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

        王治河，山东人，1960年生于北京。1978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1985年重进燕园，拜著名哲学家朱德生先生为师,研习西方哲学。1988年获硕士学位。1988-1998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任《国外社会科学》副主编。1998年赴美留学，博士毕业于美国克莱蒙研究生大学，师承美国著名建设性后现代思想家格里芬教授和柯布博士。现任美国中美后现代发展研究院常务副院长。

思辨哲学家朱德生

虽然知道早晚会有这么一天，但当这一天真的来了，还是有点接受不了。先是妮妮师妹在群里发了个间接传来的消息，不敢相信，让她再去核实一下消息真假，后来陆续看到跃厚兄，衣兄对先生的哀悼，乃至读到登贵师弟的悼念文章和哲学系的正式讣告： “北京大学哲学系原主任，中华全国外国哲学史学会原理事长朱德生教授于2019年3月8日下午3时于北京家中遽然仙逝，享年88岁”。逐才相信先生真的走了，我敬爱的导师朱德生先生真的走了。

一念至此，不禁悲从中来。远隔大洋，无法赶到八宝山见先生最后一面，送恩师最后一程，仅以这篇小文遥寄我的哀思。

在《尊严学术》一文中我曾说过，作为78级的本科生和85级的研究生，“我青春岁月中有7个年头是作为北大哲学系的学生在末名湖畔度过的。正是在燕园我懂得了敬畏学术，进而确立了自己的学术理想。也正是在燕园，我意识到在官路和财路之外，人生还有第三条路---学术人生之路。”而这一切都是与朱先生的言传身教分不开的。不仅我关于斯宾诺莎的硕士论文是先生指导的，就是关于柏拉图的学士论文也是先生亲自指导的，不过两篇论文给的分数都不高。倒是樊美筠上先生课时所写一篇论黑格尔的论文得了一个全班为数不多的高分，这令她得意至今，要知道平时笑眯眯归笑咪咪，朱先生在学术上是从不含糊的。

说心里话，先生学问的深度，不仅当时，即使今天我也只能望其项背。但先生下列几句常挂在嘴边的话我倒是记住了：“写文章要想想10年以后，50年以后，100年以后人们是不是还要看看”。“学马克思、学康德，不仅要抵达他的水平，还应该超过他，否则我就不学他了。和马克思一样，那就一样落后于这个时代。这不是狂妄自大，而是方法。”后来在美有幸邂逅柯布，格里芬，索拉里和杰克逊等大师级的人物，每逢听他们淡定地说道：“能够用一生完成的事都不是什么大事！”我就想起朱先生的上述勉励语。从而也意识到，世间除了急功近利之辈，另一种人也是存在的。

学界常有人喜欢议论中国有几个哲学家，我不大清楚大家各自的标准是什么，或许各有各的理由吧，无论是选李泽厚先生，汤一介先生还是叶秀山先生，我都举双手赞成，也衷心希望中国本土产的哲学家涌现的越多越好！天涯荡孤舟20余载后，这种感觉尤其强烈。但如果要选出一个当代中国的思辨哲学家，我选我的朱先生。

1985年秋朱先生与北大西哲85级研究生同游樱桃沟。左起：田玉荣，陶云，范燕宁，朱德生先生，艾四林，王太庆先生，李龙海，王治河，谭裘麒，卢晓华，卢海燕，张妮妮

说朱先生是思辨哲学家是因为先生一直运思高远，一直在哲学的领域深耕，在思想的高原奔跑，一直没有放弃思考哲学最基本最重大的问题，一直在顶住经验主义，教条主义，科学主义以及各式各样的政治压力为哲学争取着宝贵的生存空间。

当许多哲学教科书异口同声地将“哲学”界定为 “研究思维、社会和自然三大领域中的一般规律的”时候,朱先生却冒天下之大不韪地认为“这种说法是完全错误的”。在朱先生看来哲学是研究思维与存在的关系的，“是对人的存在方式及其发展道路的自觉反思。”

当整个哲学史被前苏联专家定义为“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斗争史”，国人热衷于用舶来的唯心唯物标尺将所有哲学家毫无例外地装入唯物主义哲学家和唯心主义哲学家两个筐时，也是朱先生把哲学史定义为“关于人的思维的历史发展的科学”，并揭示了以“客体—→主体—→主体和客体的统一”为线索的人类认识发展的内在逻辑，从而改写了当时中国的哲学史研究乃至哲学研究的版图。

今天的年青学者或许觉得这一切都是理所当然，再有人撰文“深刻揭露王阳明主观唯心主义的真面目”，恐怕会成为笑谈。但一如我们每个个体的生存是上百亿个细胞支撑的结果一样，中国能有今天的开放局面，离不开哲学土拨鼠帮助松动土地，离不开朱先生这种真正意义上的哲学家的负重前行。

朱先生与弟子李登贵在北大中关园家中

建设性后现代哲学的奠基者怀特海曾对前去哈佛求学的中国学子说，他最欣赏中国哲学的天道思想和凡事讲求“Reasonable”（合情合理）。咱民间老百姓也讲“有话好好说”，但我们什么时候变得不拎着帽子、提着棍子不出场了呢？用清华黄裕生教授的话说，“学术问题终归要由学术研究来解决，学术分歧只能以学术讨论的方式来化解。这是一个学者乃至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应有的理性精神”。如果总是带着棍子出场，又如何与世界接轨呢？说好的文化自信去哪了呢？

同样，自古重情厚义的中华民族何时变得如此急火火地膜拜金钱，“唯物是图”的呢？

这显然与我们长期以来这种对“唯物”主义的过分标举不无干系。这就涉及对西来的马克思主义的评价问题。

当某些头脑僵化的教条主义者将马克思主义奉为“绝对真理”时，朱先生的回怼是：

“在同一历史时代的哲学舞台上，可能有多种哲学体系登台。虽然它们的合理性与科学性并不都是等价的。但是，决不可能有一家一派垄断了全部真理。真理只此一家、别无分店的情况，只有在神学中才是可能的，在科学中是决不会有的。” 朱先生强调，无论从历史的层面看，还是从逻辑的层面看，在哲学学科中特别要提倡两种精神：一是独立思考即分析批判的精神，二是善于听取不同意见的百家争鸣的精神。信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人，应该成为提倡这两种精神的模范。在朱先生看来，马克思主义哲学无论如何是在西方文化传统的基础上，研究西方现实问题的过程中形成的，它要在中国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必须有一个与中国传统文化及现实结合的过程。从政治上看，这种结合已取得创造性的进展，但就哲学学科而言，这种探索还处在开始阶段。”任何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实际发展境况的人都不能不承认，朱先生所言乃是实事求是之论。

当哲学被四人帮之类特殊利益集团当作政治意识形态的附庸的时候，也是朱先生提出搞哲学的人不能不关心政治，但绝对不能把哲学当成政治来搞。中华民族要真正屹立在世界之林，没有强大的哲学怎么行？用最高领导人的话说，“一个没有发达的自然科学的国家不可能走在世界前列，一个没有繁荣的哲学社会科学的国家也不可能走在世界前列“。

 当“摸着石头过河”被视作真理般的存在的时候，朱先生以思辨哲学家的敏锐，看到这一论断背后实际上是经验主义在作祟。并深刻地分析了经验主义的危害：我国自古是一个以农业小生产为主体的国家，而且全民的文化科学知识水平也不高，这种社会现状很容易成为经验主义的温床。人们生活在经验世界中，经验成了他们生活的最重要的指南。经验主义的认识方法有三个特点：第一，主体在这里是被动的。因为对象是给定的。如存在的不可能不见，不存在的当然不可能见到。第二，正确的认识是主、客体的直接同一。第三，这种认识或者是对的，或者是错的，中间路线是不可能的。先生强调，“只要克服不了经验主义,便难免要表现为独断论和教条主义。”

朱先生2011年在北京香山植物园，李登贵摄

作为一个思辨哲学家，朱先生一再强调：哲学研究的对象，不像实证科学的对象那样，可以在实验中给定，而是在历史发展中不断生成着的。理想的存在不是没有，但人们为之奋斗的理想的存在不是在过去，而是在未来，即正在实现着的未来；所以它也不是某种给定的状态，而是一个永远开放的过程。

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朱先生是个过程哲学家，就是主张动态地看问题，发展地看问题。所谓过程哲学家也就本真地是有机哲学家。因为按照怀特海，一切“动在”都是“互在”。所谓有机哲学家就是深谙万物互联，能够洞见事物内在联系的人，他们拒绝一叶障目，擅长越过树木见森林，他/她推重综合考量，欣赏高瞻远瞩。

有鉴于此，当一些国人亢奋地大叫“厉害了，我的国”的时候，朱先生以哲学家超人的冷静提醒我们：中国虽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仍然任重道远，“因此不应太过宣扬与高估自己，中华民族复兴的漫漫长路才刚刚开始”。

任何不带偏见的人都不难读出朱先生的拳拳赤子心，殷殷爱国情。也正是这般大爱情怀和他思辨哲学的内在逻辑导致晚年的他高度关切生态问题。按照他的分析，人的生存环境正在被恶化和破坏。追求高消费的现代化生产活动，“成了人类自挖坟墓的活动”。传统的以追求无止境的物质高消费为唯一出发点而牺牲和掠夺自然的单元发展观已发展到极限，导致人类的自我否定。哲学研究的当务之急是放弃人是发展的“唯一出发点”的立场，“研究和探索新的发展理念”，研究如何使人的知、情、意得到更合理更协调的发展。这当然是个宏大的课题，需要许许多多有志之士联手攻关。可以告慰先生的是，我和樊美筠近年来所思考的“第二次启蒙”和“厚道发展观”等概念可以说就是在沿着先生指引的这个方向前行，也算先生没白疼我们一场吧。

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朱先生的许多立论都是发前人所未发，道他人所不敢道，许多理论探索都是开拓性的，无疑也是颠覆性的。这既成就了作为一代思辨哲学家的他，也导致了他往往不被世俗所容，导致了他的被冷落和寂寞。

经常有青年学子跟我说想做哲学。我总劝他们三思而后行。因为哲学家绝对不像戴着近视眼镜的青年尼采所臆想的那样是姑娘们争嫁的对象，真正的哲学家注定与闹热无缘，因为哲学注定是项孤寂的事业。 因为“说真话要有勇气，要付出代价”。但是，不说真话，在朱先生看来，就不可能有学术研究，学术就会变成追名逐利的权术。先生曾感慨：现在的理论界，真正理论联系实际的东西不多，见风使舵、吹捧权贵的东西过多。 “从这个角度看，人品比知识更重要。”有鉴于此，朱先生曾把费尔巴哈的名言“哲学家在学会写书以前，先要学会做人”送给哲学系的毕业生。

哲学系青年学子2017年拜访朱先生

川外林克勤教授在《小城大爱》一文中曾有一段话评价柯布博士：“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上，如何保持自己的言行得体、品节不亏，那就是摈弃错误和愚昧，和正确的人站在一起。我感到，柯老年迈的身躯里，隐藏着为人类和地球共同福祉奋斗的坚定信念和大爱无疆的高尚能量，他的思想穿越了地域、超凡于区隔、定位于高处。”我觉得这话也完全适用于我的朱先生。古往今来，一切伟大人物的胸怀都是爱撑大的，朱先生异于常人的宽阔心胸，也是爱撑大的。是非亲历不知难，想想他执掌北大哲学系10余年里尽己所能保护了多少师生？受了多少委曲和误解？想想如此一个中国本土产生的优秀哲人，尽管至死连个博导都不让当，却依然笑对人生，我们唯有把敬意留给他！

还在北大读书的时候曾羡慕一些老师门下的热闹，一出行往往是十几个博士硕士弟子随行，很是气派，威猛，因此也感叹我们朱门的清冷。在登贵师弟的悼念文章中读到朱先生曾专门请厨子给他做了一桌子菜请他，好生羡慕。无论是出国前还是出国后，尽管无数次拜访过先生在北大中关园的家，也受到过师母刘老师和朱公子子宏伉俪的热情接待，但先生却从未请我吃过一次饭，当然我没请过他。这就是我们朱门的门风！师徒之交淡如水吧。然而说不遗憾也是大谎，最大的一个遗憾是，亲灸恩师7年，今生师生一场，竟然连张与先生的单独合影都没有，思之不禁潸然！

在朱先生眼里，“对一个从事学术研究的人来说，他们的根本目的是去追求真善美。这种追求，一旦实现，对全人类来说，将收获到巨大利益，但对于追求者来说，却是个漫长艰苦的求索过程，甚至可能要献出生命，没有足够的勇气和决心，是不可能成为文明发展史上的一代宗师的”。

哲学家的在世生命或许是孤寂的，但他们是值得我们钦佩的人类文明的伟大盗火者，理应赢得我们的敬意！在《科学与现代世界》的结尾处，怀特海曾谈到哲学的价值：“伟大的征服者,从亚历山大到恺撒,从恺撒到拿破仑对后世的生活都有深刻的影响。但是从泰利斯到现代一系列的思想家则能够移风易俗、改革思想原则。前者比起后者,又显得微不足道了。这些思想家个别看来是无能为力的,但最后却是世界的主宰。”

我的朱先生无疑是可以跻身这些思想家的行列的，我为有这样的导师而骄傲！

朱先生千古！来生还做您的学生！

学生王治河

2019年3月11日泣笔于南加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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