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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丨王文华:文化部极"左"岁月遭遇的人和事

王文华\陈国华 新三届 2021-04-24


作者简介

王文光,曾任文化部办公厅秘书、商务印书馆原《外国历史小丛书》编辑室主任。现已退休。


原题

那些年陷于漩涡中的人与事


口述:王文光    采访:陈国华


1960年代,本文作者(右1)与机关同事合影


  

  (∵王老师,您是怎么参加机要工作?后来又怎么调到文化部工作的?)

  我参军时,被选进了河北军区机要集训队,1950年初毕业后分到政务院机要处。包括我在内,一共去了三人,赵茂峰在译电科当译电员,后调总理办公室当秘书,冯玉璋任办公室秘书,我在机要科办理电报事务,还负责过催办,后来担任重要会议的记录工作。当时很多部长做报告,派我去做记录。记得有一次,内务部部长谢觉哉在礼堂做报告,说“宪法是国家最大的母法”,此话印象很深,回来后还在全处会上传达一遍。

  国务院成立后,副秘书长增加,我给第二副秘书长常黎夫当秘书。他在北京水土不服,人越来越瘦,后来就回陕西当统战部长。我就转过来给第一副秘书长齐燕铭当秘书,他的随身秘书是朱雨滋,我坐办公室,每天记下各种请示的电话内容,收下文件报告。

  1960年代初期,钱俊瑞被免去文化部党组书记,由齐燕铭接任。齐燕铭对文化界熟悉,对文化感兴趣。他打电话给我,让我也去文化部工作。他要带去两个秘书,一个在外跟他跑动的朱雨滋,一个是我,守在办公室。去了以后先给徐光霄副部长当了一阵子秘书,后来担任部长秘书组组长。万万没想到,在那个时节我到了文化部,就进了是非之地,原本留在国务院该多好啊。

  (∵1963年后毛主席对文艺问题的两个批示接连传达,文化部成了全国闻名的重灾区,当时机关是什么样的状态?)

  第一个批示下来,问题还不大。第二个批示下来,就乱套了,了不得,文化部就麻烦啦,说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称之为“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用词很厉害。传达批示时,大家想不通,办公厅副主任王友唐又自责又不解地说:“文化部还干这种事?”

  周扬来部里传达主席的批示,从1964年7月2日晚上就开党组扩大会,共开了五十三次扩大会,气氛非常严肃。党组开会,我一般都得参加,我做记录,亲身感受了那种严厉的氛围。

  中宣部副部长周扬属于主管单位,为了深入了解情况,他以组长身份带了工作组参与文化部整风,最后也说了“我们也有责任”的话语。中宣部部长陆定一有一次也直接来过部机关。

  周扬参加过党组会,但次数不多。周扬来后,没讲多少话,静静地听副部长们一个个的思想检查。“文革”前,文化部机关的政治运动太多了,老是整风和开会,各司局都有工作组的人,部长们、司局长们不停地做检查,以后又接上“文革”运动,没完没了。

  


        (当年文化部党组在哪开会?)


        那时在朝内大街盖了办公楼,东半部是文化部,对外文委占西半部,再往西是科技楼,后来都被外交部占据了。党组会在三楼小会议室召开,有电梯,与会者除了党员副部长外,还有艺术局长周巍峙,他也是党组成员,办公厅主任黄洛峰、副主任仲秋原参加。中宣部副部长林默涵兼文化部副部长,但他办公在中宣部,偶尔也会来参加党组会。

  周扬不在场时,会安排两三人来听会,来人不说话,有时也看我的记录本。开党组会,与会者人人做检查,给自己的头上戴帽子,心里很委屈,还得互相提意见。齐燕铭想不通,有一次在会上感慨:“我们都是罪人”。

  党员副部长在全体党员大会上轮番检查自己的错误。副部长徐光霄在会上说:“第一我不搞小集团,第二不乱搞男女关系,第三我政治清白。”大家又批判又起哄,他的检讨没过关。

  我是秘书处党小组长,去家里帮助徐光霄,我也“批评”了几句:“你作为部长,肩膀应该硬一些,要敢于担责任。”他也觉得自己检查得不好。

  还有一点,当时有的领导偶尔犯过男女关系的错误,在检讨中说是“资产阶级的大染缸”,“受不了这种引诱”,因此徐光霄才会自辩中说出“清白”这个话。

  (∵老剧作家夏衍作为文化部党组副书记、副部长,在“整风”运动中首先成为重点对象,当时他的处境如何?)

  整风中是互相提意见,但给夏衍提意见是最多的,有的意见也是过分。记得有一次党组会,周扬亲自参加并主持,让大家提意见,主要针对夏衍,有的说:“夏衍,你的关系太多,与电影界的人来往多,上海名角来北京拜访你。人家说你是老头子,影响不好,工作不正常。”没说到拉帮结派的程度,只说影响太坏。夏衍不服,说:“我们过去共事,我又管电影这事,他们来看望我是正常的,这么多年是正常来往,这是工作关系。”夏衍还有点赌气地说,“除非我死了,就不来看我……”

  那次监察部门也来两个人旁听,会后向上级反映夏衍态度不好、不端正。有人问我记录没有?我说,记了,但记得不多。李琦副部长问我:“怎么记的?你记了原话吗?”我说:“记了一下。”后来我在记录上增添了几句,我没把它当了不得、重要的事情来记。但会场上说出的“老头子”这类话印象很深。

  夏衍是电影行家,自己写剧本,写过《祝福》《林家铺子》等,有学问,对电影特别熟悉,称他为“电影界老头子”也不奇怪,电影界朋友愿意到机关来拜访他是正常的事。齐燕铭动过手术,摘过一个肾,夏衍曾短期代理过党组书记一职。

  夏衍首当其冲地受到批判,压力很大。有些本来是正常的事,但文化部一受批评,不是问题也成了问题,无限上纲。

  


        (∵你从国务院到文化部,一直跟随齐燕铭,亲眼见到他挨整的全过程。)

  齐燕铭在总理身边工作时间很长,先后担任政务院副秘书长、国务院第一副秘书长。1962年因小说《刘志丹》出事,副总理兼秘书长习仲勋获罪下基层,齐一度代理秘书长,后来由周荣鑫担任。齐到文化部接任党组书记,还是兼着国务院副秘书长一职,两头跑,国务院的事他还参与。

  他对戏剧很内行,有研究,是一个京剧迷,懂戏,也会说戏,是延安时期京戏的导演,《逼上梁山》受到好评。到文化部后,他的讲话基本上是对的,提到戏剧古为今用,觉得京剧应该推陈出新,发扬光大。我记得他说过小丑戏也挺好的,别的作用起不到,起码起了“消滞化水”的娱乐作用。

  齐燕铭的人品很好,关心下级。秘书朱雨滋住在他家办公,上下班陪同。有一次朱到北京郊区锻炼,由我临时替代,也住在他家一段。刚好是三年困难时期,他们家的生活也不很好,他爱人在农业大学任书记,学校种了一些红薯,分了一点,他和爱人把蒸好的红薯切片放在碗里,每次都给我两片。我见他们也没多少的特殊照顾,就是多一点黄豆和油肉,真是同甘共苦。

  齐燕铭工作很忙,桌上电话有红机子黑机子,红机子来自领导层,不管什么时间都要叫醒他,或者记下内容。一般情况下,红机子响得不多,我接过几次,半夜接时,如对方同意,我就先记下通知内容,如不同意我就去叫醒齐部长。

  批齐燕铭,抓他的小辫子,整得很惨。整风结束后他被安排到济南,当名义的副市长,实质是下放。去济南时,孤身前往,没人送,只是老秘书朱雨滋一人偷偷地到车站送。他的副市长是挂名的,没什么权力,“文革”中就被监护起来了。

  主管电影的副部长陈荒煤也被安排到了重庆,也算是一种处理方式。1980年代写《齐燕铭传》,作者、老秘书朱雨滋去采访陈荒煤,陈荒煤感叹说,齐燕铭是好人,是书生,成了替罪羊。

  到了1970年代中期,正逢解放老干部之际,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带病讲话,总理发现手中的出席人名单中没有齐燕铭,嘱咐加上齐的名字,让他参加大会,就是“解放”了。

  当时他原来的房子没有了,没地方住,临时在二里沟新疆驻京办事处找了房间,后来在三里河南沙沟分到房子。去见他时,我们不谈当年文化部整风的伤心事,表示祝贺平反之意。


齐燕铭在书房工作


        粉碎“四人帮”后,他到全国政协当秘书长,跟文化部脱钩了。

  齐燕铭与李琦是总理办公室先后的主任,关系不错,齐喜欢他,是老搭档。李琦那时当山西省委宣传部长、文化局长,齐燕铭把他调回来,到文化部当副部长。他不是老文化部的人,在整风运动中自己觉得没有什么责任和把柄,开会时说话就比较厉害,很能说。


  


        (∵说一说其他党员副部长在整风中的情况。)

  整风运动中文化部折腾厉害,是重灾区。老部长们挨批得早,批电影最早,陈荒煤首当其冲。

  党组副书记徐光霄兼机关党委书记,一向是领导运动的,人是好人,资历老,认为自己一贯正确。他在部队当过记者,国共谈判时他在重庆担任过情报科长,属于总理领导。解放后他曾到重庆出差,到原来的老地址看看。他跟我说,那时周围的人,包括门口修鞋的都是监视的国民党特务,特务们还爬上房顶偷听。

  他受到冲击,心里是不服气的。

  副部长之间的矛盾不明显,譬如夏衍跟陈荒煤好,对其他副部长还是尊重。

  (∵在部级领导之间,有没有因工作上的分歧导致矛盾深化?)

  徐平羽原是上海市文化局长,调北京提拔为文化部副部长,主管艺术局、文物局。周巍峙是艺术局长,党组成员,他知道的事比较多。他们俩各说各的,有不同意见,有时就上纲,互相交锋多年。徐了解的文艺界的事不如周多,工作作风稍生硬,有时不能平心静气地谈事,主观一些,产生矛盾是很有可能的。

  徐平羽爱好广泛,欣赏的东西会更多一些,办公室的墙上挂着艺术品,品位较高。

  整风运动深入到各个司局,中宣部工作组坐镇,司局长们都得检讨。很多人想不通,例如办公厅做党委工作的王友唐直率地说:“我们都成了什么?”有人揭发他在六十年代初国家机关党委开会时,说应该给彭德怀摘帽子。敢给彭翻案?由此他也成了典型。

  (∵那时部长们平常上班、生活是什么样子?)


        部里有司机班,副部长们没有专车,但有相应的司机,住得远的,负责接送。夏衍就住在朝内南小街,离机关很近,每天就走过来上班,很少用专车,只有出去开会才用车。司局长们去开会可以要车。

  部长们不在食堂吃饭,徐光霄住后面的楼上,徐平羽住另一边。石西民也住礼堂上边的楼房,当时家属未来,多是秘书帮助打饭,早上油条和豆浆,生活比较简单。部长们下午一般来得比较少,有事才来办公室。家中备有写字台,文件由秘书来传递。

  文化部大楼后面有一个小院子,有三座小别墅,第一座是部长茅盾(沈雁冰),第二座是阳翰笙,第三座是李琦,都是独门独栋。

  茅盾不常来机关,秘书也在家办公。有时参加部务会,由茅盾主持,但这个会开得较少,印象中没开过几次。起码让茅盾知道部机关的大事,茅盾在会上也不会提出不同的意见。

  


        (∵“文革”爆发前后,文化部机关人去人来,呈现了复杂、微妙的景象。)


        确实如此,1965年石西民从上海调来主持工作,后来南京军区的肖望东来当党组书记,湖北省委的赵辛初、武汉军区的颜金生也先后调来,文化部另建了一个新的领导班子。徐光霄、徐平羽还在那挂着,照常上班,会也参加,管事不多。李琦还在职,管对外联络、文化物资。

  肖望东来了,就想改造文化部,很多干部靠边站,几个司局长被换。肖是军人出身,对文化不太懂,把部队作风带来。他认为文化部太复杂,要“犁庭扫院”大换班才行。肖望东、颜金生带来的人管事,各司局都有,尤其在政治部的人最多。肖曾说:“起码给我当个耳目。”

  (∵政治运动展开以后,部机关较为混乱,受外来冲击比较厉害。据我们今天看到的“文革”材料,当时局面不好控制,工、军宣队进驻。你作为过来人,对于那时的场面有何记忆?)

  “文革”运动开始后,中宣部作为阎王殿被砸烂了,文化部又分成两派,工军宣队进驻,每天把部长们、司局长们拉出来批斗,在后院喊口号,每天斗一次,让他们交代,不说不行,挺乱的。大楼后面有个礼堂,上有一个平台,把副部长们拉到那里示众,下跪、低头、“坐飞机”。

  有时冲击非常厉害,新调到文化部的大学生领头,部机关、直属单位也来人。他们有一次把后院带有一排排门钉的大门卸下来抬到院里,让部长、司局长们跪在门钉上,真不是滋味。

  (∵你的印象中,那段时间文化部老领导们都处于什么样的状态?他们在什么地方接受批判?处境大致如何呢?)


        有一段时间把黑帮们集中在文化部大楼西边的大庙,有几间平房,原来曾经是招待所。齐燕铭、夏衍、徐光霄等几个党员副部长住在那儿,住了一小段,不能回家,行动不太自由。机关党委副书记是新调来的,同情他们,跟夏衍说:“想吃什么说一下。”结果又作为“同情罪”挨批。

  “文革”中我们随大流参加保守派,多是老文化部的人。对立的另一派以肖望东带来的人居多。我曾跟肖望东的夫人聊天,她在政治部工作,也感叹:“怎么会跑到文化部来呢?是上了陆定一的当。”自认倒霉,当时谁到文化部谁挨批。后来肖望东复出,去济南军区当政委。

  

  肖望东走了后,他带来的人留下就不多,颜金生到陕西搞三线,又带走一些人。记得当时政治部只留下一人。直到“文革”后期还有人留下,在司局、处级有几个,搞业务不行,“文革”后重新安排工作,几乎没有在文化部干下去。机关被折腾得厉害。

  “文革”中我没见过江青,但见到戚本禹。我们机要室存有一大包鲁迅的手稿,是戚本禹给弄走的,也不知他想干什么。后来追查此事,上下追问,酿成很大的一个政治事件。

  那几年党组会记录,原来存在我的办公室,但见到二楼艺术局的办公室被人弄坏,拿走了材料,感到我们的办公室也不保险,后来也建档放到机要室。

  我记的工作小本子放在办公桌里,也被对立面的人偷走了,他们想从中搞些整人的材料。我问过,但他们不承认。有一回,他们批我跟走资派徐光霄“睡一条被”,我就知道他们偷走我的记录本。因为那次我陪徐光霄从湖南到山东,了解农村文化的实际情况,记下所走的村子的资料。我们到浏阳,住在村子“三同”,就是同吃同住同睡。那位农民家里一间房内只有一张床一条被子,春夏之际,不太冷,我跟徐光霄就挤在那张床、盖一条被子休息,农村就那个条件,吃住不太好。

  我们从农村一回来,就在文化部挨批,一些人揭发说徐光霄在农村搞“三同”是作秀,捞政治资本。我觉得不应该那么批,徐光霄确实是深入基层做调查。

  (∵文化部剩下的几位副部长后来如何?)


        徐光霄、赵辛初下干校。徐光霄分在锅炉房烧水。赵辛初原来是从湖北来的,下去没多久省委就把他弄回武汉,后来我们都没见到他。

  湖北的秋收双抢劳动量大,热极了,不少人受不了,纷纷中暑。后来专案组见我出身比较好,让我参加一些调查工作,跑了几个地方。在副部长中,搞了石西民专案,最后也没结论,说他是“假党员”。我说,几十年过去了,也该承认是真党员了。

  1970年代中期,我分配去商务印书馆,有工作气氛。粉碎“四人帮”后,中央召集党员副部长开会,要搞若干历史问题决议,由国家机关党委主抓,分政法、文化、科技等小组。知道我是老秘书,做过机要工作,他们就让我做简报工作,白天记录,晚上加班编写,每天工作很晚。

  后来机关党委书记说机关缺人,问我能否调过来?我没去。后来还有人问,回不回文化部?我说就不回了,我在商务印书馆已扎下根,已有感情。想起那些极左岁月遇到的人与事,我就没动心。


原载《北京青年报》2015年12月12日,记者陈国华

供图王文光,版权事务请与编辑联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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