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菁英丨徐小平:把人生经历设计成人生财富

徐小平 新三届 2020-09-05

        老编的话:新三届学子,人中龙凤荟萃,皆为一时之选;南金东箭聚集,各领几分风骚。30多年过去了,他们中立德者有之,立言者有之,立功者更有之,可谓不拘少长、贤能辈出。本号特辟“菁英”栏目,刊登记录新三届精英的非虚构作品。


本期人物

 徐 小 平

   

        

        徐小平,1977年考入中央音乐学院音乐系。新东方创始人之一,创立"真格"天使投资基金。他是新东方留学、签证、出国咨询事业的创始人和独立董事,被中国青年一代尊称为"人生设计师"。



被耽误的一代


我的身上打上了那个年代的孩子不幸的时代烙印:在长身体的时候遇到了三年饥荒,只有在过年的时候才能吃上几个星期前挂起来的"风干肉";在读书的时候遇到了"文化大革命",不得不放弃学业,去当地一个剧团跑龙套,从这一个公社到那一个公社,从这一个大队到那一个大队。


在那个时候,我们并没有"名校情结",只有"我要读书"的高玉宝式"读书情结"。半夜鸡叫,我不用起来做工,但却要起来读书。我们有一个多么好学然而却失学的青春岁月!


高中毕业后为逃避上山下乡我进了泰兴文工团,拉手风琴和小提琴,还是"上山下乡",到周边各个公社演出,有时候深夜回来了,就在库房里睡稻草地铺。但我无法将自己的激情和对未来的希望寄托在音乐上,苦闷、空虚,我发疯似地学习古文、汉赋、唐诗、宋词等等,将自己的满腹抑郁和激情寄托于中国古典文学。当改革开放即将开始的消息传到江苏小城时,我彻夜狂奔在泰兴县城的大街小巷,但却找不到一个知音来宣泄内心的喜悦和对未来的向往。


在文工团工作了四年,1976年,我心急火燎地让父母给我找人通关系,搞一个工农兵大学的指标,完成我的大学梦。不幸的是,或曰幸运的是,我爸爸的地位在江苏泰兴小城还不够高,我的这个梦想,未能如愿。这种"游吟歌手"的日子直到有一天我来到南京,听到了国家恢复高考的消息,才有了改变。


听到恢复高考消息的那一瞬间,我知道时代在变,学习知识的门再一次向我们打开了,我不能放弃!当了几年的"游吟歌手",我也热爱生活,热爱音乐,于是我填报了音乐界的最高学府——中央音乐学院。十年"文革"积压了大量的人才,这所只招收两百多人的学校居然有几万人填报,但我还是义无反顾地报了,因为参与就有机会——哪怕不大,不参与就完全没有可能。


我是被"文革"耽误的一代,后来没想到,这个悲惨经历却成了我的宝贵人生财富,我经常拿它来教育我的学生,告诉他们,一万年太久,不争四年,像我这样的人一样有出息。

 

音乐学院的五年


这一次,幸运的大门向我敞开,我被中央音乐学院录取了,这一年我22岁。进入音乐系后,积蕴多年的能量爆发出来。我如饥似渴地阅读西方文化、艺术书籍。回首这么多年,音乐已经成为我生命重要的组成部分。是音乐奠定了我性格的基础:活泼、热情、开朗、热爱生活;是音乐给予了我生活的品味:睡不着的时候我会听巴赫,在巴赫的音乐中我能感到一种灵魂的冲撞,于是心被感动了;是音乐让我有了对人生独特的思考:音乐作为最抽象的形式都能表达人类最丰富的感情。思索问题的时候,我会哼一段音乐;有心事的时候,我会用手指敲打桌面,模拟钢琴的演奏。打开我的博客,音乐的重量无所不在。


徐小平


说在音乐学院里熬了五年也一点不假。我没有音乐天才,但却被迫与全国最了不起的一群音乐天才们圈在一个院子里生活,比如当时就已经崭露头角的谭盾、叶小刚之流,那日子真是"相当"难受。看着那些浑身上下颤动着音符、散发着仙乐的女子十二乐坊们在你身边走来走去,你真的恨不得就做她们乐器上的蛇皮或鼓皮,让她们溜溜地拉来让她们溜溜地敲……


大学的五年是充实而美好的,在理想主义盛行的20世纪80年代,我一度被叫做"五四青年"。我学习毛泽东,来北大旁听了两个学期的课程;我还经常赶很远的路来北大参加活动。在这段激情燃烧的日子里,我遇到了钱理群、谢冕等资深教授,接受了北大人文与艺术精神的熏陶,从这个时候起,我的身上就不可避免地打上了北大的烙印。


在音乐学院,我用很多时间学习英语。如果说中学期间,学英语只是一种自发的对知识的兴趣,而到了大学期间,学英语就有了"考研究生"、"出国留学"、"读英文原著"、"国际交流"等实用目的。中华文明对外封闭了几千年,恰恰就在我成长的年代开始了历史性的对外交往,东西沟通,中外交融,互通有无,现在想起来,赶上这个时代的我们真是幸运啊。

 

北大精神的狂欢


一位老师曾对我们说:"你们中间应该有人做文化部长。"我想:"那个人一定是我。"但毕业时,我放弃了去文化部的机会,执意去了北大,也许骨子里热爱自由的本能使我难以割舍自由的精神家园。我如愿以偿地来到北大任教,并且如愿以偿地从事文艺工作。


刚到北大我就成了学校文化活动的核心人物。9月份到北大,12月份,我的名字和我主持的校园文化活动就上了《人民日报》。可以说从"五四"之后,那个时期是北大校园文化活动最繁荣的时期。至今,许多北大校友提起来依然满怀思念。热烈,欢快,高朋满座。我在北大找到了归宿。我喜欢做青年人的良师益友,每个学校都有职业指导、心理指导,我要把这三项结合起来,"做青年学生的精神导师"是我的追求。


左起依次为新东方创始人王强、俞敏洪、徐小平


我在北大时期的另一种辉煌与"小平您好"这一条已载入史册的标语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1984年国庆35周年的庆典中,游行队伍里打出了"小平您好"的标语。当晚,我率领北大艺术团在天安门前狂欢了一夜,回到学校已经夜里12点多了,但当我听说这个标语是北大生物系的学生打出来的时候,立即同另外两人去做采访,写出了一篇激情洋溢的报道,并通过电话传给了《光明日报》和《人民日报》。第二天,两家报纸都登出来了。多年以后,偶尔想起来,中国改革开放中最迷人的一条新闻报道出自我的手,我仍然感到自豪。


俞敏洪是江苏江阴人,在西语系留校任教,"他住江之南,我住江之北,同饮一江水"。那个时候俞敏洪还不是明星。我,北大团委文化部长;王强,北大艺术团团长;俞敏洪,观众,而且是大礼堂某个角落里的站票观众!

 

跨过太平洋


20年前的一个寒冷的冬天,一架飞机载着一群寻梦的中国人飞过了茫茫太平洋。当飞机飞临新大陆的上空时,机长告诉大家下面就是美国旧金山。顿时,原本安静的机舱里传出一阵阵不由自主的惊叹:我们终于到达美国了!是的,到美国了!第一次出国的人,尤其是对于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人,大都有这种惊叹。这些惊叹的人当中就有当年的我。


来到美国是我人生的一个分水岭,惊奇消失以后,我不得不面对的是如何在这里生存下去。为了完成学业,我在一个中餐馆里打工,干着擦桌子、洗碗、送比萨等在国人看来很"卑贱"的工作。这个时候的我完全没有知识分子的清高与矜持,而是脚踏实地、一步步地把自己的本职工作做好。


体味了世界最发达国家的底层生活,我终于理解了美国是怎样一步一步建成的,我的身上也逐渐具备了能上能下的气度与实际动手的能力。艰难的日子里,有一种信念一直支持着我:要完成学业,要向西方学习,要为中华复兴寻找答案。


很快就开始打工了。美国就是这样:不劳动者不得食——热狗,不打工者没楼住——阁楼。为了更多的热狗,为了下一期的阁楼——以及阁楼里的美女,人人都得打工、劳动、辛苦、奋斗,为了生存与梦想而苦苦劳作。我换上工作围裙,戴上了无顶帽,开始了在国内从来没有想过的餐馆工作。我工作的是一家中餐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学生在美国"打工",基本都在中餐馆。打工,无非是做厨房下手、服务生,还有就是收钱的cashier。我干的就是cashier。餐馆最高收入的打工职务是厨师,中国学生一般都达不到这一高级职务。


第二年,我转学去了加拿大,因为那里一个大学给了我一份全额奖学金。这个大学是一个典型的非名校,名叫University of Saskatchewan,加拿大萨斯喀彻温大学。听说过吗?我估计你没有。


萨斯喀彻温大学所在的省是加拿大最主要的小麦产地。这个大学与农业有关的专业相当不错,他们和东北以及内蒙古的几个农学院有着密切的交流,但很少很少有来自北大清华的学生。但是,这个学校在我心中,却比哈佛耶鲁更加美丽亲切,更加珍贵重要。因为,我在这里度过了几年最难忘的岁月,遇到我终身感激的导师David Kaplan,完成了我对于西方教育和文化的学习与体验,形成了我后来在新东方宣讲传播的那些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永远改变了我对于人生、社会和生活的认识和思考。

 

与新东方的亲密接触


拿到了绿卡,生活稳定而富足,汽车买了两辆,孩子出生了,还买了一幢上下共300多平方米的花园洋房,小桥流水,满院灿烂的郁金香。但在温哥华湛蓝的天空下,我越来越感到窒息。离开了养育我的热土,我的激情无所依托。当《人民日报》海外版报道国内一桩又一桩文化盛事时,我常常会一下子呆住,半天喘不过气来。此生向何方?异乡有谋生的职业,但没有我真正想做的事情,我找不到自己的前途。


1993年,俞敏洪正式创办了新东方,1995年的时候,俞敏洪来到了温哥华,当时新东方已经初具规模,于是我问俞敏洪:你都这么有钱了,还追求什么? 老俞沉吟半晌说:"还缺少崇高感!"于是,在加拿大的月光下,我和专程来邀请我回国的俞敏洪促膝对饮。


那几个日夜,我的思维在高速转动着,一种热流、一种冲动,加上持久的对祖国的热爱和对留学事业的执着,我心动了。俞敏洪诚心诚意地邀请我回北京加盟新东方,我满脸凝重,满怀抱负,毅然应下了这个创业的差事,我觉得应该把多年的经验传给学生们,我不愿意有更多的人在出国深造路途上不断地走着弯路。


还有什么比华夏热土更有吸引力?还有什么可以阻碍龙的子孙把生命的罗盘定在东方!1995年底,我再次回国,并在新东方这个舞台上大显身手。新东方上市后,董事长俞敏洪拥有公司31.18%的股份,成为"中国最富老师"。我持股10%,成了仅次于俞敏洪的"中国第二富老师"。


新东方是年轻人追求前途的地方,作为商家的新东方要生产的产品是当代青年的前途和命运,这是我眼中新东方精神的第二个层次。在这个层次里亦包含着两个方面的含义:其一,对于知识分子而言,新东方突破了以往传统知识分子的局限,在其他任何一个地方,都没有像新东方这样,为知识分子提供和创造了一个广阔的生活空间,穷教书匠不再以一贯的穷酸面目示人,而知识分子坦然地追逐着利益,在利益的满足之中实现着自我和理想。


对于传统的教育而言,新东方第一次将学生作为消费者和上帝,从而保证了教育的质量;在教育的过程中,新东方通过对我们前途与命运的打造,也完成了自我的实现。


望着如日中天的事业,"知天命"之年的我依然感谢当年在北大学到的点点滴滴。当年北大团委的同事有的已经做到了省部级,我则在民办教育领域如鱼得水,把一项十年前看起来还是不可能的事业做大。我尤其感谢的还是20世纪80年代北大的那种理想主义传统——这种理想主义是一个民族复兴的动力,也是一个人不断进取的引擎。


后来我离开了新东方,"不能在新东方浇水,我就去全社会下雨",于是做起了天使投资。第一笔投资是在上市之前的2006年5月,有一个浙江小伙子找到我,要做一个电子杂志的项目,预期可以媲美Facebook,虽然当时的我没有互联网经验。几年后,Facebook没做成,faceboot倒是有一点,这是我发明的一个词,boot有靴子和被踢的意思。2006年,一次斯坦福之行,让我有了启迪,之后我的天使投资之路也正式起步。


对很多人来说,我这个名字也许并不陌生。在不少人眼里,号称"中国人生设计第一人"的我,是新东方学校的"三驾马车"之一,是人生咨询和职业规划方面的大师。辉煌的光环下面,很少有人知道,我还曾经是江苏一个乡村剧团的演奏员、一个北大的旁听生、一个校园原创歌手、一个北大的教师、一个刷碗工、一个上班族,一个像芸芸众生一样追求自己梦想的人。


原载搜狐教育《那三届》专题

部分图片选自网络,版权事务请与编辑联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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