域外 | 顾晓阳：洛杉矶的家被盗，阿城哥几个成福尔摩斯
作者简介
本文作者
顾晓阳，作家、导演。1982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1987年赴日本留学，1990年移居美国。作品有《洛杉矶蜂鸟》等，冯小刚电影《不见不散》编剧，电视剧《花开也有声》导演。
原题
美国被盗记
作者 | 顾晓阳
在洛杉矶，我和阿城做了多年邻居，那是东洛杉矶雷克大街上的一幢二层小楼，一楼是一家花店，很大，附带一个更大的花圃。二楼三个公寓单位，我和阿城各据一个；第三个，住的是一个日裔女人（第三代日裔美国人），不到30岁，是花店老板家的亲戚，因个子超矮，我妈给她起了个外号，叫“土豆儿”。她无业，单身，有两个男朋友，一黑一白，还养了两条大狗。
1997年夏，我和阿城先后离开家很久，阿城好像是去台北，我8月回了北京。我原计划在京两三个月，到了10月，冯小刚拍完《甲方乙方》后，让我写一个新的剧本。不久，我和冯导住进亚运村的一个酒店，开始写。12月，洛杉矶的朋友小穆小俪夫妇来电话，说阿城家被盗。他俩是热心人，和我们关系很好，这段时间一直帮我们照看房子。我问盗走了什么？小穆的声音有些发颤，可还是没往细了说，因为阿城家几乎被搬空了。我家呢？答：没事儿。但我心里很不踏实。所幸剧本已经写完，小刚说先这么着吧。中旬，我匆匆赶回。
一进门，只见客厅地板中央摆着一支台灯，电源线整齐地缠在灯座上，这灯平时是放在写字台上的。我有点发懵。时差很厉害，脑袋本来就晕。先给我妈打个电话报平安吧，习惯性地往几上一摸，电话机没了。再回头，一面墙全空：电视、录像机、功放、喇叭、CD机和一二百张CD，还有墙上挂的阿城送的非洲木雕，都被搬空了。
赶紧去巡查两间卧室：狼藉满地，惨不忍睹。我有四把枪和近百发子弹，都在主卧壁柜的最上层，伸手一摸，空空如也！小偷靠这四把枪就能发财了。真恨得我牙痒痒。我的预感不幸被证实：偷完阿城，必得偷我！
雷克大街上的一座教堂，再往北300米的路东，就是我的旧居。2014年摄
窃贼是撬门而入的，我们的门锁不是防盗锁——即便是防盗锁，我想也挡不住他们。因为看我们离开这么久，他们放心大胆，细细地把我们两个的家洗了一遍。撬我家恐怕就是这两天的事，台灯等物都整理好了，没急着拿，下回再说，没想到我回来了。
我的第二个预感：窃贼不是别人，就是我们的芳邻“土豆儿”和她的男朋友们。
美国的小偷只偷能卖钱的东西，我的枪，在枪店里买并不贵，但到了黑市上，在那些不能合法买枪的人里，就是天价。至于锅碗瓢盆、衣服被褥，很难卖出价钱，所以并没偷（我的几套西装和牛皮大衣拿走了）。因此，虽然遭洗，日常生活倒还能过。也不是一点儿影响没有：此后数个月中，当我想起来要用什么的时候，一找找不见，才知道是被偷走了，常气得我哇哇大叫。
我当即报警。来了个提着小箱子的小老头儿，采集指纹。我观览了全过程。
过了些天，阿城也回来了。我们一起去了警察局。
警长是个白人小个子，30多岁，光头，上唇留胡子，双眼像一对大铃铛。他叉着腰听我们讲述，没当个事儿，溜门撬锁的多了去了，管不过来。阿城有一把意大利小提琴被偷走了，但证书还在，上面有制琴师的签名、制作年份、小提琴照片和编号等详细资料。阿城说：“这把琴值15万美元。”警长一听，眼睛啪一下就打开了，马上重视起来，问的问题也多了。我说：“我强烈怀疑是我们的邻居干的。”警长的大眼睛眨巴了好几下，看不出他听没听进去。
此后，阿城神出鬼没，成天不着家。永路是新朋友，对我们的事最热心。一天晚上，他在我家聊天等阿城，过了夜里12点还不见人回来，我俩不由得有点儿发毛。他问：“阿老会不会……”我说：“寻短见？被暗杀？”言罢我们大笑不止。
第二天，阿城宣布案件取得突破性进展。是这样的：他藏有1000多张音乐CD，全被端走了。其中他最喜欢的，都在封面上盖了自己的印章。几天来，他跑遍了东洛杉矶的二手唱片店，最后在离我们最近的科罗拉多大街上那家我们常去的店里，找到了四张盖有他印章的CD。
他不动声色地掏钱买下来，要了收据，然后直奔警察局。警长大喜，立刻带着他又返回店里。店长是个白人，吓得脸煞白——涉嫌“窝赃、销赃”可是重罪，所以他很配合。他说：这些CD是一个黑人来店里卖给他的，共一两百张。（很可能他知道来路不正，所以）他要了黑人的驾驶执照并复印了。
他把驾照复印件和库房里还留着的几十张CD，全部交了出来。CD中也有我的，虽没记号，有一套却一看就知道非中国人莫属——侯宝林相声全集。至于那个来卖货的黑人，正是我们的芳邻“土豆儿”的黑男友！
神速啊！这才几天，犯罪嫌疑人已被锁定。阿老成为我们口中的福尔摩斯。
有一天，我在楼道里碰上了黑哥们儿，他主动跟我打招呼，说：“听说你们的房子被盗了，我很遗憾。”我微笑着用中文回答：“孙子！你等着！”
阿城的一对喇叭是在英国定做的，铸铁基座，特别沉，一男一女绝对抬不走，至少两个大男人才有可能。所以，我们认为土豆儿的黑白二男友都参予了盗窃。黑人与土豆儿密，常来；白人不知姓字名谁，不常来。有天晚上永路来，正赶上白人的那辆大破美国车停在门口，他噔噔跑上楼拿了手电筒，又噔噔跑下去，把车牌号抄来了。那些天，阿城是福尔摩斯，永路就是华生，他们把自己搞到的线索，全部提供给了警长。
警长正式通知我们：侦查工作结束，将对“土豆儿”等实施抓捕，这些天都有警察在监视他们并对我们给予保护。看见我们高兴的样子，他又嘱咐了一句：“你们可别告诉他们哦。”怎么会呢？不可能啊！警长说：“你们可能不会，但确实有人会。有的人会特意找到嫌犯，对他说‘告诉你，警察就要抓你了！’”哈哈，还有这样的人！
这一天到了。上午10点左右，有人敲我门。打开门，只见一个有门楣那么高的警察站在面前，伸出食指放在唇边，对我作出“不要出声”的暗示，然后又用大拇指点了点土豆儿家。我心领神会，向他一翘大拇哥，轻轻关上了门。
走到窗边往外一看，小楼下面居然停了十几辆警车。我立刻给阿城拨电话，他是昼伏夜出，此时正在睡觉，我说：“阿城，快起来！警察来啦！”
又过了一会，只听有人使劲敲土豆儿家的门，然后砰地一声，门被撞开了，楼道和楼梯上一片脚步声。警察声音低沉，听不清说什么，只有土豆儿连声尖叫着“I don’t know！I don’tknow！I don’t know！”语调、语气、重音每次都不一样，声音越来越绝望。她的两条大狗被女警察牵出来了，有一辆警车是专门运送宠物的，从后面双开门，里面是铁丝编的一个个笼子。可见警方已把土豆儿的情况调查得一清二楚，而且出于“狗道主义”理由，也给宠物制定了收容方案。土豆儿本人，应该是从另一侧押走了，我这里看不到。没听见有黑哥们儿的动静，不知他在不在这里，反正同一天也拘捕了他。
土豆家中传出乒乓哗啦的各种响动，我们是木地板，声音很大，听起来像文革中的抄家。最后，警察又来敲门，让我到土豆家里去，看看有没有我的东西。客厅中间堆着土豆家中所有的物件，更像文革抄家的了，我绕着那堆东西转了转，什么也没发现。阿城也是。
至此，尘埃落定：黑人，物证人证俱在，择日开庭，没跑儿了。土豆，虽然都知道她肯定参予了盗窃，但找不到证据，在她家里也没发现有我们的东西，没辙。但，对她家进行搜查时，发现了海洛因。根据法律：个人持有一定量内的海洛因（好像是几克），算“吸毒”，违法；超过这个量的，就算“贩毒”了，重罪。土豆儿家中的海洛因超过了这个量，将以贩毒罪起诉她。
警长向我们通报时，也说到了那个白人：职业是理发师，有犯罪前科，独自住在一栋破房子里。警察对他监视了七天七夜，没有什么发现，当他不在家时，又进入他家进行了搜查，据说破破烂烂、一贫如洗，也没找到什么。在抓捕土豆和黑人后，警察在路上把白人逼停了车，骂了他一通，大概是：你小子不是个好鸟儿，我们知道你也跟他们一起干了！你他妈给我放老实点儿，下次让老子抓住的话……（以下省略8个字）。
至于我们被偷的东西，别想再找回来了。黑人死不认罪，所以无法追踪那些物品的去处。他无业无钱，也谈不上赔偿。警长又对阿城说：你丢的那把提琴，我已经做了调查，那个意大利制琴师确实有名，但他做的大提琴值钱，小提琴不怎么值钱，远低于你说的15万。我找了洛杉矶十几家小提琴制造商，这是他们的结论，如果你不同意，可以再向他们咨询。说完，拿出两张A4纸交给阿城，上面打印着那十几家提琴制造商的名字、地址和电话。这把琴是阿城去意大利时人家送的，他估计很值钱，既然洛杉矶的同行有了结论，姑且听之吧。
好消息是：所有被盗的物品可以折价后抵税。那年我的收入较多，就是说，缴的税也多，正好可以用来退税。于是，我从警局领来专用表格，把被盗物品一一列出，再标上每件物品的价格（当然是购买该物时的价钱，而不是折旧价），让警局确认盖章。缴税时，附上这张表，我所受到的损失，就从我应缴的税款中全部退回给我了。
枪，我还保留有购买收据和每支枪的相关资料（最重要的是枪本身的编号）。警局将此资料记录在案。今后，警长说，这些枪支如果有犯罪的话，就跟你没关系了。阿弥陀佛！
不久，对黑哥们儿的审判开庭了。我和阿城作为证人出庭。唱片店老板也来了，30多岁，戴眼镜，坐在角落里，一直低头看书——“不义之财君莫取”呀！这回你是证人，下回可能就成被告了。不过没他，“福尔摩斯”也不容易破案。黑哥们儿穿着绿色囚服，被警察押了进来。当法官问我“在这个庭上有谁是你以前见过的吗？”我一指他说“有，就是他！”黑哥们儿冲我点点头，还咧嘴一笑。孙子，你笑什么？
雷克大街1974号，旧居原址上建成一座三层写字楼。2018年摄
我们只去做了一次证，以后的审判结果就不知道了。土豆儿的命运如何？同样不晓得。她那套公寓换了花店老板的儿子一家三口住。那人也是个矬子，四方脑壳，永远板着张脸，我妈管他叫“倔货头”。如同美国华人的传统行业是开餐馆和洗衣房，日本人在美国的传统行业是开花店——不是“送你一支玫瑰花”那种街角小店，是能同时出售数百棵圣诞树以及一切跟园艺有关的商品的大商店。到“倔货头”，他们家族已在洛杉矶经营了三代花店生意，共开有五家这样的大店。
我和阿城相继从那里搬走了。若干年后，台湾人业主将这里的房产和地产全部出售。2014年，新业主拆除了花店以及我们的“故居”，在原地建起一幢三层的写字楼。我对洛杉矶的念想，从此失去了一个最重要的寄托物。
顾晓阳阅览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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