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编的话：2018年是新三届大学生中的77、78级走进校园40周年。他们有怎样的高考故事？他们的校园生活如何度过？本号延续“卌年”“校园”“同窗”等专题，征集新三届学子记录高考历程和大学生涯的文图稿件，共同分享新三届人永志不忘的那一段如歌岁月。 

        1977年，高考重新开闸，我加入到570多万的高考大军中，并最终成为27万被录取幸运儿中的一员。40年过去，弹指一挥间。抚今追昔，我深感如果没有那次高考，我也许就会一辈子待在家乡，而不会有此后丰富的人生经历。

        1977年，我22岁，在家乡郁南县宋桂公社党委办公室当资料员，这在当时已算是一份体面的工作。可当高考考场再次开启，我感受到，这是时代的召唤。我至今收藏着当年高考、中专招生报名的登记表。1977年的考生可以同时填报大学与中专的志愿，在“报考学校”一栏上，依次写着中山大学、黑龙江商学院、武汉大学和肇庆地区财贸学校、广东省商业学校、广东省供销学校、郁南师范学校。

        那时候根本无暇考虑更多，就是希望能够有书可读，说得直白一些，就是渴望脱离农民身份。因为我当时办公室工作是一个亦工亦农的身份，工资由公社发，没有国家粮食供给，户口还属于农民，不是国家干部，相当于现在的政府雇员。

        1977年10月21日，恢复高考消息见报后，我非常兴奋，跃跃欲试。但如何考，尚未披露细节。当时一个公社党委常委对我泼冷水：“你不要发梦了，怎么样也轮不到你上大学！”

        我知道，这个常委的话并非空穴来风。1964年，因神经病发作，我父亲杀死了我母亲，清醒后，他自己随即自杀了。这是一个人伦悲剧。我兄弟姐妹4人成了孤儿，亏得在外工作的叔叔婶婶辞工回家抚育我们。

        1968年下半年，宋桂公社在每个生产大队办起了中学。眼巴巴看着同学们入学念初中，我则被生产队长安排当放牛娃。对于未来，我已经不抱任何希望。但是，出身书香门第、70岁的外婆再三叮嘱我“一定要读书”，1950年代高中毕业的叔父江耀军买来初中教材辅导我学习。于是我一边当放牛娃，一边自学，持续了两年。

        1970年7月，大队党支部书记江华标让我回学校读书，我的小学同学此时已初中毕业升上高中一年级。学校教导主任、高一班主任陈京荣老师做主，让我直接读高中。我一边上高中课程，一边恶补没学过的初中物理化学课程，两年后以优异成绩毕业，留校当了民办教师。1975年8月被调到宋桂公社办公室。

        当时规定，考试前10天，才能脱产复习。为了使我有更多的时间复习，在备考最为紧张的时候，公社党委办公室主任张仕炳派我出差，坐货船沿南江河到肇庆小湘水泥厂提货并押运水泥电线杆，来回需要十来天时间，我于是带着书本上船，做到上班复习两不误。1977年12月，我踏入了高考的考场。

        我是幸运儿，最终拿到了中山大学政治经济学专业的录取通知书。不过，等待结果的过程同样令我忐忑。1978年2月下旬开始，同时参加高考的陆续有人收到录取通知书。从事后统计得知，这一年宋桂公社共有8人被本科录取，创下了史无前例的纪录。

        但是，我在接到录取通知书之前，无暇为此高兴，唯一关心的是，自己有没有被录取。进入3月份，公社收到第6份录取通知时，还没有自己的。我有点坐不住了，找到县教育局刘副局长：“如果实在考不上大学，请郁南师范一定要录取我”。

        3月3日，我终于收到了中山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激动的心情难以名状，“当时马上去照相、办理户口转移等，3月10日就去到中大报到了”。作为犒赏，我花120元给自己买了一块上海牌手表，提醒自己要时刻珍惜接下来的时光。

        大学的生活充满了新鲜。报到没多久，辅导员老师给同学们看了一次高考的成绩单，当时中山大学的录取分数线是265分，我的成绩是320分。但我还没高兴太久，入学的英语分班考试就差点将我击垮。那时候，除了学习数物化接触过ABC之外，对英语几乎一窍不通，“分班考试的时候除了会写26个英文字母，其他都不会”。

        作为对比，其他在城里读书的同学，都知道“我爱中国”“毛主席万岁”怎么拼写与朗读。巨大差距让我倍感焦虑。在大学的头半年时间里，我陷入了无尽的失眠状态中，“因为压力大，晚上都是‘眼光光’，白天精神差，总是打瞌睡。”因为担心自己身体会出问题，我特意将在公社农信社的一张定期存单寄回家里。

        在这段时间内，我走路、吃饭都在背单词，夜里熄灯了就跑到路灯下看书，像其他同学一样，给自己制作了英语卡片，正面是英文，背面是中文。努力得到了回报，在随后的考试中，我的成绩慢慢赶了上来，失眠症状也消失了。

        结束“神经衰弱”的大学磨合期之后，我真正迎来了大学知识海洋的沐浴。那个时候我们都非常珍惜学习的机会。每天结束课程之后，同学们都会跑去图书馆学习，每天晚上图书馆都是灯火通明。因为位子不够，还要相互约定谁先到谁帮忙占位。

        讲座也是一定会去听的，尤其是外国经济学、世界经济形势分析这样的主题，肯定都是座无虚席，班里同学还组织了一个学习小组，大概十来二十人，小组名字叫“小草”，大体就是讨论课程，经济形势等。当时就探讨过物价调整，经济调整“八字方针”等问题，基本都是宏观经济领域。

        这样的学习和讨论也在不断丰富着我的认知。在上学前的关于新闻写作不多的训练，也在这个时间发挥了作用。在大学期间，我在《南方日报》发表过几篇文章。其中就包括对于当时调整物价的评论，而第一篇发表的文章是《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特征》，因为带有鲜明的时代烙印，印象最为深刻。

        充实的大学生活一晃而过，四年之后，我服从分配，去了新华通讯社总社的经济参考编辑部，1984年10月申请调广东分社，1989年10月-1991年6月援藏到西藏分社，回广东分社工作至1994年7月，随后调任广东省政府研究室，并有机会到顺德区(市)挂职，从此也结下了与顺德的不解之缘。

        我至今感念，40年前那场高考，改变了万千个考生包括我自己的命运，让我有了机会可以更好地认识这个世界，并通过自己的努力参与推动社会的进步。

原载《南方都市报》2017年07月0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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