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查江青之兄引起的轩然大波
作者：王熙章
原载《文史月刊》2009年第5期
神秘的伊尔—14
1968年4月26日下午，一列由北京开出的直达快车，驶进山东济南。从车尾软卧里走下了三位神色漠然的军人。
4月28日晚，在3人下榻的招待所里，海军军官要通了北京的电话：“报告吴副总长，关于山东这起重大反革命陷害案，我们初步拟定了一个准备逮捕的要犯名单，请你定夺。”
4月29日下午，一架银灰色的伊尔—14型民航客机，悄然降落在济南西郊机场。随即，机场戒严了。一辆吉普车风驰电掣地闯来，直抵飞机弦梯旁。车门猛地打开，两名彪悍的士兵，架起车上一位手戴镣铐的中年人飞快地从弦梯攀缘而上。不一会儿，第二辆、第三辆、第四辆吉普车又依次把几名囚犯载到机场，由武装士兵分别把他们押送到彼此隔绝的机舱里。他们是：山东省交际处处长陈静波、山东省公安厅警卫处副处长于杰、济南铁路局公安分处处长曲和钧。
就在曲和钧被推搡着走上飞机时，前舱室里一声断喝：“不许站起来！”他迅疾向探身的囚犯扫了一眼，是于杰，他意识到和自己一起参与审查“国舅爷”的领导和战友，都已落入了魔掌。
飞机咆哮着滑出了跑道，昂首冲向云空。然而，戒严令却没有解除。傍晚，神秘的伊尔—14再返机场，4辆吉普车又把山东省公安厅副厅长李秉正、济南铁路局公安处副处长王茂青、济南铁路局公安处保卫股长史殿安，送上了这令人恐怖的载体。
难忘的1959年
上世纪50年代最后一个春天，年轻的山东省公安厅警卫处副处长于杰，在北京全国警卫工作会议上遇到了公安部中南海警卫局的一个科长。这科长沉思有顷，说，“知道吗？李干卿要到中南海来……”“李干卿？”于杰诧异了。他无法想象，这个在日伪和国民党时期，明查暗访搜寻八路、刺探情报的巡官，也能到党中央的驻地来！可是，他毕竟是毛主席夫人江青的哥哥。
那科长沉静地说：“你们把他的情况写一份材料报来，历史和现实的表现都要弄清楚。”“好。”于杰知道那个科长在中南海保卫局里的重要位置。山东省公安厅厅长张国峰正和分管警卫工作的副厅长李秉正，为调查李干卿的问题而焦心着。
对李干卿，他们每每有投鼠忌器之心。两位厅长经过仔细磋商，决定立即成立调查组，谨慎而又迅速地开展工作。张国峰郑重地叮嘱自己的战友：“老李，这件事，由你一抓到底！”
他们没有想过这种行动日后会给自己带来什么后果，因此，当他们在奔波的时候，忽视了另一些和他们同时在奔波着的人们。
江青悄悄来到了济南。一下飞机，她就与忧心忡忡的李干卿见了面。之后，李干卿又心神不定地飞赴北京，一住就是40天。李干卿与江青的这两次接触，都谈到了自己受审查的问题。江青说：“你要稳住，不要害怕，还有上边嘛！”从此播下了仇恨的种子。
3个月过去，调查工作基本结束。
1946年,毛泽东与江青及孩子李讷在延安枣园合影
一日，济南铁路公安处接到通知：毛泽东主席将来山东。这加速了李干卿调查材料的定稿。1959年10月24日一早，王茂青副处长带着材料来到德州火车站。上午，毛主席乘坐的专列驶进德州站。卫士长李银桥快步走下车来，一见到王茂青就问：“材料带来了吗？”“带来了！”“好！”卫士长如释重负地吁出一口气，说：“有了材料就好办了！”
那时，毛主席几乎每年都要路过或到山东来。许是江青使然吧，毛主席在济南逗留时，好几回提出要见李干卿，警卫和公安人员都委婉地阻止了。这些在毛主席身边工作的同志，不愿意让他的意思有一丁点儿不如愿，但他们又清醒地知道，必须对领袖的安全负责。李干卿的两支手枪至今下落不明。数小时后，毛主席乘坐的专列停在了济南西郊机场附近的专用线。
同一天，江青先于毛主席几小时乘飞机到达济南。她躲在西郊机场上的空军招待所里，不肯见专列上的毛主席。正在现场警卫的于杰听专列上的同志悄悄说：“别扭了！”看来，在一些家庭时常出现的那些麻烦，在领袖之家也不能避免。
毛主席忙完公务，驱车来到机场见江青。于杰安排人在招待所门前的树荫下摆上了一桌两凳。他远远看到，夫妻俩默默地坐了半个小时。毛主席起身走了，江青却又精神起来了。这使他想起了1949年的事。那一次，江青来济南，住下就不走了。毛主席曾两次拍电报催她返京，她均置之不理。后来，毛主席又发来了第三封电报：你再不回来，我就要接你去了！毛主席也难啊！
王茂青正在专列上鞍前马后地跑着，卫士长李银桥又找他来了：“把李干卿找来吧。主席要接见他。”王茂青一愣，但随即转身摸起了电话……
汽车把李干卿送到西郊的专列旁。他在车上见到了身穿睡衣的毛主席。但出人意料的是，他很快就下车了。王茂青看看表，毛主席接见李干卿前后总共不过5分钟时间。
左起毛泽东、江青、李讷、江青姐姐李云露
政治局会议上的哭声
1968年4月25日，在钓鱼台的一所会议室里，中央政治局正在举行一个非同寻常的会议。突然，会场上一个女人放声大恸。谈锋正健的山东省革命委员会主任王效禹，十分知趣地停止了汇报。“我好命苦哇！”江青在大骂山东省公安机关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对她哥哥的迫害以后，涕泪横流地说：“我哥哥李干卿过去很苦，为了糊口，在旧社会干了几天警察，他们就对他……对我进行迫害……他们其实是对着我们的毛主席的呀，呜……呜……”
惯于打圆场的陈伯达马上出来收拾局面：“山东调查李干卿的问题，是搞无产阶级司令部。从山东搞李干卿的问题说明，刘、邓、彭、罗为首的地下公安部，是一条又粗又长的黑线，一定要把这条黑线挖出来，一定要把公、检、法彻底砸烂！”散会以后，他又在山东省革委会的报告上批道：“已听王效禹汇报（正在开军委会)，交吴法宪具体办理。”
就这样，专案组的3名军人便手持“尚方宝剑”火速抵鲁。
4月29日夜，在李秉正等人被秘密押送北京时，身患癌症的山东省公安厅厅长张国峰病情恶化，北京来人决定：送张国峰到郭店劳改医院突击审查。
挣不掉的枷锁
车队进入昌平县境。不多久，一所灰色建筑首先映入于杰的眼帘。他无不惊愕，差点叫出声来。天哪？怎么到秦城监狱了？车进监狱大门时，王茂青也在嗟叹。
难捱的铁窗岁月开始了。
当羁押在秦城监狱二楼的这些囚犯在死寂中消蚀着自己的生命时，中国正不易觉察地发生重大变化。专案人员已经不再来开展他们曾经认为是无比重要的工作。对案犯的审讯次数逐年减少，入狱第3年，干脆把他们挂起不问了。
1971年9月1日晚，王茂青被带到了阔别已久的审讯室。室内气氛与当年显然不同。“领导决定你们先回济南，听候处理。”一个肤色黝黑的大个子军官说。王茂青提出要结论。“不行，没有结论。”王茂青说：“那我先不回去吧，不差这几天了，就在这儿等结论。”“让你回去就回去嘛！”黑大个儿又拿出当年审讯他们的架式，沉下脸说，“不要等了，这是中央的决定，又不是我个人说了算。”其他的人也都分别被叫去谈了话。
9月3日早晨，一队轿车驶抵西苑机场。陈静波、于杰、王茂青、曲和钧、史殿安3年多来第一次聚首，一个个悲喜交加，都有恍如隔世之感。但当他们发现获释的人中没有李秉正时，心头都蒙上了一层浓重的阴影。案子并没有了结！他们回到济南，仍是不戴镣铐的囚犯。
公正的裁决
沉寂已久的惊雷终于响了。江青被押上了历史的审判台。
1977年8月，党中央终于为审查李干卿的案件作出了公正的结论。中共山东省委负责同志在平反昭雪大会上庄严宣布了中央主管部门关于李秉正等6位同志的平反结论：“李秉正同志为了保卫毛主席，对李干卿的反动历史进行调查，这件工作进行的是完全必要的，无可非议的。江青强加给他们的罪名，是莫须有的，是政治上的诬陷。”大会还宣布了给已故的张国峰、叶茂林平反的决定。
延伸阅读
江青和她哥哥姐姐
不为人知的故事
作者：杨银禄
杨银禄是江青第二任秘书，在这个岗位上工作了五年半时间，是在江青身边工作最久的秘书。他回忆了江青的一些生活细节，还原了江青真实的亲情世界
江青和姐姐李云露
江青的姐姐李云露
江青有一个同父异母的亲姐姐居住在北京，“文革”期间经济收入很少，生活相当困难，江青对她在生活上没有任何帮助和照顾，就像没有这么个姐姐一样。
党的九大以后，我发现一个叫李云露的人经常给江青写信，内容一是说想念江青，想见江青一面，想念李讷；二是了解江青的身体情况，请她保重身体；三是告诉江青她的生活比较艰苦。信中虽然没有提出过任何要求，但言下之意是想得到江青的一点帮助。江青每次看完信以后都置之不理，一不回信，二不回话。
一开始，我不知道李云露和江青是什么关系。有一天，我好奇地问江青的老厨师程汝明，他告诉我，李云露是江青的亲姐姐，以前住在中南海，给江青做家务，带孩子，以后得罪了江青，江青一气之下，就把她赶出了中南海。从此以后，江青再也不认这个姐姐了，没任何来往。
1972年5月，毛泽东和江青的女儿李讷生了孩子，又雇了一个保姆。既要给孩子买牛奶，又要付保姆费，李讷的工资低，钱不够用，生活很困难。1973年，李讷将她的困难向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张耀祠汇报了，请求爸爸给予帮助。她 说：“我不敢跟爸爸说，怕爸爸说我过不了艰苦的生活，请张叔叔跟爸爸说说。”张耀祠很同情李讷，如实地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表示同意给予李讷帮助，并问张耀祠给多少钱合适呢？张耀祠鼓着勇气说：“那就给8000元吧。”毛泽东想了一想说：“江青、贺子珍、李敏、李讷每个人给8000元，平均吧。”
于是，主席批了一个条子，从他的稿费里取出了32000元人民币，给江青、贺子珍、李敏、李讷每人8000元。当时贺子珍正在解放军301医院住院治病，她说：“我看病的医疗费公家能报销，不缺钱用，把钱全部退给主席吧。”并说：“谢谢主席对我的关心。”后来经过做工作，她把钱收下了。出院结账时，不能报销的自费药有3000多元，这个费用就是从毛泽东给她的钱中支付的，剩下的4000多元，贺子珍退给了毛泽东，并一再向毛泽东表示感谢。江青则毫不客气地收下了。给李讷的8000元，毛泽东的管理员吴连登只交给了她3000元，另外5000元帮她存入了银行，一是存在银行还有点利息收入，二是叫她慢慢用，如果很快就用完了，再向主席要就困难了。
一直对李云露不理不睬的江青，在毛泽东去世之前，突然想起要关心一下她的姐姐。于是，立即派厨师程汝明代表她去看望，看看姐姐生活过得如何，有什么困难，有什么需要帮助。
当时，李云露住在清华大学一间平房内，她与程汝明在中南海就认识了。见到程师傅时，她很高兴，也很激动，双眼含泪，询问江青的身体怎么样？工作忙不忙？李讷好不好？她说李讷是我带大的，很想念她，很想见见李讷。
程师傅一边回答李云露提出的问题，一边环视屋内的情况：床上的被褥比较破旧，屋内生着一个煤炉，烧过的煤球和没有烧过的煤球都堆在地上，凌乱不堪。屋内的温度也不高。程师傅看到这些情况后感到一阵阵心酸，心想，姐妹俩的生活水平相差太大了。李云露离开中南海以后，江青从未关照过她，日子过成这个样子。李云露是一个好强的人，程师傅问她生活有什么要求时，她摇摇头，说没有要求，希望江青、李讷注意身体。
程师傅回到钓鱼台以后，将他看到的情况向江青如实地作了汇报。江青说，请程师傅再去一趟，从我的存款里（江青没有什么存款，她指的存款是毛泽东给她的8000元钱），送给她5000元钱，以帮助她的困难生活，也算了结我的一个心愿，还了债。程师傅及时办理了，这使得李云露感激不尽。
毛泽东去世以后，江青感到用钱紧张，又想把送给她姐姐的5000元钱要回来。程汝明和吴连登劝说江青不能再要了，钱已送出去了，再要回来影响不好。江青认为他们说的有道理，这才没去要。
江青
哥哥李干卿辛酸的求见
江青还有一个哥哥叫李干卿，1901年3月13日出生，比江青大十三岁，“文革”期间在济南火车站工作。
1970年春天，李干卿带着他的小儿子来到北京求见江青，中央办公厅把他们父子安排在中直招待所住下。
一天下午，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给我打电话，叫我报告江青，说她的哥哥和侄儿来北京了，要求见见江青，见与不见由她决定，“他们现在住在中直招待所，她要见的话，你给中直招待所的领导打个电话通知她哥哥”。我将此事报告江青以后，她两眼紧闭，思索了好大一会儿，才犹豫不决地对我说：“这事难办，他们对我搞突然袭击，来以前也不来信问问我让不让他们来北京，这叫私闯京城啊！既然这样，告诉他们，我工作很忙，不能见，立即叫他们回去。”
“好，我立即通知中直招待所打发他们回原籍。”我说完转身就走。
“你站住！还不能这样说。”江青说，“他不是带了一个孩子吗？你请汪东兴派人到主席的礼品库里找一架最次的照相机，送给孩子，再带上半斤茶叶送给他的父亲，他好喝茶。告诉他们我现在工作太忙，我抽不出时间见他们，叫他们赶快回去，他们来北京找我不就是要点东西吗？真是穷疯了，他们看到我送的东西，自然就会回去了。”
第二天上午，我趁江青睡觉的时候，带上江青的“礼品”来到中直招待所，看到了李干卿他们父子二人。李干卿胖胖的，身体很结实，他儿子十五六岁，长得满精神。自我介绍以后，我说明了江青不能见他们的原因，请他们早点回山东，并把江青送给他们的“礼物”交给了他们。
他的儿子毕竟还是孩子，看到照相机觉得很新鲜，专心致志地摆弄着玩。
江青的哥哥听我转达江青的话以后，流下了眼泪，双手托着两腮很久没有说话。
我临走时，他忙站起来，双手握着我的手恳求说：“我这样大的年纪了，这次恐怕是最后一次来北京了，今后再也不会见到江青了。请麻烦你再跟她说说，请她见我们父子一次吧，拜托你了。”
我同情地说：“可以，我再向她请示请示，能见你们更好，不见，我也没有办法。我报告她以后，她有什么话对你们说，我通过招待所的领导转告你们。”
李干卿连连说道：“谢谢，谢谢！”
回到钓鱼台后，已经夜里11点了。躺在床上刚迷糊着，江青就打铃起床了，我又度过一个不眠之夜。
江青到了办公室，我把李干卿想见她一面的请求报告她。她说：“这老东西真不识时务，他还不知道他是个什么人？解放以前他当过国民党的兵，解放以后被我们的人民政府审查和管教过，像他这样的人还有脸要求见我，真自不量力！我现在是政治局委员，如果会见一个曾为国民党扛过枪，与人民为敌，被人民政府镇压过的人，那我的阶级立场到哪里去了？”她咬牙切齿地说：“你叫招待所的同志通知他，我还是不见，立即叫他们回去，不能在北京久留！”
江青对我解释说：“现在阶级斗争这样复杂激烈，他们在北京呆久了，对我是不利的，会影响我的。我没有钱给他们买火车票，叫他们自己买票回去，他们能自己来，就能自己走。”
据我了解，江青说的李干卿被审查和管教的事是这样的：1953年，“镇压反革命”运动时，铁道部公安局曾调查过在济南铁路局供职的李干卿，但由于他是江青的哥哥，没敢查下去。1959年江青要接李干卿到中南海，公安部中南海警卫局便责令山东公安厅正儿八经地查下去了。调查的结果是，李干卿曾在军阀张宗昌的部队当过“师爷”，即文书，日伪和国民党时期曾任过警长、巡官、局员、津浦铁路巡防组组员等职务。1939年，在日本宪兵队的威逼下，李干卿曾写信给江青进行策反。1945年李干卿曾入室抢夺王虎牌手枪一支。1948年至1951年偷窃过面粉，贪污大米、鸡蛋及数百万元（相当于现在的数百元）人民币。李干卿的劣迹颇多，在“三反”期间受过处分。
后来，事情闹大了，发展成了李干卿事件。因为对李干卿的调查激怒了江青，江青便在“文革”中进行报复，陈伯达称“这是阴谋陷害江青同志的重大反革命集团案”。江青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哭着说：“我哥哥李干卿过去很苦，为了糊口在旧社会干了几天警察，他们就对他，对我，其实是对着我们的毛主席呀！”
随即陈伯达、江青从北京派出三人到济南把山东省公安厅厅长张国锋、副厅长李秉正、交际处处长陈静波、警卫处处长于杰、济南铁路局公安处副处长王茂青等六人全部逮捕。除陈国锋身患癌症外，其余五人用专机押送北京，受尽折磨，这桩案子到1977年才得到平反。
我不明白，一直为其哥哥鸣冤叫屈的江青，怎么一下子变了脸色，对李干卿的到来无动于衷。
我按照江青的指示，打电话给招待所的领导同志，动员他们父子回去。江青的哥哥接到第二道叫他们回去的命令以后，再次留下了伤心的眼泪，但仍坚持不离开北京，继续等待江青的接见。
大约过了两天，江青叫我打电话问问中直招待所她哥哥离开北京了没有？我打电话问招待所，招待所的同志说，还没有走。
这时，江青心里很矛盾：不见吧，他们执意不走，在北京住的时间长了，对她影响不好；见吧，又怕别人说她阶级界限不清。经过思想斗争，她决定还是见一面，赶快把他们打发走。为了避嫌，江青叫我打电话给毛泽东的秘书徐业夫，请他报告主席她哥哥来求见的事，并请示“我见他们一面好，还是不见好”。
毛泽东回答说：“为什么不见？国际战犯都能改造好，国民党的高级人物我都可以见，难道你的亲兄长都不敢见吗？你不能六亲不认吧！见，一定要见。”
当我把主席的话报告给江青以后，她决定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他们父子。江青说：“像他这样有历史问题的人，没有资格进中南海和钓鱼台，在大会堂见一见，就够抬举他的了。”
会见时，面对多年未见面的哥哥，江青没有表现出一丁点想念之情，反而像训斥小孩子一样，疾言厉色地教训了一番。
她说：“你们到北京来，为什么事先不向我请示汇报？你们这是逼着我见，搞突然袭击。像你这样有历史问题的人，不能乱跑，更不该私自到北京来。你一来搞得我很被动。从今以后不许你再来北京，你今天立即离开北京。”
李干卿虽然受到了妹妹的训斥，但是终于见到了身居高位的亲妹妹，还是很高兴的，并没有提任何要求。他激动地对江青说：“我知道你工作很忙，可是，我实在是想念你，这个孩子没有见过你这个亲姑姑，常常念叨见见你，今天见到了，我们明天就走。”说着说着，又流下了泪水。他用颤抖的手，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块不太干净的手绢擦了擦眼泪。江青还没有等他擦完，站起来，头都没有回一下就走了。
江青在大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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