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五届丨李秉铎: 在那个风雨如晦的日子里

李秉铎新三届 2019-06-26

作者简介

本文作者

李秉铎，1970年毕业于四川大学物理系，1980年再次毕业于四川大学物理系进修班（回炉班）。先后在贵州印江县粮油加工厂、印江县中学、贵阳地质一中工作。1990年调回重庆，先后在蜀都中学、重庆十八中学任教，中学高级教师。2006年在重庆十八中学退休。

原题

在那个风雨如晦的日子里

——“ 文革”记事

作者：李秉铎

1966年，“文革”运动初期， 9月5日趁“停课闹革命”的空闲，乘“革命大串联”的东风，我由成都回到重庆，到西南师范学院（现为西南大学）探望父母。在那个疯狂的时代里，那一天的所见所闻，给我留下深深的印记，几十年过去了，这些往事仍萦怀心头“时时暂到梦中来”。

这是那个动荡年代里的普通一天，对那个年代的人和事，今天的年轻一代已很难理解。但那一段历史不应被遗忘，“青史有书殷鉴在”，历史的教训值得永远记取。

“速死为乐”的吴宓教授

1966年9月5日上午，在西师大操场正召开全院批斗大会，批斗副院长方敬和王逐萍，他俩都被定为反党反社会主义份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两人分别站在主席台的两端，戴高帽子，弯着腰。陪斗的有各系的“牛鬼蛇神”109人，其中就有中文系教授、国学大师吴宓。吴宓被带上“反共老手吴宓”的木纸牌，驱往大操场，站在主席台前作为陪斗。

吴宓的塑像

我在大操场周围看到几篇有关吴宓的大字报。

一篇是《吴宓在课堂放毒》的大字报。写在课堂上一个学生提问，他对“况乎”这种古文结构的用法不够领悟，请老师能否举一结合现实的例子。当时正值三年自然灾害，每天粮食定量只有七两，平均每餐只有二两多。所以吴宓未加思索，随口举例说：“三两尚且不饱，况二两乎？”这句话被揪住不放，被上纲上线为恶毒攻击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

还有大字报写吴宓说过“五四时期不知有毛泽东”，还说“宓恨吸烟人”。毛主席吸烟，说明吴宓对毛主席有刻骨仇恨，从五四时期就反对毛主席，是个老反革命份子。大字报还揭露，在批斗吴宓时，吴宓回答：“五四时，未知有毛泽东，确是事实。”并不承认反对毛主席和共产党。因而大字报最后咒骂吴宓：“顽抗不写《交待罪行材料》，自言未尝公开反党，尤为混账，小心汝之狗脑壳。”

吴宓在日记中写道：“宓年七十二，再多在世二三年或七八年均无足轻重，宓个人无足忧，死亦不足惜。宓惟忧今后无人能读中国经史旧籍；惟惜《清史稿》以后，中国遂无正史，私家史料亦不得保存；惟痛中国文字之破毁，中国文化之灭亡耳。”

对批判吴晗，吴宓在日记中记下自己的认识：“阅《重庆日报》对吴晗批判汇编。实则晗之所论皆宓所欲言，特宓不涉政治，既无讽刺指责之私愤，亦乏谏辩箴之愚忠耳。”

此为西南师院文化村老一舍，吴宓于1960年2月至1968年8月住该舍底层106室。“文革”中被数度逼迁，1971年4 月复迁入该舍317室，当时三楼多为“牛鬼蛇神”所居

吴宓看重人格，看重精神，看重学术与文化，他欣赏老友陈寅恪的格言：“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他的追求遭到政治运动的无情摧残。以至吴宓在运动初期的日记中写道：“宓发言一次，仍嫌自抒已见，恐遭责诋，尚不如与人雷同，无所别异之为愈也。”吴宓所写的日记被抄家抄走后，被批为“反动日记”，成为他的罪状之一。

以后吴宓被编入劳改队，他杵着藤杖，年老体衰，仍不得不参加劳动。劳动时藤杖被顽童偷走，掷入粪池，飘浮粪池面上，柄露于外，吴宓捞出洗后，多日犹有秽气。此时吴宓已骨瘦如柴，顶秃鬓霜，髭须斑白。穿一件旧汗衫，背带裤的背带已断，用两根鞋带充当背带挂在肩上。可以说斯文扫地，完全失去了知名教授的风采。

面对接二连三的政治运动，吴宓身心疲惫，心怀恐惧。早在1957年吴宓就写下“我生不辰，速死为乐”的文字，表示了希望从这种思想的痛苦中解脱的想法。到“文革”中，经一系列批斗，抄家，关押，劳改，终于使吴宓心灰意冷，采取了绝食行动，以求一死。但他被强迫鼻饲，使他求死不成，反增折磨和痛苦。这使吴宓意识到，这年头，死也是没有自由的。吴宓被迫继续屈辱地活下去。

作者在西南大学校园的吴宓路上

产生幻觉的干妈

批斗大会散会后，我在路上看见一个教师（听说是个华侨），正戴着高帽子游校园，路遇一担粪农民，他听说是反党反社会主义份子，农民二话没说，舀了一瓢稀粪淋了他一身。这位华侨教师只有自认倒霉。

我在行政大楼前看见几十个外地来的学生正静坐示威，他们要求西师校筹委会（领导“文革”运动的领导班子）接见他们，并进行对话。但筹委会拒不接见，所以他们就静坐斗争。我想到自己也是一个外地归来的学生，应该互相支持，所以就稀里糊涂地加入到静坐队伍中。这一坐就是几个钟头，眼看天黑下来，斗争也终于取得了胜利。

我终于从静坐中脱身出来。但我还不急于回家，我想先到各处转一转，看一下大字报。

到处都是大字报栏，各教学楼，林荫大道两旁，行政大楼前，图书馆前都布满大字报栏，贴满大字报。白炽灯，荧光灯照得如同白昼。虽然已晚上10点过了，观看大字报的人仍络绎不绝。

我在大字报栏前看见一个熟悉的身影，是我的干妈。干妈叫涂有芸，在学校图书馆工作。涂有芸学生时代是我妈妈的同学和好友，所以从小我就认了她为干妈。干妈的夫君姓潘，是父亲的老朋友，潘伯伯是西南师院副教务长。潘伯伯在6月份就被作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揪出，被红卫兵抄了家。

在荧光灯的光照下，干妈脸色铁青，我正想上前和她打个招呼，干妈却转身默默地走了。看来干妈不愿在这种场合和熟悉的人说话，宁愿装着不认识。

我望着干妈矮小瘦弱的背影，又想起干妈的种种好处来。读中学时，每个假期我都会拿着父母的借书证到图书馆找干妈帮助借书，大包小包地背回家，然后是疯狂地地阅读，像干渴的土地吮吸雨露，那是生活中一种极大的乐趣。

干妈有一个儿子叫渝生，比我大一岁，我视为自己的兄长，经常一起玩。一次不知什么原因，我俩打了一架，事后渝生一个多月都未理我。干妈伤心地对我妈妈说：“你家老三太狠心了，把我家渝生身上打得青一块，紫一块的。”干妈虽然生气，但很快就原谅了我。

我初中毕业时，干妈送给我一套《十万个为什么》，以示祝贺。并和潘伯伯带我和渝生到澄江镇吃江团，鲜美的鱼肉令我唇齿留香，大饱口福，以后还经常回味。干妈只有一个儿子，家里经济条件好，生活过得很潇洒，常常可以“下馆子”。

干妈凃有芸

9月5日晚上见到干妈之后，过了一年多，干妈生病住院，面孔消瘦，病容憔悴，精神恍惚，乱说胡话。我的父母去看她，一见面她就说：“江青和周总理来了，你们知道吗？我向首长作了汇报，他们对我很了解，说我吃过苦，身体吃了亏，嘱咐我多注意营养。首长讲老潘是无产阶级当权派，被人殴打，要送重医住院。”干妈由于精神受剌激而产生了幻觉。

中国的老百姓总是把希望寄托在清官，大人物，首长身上，而早在一百年前欧洲的老百姓在《国际歌》中就唱出了：“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这是心灵解放之声。

以后西南师范学院成了两派群众组织的武斗战场，一派群众组织被另一派打出学校。我的父母也成了难民，逃离家园，到亲戚朋友家避难。这期间几个月未发工资，全靠干妈在经济上的接济，才使我家渡过了那段艰难的时期。所以我对干妈内心充满感激。

干妈没有盼到“文革”结束的“拨乱反正”。1968年，她带着遗憾，带着幻想离开人世。干妈的去世对我震动很大，我不明白一场革命运动为什么要伤害普通老百姓。像干妈这样温和、善良，与世无争的人，却逃脱不了运动的冲击和迫害。

欣赏《燕山夜话》的父亲

我的父亲是外语系英语教研室主任。我在外语系的大字报栏前看到有关父亲的大字报：《李峻岳是钻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一定要把李峻岳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揭深揭透》，有几十张之多。父亲一向喜欢暴露思想，不忌生冷，毫无顾忌，自认胸怀坦荡，“无事不可对人言”。运动一来便成了大字报的材料。

我看了看，有父亲在组织生活上暴露的活思想，有日常琐事，有教学思想上的问题，有红专关系问题，有些甚至是搬弄是非莫名其妙的东西，这些都不是上纲上线的东西。但我看到一条要命的揭发材料：有位教授曾对父亲讲“毛主席的夫人江青原是电影演员蓝苹”，这位教授解放前在上海认识蓝苹，蓝苹从上海到延安去，他还参加饯行。

这位教授说：“谁知以后竟和毛主席结了婚。”父亲说：“主席一切都好，就是在这个问题上……”（父亲后来回忆他没有说过这句话，是他一次向支部书记汇报有关江青的传闻，书记说了这句话，大字报把这句话扣在了父亲头上。）

这是一条可以定大罪的材料，父亲立即写了申诉材料。万幸处在西师这个大环境中，水深林密，还有不少“大老虎”“大反革命”在前面，加上父亲没有什么历史问题，所以没有被揪出来陪斗，游街，也没有划入“牛鬼蛇神”之列。

1951年外语系教师和毕业同学留影。前排左起第二人是我的父亲，第五人是吴宓，第六人是系主任、诗人方敬

我在父亲的大字报中赫然发现了有关我的内容。大字报中揭发父亲欣赏邓拓的《燕山夜话》，连他的儿子都读《燕山夜话》，并带到附中毒害同学，以后还带到川大去毒害同学。

读《燕山夜话》确有其事。1961年邓拓在《北京晚报》上开设《燕山夜话》专栏，文章短小精炼，切中时弊，妙趣横生，富有寓意。父亲喜欢掌故，爱记典故，因为喜爱，也好搜集典故，所以对《燕山夜话》很感兴趣。《燕山夜话》在报上刊出后，每满30篇左右又分集出版。每出一集，在北京读书的姐姐就购买寄回，由父亲先阅读，然后我带到附中阅读，并未借与他人。

“文革”中邓拓被打为“三家村”老板，《燕山夜话》被打为“大毒草”， 5月17日晚，邓拓写下《致北京市委的一封信》和《与妻决别书》后，于5月18日自缢身亡，成为那段非常岁月里，第一个以死抗争的殉道者。这之后父亲将《燕山夜话》缴到党支部，政治辅导员还拿给学生传阅，让大家见识“大毒草”，何来带到川大去之事。

那个时代的大字报，道听途说，捕风捉影的东西都可以写上去，揭发者不会被追究法律责任，只会被领导认为是积极参加“文革”运动的表现。

到深夜12点过，我才踏上回家的路。当我站在熟悉的家门前时，见父亲的房间里还亮着灯。我轻轻敲了敲门，隔了好一会儿，才听见开门的声音。门打开了，父亲脸色苍白，一脸惊慌的神情，母亲、弟弟紧随在父亲身后，一家人都未睡，还以为是造反派学生连夜来抄家了。及见到是我回来了，才松了一口大气。但当时父亲张煌失措的表情深深烙在我的记忆中，至今难忘。

晚年的父亲

父亲虽然提心吊胆，但始终未被抄家，这也算是不辛中之万辛。但被革命风暴吓坏了的父亲仍自己挑了一担书上交。其中有《石头记》《芥子园画谱》《圣经》等中外古籍，还有祖父留下的《家谱》《我的经历》。这些书和材料都有去无回，特别是祖父的《我的经历》记述了从清朝到抗战几十年间祖父不一般的人生阅历，丢失了是太可惜了，我曾深为惋惜。

1966年9月5日在西南师院大操场被斗争的109位干部和教师，在那一天一定难以入眠，包括他们的家人。正如吴宓在日记中写道：从此宓等成为“罪人”，亦即人民专政对象之“敌人”，即是牛鬼蛇神，又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之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受红卫兵之管制，监督劳动改造，不能自由。

“文革”结束后，一位作家对“文革”作了如下总结：“一人兴奋，八亿人失眠。”真是太形象了。

作者和父母、艾莉在西南师大校门留影

“文革”后父亲又买了一本新版的《燕山夜话》（合集）。父亲去世后，我把这本书从父亲的书架上取出收藏，作为那段历史的纪念。

2009年7月于重庆

文图由作者提供本号分享

外一篇

那些年，我们打鸟的往事

一

读小学的孙儿拿来一首关于“鸟” 的诗，要求讲解，说是老师布置的课外作业：

鸟

谁道群生性命微，

一般骨肉一般皮。

劝君莫打枝头鸟，

子在巢中望母归。

很惭愧，竟没有读过此诗。忙上网查阅，原来是白居易所作诗，有注解。群生：众生。微：轻微。一般：相同。

时代在进步，现在小学生就受到爱鸟，诊爱生命，人与大自然和谐相处的正确思想教育。不禁想起小时候打鸟，消灭麻雀的往事。如果我们那时也能学一学白居易的诗，学校能宣传一下爱鸟的知识，不知有多少鸟儿可以免于死在我们的弹弓之下，鸟儿的家族也会更兴旺发达。

二

1958年2月1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除四害讲卫生的指示》，提出要在10年或更短一些的时间内完全消灭苍蝇、蚊子、老鼠、麻雀。按当时的宣传：麻雀是害鸟，专吃地里粮食，是歉收、饥荒的原因之一。于是全民总动员，人们在房前屋后，房顶树上，田间地头，满山遍野，不分白天黑夜地敲锣打鼓，吆喝呼喊，燃放鞭炮，为的是使麻雀不能歇息，惊慌失措，四处奔走，疲于奔命，劳累而死，让麻雀淹没在“人民战争” 的汪洋大海之中，那是一场疯狂的人鸟之战。

那一年我正上小学五年级，也用树叉做了一个弹弓，参加了打麻雀的运动。我们怀着高昂的革命热情，对麻雀展开了严打、狠打。不过我打下的第一只鸟不是麻雀，而是有着一身绿黄羽毛的漂亮小鸟，比麻雀还小，我们称为“绿豆雀。”这只绿豆雀站在树梢，正唧唧喳喳地动情歌唱，我的弹弓射出的小石子从它头部掠过，擦伤了它的一只眼睛，它疼痛难忍，一下子从树上坠落下来，扑腾了几下就死了。我一点恻隐之心也没有，只有一种兴奋的感觉。

我打中的第一只麻雀，不是在树上，是在地上。几只麻雀在地面双脚跳跃前进，一边喧噪，我射出的石子击中地面弹起来打在一只麻雀的肚子上，它应声而倒，其余几只则惊慌飞走。有一次还捉住一只小麻雀，它嘴角嫩黄，一身茸毛，挺可怜的样子。很想把它养起来，但它不吃不喝，几天就死了。

还有一次，打伤了一只水鸦鹊(像喜鹊，但个头要小一些)，我用麻绳拴住它的一只脚，另一头系在一块鹅卵石上，撒了一把米给它吃。等放学回来见水鸦鹊已倒地而亡，它的嘴壳翻转，鲜血淋沥，估计是想逃走而去啄鹅卵石造成的后果，真是一只性情刚烈的小鸟。

虽然打了不少鸟，但吃鸟肉只有一次。那是和几个小伙伴一起围剿麻雀，打下七八只麻雀，１只画眉，１只水鸦鹊。最后围攻一只斑鸠，那只斑鸠已受了伤，飞不动了，它躲在一棵大树的茂密枝叶中，和我们相对峙。我们集中火力，弹如飞蝗，那只斑鸠身中数弹，终于悲壮地牺牲，从树上重重地落下来。

“天上斑，地上弯”，飞禽走兽中味道最鲜美的是斑鸠和弯狗(是贵卅、重庆一带的一种珍稀动物，有资料讲是白面獐) 。我们把狩猎的收获品在一个小伙伴家中炖了一锅肉汤，鲜美的野味大饱口福。

三

俗话说“杀人三千，自损八百” 。在打鸟的过程中，我也经历了两次大的损失。

我们打鸟主要在西南师院校园内，重庆有一段民谣：“重大的牌子，西师的园子” 。重大指重庆大学，西师即西南师院。西师校园被称为大观园，称得上人间胜景。学校地势高低起伏，栋栋楼房掩映在绿树丛中，有大片大片的果园，桃繁李茂，杏花盛开，有成片成片的香樟林，即使在深冬也依然葱郁。校园是各种鸟儿栖息的乐园，处处鸟语花香。

一次在校园内，我沿一条小路追逐麻雀，一不小心跌了一跤。那时路面不是现在的柏油路，也不是水泥路，而是用炭碴子铺的路，膝盖重重地撞在炭碴上，血顺着腿流下，好长时间才止住血，至今仍留下一个伤疤。

另一次是我和几个同学在果园里打麻雀，果园里的广柑树结满果实，绿叶丛中挂着黄橙橙的广柑。那个年代的小学生是很老实的，一点也不敢打树上广柑的主意。但果园工人认为我们在偷广柑，大声喝斥追赶，吓得我们拼命逃窜。

果园里有不少用来施肥的粪坑，灌满大粪，且和地面平齐，一不小心就会陷入地雷区。一个外号叫“乔巴” 的同学一下子踩中粪坑，双脚陷了下去，他失声大叫：“快拉我一把！”我回身去拉他，结果我和臭气熏天的乔巴都被抓住了。

那一学期末，因为这件事，我的操行分被扣了１分，只得了４分，那是我的操行分唯一一次未能得５分。我是少先队大队委员，佩三道杠的标志，每次少先队开大会都是大队旗手，是一个标准的听话的乖学生。操行只得了４分，是一件很丢面子的事，也成了一件不大不小的新闻。

四

在全国人民的严打之下，麻雀数量急剧减少，甚至销声匿迹。麻雀少了，粮食的收成应该更好，但人们迎来的是“三年自然灾害”，遭遇了大饥荒，饿死成千上万的人。那时人们不知道什么是“生态平衡”，只知道“政治是统帅”，“ 阶级斗争一抓就灵” 。后来“四害” 之一的麻雀被“平反”, 专家宣布麻雀是益鸟, 主要吃害虫, 还有助于作物授粉。

“四害” 中麻雀被取消, 先换成臭虫, 后来又换成蟑螂。不过这“四害” 历史渊源悠久, 它们来到地球上的时间要比人类长得多。蟑螂在地球上生存了4亿多年, 蚊子、苍蝇也有2亿年历史, 老鼠有5千万年历史, 它们的生存智慧和求生本领比人类高明得多。十年没有消灭它们, 从1958年算起, 已过了半个世纪, 它们仍大量地存在。

现代生态学认为：整个大自然是一个遵守严格逻辑的网络, 若是某个物种灭绝, 其它多个物种便会受牵连。这叫“牵一发, 动全身”, 也叫做“多米诺骨牌效应” 。

上世纪九十年代调回重庆工作, 一度很少见到麻雀, 使人产生忧虑：是否是环境污染严重造成的？这些年城市绿化好了, 森林公园多了, 又经常见到麻雀了。但比起我小时候, 麻雀还是稀少了一些, 元气还未恢复。有些鸟, 如喜鹊已经几十年都未见到了。想到这里就会对小时候打鸟的行为感到忏悔, 也对当年因此被扣操行分感到是罪有应得了。

2012年2月

文章由作者提供本号分享，图片选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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