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卌年丨袁晞:1978年那个炎热的夏日

袁晞 新三届 2021-04-24

老编的话:今年是恢复高考40周年。新三届大学生即77、78、79级通常被视为一个群体,聚集了“文革”十年被耽误的人才。新三届以平均6%的超低录取率,成为中国当代史上难以复制的一代。


        他们有怎样的高考故事?他们的校园生活如何度过?本号特辟“卌年”和“校园”专题,征集新三届学子记录高考历程和大学生涯的文图稿件,共同分享新三届人永志不忘的那一段如歌岁月。



作者简介

        袁晞,1982年毕业于四川大学中文系、1988年毕业于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先后在新华社、人民日报社工作,高级编辑、文史学者。出版有《〈武训传〉批判纪事》《社论串起来的历史》《冷战时代的我们》等专著。


本文作者

 


 考过大学的人多半不会忘记自己的高考,而1978年走进大学校门的人可能有更难忘的记忆。


1.往事


我是在四川成都上的小学,1966年正好小学毕业,考中学的一切准备都做好了,还去中学看了考场,结果到考试那天,中学红卫兵封了考场,说是要砸烂旧的教育制度。接着是文化大革命,几派群众组织文斗完了再武斗,一拖就是三年。


1969年进中学混了三年,天天跟工宣队念毛主席语录,英语只学了“Long  live  Chairman  Mao!”等几句。三年初中毕业,有关方面规定少数不满16岁的学生升高中,我们这些大部分过了16岁的,不是到云南支边就是插队落户。


1972年春天我下乡到四川北部山区。由于那里地少人多,哪个村儿都不愿要知青,多一张吃粮的嘴,只好一个村摊一个。我住的村子当时叫广元县上寺人民公社桅杆六队。下乡第一年国家给粮食,第二年旱灾吃救济粮。下乡快两年时,听说大学中专都要招生,大家挺高兴,等政策下来,插队两年以上才能考大学,我们这批差点两年的只能考中专。好不容易考完了试,又出了张铁生,县里要重写推荐材料,再找全村贫下中农人人盖了手印才算数,总算回了成都上了中专。


那时的中专每学期一半时间上课,一半时间在工厂劳动。上课的教材都是改了的,只教一点工厂眼前用得着的知识;工厂劳动倒是车、钳、铣、鉋、磨各个工种都学了个遍,连铸造翻砂都学了。三年毕业,文化没学到多少,但能当个熟练工。


1976年上海,一群小学生在表演“打倒四人帮”。


1976年秋天,毛泽东去世那几天正好中专毕业,我被分到离成都50公里的工厂开铣床。工厂在双流县境内,属第四机械工业部,是待遇高的“国防厂”。中专三年相当在工厂出徒,直接当一级工,一个月挣31.5元。但没有师傅带,自己独自开一个大立式铣床。在工厂的第一年,正逢华国锋“抓纲治国”,好几位同事生的男孩叫“治国”。日子过得真快,现在想想这几个“治国”都四十而不惑了。


那时候,在工厂白天上班,下了班还要学一小时刚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一个星期工厂食堂只卖一回肉菜,星期天可以几个人合伙买一只农民的鸡改善伙食。整个1977年,我是全勤,也是全车间唯一没有出废品的工人,因此被评为全厂的先进个人,也顺利通过考试,升为二级工,月工资提高到39元,除了吃饭,每月还能有十几二十元的节余。比起下乡时,条件好多了,一切都还满意。


2.准备


听说恢复高考,我们几个中专毕业的同学都很兴奋,除了技术科的老大学生和工农兵大学生,我们是工人中文化高的,自我感觉良好,都跃跃欲试。


同车间要好的师傅劝我,考大学干吗?国防工厂工作稳定,现在已升了二级工,你技术好,过几年升三级四级,比上大学强多了,要是再来文化大革命,大学生还没准儿下放农村支援边疆,工人阶级还是领导阶级。


我从小是在大学院儿里长大的,同屋同事的父母是中学教师,上学读书对我们都是根深蒂固的概念,别人的话没有作用。


我们几个人立即开始准备,到处找教材。那时候,文革前的中学教材成了热门货,连废品站都被人翻了个遍,同事父母在中学工作,总算找到了全套教材。


文革中学文科的人普遍遭殃,学理工科的还好点,加上华国锋时代号召全国人民实现“四个现代化”,科学受到重视,周围想考大学的人都准备考理工科。一伙人整天用工余时间做题。


在北京的广场上纳凉+复习的高考生。


数学物理我中学还学过一点,化学压根没学过。我上中学时,有一门课叫“工业基础知识” 其实就是物理和化学,我们学校的化学老师文革受迫害自杀了一位,只剩了一位年轻女老师能教化学,她只能对付几个班,物理老师还多几个,我们一些班的工业基础课只上物理。


等到四川省考试章程一公布,我们一帮中专同学都傻了眼,章程说,像我们这样中专毕业生,必须工作满两年才能考大学。写信问分到外省的同学,别的省都没有这条馊规定。大家的第一反应都一样——给邓小平写信!


虽然大家精心策划,又分头写了十分恳切的信,结果还是泥牛入海。


好歹是半年后就是下一次高考,到那时我们工作就满两年了。


看到第一次考试的题,我发现化学还是一窍不通,反倒是文科的题好应付些。参加考试的水平与我差不多的人物理化学都考得不好。


有了教训,我决定改考文科。于是又到处找历史地理的旧教材。


工厂里找不到高明的老师,只能同学几个对对题。工厂离成都50公里,只有星期天能回去半天,没法儿听成都有些中学开的补习课。正巧同车间李师傅要在成都做眼睛手术,车间支书和车间主任对我不错,让我去成都半个月照顾病人。


李师傅的夫人通情达理,只是要我每天上午替她一会儿,让她有空出门办些事。下午不用去医院,能找地方听补习课。


除了照顾李师傅的半个月,我还用了全年加班攒的十几天倒休,前后在成都有一个月,对复习功课大有帮助。


姐姐认识的郑老师帮了我大忙。郑老师是成都最好的中学——成都四中的数学老师,数学是我最差的一门,没人指导很成问题。


老师辅导高考学生。


郑老师很有因人施教的心得和方法。他拿出一张数学试卷让我做了一遍,大概知道了我的水平。然后告诉我,你的初级代数、平面几何还可以,认真做一些题,巩固巩固,争取不丢分;还有合并同类项之类的小题一教就会,我教你掌握;至于三角函数、立体几何这些你完全没学过的,个把月从头学起也来不及,干脆不要了。这样算下来,也能得个50分左右,对考文科就很不错了,起码不拉低平均分。


我按照郑老师的方针复习数学,每过几天找他解答疑难问题,复习很见成效。


3.考试


记得那年夏天,仅四川一省就有近50万人参加高考,全省凡是能用上的校舍都成了考场。


我考试的地点是工厂附近的农村小学,开车要十几分钟,工厂用两辆大卡车拉大家去赶考,中午还用车拉大家回厂吃午饭,休息一会儿,下午再开车去。


考试的时候正是盛夏,四川盆地的天气又热又闷。乡村学校不要说空调,就是连电风扇也没有,窗户还特别小,我座位顶上的日光灯还一闪一闪的,修了一阵也没修好。


我坐的位子靠墙,不通风不说,墙上石灰早被小学生抠没了,胳膊肘顶着土墙,每天考试一身汗,考试出来,总是一胳膊黄泥。


一天下午去考场路上,突降倾盆大雨,卡车没有顶篷,全车人都淋得透湿。到了考场,发现其他考生也没几个身上是干的。进了教室,监考老师宣布,男生可以脱了外衣长裤、穿短裤赤膊上阵,女生就只好自己克服了。


那天考完试,一身的雨水、汗水加黄泥。不过总比那些穿着一身湿衣服做题的女同胞强点儿。


参加高考的女生。


试题中最难的还是数学,扫一眼卷子,后边儿好多题不会,脑袋都大了。定了定神儿,想起郑老师的教导,按既定方针办:不看后边的难题,认真做好前边会做的代数平面几何什么的。


考试才半个多小时,考场里的考生呼啦啦地起身交卷,弄得我很紧张,心想是不是我最差,老做不完。到一个钟头时,整个教室只剩了我一个人,这时两位监考老师都走到我身边儿,其中一位女老师小声对我说,他们都是基本不会,没怎么做就交卷了,你不要着急,慢慢做,能做多少是多少,不到铃响千万不要走。这让我静下心来,做完了会做的题,又仔细核对了一遍。


几门考完,回成都找郑老师对题,郑老师说,你基本完成了任务,数学多半能有50分,按你的水平相当好了。等拿到成绩单,我数学考了51.3分。郑老师真是料事如神。


郑老师又带我找了四中其他科的老师估计分数。几科估完,郑老师说,如果你复述得基本准确,各科算下来能有300多分,你肯定能上大学了。


那会儿大家学业荒废,考试出了不少笑话。我们那年全国统考的历史题中,有一道填空小题让填“中国革命的三大法宝”是什么,有人填“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现在想来也有一定道理,毛泽东是“党的领导”、朱德代表“人民军队”、周恩来负责“统一战线”。


很多考生多年没上学,对考试的评分标准一概不知,对文科的题,大家都认为自己考得不错,有人甚至估计自己的地理分在94分到96分之间,等成绩下来才知道不及格。


高考考场。


4.插曲


说到高考还有一个插曲。用倒休在成都家里准备高考那会儿,听说电视台首次要转播两场在阿根廷举行的足球世界杯比赛,我从小就是球迷,自然高兴极了。那时我家还没有电视机,巴西和意大利争第三名那天,我要去邻居家看球,妈妈拦住我说:“别去,看球要影响复习,你如果因此没考上大学会后悔一辈子。”我只好悻悻然地回到复习资料中。


转播阿根廷与荷兰决赛时,爸爸见我实在忍不住,就对妈妈说:“他不看也安不下心,还不如让他看看,就算休息俩钟头吧。”妈妈勉强同意了。


我急忙拎着小凳子挤到邻居家的黑白电视机前。盛夏酷热,一群看客大多光着膀子,摇着蒲扇,电视上双方队员一登场,有人惊叫“他们的棉袄怎么那么厚!”(那会儿我们还从没见过羽绒服),呼出的寒气清晰可见。于是有人问:“阿根廷怎么这么冷?”


我爸是有文化的人,答曰:“阿根廷在南半球,我们这儿的夏天,那儿是冬天。”说着又叫我回家看看墙上贴的世界地图,比赛地点布宜诺斯艾利斯在南纬多少度。我看了回来说是30多度,我爸说,北京在北纬40度左右,两地季节差不多正相反,我们这儿夏天,那儿是冬天。


比赛开始了,双方踢得紧张激烈,90分钟战成1比1平,加时赛中,肯佩斯一记漂亮的凌空射门,为阿根廷打入致胜的一球,接着贝托尼接肯佩斯妙传又射进一球,阿根廷终以3:1获胜,为阿根廷第一次夺得世界杯。

1978年世界杯决赛,阿根廷队捧起大力神杯。


没过几天高考,打开地理试卷一看,最后一道15分的大题竟是:“北京夏至时,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是什么季节……”我大喜过望,看一场球赚了十几分!同去考文科的人,基本上都说不利索“布宜诺斯艾利斯”几个字。


等到考试结果下来,应考的两卡车人中,只有我一人榜上有名,不少人问我怎么能考好,我就说看球的事儿,有家长悟道:“看电视还是有好处。怎么这半年就没让孩子看一回呢?”我也不知是帮了人还是坑了人,反正长头发的肯佩斯从此永远留在我的记忆中,他不仅是我眼里的球星,也成了我心中的福星。


5.后来


那年代很多事情是百废待兴,高考也是刚刚恢复,一切都是试着来,改卷子远不是现在这样程序化,全是人工一张一张地看,加上考生数量又大,两个月了才听说评完卷了。


左等右等,总算等到拿成绩单的日子。全厂的成绩单都由厂子弟校的教导主任去县里拿。他早晨坐厂里的班车去成都,再换车到双流县城,然后再照此路线回厂。那会儿别说手机,就是电话也找不到地方打,只能等。


从成都回来的班车要下午五点多才到,我们这些参加考试的工人,早早关了机床,四点不到就去路口等着,子弟校学生、老师、家长也早已聚在路口。


记得那天班车到得特别晚,见教导主任最后一个下车,愁眉苦脸的。对着大家第一句话就是,“今年全厂都考砸了。”然后说:“我看了成绩单,都是200分多一点,一个也过不了体检线。”那会儿也没考试成绩是“个人隐私”一说,他随便拆信封看。


我有些吃惊,忙问,知道我多少分吗?他说,“我看的是子弟校平时成绩最好的学生的,你们待会儿到办公室自己看吧,多半也好不了。今年第一次全国统考,太难了!”他边说边叹气。


到了学校办公室,拿到自己的成绩单,一看是341.3分(快30年了,这个分数随手就能写出来,可见记得多牢)。


我小声对教导主任说,“我是341分。”


“341!”他大叫一声。


一屋子的人都围过来看我的成绩单。


1978年,一所高校富有时代气息的新生入学典礼。


全厂只有我一个人过了分数线,不仅过了体检线,还过当年四川省文科的重点线。


我本来是进厂不足两年,没几个人认识的青工,一夜之间成了全厂名人,有人来祝贺,还有不少同事和学生家长来找我讨教高考经验。我也不知道说什么好。


1978年四川实行的是看了成绩再报志愿,我的分数不够北京上海好学校的招生线,于是报考了四川大学中文系和历史系。

 

1978年10月,一个金色的秋天,我幸运地走进了四川大学的校门。


大学教育改变了我的生活,随着时间的推移,我越来越认识到大学对人生的意义。


(本文作者授权推送。配图选自网络,文图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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