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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丨在锦医77级邂逅最优秀的一群人

新三届 2019-06-17

    老编的话:2018年是新三届大学生中的77、78级走进校园40周年。他们有怎样的高考故事?他们的校园生活如何度过?本号延续“卌年”“校园”“同窗”等专题,征集新三届学子记录高考历程和大学生涯的文图稿件,共同分享新三届人永志不忘的那一段如歌岁月。


作者简介

Faye Wang,锦州医学院77级两百三十名学生之一。1987年出国,读书、工作、生活至今。现就职于美国新泽西施贵宝,从事药物毒理研究工作。

原题

问渠哪得清如许



作者 | Faye Wang
 
        

第一次踏入锦州医学院(现在已经更名为锦州医科大学)校门已是四十年前的事儿了。在职业生涯接近尾声之时,回想起生命中的一次次转折与起伏,不得不承认锦医的学习经历竟是渗透于血液里,不经意间流淌于生命之中的。辗转多地、面对过各种人后发现,原来我的七七级同学是我曾遇到过的最优秀的一群人。能成为锦医77级之中的一员,何等幸运。


文革结束,我们作为十年动乱后的第一届高考生告别农田,离开机床,携着百废待兴的朝露走入大学校门。此后,招生制度逐年地走向成熟,以至于考、不考、怎样考成了现在教育的核心问题了。可那时的我们却站在了改革开放之初、万马奔腾的起始点上,兴奋、焦虑,时不时地还有点不知所措。


第一年恢复高考,又是先报志愿后考试,大家的志愿可谓五花八门。有报东工、北航的,有报海运、吉大的,由于“服从分配”而从“五湖四海”来到锦医。我猜当年没人报清华大学,因为清华大学1977年在辽宁只招两人:锅炉系。后来听说锦医招生“原则”之一是:分数线过了的看照片,挑选相貌上顺眼的。如果是真的,这可以称得上是历史上比较严重的“以貌取人”了吧。


七七级录取分数的差距也是很壮观的。有同学居然以文科近榜首的高分被理科锦医录取。当然,也有同学带着进清华大学的分数以第一志愿考入锦医,还有同学“文革”前后两次高考、两次高分、两次录取。对这些已是自带光环的同学,我真是只有敬仰的份儿了。


但要加入锦医七七级,绝非易事。我当时是内蒙古巴林左旗知青,人在沈阳体检,可锦医的录取通知书却寄到公社办公室。冬季大雪封山,我们那一个月能见到一次邮递员就不错了,更别提进山去取录取通知书了。


开学日期已过,我父亲实在受不了我的“无所作为”,和锦医联系后,让我踏上了五年学医之旅。记忆中,锦州的三月份真冷,脑子里关于锦州的知识除了“辽沈战役”打锦州,就是“锦州出苹果”了。


我到校说明情况后(真不记得带了什么证件),辅导员就把我领到女生宿舍。那天,同学们都去开会了,宿舍里静悄悄的。可我们走了一圈下来,我的名字居然不在任何一个贴在门上的名单上。辅导员很无奈地问我:我们学校没有录取你吧?那一刻,尽管下乡的经历使我能忍受冷、苦、痛,可在我十九岁的生命中却从没有体会过如此地孤寂、无助,我立刻哭了个“梨花带雨”。


辅导员一边安慰我,一边和院办联系,然后便是“雨过天晴”了。最后,他笑咪咪地把我送到三班的女生宿舍。过了很久,我才搞懂辅导员“笑咪咪”的原因:我的名字被列到三班的男生宿舍里了。


据说,我们七七级百分之八十的同学的高考第一志愿不是锦医。如果说我们的“初心”是“天下无患病之人”,实在是太勉强了。要把我们这一个个“偶然”踏上医学之路的学生教导成未来的医生或医学教育工作者,对于学校的老师来说不能不说是一个新课题。


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说过,教育是“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虽然现在已记不起老师们教的课程内容了,但我们有幸领略老一辈教育家的风采的同时,也浸润了求真的理念。


记得教我们解剖的胡佩茹老师,美丽、严谨中透着性情高洁,举手投足间的沉稳、优雅令人终生铭记。记得有一次讲颅脑部解剖,一个细小的管状结构难以形象表述,也没有可用的工具,胡老师就一手托着弥漫着福尔马林味道的脑标本,一手从自己的头发上取下一枚发卡,指向并穿过那个结构,然后又优雅地把发卡别了回去。


想来我第一堂“美育”课竟是和解剖课同时完成的。教生化的阮启志老师,课讲得极其生动,把八种必需氨基酸的名字编成一句话叫“寄了一本淡色亮书”,现已成了我们年级类似“左手戴手套”之类的“暗号”了。后来,我在继续求学中又修过两遍生化课后才知道,阮老师把生化道理讲得那么透彻实属不易,因为当时我们的实验条件不允许我们一一证明每一个理论。


我们的教导主任王少亭老师时不时地召开年级大会“训导”我们,我当时是“颇有微词”。但他能原谅文革中打伤他的人、而自己却在后半生中承受着失去一只眼睛的痛苦之事,却让我记住了人可以有的气度与胸怀,及做一个真正的人的代价。


有人说教育的目的是教人做一个合格的人或一个初级思想者。七七级同学入校时“初级思想者”的课程已经由社会教授了一半儿了。许多人已经在世俗、民生与社会诸多关系中摸爬滚打过了,建立了趋于完整的责任心和使命感。因此,除了读书刻苦之外,你还能看到“弄潮儿向涛头立”的勇敢和“手把红旗旗不湿”的帅气与洒脱。


记得国家刚刚发布向在校生招考研究生的消息,我们班的几个女同学面对着一张巴掌大小的报纸片片儿发呆,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或将要带来什么,几分钟后我们班的徐扬同学就用行动给了我们答案,她把辫子剪了。后来她就成了第一位从锦医在校生中考出去的硕士研究生。现在回想起来这叫亲历历史呀。那一刻不知有多少大学在校生“削发”明志,从那一刻开始有更多的七七级同学走上了继续求学之路。


直到现在,我们的七七级同学仍站在历史的前沿。前段时间,我们年级的刘小敏同学和她的丈夫刘克东(我们的1976级学长)在60岁生日时决定送给自己和后人们一个礼物:遗体捐献证书。  七七级同学成为专家、学者、教授、院长之后,许多人已是“登高临远”了,却仍能“先天下之忧而忧”。


后来的学弟、学妹们一提起七七级来,必是以为成熟而刻苦的,其实我们一样追求美好和多彩。虽然那时没有金饰玉辅,但我们的校徽是我们最好的外出装饰。


说起校徽来,我又想起另外一个故事来。当年的锦医和沈医录取线一样,可他们居然在我们大学期间更名为中国医科大学,还成了重点大学,真是让人内心难以平衡。后来我听了一位中国医科大学的同学给我讲的一个故事后就彻底平衡了。当年这位同学戴着中国医大的校徽在长城上照相(校徽是繁体字写的),一位华侨看着这位戴着校徽的英俊书生由衷地赞美道:中国真是发展得好快呀,都有中国酱料大学了。她把繁体的“医科”读成“酱料”了。当然张珂、刘志、宣忠信、阎焕东等一批同学考到中国医科大学读研究生,中国医科大学成了他们的第二母校,这都是后话了。


教师的生命力最久远,不知从何时起,不知几时终。学校也是迄今为止所有行业中可以越办越大,越办越好的事业。在母校建校70 年之际,祝锦州医科大学越办越好,培养更多的求真、 踏实之人。



那时候还没有文体加分一说哪,但有些同学入学前是受过专业游泳、羽毛球或田径训练的。陈一帆(上图后排左二)于1982年入选辽宁大学生代表队参加了在北京举行的全国第一届大学生运动会。这是在沈阳训练时和中国第一位奥运会运动员刘长春的合影。陈一帆的一百米锦医短跑记录去年被一外国留学生打破了,可直到现在他仍是锦医四百米跑纪录的保持者。



上图右侧站立者就是锦医第一位从在校生中考上研究生的徐杨。此后,在校生考研渐渐成军、成势。徐杨就是一“学霸”。记得有一次她眩晕呕吐,我们几个室友连拖带拽地把她送入“局解”考场,结果还是她考得比我们谁都好。



我们七七级虽然人数不多,可是有相当数量的同学来自专业、半专业及群众文艺团体。这些同学舞跳得好,人长得好,学习还好。我们刚入学不久有一次文艺会演,我们班男生唱了《游击队之歌》和《啊朋友再见》,很难想象那声音发自这些高矮不齐、对舞台毫无经验的人。到现在我也没搞清楚那和声是谁写的。



我的宝贝。中间那个小小的印章代表了我的处方权。锦医是从我们那届开始发学位证书的。我的毕业证和学位证的号码是027。

 

仅以此文向七七级同学致敬。

          

此文曾发表在2016年11月30日的《锦州医科大学报》上,有修改。


文图由作者提供本号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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