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看原文
其他

昔年丨张辑哲:堂吉诃德式的青年

张辑哲 新三届 2021-04-24

        作者简介:

        张辑哲,1955年出生,中国人民大学信息资源管理学院教授,档案管理教研室主任。中学毕业在山东烟台挖山洞、垒砖坯、磨砂轮、拉板车、当钳工、跑供销;1978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档案系;毕业后在中央档案馆工作八年;1991年回人大从事教学与科研。学术兴趣广泛,理论成果深刻,在档案学、公共关系学、理论信息学领域多有建树。2015年退休。


作者9个月大时在奶奶怀中,右边成年人是后来被打成“右派”的父亲,两个女孩是姐姐们。



        1972—1978年是我人生的重要时期。我人格中的许多东西,都是那时形成的。


        那是个物质、精神和社会生活匮乏而单调的年代,当权者几乎掌控着一切,甚至包括人们的所思所想,就差每个人所呼吸的空气了……


        1972年年初,我中学毕业了,还不到17周岁。由于家庭的阶级出身(当时叫“成分”)呈“灰色”(土改时虽定为“贫农”,但在后来的历次运动中,组织上又屡次说当时定错了,应该是“富农”或“地主”,且总是悬而不决),再加上父亲曾被打成过“右派”,所以正式分配就业自然就没有我的份儿了。


        在家呆了几个月后,烟台市第一砖瓦厂招临时工,街道干部不知为什么竟然让我去了。


        当时“深挖洞、广积粮”的风潮尚未过去,挖防空洞是烟台市的一项重要任务,各个单位都要抽调人力参与。我一上班就被派去南山挖防空洞,干了有一年左右,练就了一身抡大铁锤、把钢钎,在石头上打炮眼,装炸药、点火放炮炸石头的本事,也长了不少力气。在与重体力劳动者的共事中,我切身体验到了人世间的很多东西。


        第二年回到砖瓦厂当“下亭工”——把刚刚制好的湿砖坯摆码在露天里,晾干。


        记不清是1973年下半年还是1974年上半年,又一轮狂风暴雨般的大规模上山下乡运动,在烟台开始了。


        1974年五一劳动节这一天,我正式不劳动了,结束了砖瓦厂临时工的工作——并不是因为我犯了什么错被辞退了,而是因为我抵制上山下乡运动。


        按照当时的政策,所有没有正式工作的城市青年,都必须报名上山下乡、插队落户。对胆敢违抗者,则有“四不许”政策:不许就业,不许干临时工,不许当兵,更不许上学。


        而我当时的决定是:我就不下!看你能把我怎么样?


        反正我爸我妈还能养活我,远在内蒙古乌海的父母,又开始每月给我寄生活费了……


        我内心的想法,即抗拒的理由(逻辑)是:我们1972年这一届毕业生,并没有动员上山下乡,按当时的政策,应该在城里就业。我没就业并不是因为我不够条件,用人单位不要,而是你们公家根本就不给我们这些出身不太好的人就业机会。现在又要求上山下乡了,凭什么让我们这些本应该在城里就业的人,也跟今年的毕业生一起下乡?这不合理,也不公平!


        当然,我还没狂妄到上街游行、示威,或到政府门前抗议、请愿的程度,只是默默地对抗这一上山下乡政策。

经过强体力劳动锻炼的作者(右二),大学期间担任系体育委员,既是参赛者,也是组织者。档案系78级男生在校运会上所向披靡,连续三年获男子团体总分第一。


        我就这样在家呆了整整一年。


        这是一场个人与整个社会,主要是当权者之间的冷战。


        现在每每想起当时的境况,我就会联想到塞万提斯笔下的堂吉诃德,想到他与风车之间的战斗……


        和同龄人比起来,我算“明白”得比较早。我没有大多数“文革”青年的那种思想上的大起大落和震荡。“文革”开始时我刚11岁,随着“文革”的推进,我开始进入青春期,开始思考自己所遇到、所看到的各种各样的现象与问题。


        我从来没有真正相信过“文革”期间的那种病态、疯狂的宣传,总觉得这社会中的事情不对劲儿,有点儿怪:现实并不美好,但宣传中却是歌舞升平,形势永远大好;再者,人怎么能活一万岁?党不是由普通人组成的吗,怎么可能永远正确?毛泽东不是也说“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吗,那由普通人构成的党怎么会像神仙一样完美无缺,永远伟大、光荣、正确呢?


        党的所谓历次路线斗争中的错误一方,不也都是党员,也是党的一部分吗?最让我难以理解的是,“伟大”、“光荣”、“正确”这种极端褒扬之词,怎么能用来自己说自己呢……


        所以对抗归对抗,我心里倒平静而理性:该干点儿什么,能干点儿什么,就干点儿什么吧。现在看来,我人生的“收获”主要来自这一段经历。


        这些“收获”大致有三:


        一是看书。我不是出身书香门第,家里基本没书可看。我爷爷是个自学的民间中医,他有不少中医和传统文化方面的书,但自己像宝贝一样藏着,不让别人动,更不让孙子辈的看。而我却经常趁他不在的时候偷着看,在他回来前原封不动地放好。两个叔叔都是高中毕业生,他们借回来的书我也经常偷着看。后来就从同事、工友、朋友处借书看。最幸运的是我后来办了张烟台市图书馆的借书证……


        也不知道为什么,除文学、历史方面外,我最钟情的竟然是哲学书。那一年加上后来的几年,我基本上通读了《马恩选集》,还有黑格尔、康德、费尔巴哈等,虽不能完全看懂,但却觉得过瘾,有一种俯瞰尘世,痛快淋漓的快感。


        烟台图书馆的管理员曾对我说:“你借的书不用按期还,因为你借的书基本没人借,没人看……”


        这种“收获”的后期和长期效应是我当时难以想到的。后来我之所以在综合把握问题上还不错,活得还算“明白”,之所以在学术上能有所建树且有些新意和深度,主要得益于此。上大学时,哲学课我只听了两节(在八百人大教室),考试却考了92分;我边听课边想:这课还不如让我来讲呢,怎么能把那么有意思的哲学课讲成这样……

1980年人民大学运动会,作者(左1)代表档案系78级领取男子团体总分第一名奖状。


        二是体育锻炼。从小我的身体并不好,虽没有什么先天缺陷和疾病,但体质较差,小时候每年都要发几次高烧,有时会烧到很危险的程度,以至于我奶奶总说我的聪明伶俐劲儿被烧坏了,否则会更好。


        中学毕业时,我身高虽有一米七四,但是绝对的“豆芽菜”或“麻秆儿”体型,而且还是鸡胸。中学时班里男生掰手腕,我居然谁也掰不过。这种身体,对于一个青春期的小男孩来说,绝对是一种“耻辱”。


        男孩强烈的自尊心,驱使我从中学毕业后就开始加强体育锻炼,而在家闲居的那一年,又使我的体育锻炼到了一种近乎疯狂的程度——因为这时锻炼的目的不仅仅是强身,增加男人的资本和自信,它又负载着一个更大的目标期望:被部队特招为体育兵!我买来了两本专业的体育书,一本是篮球,一本是游泳,我就照着书上说的,自己摸索着练。


        被特招的功利性目标虽未实现,但实质性成果很明显:我自己学会了蛙泳之外的其他三种泳姿,后来100米自由泳的最好成绩已超过当时国家专业三级运动员的标准;篮球虽未成为专业,但后来也是厂队、局队、馆队的绝对主力和人大校队的板凳队员。


        我现在的身体状态主要得益于那个疯狂锻炼的“大跃进”时期,掰手腕没几个人能掰过我(包括年轻人),很多同龄人和年轻人都羡慕我的身体和运动能力,我心想,这不是天生的,也不是白来的,它的“成本”我自己最清楚——打篮球经常打一天,游泳可以一天三次到海边,下了夜班还在半夜里蹲杠铃(石头的);球鞋磨破了自己补,没有篮球就到处去跟人凑(蹭),买不起游泳裤就让奶奶用布做……


        三是“冷战”的继续及其中的历练。事情总是要变化的,只不过有时渐变,有时突变。


        1975年5月,在家闲居整整一年后,我又去上班了。并不是政策有变,而是风头过了,当权者对“臣民”的看管放松了些,因此我就偷偷地到我小叔工作的砂轮厂干合同工(季节工)。先是在仓库当库工,装卸、码放金刚砂等原料,后又去车间里磨砂轮。而该年的下半年,一个“惊人”的突变现象出现了:去年下乡的知青全部回到了城里,而且基本都在国营工厂正式就业了。


        我开始慢慢明白了:噢,原来下乡是这样的——那我也报名下乡吧。但没想到政策也随之调整:那些该下乡而没下的人,今年开始不用下乡了,可以在城里干临时工,但不许到国营和集体企业就业,要就业只能到所谓的小集体所有制的工厂,即街道工厂。


        看看,天底下没有那么便宜的事,抵制政策是要付出代价的。这就是代价:我们这些(为数不多的)“抵抗分子”,永远没有到国营工厂就业的资格和机会了。


        好嘛,这代价可够大的,我们已被“打入另册”,成了永远只能在社会底层挣扎的“贱民”。


        现在看起来,当权者也不容易啊,他们在利用人们的表现差异,调控人力资源分布:因为青年人没人愿意去街道工厂工作,街道工厂里都是些老弱病残或文盲等弱者,这样的工厂能有什么发展希望?


        怎么办?妥协,向命运低头,去所谓的小集体工厂就业?


        我这个“堂吉诃德”的决定是:不,决不!


        不知是哪根神经起了作用,我作出了一个正常人无法理解的决定:“一个猛子扎到底”——去拉大板车。

作者酷爱自驾远游,2010年夏自驾新疆途中。


        拉大板车,在当时的烟台市绝对是最底层、最低贱的“工作”,在人们心目中的社会地位连掏粪工都不如。一看到或一提起拉大板车的,人们都是一种鄙夷、不屑,但又有些畏惧的神情与口气——因为这个队伍里汇集了大量刑满释放的前罪犯和有前科、有劣迹,任何单位都不会录用的人。


        1976年年初,我自愿加入了这个队伍。


        拉大板车的生涯虽只有半年多,但收获颇丰,身心两方面的体验、感悟是极致的、刻骨铭心的。


        所谓“大板车”,是一种人力运输车,两个轱辘和车轴上架着车体,车体是用两根3-4米长的树干和若干木板钉成的,闲置时呈斜梯状,车把向着斜上方;被人用双臂架起后呈平面,上面可装载货物。烟台是个丘陵城市,且街道狭窄,许多货物汽车运送不了,这种运输工具就应运而生,被人拉着穿梭于大街小巷之间。


        我们这些拉车人在平常人的眼中,是没有尾巴的牲口,虽然谁也不敢这么叫,但在心里大都是这么认定的。每辆大板车的平均载重量是1吨左右,我拉过的最重一车货(汽车轴)是1.6吨。每辆车的车轴都是弯的,经常爆胎,车辐条经常成片地断掉,使车轮扭曲成麻花状而报废。拉车途中在路边休息时,经常有年轻力壮的同龄人走过来,想试试能不能拉得动车,但绝大部分人都以失败告终。当他们不好意思地挥挥手走开时,我们心里会生出些许得意与自豪。


        什么事情都一样,有失必有得。


        “失”不必多说,谁都会想象到。尤其拉车时碰到了同学或熟人,大部分人都会假装没看见你而走开。


        而现在看来,“得”肯定要大于、多于“失”。


        这种已达生理极限的重体力劳动和身处社会底层的境况,对人的生命和心理有一种极致性冲击。这冲击不仅铭心刻骨,而且会使人从中深切体悟到很多东西。所以我后来一直很尊重重体力劳动者;所以我现在经常在课堂上对学生说:“在人格上不要看不起任何人,无论他(她)们是罪犯还是妓女,说不定哪一天你也会同他们一样,那是一种任何人都可能经历的生存状态。”所以我对那位百岁高僧“一日不做,一日不食”的另类注解是:“他不劳作就吃不下去饭!”


        拉车时,我早饭吃过一斤二两油条(单根算是48根),午饭吃过二斤多馒头或包子,晚上回来,双腿已快迈不动步了,还要晃晃悠悠地下楼去打一壶散装啤酒,很快吃喝完毕就立刻睡去,一觉睡到大天亮,连做梦的精力都没有。因为第二天的太阳照常升起,还要去拉车……


        每天都会接近生理的极限,都能摸到生命的“命门”。这种体验让我从另一个方向,知道了什么叫“闲愁”——没有“闲”就没有“愁”;让我深知“风花雪月”、“无病呻吟”等“小资情调”的空洞和无聊,因为在这种生存状态中,根本没有它生长的心理土壤和空间;让我深知所谓劳动人民和知识分子的真正区别何在,我从来都不认为他们在人格上谁高谁低,他们都是人,只不过对生命、生存和生活有着完全不同的感受而已……这是我后来虽然成了所谓的知识分子,却丝毫没有知识分子那种酸臭劲儿的根本原因。


        我承认,我骨子里是个劳动人民。我身边的很多人,包括妻子、女儿、父母姐弟等经常拿我开玩笑:看你哪像个大学教授,整个一个农民、民工,顶多像个包工头、农民企业家……我听着不仅不生气,反而很得意。我一直认为,人本质上就应该像我拉车时那样,简单而深刻地活着。


        最得意之处,是我们不仅每月可以挣到一般人不可能挣到的钱(最多可到100多块!),而且每天干不干、干多少完全由自己说了算,没有考勤等制度,更没有学习、开会,勾心斗角、跟风起哄等啰唆事儿。完全彻底的计件(量)工资,按劳取酬,多劳多得,干多少拿多少——在那个“平均主义”盛行的年代,有几个人尝到过这种淋漓透彻的生活快感?


        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这些拉大板车的,恰恰是那个年头最自由、最幸福,活得最自我的幸运儿,除了身体的劳累和人们的冷眼,我们几乎不受任何社会性羁绊的束缚和烦扰。我们好像与现世隔绝,生存在另一个简单、明快的世界中——出力、挣钱、吃饭、睡觉,自由自在地活着……


        我当时确实曾经想过:我就拉一辈子大板车。


        但想归想,人在现实中,有时不得不向现实低头。我如果拉一辈子大板车,“现实”就是很难找到媳妇,成家立业。在家人和朋友的劝阻下,加上有一个还不错的机会,我“低头”了:放弃了拉一辈子大板车的打算,在1976年8月,到烟台市晶体管零件厂(小集体所有制的街道工厂)正式就业了。


        在这以后的两年中,我又收获了一些东西,但已新意无多。


        1978年,我来到北京上大学,人生开始了新的一页。


2015年退休前,作者在学院毕业典礼上代表教师发言,希望毕业生们能在“红尘中看破红尘,名利中参透名利,人生中化解人生,自然中超越自然。”


(文图获作者许可推送。)


相关阅读:

尹俊骅:父亲的右派档案

陈小鹰:我的母亲亦父亲


更多点击:

陈原: 鲁迅投笔怒怼的“三一八”,

究竟谁是主使?

尹俊骅:高三那年废除高考,

我们连夜致电毛主席表忠心

李大兴:一九八零年的北京大学

张宝林:人民大学教授蒋荫恩之死

姜和平:一对姐妹花的惨死

姜和平: 50年前的教育部小红卫兵

姜和平:夜搜苏修特务记

张玫:十二岁红少年 六千里大串联

马小冈:“联动”冲击公安部真相探源

李向前:寻找我六九届的伙伴们

吴思:我在乡下的极左经历

李霄霞:满山跑“落草”黑山寨

吴工圣:一路走来  知恩感恩

平庸之恶:老兵王更印的人生悲剧










点击二维码  加盟新三届

 余轩编辑、工圣审读。

    您可能也对以下帖子感兴趣

    文章有问题?点此查看未经处理的缓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