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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秋零:我的康德缘

李秋零 新三届 2019-06-06

      老编按:昨天,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举行大会,庆祝60华诞。本号推送哲学系78级毕业生李秋零教授的一篇文章,以示祝贺。

 


2016年11月12日,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60华诞。


        人生在世,有许多事情,并非出自生命的必然,而是由一次或者一连串偶然机遇造就的。这种偶然机遇,既无法预见,亦无法控制。正因为如此,人们常常把它们称之为“命”,但我却更喜欢把它们称之为“缘”。而与德国古典哲学的创始者、西方近代最伟大的哲学家康德结缘,则贯穿了我自进入中国人民大学至今的学术生涯。

 

        1978这个数字,已经成了我的口头禅,它也是我人生中最大的一次“缘”。在此之前,我早已习惯了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生活,幼时的理想早已被我扔到了爪哇国里。但在1977年,中国却意想不到地恢复了高考。于是,在1978年,我虽然既未读过完整的小学,也未读过完整的初中,更未进过高中的校门,却斗胆报考,居然考中。


        是年秋天,我走进中国人民大学,成为哲学系的一名新生。当然,与我同样有此机遇的,共53人。哲学系在人大各系的排行榜上总是占居首位,而我又是全班的孙山,所以我的学号是100053。最先认识的同学是同样来自河南的姚新中,他的学号是100052。这是我第一次发现河南省在中国的位置是副班长。



2016年11月3日,人大哲学院李秋零教授(右2)、张志伟教授(左2)成为首批中国人民大学杰出人文学者特聘教授。

 

        人学前,从不知道哲学为何物。高考复习材料中那些诸如“物质第一性”之类的原理,对我来说只不过是必须背下来以便挣分的绕口令。高考志愿也没有报哲学系,但巧的是代表中国人民大学到河南招生的是哲学系的老师。据这位老师后来说,他看中了两个分数较高年纪又较小的考生,就划进了哲学专业。反正,我就是稀里糊涂进的哲学系。


        但不管怎么说,毕竟有学上了,有书读了(也有白馒头吃了)。上了几遭课,读了几本书,我就纳闷了:这些不着边际的东西,居然也叫学问?而且,讲课老师似乎有意无意地暗示:这是最高的学问!

 

        真正把我带进哲学殿堂的,是“西方哲学史”这门课程。那一个个深邃的思想体系,宛如一座座兀立的山峰,令我目不暇接,令我瞠目结舌,令我神游,令我深思。曾几何时,昔年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终于有了交谈的对象。

 

        那时的“西方哲学史”课程为一学年。按照习惯的做法,第二学期是从十八世纪的法国哲学讲起。哲学78的学生至今引以为幸的是,给我们讲这个部分的老师是苗力田先生,这也是他最后一次为本科生讲授“西方哲学史”。



人民大学哲学系78级全家福,后排右4本文作者。


        苗力田先生是新中国最早的一部“西方哲学史”讲义的参与编纂者,同时也是中国人民大学西方哲学专业的开创者。是时已年过花甲的他,手扶拐杖,虽有腰疾而不掩其魁梧的身材,着一身板正的中山装,手中拿几张台历片,信手在黑板上写下一串串希腊文、拉丁文、英文、德文字符,即便是那些在“文革”中堪称是“饱读”了哲学书的学长们,面对他的讲课也不禁如醉如痴,遑论我这初入门的小字辈了。


        更令人惊讶的是,苗力田先生一上来就宣布:法国哲学浅显易懂,学生应当自己读书就能够弄明白。因此,他一开始就给我们讲的是康德,而且讲了整整一个学期,宣布后面的靠自学。这真可以说是一次康德哲学的盛宴。此后,他又给我们开了一门康德的原著课。


        由于我进入中国人民大学,学的外语就是德语,这门原著课对我来说自然又是得天独厚。也许,我对一些术语和词句的翻译意见,给这位学界德高望重的前辈,留下了些微的印象。


        本科期间,可以说是我第一次与康德结缘。除此之外,利用课余时间,我囫囵吞枣地通读了当时已译为汉语的全部康德著作。


德语班的同学们。后排左1本文作者。

 

        大学毕业,我考取公费出国进修,来到德国。在康德的故乡,我不仅深切地体会到德国学界对康德的“偏爱”,而且开始学会抛弃唯物唯心两大阵营斗争的标签,无偏见地理解康德和其他哲学家的思想。


        两年里,我选修了学校开设的全部有关康德的课程,并用德文通读了康德的大部分著作。而在回国前夕,我收到了上海人民出版社编译《康德书信百封》的邀请。

 

        当时国内的西方哲学界,在经历了最初的拨乱反正之后,已经开始向研究的深度进军。当然,德国古典哲学依然是研究的重中之重。在康德那个时代,书信依然是学者们交流思想、探讨学问的一个重要方式。甚至可以说,书信是思想家的著作的一个重要补充。


        在此之前,苗力田先生编译了《黑格尔书信百封》,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之后,在学界产生了重大影响。因此,上海人民出版社计划扩大规模,为德国古典哲学的五位哲学家都编译一部《书信百封》。


        本来,编译《康德书信百封》的稿约是发给苗力田先生的。但苗先生却推荐了当时默默无闻的我(须知,我那时还没有哪怕一个字变成铅字),并得到了上海人民出版社的同意。

本文作者在校园。


        1985年我回国后,大约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完成了编译工作。虽然后来由于种种原因,这部书迟至1992年才正式出版,但它却是我真正的处女作。也可以说,它是我与康德的第二次结缘。


        1987年,我成为苗力田先生首次招收的博士生。我的本意,是借这个机会与康德再次结缘,但这个愿望却落空了。入学不久,我向苗力田先生提交了个人研究计划,准备把自己将来的毕业论文确定为“康德的自由观”。


        “自由”概念,被康德称之为他的批判哲学的“拱顶石”。从这个概念入手,不仅可以真正把握康德哲学的本质,而且从方法上也可以收到“提纲挈领、纲举目张”之效。


        苗力田先生对我的计划给予了首肯和赞赏,并要我再进一步把它具体化。但当我兴致勃勃地拿着具体化了的计划再找苗先生时,却被他一口拒绝了,而且使用的理由根本不是学术的理由。


        很简单,当时的中国一片“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声音,饱受历届政治运动磨难的苗先生,深恐我的论文为我招来无妄之灾。


本文作者(左3)在学术活动中。


        于是,苗先生的社会经验与我这个初生牛犊的勇气之间,爆发了冲突。我据理力争,坚持自己的计划,最终招惹得先生一拍桌子,厉声说道:“在你毕业之前,休想写这样的文章!”在苗先生的弟子中间,我大概是第一个吃了豹子胆的。


        我之前的师兄师姐们,对先生历来是毕恭毕敬,在先生面前大气不敢多出的。而我却敢不坐在先生对面、而是坐在他侧面的小沙发上与先生讨论问题,若机缘巧合,也敢带着一帮师弟敲先生的竹杠,让先生请酒喝。为此没少遭师兄师姐批评,我却从来是接受批评、永不改正。


        此时的我,不知道是哪根筋转错了,居然也拍了一下桌子,同样厉声说道:“我从你这里一毕业,就马上写这个题目!”苗先生惊愕了足足有一分钟之久,突然笑道:“你居然敢跟我拍桌子?”我顿时醒悟到自己的失态,赶快认错,并获得了先生的原谅。但是,先生最终不肯让步,我也只好放弃了与康德再次结缘的计划。

 

        但也就是在这个时候,苗先生雄心勃勃地开始了《亚里士多德全集》的编译工作。课题组的成员都是苗先生此前几年招收的硕士生,跟随他学习了古希腊语。我虽然未曾学习古希腊语,也被苗先生列入课题组,主要是我在他身边,年龄又稍长于其他成员,便于帮他做组织工作。


本文作者(中)传习康德哲学。


        历时10年,《亚里士多德全集》汉译终于竣工,轰动了中西学界。而我,也就此迎来了再次与康德结缘的时机。

 

        早在《亚里士多德全集》尚未竣工的时间里,苗力田先生已经与我谈起紧接着开始《康德著作全集》的汉译问题,并且明确提出,由于他年事已高,这次由我担任主编,他仅任顾问。有先生撑腰,我当然是没有问题了。但当《亚里士多德全集》完成后,苗先生要求《康德著作全集》开工时,我却顾虑重重。


        最重要的原因,是在此之前已经有学界的一位德高望重的前辈在做《康德选集》的项目,而我也被这位前辈邀约为课题组成员。但这位前辈以慢工出细活著称,数年之久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进展。但即便如此,若我此时另立炉灶,岂非拆这位前辈的台?故任凭苗先生催促,我总是用各种理由推托。直到有一天,苗先生又对我发火了。

 

        苗力田先生有一个习惯,就是亲自给自己的学生讲授西方哲学原著。年老体迈时,这门课就移至他家中进行。1999年,有一天我接到苗先生的电话,要我马上到他家去。据我对先生的了解,我知道这是他给学生上课的时间,但我到后却惊讶地没有发现学生,而是看到了先生的一脸愠色。


        一看到我,苗先生就把手中的一本书摔在沙发上,不顾师母的劝阻,怒斥我说:“这本书你还要让我用到什么时候?”看到书,我明白了。这是康德的代表作《纯粹理性批判》,是任何修习西方哲学的学生的必读书。


        苗先生使用的版本由著名学者蓝公武翻译,是学界使用的通行本,于上世纪30年代翻译,50年代出版,使用了大量半文半白的语言,且转译自英文,精准度自然要打折扣。


        看到我发窘,苗先生语重心长地对我说:“我早知道你为什么推托了,但无法向学界交待,要比无法向某个前辈交待重要得多。”就这样,我与苗先生约定,2000年正式启动《康德著作全集》的编译工作。

 

        我们组织了一个班子,苗先生任顾问,我任主编,就这样在2000年正式启动了。然而,天有不测风云。正在一切都按照我们的设想顺利进行的时候,苗力田先生突然地、没有任何预兆地与世长辞。悲痛之余,我也同时认识到《康德著作全集》的编译遇到了强大的挑战。


        通常,一个失去了领袖的群体都会面临这样的问题:是进,还是退?进,则何以进?退,则何以堪?然而,先师的遗愿,岂可付诸东流?在惨淡经营了第一卷的编译之后,我做出了独自承担剩余八卷的编译的决定。

《康德著作全集》9卷本。


        到了2009年底,我终于提交了最后一卷的译稿。2010年春,350万字左右的《康德著作全集》9卷本全部出版,旋即召开了出版发布会。10年,与《亚里士多德全集》一样,《康德著作全集》也用了10年。


        以近乎一己之力穷10年时间来翻译《康德著作全集》,完成后不断有人问我是怎么坚持下来的。原因很简单:先师的遗愿和对康德哲学的喜爱。然而,真正把它落实到10年的生活中去,却也有一些一言难尽的酸甜苦辣。

 

        首先,翻译普遍不被人重视。不少人认为,写作是在出思想,而翻译只是重复别人的东西,没有自己的思想。许多地方不把翻译视为创造,不算科研成果,至今如此。其实,翻译不仅要求对原作有深刻和准确的理解,而且要求用准确的汉语把原作的思想再现出来,等于是教原作者用汉语来表达他自己的思想。外语与汉语的关系并不是简单的对等换算关系,尤其是强调概念的严格性的哲学,有时微小的词意差别就会导致思想的走样。


        苗力田先生曾说:有时为了一个术语的翻译,苦苦思索,终有一得,其感觉不亚于天文学家发现了一颗新星。在这种意义上,用汉语准确地表述原作的思想,不仅是一种不折不扣的创造,而且是一种更为艰难的创造,难就难在翻译者不能像写作者那样充分发挥自己的主体性,而是必须忠实于原作。

本文作者(右)出席座谈会。

 

        其次,翻译是一件苦差事。与教原作者说汉语相比,更难的是适应原作者的思想和知识。写作者可以扬长避短,对自己不懂的东西避而不谈,而选择自己擅长的东西尽情发挥。翻译者没有这样的便利,他不能绕开任何自己不懂的东西。原作者说到哪里,翻译者就必须跟到哪里。原作者懂什么、知道什么,翻译者就也要懂什么,知道什么。不懂、不知道的,就必须学习。弄懂了,知道了,才能再回来翻译。


        有人曾问我,在翻译康德著作时最难的是什么。我说不是他的深邃的思想,因为我在此之前就已经相对熟悉了。难就难在康德是一个十八世纪的渊博学者,熟悉他那个时代各门学科的知识。在翻译中,我必须跟随他回到十八世纪的知识水平,尤其是了解早已被现代自然科学扬弃了、仅仅会在自然科学史中简略提及的十八世纪自然科学。


        至于康德的自然地理学知识,有一些很可能是来自茶余饭后的道听途说,个别东西根本无从查对,翻译时可谓是吃尽了苦头。

 

        最后,翻译是一件危险的事,翻译康德著作尤其如此。与写作者往往可以用“一家之言”为掩护不同,翻译有原作这个硬标准在那里。且不说有时候的一些拙译会受到指责,翻译者常常会被人拿出原作来指出误译,甚至会被斥之为“低级错误”。

《康德著作全集》出版座谈会。


        尤其是康德,国人对其著作的喜爱和熟悉恐怕是超出了西方绝大多数思想家,许多并非哲学专业的爱好者也常常在读他的德文原著,至少是英文译著。翻译中有拙译误译,难免被人拿出来敲打。固然翻译者也可以从这些敲打中受益,但被敲打的滋味毕竟是不好受的。


        因此,我在《康德著作全集》第一卷的后记中,就说自己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十年的时间里可以说是天天如此。当然,即便如此我也还是犯了一些错误的,好在学界多是善意的指正、正常的商榷,倒使我于心稍安。

 

        《康德著作全集》的翻译,既是我人生中种种“缘”的一个“果”,也是我主动与康德结的一个“缘”,这个“缘”是还要生“果”的。更何况,这个“缘”还远远没有尽,还要靠我用毕生的精力去继续“结”。大学毕业30年了,若说对生活有什么感悟,倒正是这个“缘”字。


         作者简介:

        李秋零,1957年出生于河南,1978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 ,曾在康德故乡德国留学。师从苗力田教授研究西方哲学,并集十年之精力,首次将西方大哲人康德全集译出,为中国文化界一大盛举。现任佛教与理论研究所专职,哲学系/宗教学系教授、,首批中国人民大学杰出人文学者特聘教授。兼任香港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特邀研究员,清华大学道德与宗教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外国哲学研究所特邀研究员、哲学系客座教授等。

  主要研究领域为。 著有《上帝·宇宙·人》等多部专著;译有《》《星空――康德书信选》《》等10余部西方学术

本文作者在给毕业生致辞。


(文稿选自《天高人大——七七八八集续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出版,部分照片由作者同学提供。小号获许可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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