze v jejím mechanickém pojetí, nýbrž funkce je střediskem dnešních vědeckých zájmů. A ovšem není proto náhodou, že v sjezdových debatách se tak často mluvilo o strukturální lingvistice, o imanentní literární vědě, a stejně není nahodilým odstavec o strukturální jazykovědě v rezoluci sjezdového pléna. （Jakobson 1929: 10 -11）主要意思是：“如果我们想要对极其多样化表现形式的当今科学的指导思想简要描述，那么没有比结构主义更合适的标签了。当代科学讨论的每一组现象都不是作为一个机械堆积物来讨论，而是作为一个结构整体、一个系统来讨论，其基本任务是揭示其内在的静态规律和发展规律。不是出于外部的动机，而是基于发展的内部假设，不是就其机械理解的起源，而是针对功能这一当今科学兴趣的中心。正因为如此，结构语言学作为内在的人文科学，在这次代表大会的辩论中经常发生，这并非巧合；同样，在大会决议中出现结构语言学的那段阐述，也绝非偶然。”在第一届国际斯拉夫语文学家大会上，布拉格“结构－功能”学派正式登场。1951年，后布龙菲尔德学派的代表人物Z. S. Harris（1890－1960）出版《结构语言学的方法》。此后，“结构语言学”（structural linguistics）这一术语广为人知。
功能、功能语法、功能语言学是逐步成长起来的。1866年，法国M. A. Bréal（1832－1915）发表《词语的形式和功能》，强调语言研究不仅应有形式研究，更应注重功能研究。在功能研究中，人类的心智发展是其核心。1887年，法国G. Paris（1839－1903）提出：“语言是一种社会功能（fonction sociale），也就是说它不存在于孤立的个体中，只能被视为合作的产物。”（Paris 1887: 69）1927年，法国心理学家F. Paulhan（1856－1931）在《语言的双重功能》中提出语言的符号功能和指示功能。1923年，英国人类语言学家B. Malinowski（1884－1942）提出：“语言在其原始功能中被视为一种行为方式，而不是思想的对应符号。”（Malinowski 1923: 296）其后，J. R. Firth（1890－1960）继承发展了Malinowski的学说，开创了英国“结构－功能”学派。其学生M. A. K. Halliday（1925－2018）出版《语言的系统与功能》（1976）、《功能语法导论》（1985）等。其术语从系统语法（Systemic Grammar）到功能语法（Functional Grammar），到系统功能语法（Systemic-Functional Grammar），再到系统功能语言学（Systemic-Functional Linguistics），显示出Halliday理论的不断演进。
A. N. Chomsky的理论在《句法结构》（1957）中最初叫“转换语法”（Transformational Grammar, p. 44, 74, 75, 87, 91）。1961年，Chomsky发表《关于生成语法的方法论评论》，采用“生成语法”（Generative Grammar）这一术语。此前，1960年，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R. P. Stockwell已发表《语调在英语生成语法中的地位》（The Place of Intonation in a Generative Grammar of English）。至于“转换生成语法”（Transformational-generative Grammar）、“转换生成语言学”（Transformational-generative Linguistics）、生成语言学（Generative Linguistics）都是后来的叫法。其轨迹显示的是从“语法”到“语言学”的版本升级，以及其核心概念从“转换”（其师Z. S. Harris的术语，残留结构语言学的胎记）到“生成”（具有先验语法、语言心智的色彩）的转移。
（五）
认知语言学、神经语言学、计算语言学
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基于体验哲学的认知语言学，最初叫“空间语法”（Space Grammar, Langacker 1982）。1983年，比利时鲁汶大学教授B. Rudzka-Ostyn发表《认知语法与荷兰语Uit和波兰语Wy的结构》（Cognitive Grammar and the Structure of Dutch Uit and Polish Wy）。1986年，R. Langacker 出版《认知语法基础》。在G. Lakoff & M. Johnson的《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1980）中，未见“认知语言学”这一表述，只有“认知心理学”（cognitive psychology, p.48）和“认知能力”（cognitive faculty, p.215）各出现一次。直至G. Lakoff的《女人、火与危险事物》（1987），才多次出现“认知语言学”（Cognitive Linguistics）。而在系统功能语法研究者，1980年，卡迪夫语法的创始人R. P. Fawcett在其专著《认知语言学和社会互动：走向系统功能语法和互动心智其他组成部分的整合模型》中已用“认知语言学”（Cognitive Linguistics）这一术语。
陆月华在《神经认知语言学发展综述》（2008）中提出，S. Lamb在层次分析的基础上形成层次语法（S. Lamb. Outline of Stratificational Grammar,1966），到20世纪70年代初，Lamb将其理论命名为“认知层次语言学”（cognitive-stratificational linguistics）。到80年代，为了强调语言认知和大脑神经网络密不可分，同时和其他新诞生的认知语法相区别，Lamb将其理论正式命名为“神经认知语言学”（neurocognitive linguistics）。1999年，Lamb出版《大脑路径：语言的神经基础》。其中70年代初命名为“认知层次语言学”、80年代正式命名为“神经认知语言学”，皆未给出文献证明。
据程琪龙（Qilong Cheng）的Interview with Sydney Lamb（2000），Lamb说：“I first called it stratificational linguistics, beginning in about 1966, …Therefore, I thought it would be appropriate to distinguish this theory by labelling it with the term "cognitive". More recently, since the term 'cognitive' is now being used by other linguists for other theories even though they have not shown how their accounts of linguistic structure are related to the brain, I have started using the term 'neurocognitive linguistics' to distinguish my theory from these other "cognitive" theories. ” (http://www.ruf.rice.edu/~langbrain /intrview. htm, This page was last modified on 24 April 2000) 主要意思是：“约从1966年开始，我首次称它为层次语言学（1966年实际使用的术语是Stratificational Grammar——译注）。……因此，我认为用‘认知’这个术语作为标签来区分这个理论是合适的。最近，由于其他语言学家现在将‘认知’一词用于其他的理论，但他们并未说明语言结构描述与大脑的关系，我开始使用‘神经认知语言学’这一术语来区分我的理论与其他‘认知’理论。”
该文的采访时间是1998年6月，Lamb所言“最近”（More recently）即1998年的最近，此时才用“神经认知语言学”。而术语“认知层次语言学”，1980年见于J. Copeland & P. Davis主编的《认知层次语言学论文集》。至于有人提出认知语言学这个术语首先出现于1971年，可能也是子虚乌有。查阅Lamb《语言和思维相互作用中的神经认知结构》（1998），其中并没有“认知语言学”这一术语。除了标题中的neuro-cognitive structure之外，cognitive在正文中共出现17次，其中cognitive system5次，cognitive process、cognitive phenomena、cognitive foundation、cognitive operation、cognitive activity、cognitive scientist各1次（共6次）。neurocognitive system3次，neurocognitive subsystem2次，neurocognitive perspective1次。
基于现代科技的神经语言学，其先导Бодуэн де Куртенэ在《论语言现象的心理基础》（1903）中预言：“如果不久的将来，能够发现神经元（神经细胞）的动态变化与化学变化，或与物理能量变化之间的联系——太好了。到那时，这两个领域的成果将会把它们连接成一个共同的科学体系。”（Бодуэн 1963 Т. II: 65）苏联科学家А. Р. Лурия（1902－1977）在20世纪60年代撰有《神经语言学的基本问题》（Основные проблемы нейролинrвистики, 1975）。“计算语言学”是美国科学家D. G. Hays（1928－1995）提出的，他著有《计算语言学导论》（Introduction to Computational Linguistics, 1967）。这是建立在新工具、新理论、新方法上对语言进行数据－模型化处理，面向人工智能的一门语言学。
语言学史明，则理论方法无不明。上面的冗长追溯显示：欧洲最早的语言研究是出于应用目的（读写、文献语言知识）。15~17世纪形成的比较语言学（及对比语言学）突出的是方法论。19世纪出现的生物语言学、心理语言学、社会语言学，突出的不仅是方法论，而且意味着对语言现象的认定。20世纪以来的结构语言学、功能语言学、生成语言学、认知语言学，突出的都是本体论。而神经语言学、计算语言学则是基于现代科技。大体而言，语言学发展的主要线索是：应用论→方法论→现象论→本体论→科技论。通过多年的探索和思考，王寅教授强调语言的“互动体验”，而将“认知语言学”本土化或改造为“体认语言学”（Embodied-Cognitive Linguistics），语言学史上出现了认知语言学的一份新版本。一言以蔽之，体认语言学突出的是语言本体论，坚持语言的特性是人的体认性。
二、
从普遍语法学观照体认语言学的普遍性
《体认语言学》认为：因为全世界的现实是基本相同的，人类身体结构和功能也相同，这就可用以解释语言为何具有普遍性，这种体验普遍性与乔姆斯基的天赋普遍性相对。（王寅2020：8）既然认为人类语言具有普遍性，既然称为“某种语言学”，则意味着其理论具有一定的普遍性。
作为欧洲语言学的重要术语“普遍语法”，拉丁文是grammaticæ generalis / universalis, 法文是grammaire générale / universelle；德文是allgemeine Grammatik，allgemeine Sprachlehre，allgemeine Sprachkunde，Ursprachlehre，英文是uiniversal grammar。其限定词的含义存在细微差别，generalis（拉）、générale（法）的含义是“一般的/通用的”；universalis（拉）、universelle（法）、uiniversal（英）的含义是“普遍的/原初的”；而德文的allgemeine，意指“总体的/综合的”。可谓浑言（模糊概念）不分，而析言（精准概念）有别。（李葆嘉 2021）
（一）
思辨语法与普遍语法理念
通常认为，思辨语法孕育了普遍语法。在12 世纪的欧洲，Aristotle（BC 384－BC 322）哲学才被学界吸收，由此促使逻辑和语法联系，使人联想到语言的普遍法则。1150年，法国哲学家P. Helias（1100－1166）在《普利西安学说概要》中批评Priscian（512－560）的拉丁文法，提出语言的逻辑化。此后，西班牙学者P. Hispanus（1210－1277）在《逻辑纲要》（Summulae Logicales, 1230s）中又提出语法研究的逻辑化。苏格兰经院哲学家D. Scotus（ 1265－1308）在《问题论丛》（Quaestiones Quodlibetales, 1306－1307）中将此种语法理论称为“思辨语法”（grammatica speculativa），其中的speculativa来自拉丁语的speculum（镜子），以表明语言映射世界实质。约1255年，丹麦学者Martinus de Dacia（1220－1304）撰写《论意义模式》（De modis significandi）。其后经院哲学家在语法论著前常冠以De modis significandi（意义模式），由此他们被称为“摩迪斯泰学派”。1310年，德国学者Thomas d'Erfurt（12..－13..）在《关于意义模式或思辨语法的论文》（Tractatus de modis significandi seu grammatica speculativa）中将其理论加以系统化，以试图从现存语言中提取通用语法规则。
经院哲学家涉及“普遍语法”的论述，最著名的是英国Roger Bacon（1124－1294）的一句名言（1250）。这句名言见于诺兰（E. Nolan, 1857－1931）和希尔施（S. A. Hirsch, 1843－1923）编辑的《罗杰·培根的希腊语语法和希伯来语语法存稿》（1902），在“希腊语语法”第二部分第二章“论希腊语语法必须与拉丁语语法比较的理由”中，有这样一段论述：“如果希望揭示拉丁语的含义，则必须与希腊语语法比较，就像我们在大多数情况下说拉丁语，但必要时人们要了解希腊语说的内容，因为所有语言的语法在实质上都是相同的，而差异仅仅是偶然的（grammatica una et eadem est secundum substanciam in omnibus linguis, licet accidentaliter varietur）。”（Nolan & Hirsch 1902: 27）但在《罗杰·培根的希腊语语法和希伯来语语法存稿》中并未出现universal grammar这一术语。
这些普遍语法先驱所了解的“所有语言”，主要是德语、英语、法语和古典语言，可能涉及希伯来语。他们心目中的“普遍语法”或“语法普遍性”理念，实际上是基于逻辑规则（相同的）和形态变化（变异的）的一种衡量，其思想资源主要来自Aristotle的逻辑学和Priscian的拉丁文法原理。（李葆嘉 2021）
（二）
普遍语法和比较语法研究
1630年，德国哲学家J. H. Alsted（1588－1638）首次在《百科全书七种》中将语法分为“普遍语法”和“具体语法”。今录出该书卷一中的语法分类框图（Alsted 1630: 6）。
其中的一般语法（Generalis Grammaticæ）基于通用性（借助考）、原初语法（Prima Grammaticæ，见一般语法的第七层）基于始源性（借助推测）、创世语法（Genesi Grammaticæ，见应用语法的分类）基于圣经传说（凭借信仰）。1660年，法国哲学家A. Arnauld（1612－1694）和语言学家C. Lancelot（1615－1695）合著的《普遍唯理语法》（Grammaire générale et raisonnée）强调，作为人类思维方式的基础，逻辑或理性决定了人类语言的深层构造。
与之类似的术语还有“通用语言”“通用语符”。1629年11月，法国哲学家R. Descartes（1596－1650）曾写道：“如果有人能够很好地解释人们思想中的简单概念，并且认为其所有想法都是由这些组成的，并且能为人人接受，那么我就敢于希望有一种强大的通用语言（langue universelle），容易学习、发音和书写，以及它必须能判断主要的事情，清楚地表达万物，以至于几乎不可能出错。”（Descartes 1657: 498）Descartes想将所有哲学都建立在清晰而独特的思想之上，因此他对通用语言的看法与其哲学原则直接相关。德国哲学家G. W. Leibniz（1646－1716）在《论组合技艺》（1666）中，也曾设想用有限的原初概念符号构成所谓的“通用语符”（characteristica universalis）。一般认为，Arnauld & Lancelot、Leibniz都受到Descartes的影响。而Descartes的思想则可能受到荷兰学派（莱顿大学教授为主体）“语言同源论”和“文化总体观”的影响。1618－1619年，Descartes加入抗击西班牙的荷兰军队，1628年起定居于信奉新教的荷兰莱顿等地。同样受荷兰学派影响的德国学者D. G. Morhof（1639－1691），在其《博学者》（1688－1692）中有一章讨论“普遍语言和始源语言”（De lingua universali et primaeva）。
在18世纪，普遍语法的研究进一步展开。出版专著的有：英国学者M. A. J. Henley（1692－1756）、德国学者I. G. Canz（1690－1753）、英国哲学家J. Harris（1709－1780）、法国学者N. Beauzée（1717－1789）、法国学者A. C. de Gébelin（1725－1784）、德国学者J. W. Meiner（1723－1789）、德国学者I. Mertian（1766－1843）、法国学者S. de Sacy（1758－1838）、德国学者F. Schmitthenner（1796－1850）等。今列如下：
1. Henley, The Compleat Linguist, or an Universal Grammar of the Considerable Tongues in Being, London: Roberts & Pemberton, 1719-1721；
2. Canz (Canzio), Grammaticæ universalis tenuia rudimenta, Tübingæ: Sigmundt, 1737；
3. Harris, Hermes: or, a Philosophical Inquiry Concerning Language and Universal Grammar, London: Woodfall, 1751；
4. Beauzée, Grammaire générale, ou Exposition raisonnée des éléments nécessaires du langage, pour servir de fondement à l'étude de toutes les langues, Paris: Barbou,1767；
5. Gébelin, Monde primitif, analysé et comparé avec le monde moderne, considéré dans l’histoire naturelle de la parole; ou grammaire universelle et comparative, Paris: L’Auteur,1774；
6. Meiner, Versuch einer an der menschlichen Sprache abgebildeten Vernunftlehre oder philosophische und allgemeine Sprachlehre, Leipzig: Breitkopf, 1781;
7. Mertian, Allgemeine Sprachkunde, Braunschweig: Schulbuchhandlung,1796；
8. Sacy, Principes de grammaire générale: mis à la portée des enfants, et propres à servir d'introduction à l'étude de toutes les langues, Paris: Belin, 1799；
9. Schmitthenner, Ursprachlehre: Entwurf zu einem System der Grammatik, Frankfurt: la Literatur-Zeitung, 1826.
也许，在这些学者的脑海中有两幅画面：一幅是现有语言的语法有所不同，但是有一种贯穿其中的通用语法（符合理性和逻辑）；一幅是所有（欧洲及西亚）语言都同源，其语法在原初都应相同（据圣经巴别塔传说），各自的差别是后来发生的变异。
一些学者认识到，只有对不同语言的具体语法或特殊语法加以比较，才能促使普遍语法丰富化。德国哲学家Alsted提出：“良好的交谈方法，某种程度上要依靠希腊文和拉丁文的语法比较（comparatione Grammaticæ）。语法和逻辑的正确性，某种程度上取决于所掌握的一般语法（Grámatacæ generalis）知识。”（Alsted 1630: 108）1774年，Gébelin在《原始世界与现代世界的分析比较，言语自然史的深思；或普遍语法和比较语法》的“第五卷：比较语法”中，不但揭示了特殊语法与普遍语法的关系，而且阐明了创立比较语法（对比语法）的必要性：“实际上，特殊语法（Grammaires particulières）仅仅是普遍语法（Grammaire Universelle）和原初语法（Grammaire primitive）被每种语言的特殊天赋所修改的原则，因此它们都可以转化为一般规则。而将要创立的比较语法（Grammaire Comparative），旨在显示所有特殊语法的记录，以及各自如何以某种方式修改共有原则，并为每种变化提供必然的理由。”（Gébelin 1774: 558），在Gébelin看来，“比较语法”（对比语法）旨在显示对所有具体语法的描述以及各自如何以某种方式修改共有原则，并为每种变异提供必然的理由，即今人所谓语法的“共性和个性”或“原则和参数”的关系。（李葆嘉 2021）
（三）
唯实论普遍语法和唯理论普遍语法
基于德－奥学者W. Schmidt（1868－1954）《地球上的语言家族和语言危机》（1926）中的研究，1963年，美国语言类型学家J. H. Greenberg（1915－2001）在《一些与有意义要素顺序有关的语法普遍性》中列出人类语言的45个普遍现象，并提出“蕴涵共性”理论。Greenberg和Chomsky都受到传统普遍语法的影响，然而，Greenberg采用的是基于经验分析的对比方法，而Chomsky则主张先验语法和数理公式。由此可见，存在两种普遍语法：一是唯实论的普遍语法；一是唯理论的普遍语法。Greenberg的普遍语法或“语法的普遍性”属于前者，而Chomsky的普遍语法或“语法的先验性”则属于后者。（李葆嘉 2021）
与以上追溯的普遍语法学一样，基于体验哲学的认知语言学也强调其理论的普遍性。正如王寅教授所强调的，“这种体验普遍性与乔姆斯基的天赋普遍性相对。”（王寅2020：8）同样，本土化的体认语言学也是如此。尽管说“本土化”，但是该理论的倡导者，绝不会将其研究对象限制于汉语。除了英语，可能还想运用其原则分析其他语言。换而言之，如果一种语言学理论不具有一定程度的普遍性，也就不会自称“某种语言学”。多年来，我一直在探索如何建构“既切合汉语事实且具有普遍价值”的语义语法学理论，即秉承“共性与个性皆寓于个别之中”的哲理。任何个别事物既具有共性，又表现为个性，从而使其既区别于其他事物，又与其他事物联系，由此共同体现某类事物的本质。因此，“某种语言学”也应关注语言共性与个性的统一。
三、
从语言人本论观照体认语言学的人本性
（一）
布雷阿尔的语言人本观和心智论
体认语言学凸显语言的人本观：“语言是‘人之所为、惟人参之’”、“Language is learned and used in context by human beings”、“从后现代人文主义的角度看，研究语言如不提人本性，谈何理论之‘充分性’？”、“据此我们就能清楚地认识到体认语言学派的基本立场，大力倡导从‘人本观’角度研究语言，且认为语言只能是‘互动体验’和‘认知加工’的结果，人们的心智、语言等皆是人之所为，……体认语言学的登场，正顺应了西方建设性后现代哲学所倡导的‘体验人本观’之大潮。”（王寅2020：4-7）并专门讨论了“体认性和人本性” 。（王寅2020：58）
2001年，我在《自序：语言是人类的精神家园》中写道：“根据人类学家的见解——现代语言造就了现代人类和现代文化，这一‘现代’，……而是指人类进化史上的‘现代’，即从距今3.5万年之际以人类语言成熟为标志而开始的‘现代’。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所谓人性就是人的‘语言性’。”（李葆嘉 2001：1）在《跋：走出人文主义与科学主义对立的怪圈》中写道：“语言的研究或语言学，归根结底就是人性（生物人、心理人）和人学（艺术人、社会人、经济人、科技人）的研究。” （李葆嘉2001：357）“只有确立语言的本体是人类的认知行为，符号的结构是对象的结构临摹，语言的表达是内心的感受宣泄，语言学的研究就是揭示语言行为的认知性、语言结构的像似性和语言表达的宣泄性，才能够拆除普罗克拉斯提斯之床。”（李葆嘉2001：362）
我写下“语言性即人性”“语言学即人学”这些话语，除了当时的“文化热、历史热”氛围，可能还受到Meillet一句话的感染。Meillet曾经批评：索绪尔《教程》“太强调语言的系统性，以致于忘却了语言中人的存在。”（戚雨村1997：52-53）1997年看到Meillet的评论，只是从字面上理解——语言的主体是人。直到2014年，翻译B. Nerlich的《欧洲语义学理论》（Semantic Theories in Europe），我才恍然大悟——强调语言中人的位置，这是早年Bréal提出并贯彻始终的人本语言学思想。面对语言有机体学说盛行，Bréal写道：“与之相反，对人类语言的描述不允许我们遗忘人类，人类是语言的根源及其目的。语言中的每件事，不是从人类出发，就是针对人类。”（Bréal 1866: 67）主张研究人类在语言中的地位与影响。其同仁Paris也有阐述：“语言发展的原因不在于语言本身，而在于人类，在于主宰人性的生理和心理规律。”（Paris 1868：242）晚年Bréal在《语义学探索》（1897）中归纳了语言的一般心智规律（隐喻认知、主观化、语法化、结构、功能等），强调对于语言发展过程的研究，要直接诉诸人类的心智和意志；坚持语言进步观、语言促进心智发展观。然而，Bréal没有想到，其学生Saussure将人这一主体逐出语言系统。一直追随Bréal的Meillet，当看到《教程》中这种忘却了语言中人的存在的“系统性”时坚决反对。
（二）
语言学人文传统的“三道裂隙”
欧洲语言学的人文或人本传统，在20世纪出现“三道裂隙”。（李葆嘉2018）第一道裂隙是形式结构主义，Saussure（1916）强调：“语言是形式而非实体……我们表述语言中事物的所有不正确方式都来自这个无意识假设，即在语言现象中存在实体。”（Saussure 1971: 168-169）第二道裂隙是形式描写主义，Bloomfield（1933）坚持：“由于我们无从界定大多数意义并显示其稳定性，我们必须把语言的明确性和稳固性作为语言学研究的前提。”（Bloomfield 1973: 114）Harris（1951）则绝对排斥语义。第三道裂隙是形式生成主义，Chomsky（1957）主张：“即语法是自主的且独立于意义，并且概率模型对语法结构的一些基本问题没有特别的洞察。”（Chomsky 2002: 17）。
《体认语言学发凡》中写道：“20世纪初，索绪尔（Saussure, 1996）深受西方形而上学、二元论和先验哲学的影响，发动了第一场语言学界的哥白尼革命。……乔姆斯基（Chomsky，1957）也受西方传统哲学和索绪尔结构主义语言理论的熏陶，……发动了20世纪第二场语言学界的哥白尼革命。”（王寅2019：19）关于索绪尔的“哥白尼革命”，学界通常是从R. H. Robins（1921－2000）的《语言学简史》中看到的：“虽然索绪尔利用的语言受到限制，主要是欧洲的常见语言，但是他对20世纪语言学的影响可以说是开拓性的、无与伦比的。《教程》的出版被比作该学科的‘哥白尼革命’。”（Robins 2001: 224）这一比喻来自荷兰语言学家Pieter A. Verburg（1905－1989）的《葆朴语言学概念的背景》（1949: 441）。其实，Saussure并无明确的哲学基础。根据对《教程》的考察，可以看出，静态语言学理论具有三个直接来源：其哲学基础源自法国D. É. Durkheim的社会学理论，其核心概念或理论框架源自波—俄Бодуэн де Куртенэ的语言理论体系，其语言符号学原则源自美国W. D. Whitney（1827－1894）的语言符号学说。（李葆嘉1998）在语言学界，Saussure及其弟子被称之为“日内瓦学派”，但苏联语言学界将Saussure归入“社会心理学派”，其原因在于，博杜恩认为语言学属于“心理－社会科学”，而Saussure《教程》的核心概念与博杜恩理论相同。
所谓“乔姆斯基革命”，是美国哲学家R. Sklar仿用T. Kunn的“科学结构的革命”（1962）的说法，1968年发表《乔姆斯基的语言学革命》。同样，早期Chomsky也没有明确的哲学基础。Lakoff & Johnson的看法是：“乔姆斯基语言理论的主要技术理念，是在数理逻辑中发展起来的形式语言。埃米尔·波斯特提出的形式语言数学理论，既是乔姆斯基形式语言理论直接灵感的来源，也是其理论的数学背景。”（Lakoff & Johnson 1999: 470）1936年，波兰裔美国数学家和逻辑学家E. L. Post（1897－1954）在《有限组合过程》中提出的 “波斯特生成式系统”，即根据符号串代替规则所建立的“波斯特机”计算模型，其中的每条规则都称为生成式。该系统发展了形式语言的数学理论，被用于描述算法，等同于数理逻辑和图灵机理论（或递归函数）中的验证理论。这就是Chomsky语言理论的主要思想资源。至于后来在《笛卡尔语言学》（1966）中将其哲学基础追溯到笛卡尔的唯理主义和普遍语法观，可能是某种追溯或贴牌，而并非早期Chomsky撰写《句法结构》的哲学基础。
（三）
“吃出来”的基本意象图式
直至20世纪60年代的“语言学研究的语义转向”，当代语言学才逐步回归欧洲人文传统。Lakoff在《女人、火与危险事物》第十七章中提出6种基本意象图式并讨论其形成经验（Lakoff 1987：272-278），《体认语言学》第十三章从句法成因角度对此有相应的讨论。（王寅2020：315-320）在莱考夫该书的《译序：身心和语言的世界》（2017）中，我提出要放眼远古，在距今1~3万年的人类活动及其认知基础上探究基本意象图式（可追溯的原型）。既然认知主体是肉身，是肉身的活动与心智在认知，那么维持肉身的存在就是人类最基本的本原活动。由此，人类最基本的肌动运动就是围绕吃饭（个体存活，后代哺育，种群繁衍）而展开的活动——最初的或最基本的意象图式，必然建立在围绕吃饭的肉身体验之中。
人体就是一个容器。容器图式的基础体验就是吃的过程，其原型就是“进食图式”。此后，人们住山洞（各种房屋），形成进－出处所的容器图式；人们造陶器（各种容器），形成存－取事物的容器图式。此后，再进一步衍生为各种抽象容器图式。据此类推，活动路径图式（起点－路径－终点）则基于对食物的获取活动（采集、渔猎、寻找食源的迁徙），其原型就是“捕食图式”。此后，抽象为意图－手段－目标的行为图式（完成各种任务）。无论方向图式、终点图式、上－下图式，还是线性序列图式、链锁图式、前－后图式，都是该图式的派生。整体－部分图式则基于对食物的分割活动（特别是猎捕的动物），其原型就是“分食图式”。人类对猎捕动物的分割，映射为人类对自身肉体的区分。中心－边缘图式是该图式的派生，是从功能角度对整体各组成部分的进一步认知。比如，动物的头或心是中心，肢体爪子是边缘。此后，衍生为各种抽象的整－分图式。再进一步抽象为对象－分析－结果的思维图式（完成概念和事理分析）。
大体而言，捕食图式（活动路径图式）突显的是动作，分食图式（整体部分图式）突显的是事物；进食图式（容器图式）是动作－事物兼顾。前概念结构、经验意象图式是“吃”出来的，基本概念、基本范畴是“吃”出来的。人类的基本认知体验首先是“吃”！在这一基础上才建筑起语言、社会、技艺、文化、哲学、科学等各种形态的大厦。（李葆嘉2017：38-40）
尽管语言学在不断发展，但要解决的基本问题并未变化：1. 人类具有怎样的认知能力？2. 人类是怎样认知世界的？3. 人类认知和世界之间是怎样的关系？4. 人类认知和语言之间是怎样的关系? 5. 如何描述和阐明（以及人工模拟）人类语言（系统和能力）？
综上所述，通过对语言学史的追溯，从三方面观照体认语言学的理论性、普遍性和人本性，意在彰显认知语言学的本土化改造，祛除套用西方理论的弊端。当然，中国语言学界的崇高目标——应是建立既切合汉语事实又具有普遍价值的原创性理论，以推动全球语言学事业的发展。
撰于2021年9月中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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