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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潮丨蒋国辉：历史真相，不是任人评说的故事
作者简介
本文作者
蒋国辉，1969年上山下乡，1972年招工到重庆打通煤矿当矿工，1977年考入大学，1987年考入黑龙江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现居德国。著有学术专著《语言和语言相对论》。
原题
历史真相，
不是任人评说的故事
作者：蒋国辉
前不久，一篇题为《罂粟为谁而红——二战欧洲战场质疑》（以下简称《罂粟》）的文章，通过微信在网络上广泛传播，影响颇大。笔者无意对这篇文章和该文作者的行文旨趣作任何评价，但是这篇文章对诸多历史问题的歪曲，确实让人震惊，也让笔者深感不能对某些近似荒谬的言论无动于衷。指出这些谬误并代之以真相，往大处说，这是对历史的尊重；往小处说，就是希望所有通过网络阅读过此文的读者不要被误导。
到目前为止，虽然世界各地局部战争不断发生，和平安宁并没有降临于所有国家和所有人民，但第二次世界大战，却是迄今人类历史上最后一次波及全球的大规模杀戮。对于今天被无数新的全球问题困扰的人们来说，这场战争已经成为遥远的历史，很多历史细节，也已经随着那场战争参与者和受害者的离世而逐渐被遗忘、被湮没。感谢美国当年坚持在纽伦堡和东京对战争罪犯的审判，使得某些国家那些不同类型因各种原因试图虚无、模糊和混淆历史事实的人，无法否认两个铁定的史实：一是德国和日本是那次战争的策源地；一是当年纳粹政权对犹太民族犯下了种族灭绝的滔天罪行。
下面，我将分别引用《罂粟》一文的相应文字，对照陈述我所知道的真实历史细节。
一、大屠杀真相
[德国统帅部收到前方的报告：这里的当地人正在杀犹太人，我们如何应对？前方要得到统帅部的指令才可以行动，结果统帅部给出的指令是“不予干预”。见死不救，很不人道。但这和下令屠杀截然不同。……直到前几年，这些文件才得以公开给历史学家，从中居然找不到哪怕一条要屠杀某个族群的指令。按德国的系统，如果没有书面指令，什么都执行不下去。因此，这就意味着在历史上没有所谓系统的屠杀计划]（摘自《罂粟》，下同）
二战中纳粹政权对犹太人、吉卜赛人和苏军战俘的大屠杀，本来已是不争的历史事实，绝没想到今天还会有对大屠杀矢口否认的文字出现，当年艾森豪威尔将军在布痕瓦尔德集中营说过的一句话（大意是：把这些证据都拍摄下来，免得今后那些狗娘养的赖账），竟然一语成谶。所幸，很多历史证据已然保留了下来，否则，被屠杀的600万无辜犹太人和几十万其他民族的无辜者，就永远冤沉大海了。
纳粹政权的“最终解决计划”，在奥斯维辛集中营博物馆里有详细的记载。我曾两次去奥斯维辛，很遗憾，都没有想到要把那些“详细的记载”拍摄记录下来，那是一些强有力的可以呈现给本文读者朋友的证据。不过，我在这里所呈现的历史图片和资料，应该足以让一切良知人士相信，“大屠杀”绝不是如《罂粟》一文所言：不过是“当地人”的自发行为；是由于德国统帅部“不干预”的政策鼓励造成的惨剧。“大屠杀”，彻头彻尾就是纳粹有计划按步骤实施的对数百万无辜平民的屠杀。
1、死亡营，基本上是专用于屠杀犹太人的集中营
库尔姆霍夫死亡营：被杀犹太人至少160000
马雷特罗斯提涅茨死亡营：被杀犹太人40000-60000
别尔泽克死亡营：被杀434508人，90%为犹太人
索比博尔死亡营：被杀犹太人250000
特雷布林卡死亡营：被杀犹太人至少713000-1100000
2、27个大型集中营中几个人们较为熟知的、被屠杀人数超过40000的集中营，被屠杀者中大部分是犹太人
布痕瓦尔德： 死亡人数56000
达豪：死亡人数41500
迈达内克-吕布林：死亡人数78000
斯图特霍夫：死亡人数65000
诺英加梅：死亡人数55000
贝尔格-贝尔森：死亡人数70000
古森：死人数44602
格罗斯-罗森：死亡人数40000
亚森诺瓦奇：死亡人数80000-100000
二、安妮∙弗兰克
[人们总喜欢用那个犹太女孩安妮的日记来证明纳粹的罪行，但是，安妮不是被饿死或打死的，而是病死的。德国医生还给她进行了治疗。当时德国人自己也吃不饱，集中营的状况当然更糟，但是，安妮是病死的——她没有受到强奸，也没有受到毒打]
安妮∙弗兰克这个犹太女孩和她在暗无天日的日子里写下的“安妮日记”，战后的欧洲几乎家喻户晓，在世界其他地区也广为人知。她作为纳粹政权种族灭绝大屠杀的受害者，据我所知，从来没有任何人以“未被强奸，未被毒打”为理由发出质疑；我在欧洲数十年，也从未在任何媒体上见到任何类型的文章，把大屠杀的受害者限定为必须是死于毒气室、枪口下或绞刑架上的犹太人。数以百万计被暴力驱赶到各个死亡集中营犹太人，由于苦役、毒打、饥饿、寒冷和疾病而死去，如果没有纳粹政权和那一场战争，一个个鲜活的生命怎么会变成凄惨悲痛的亡灵。可是在今天，突然有一些轻飘飘的文字，指他们遭受的苦难不能证明是纳粹的罪行……
在大屠杀的几百万受害者中，安妮的遭遇并不特殊。1934年，安妮全家为逃避纳粹政权对犹太人的迫害，从德国法兰克福迁居到荷兰阿姆斯特丹。1942年6月，全家为躲避搜捕，躲进了安妮的父亲有预见地准备好的一个隐蔽的房间。两年后，1944年8月4日，警察知道了这个秘密藏身处，逮捕了安妮全家，同时还逮捕了两个帮助安妮一家躲藏的人。警察怎么会闯进这所房子并找到了那间隐蔽的小屋，谁是告密者，至今仍旧是个谜。
1940年安妮在阿姆斯特丹家中。右图：书架后边是安妮全家从1942年起藏身的小屋，书架是伪装了的门
安妮和家人先被关押在德国秘密警察设在阿姆斯特丹的一座监狱里，不久又被送进韦斯特博克中转营，再从那里被送往奥斯维辛-比尔克瑙死亡营。安妮一家和上千名犹太人被装进运送牛的货车箱，在开往奥斯维辛的三天路途中，几乎没有食物和饮水，每个车厢只有一个当厕所使用的小桶。
到达奥斯维辛后，与安妮一同到达的人中，有350人立即被送进了毒气室。安妮和妈妈、姐姐一起被送进女监，同父亲分开。
1944年11月初，安妮和姐姐被押送到卑尔根 - 贝尔森集中营。她的父母留在了奥斯威辛集中营。在卑尔根-贝尔森，由于饥饿和寒冷，安妮和她的姐姐患上斑疹伤寒，并于 1945年2月先后死于这种疾病。
德国医生是否对安妮作过治疗，已经查不到历史的细节。退一万步，就算集中营里德国医生对安妮做过治疗，安妮最后依然死于疾病，说明那些治疗并无疗效，算不算得上真正的治疗还需打上无数个问号。把一个15岁的无辜孩子关进集中营，让她在饥饿、寒冷、恐惧中受尽折磨直至病殁，因为对病人进行过所谓的治疗，一切令人发指的罪恶就不能被证明；因为德国人自己也吃不饱，所以，只要没被强奸毒打，被关进纳粹集中营里的无辜囚徒饿死病死，就不能算作纳粹的罪行。当纳粹的罪行被以这种方式清零的时候，我内心不能不感到针刺一般的疼痛，今天，即便是德国的极右分子，也不敢这样公开为纳粹开脱罪行。
安妮不过是一个孩子，不幸生在了那个战乱年代，还碰上了对犹太人大开杀戒实施种族灭绝的纳粹政权，她的生命在原本应该是阳光和诗一样的年华里戛然而止。不久前看过一篇小文章，文中有几句话印象特别深刻：“这些早早被夺去生命的孩子，每个人都有一个名字，……每个名字后都曾是一个鲜活的生命，每个名字后的生命都曾承载着生命的悲喜，都曾爱和被爱过。但一场战争过后，这些鲜活的生命全都枯萎凋零。他们走了，带着曾经的梦、曾经的歌……”我不知道断言安妮的死亡不能证明纳粹罪行的作者，在奥斯维辛数以百万计（包括千千万万曾经花朵一般的孩子）的亡灵面前，心中有没有产生过这样的痛楚……
万人坑里安妮的尸体(图中红圈标示处)
安妮和姐姐玛尔戈的墓。右图是耶路撒冷大屠杀纪念馆保存的安妮∙弗兰克的纪念页
法兰克福 左图：安妮1929年出生、并生活到1931年的住宅前的纪念碑(左为姐姐玛尔戈，右为安妮)。右图：安妮一家被抓捕前住处门口地上的铜牌
三、死亡行军
[苏联反攻时，德军从奥斯维辛撤退，奇怪的是德军是带着囚徒撤退的。由于囚徒行动缓慢，造成了德军的更多伤亡。这说明德国没有屠杀这些囚徒的意向，否则杀光快跑，何其简单？德军当时把不少战俘撤回了西部，甚至到了柏林。但是他们没有屠杀这些战俘，在柏林失守时，德军没法维持战俘营的管理而释放了他们]
奥斯维辛集中营里展示的“死亡行军”路线图。图上分别用波兰文、英文和希伯来文简单介绍了从奥斯维辛开始的死亡行军：“1944年下半年，面对苏军的攻势，纳粹党卫军开始策划将囚徒转移到德国境内的其他集中营。1月中旬，下达了最终撤离并撤毁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命令。1月17-21日，党卫军强迫所有还能行走的囚徒约56000人步行离开奥斯维辛及其附属集中营。在这次悲惨的行军中，许多人失去了生命。后来它被称为‘死亡行军’”
《罂粟》的作者在文中专门贴出上面的照片，并写出如下说明：
“奥斯维辛集中营撤退时，德军带着囚徒撤退的示意图——作者摄于奥斯维辛集中营”。
作者原本是想以此图佐证他的判断——纳粹没有屠杀囚徒的意向，很遗憾，这张图片上的波兰文、英文和希伯来文三种文字所作的的说明，恰恰相反。图片上的文字说明，作者可能没看；或者看了，却没有把真相说出来。
历史事实是：1945年，当盟军从西边、苏军从东边逐步攻占德国侵占的欧洲各国并逼近德国本土时，党卫军开始恐慌，策划并实施将大量囚徒从东欧地区的集中营向远离战线的后方、或者德国本土的集中营转移，一方面是为了隐瞒屠杀犹太人和苏军战俘的证据；另一方面也因为他们对局势的误判，认为未来几个月仍旧需要奴工的劳动。这些被迫撤离被称为“死亡行军”。纳粹党卫军经常在行军之前，行军期间和到达目的之后，成群地屠杀囚徒。在死亡行军中，成千上万人死于饥饿、严寒、疾病；体力衰竭不能继续前行的，被执行押送任务的党卫军士兵就地枪杀。
押送囚徒死亡行军的，是以屠杀犹太人、苏军战俘和其他一些民族无辜民众为主要任务的纳粹党卫军，而不是德军作战部队，并不能统称为“德军”；囚徒也不是罪犯，而是纳粹执行种族灭绝计划从欧洲各国抓捕的没有任何过错的犹太人，抓捕和屠杀他们的理由，仅仅因为他们是犹太人。《罂粟》一文，把死亡行军描述成“带着囚徒撤退使德军伤亡更多”。如果不是彻底的无知无畏，那么，需要多大的“勇气”，才能把灭绝人性的残酷死亡行军描述成对囚徒的保护，描述成纳粹的“牺牲与功绩”。这样的颠倒黑白混淆视听，让我不由得想起了海明威的那句话：“所有人是一个整体，别人的不幸就是你的不幸，不要以为丧钟为谁而鸣，它就是为你而鸣”。
下面是几个著名的“死亡行军”案例。
——1945年1月中旬，当苏军逼近奥斯威辛集中营综合体时，党卫队开始从奥斯威辛集中营及其附属集中营撤离，并迫使近6万名还勉强可以行走的囚徒( 主要是犹太人)从奥斯威辛向西转移。由于原定的撤离路线上一些地区逐渐被苏军攻占，行军的目的地也多次变换。在这次死亡行军的头几天，就有数千人死于饥饿、严寒，党卫军士兵奉命射杀任何落后、或无法继续前行的囚徒。在奥斯威辛集中营囚徒三个月的死亡行军中，死亡人数超过15000。
“死亡行军”
——1945年1月17日，7000名犹太囚徒，包括6000名妇女，被押送前往位于北部波罗的海边界但泽地区的集中营。行军十天，有700人死亡。那些活着并到达海岸的人被党卫军赶到水中，然后开枪射杀。
不能继续行进的囚徒被射杀
——1945年1月25日，党卫军从波兰北部的斯图特霍夫营地开始疏散近50000名囚徒，其中大多数是犹太人。来自斯图特霍夫附属集中营的大约5000名囚徒在沿波罗的海海岸行进时，被党卫军驱赶到水中并用机枪扫射。其余的人被送往东德劳恩堡。途中，由于推进的苏联军队阻挡了前进道路。纳粹不得不把囚徒带回斯图特霍夫。在死亡行军中，除了被党卫军士兵枪杀，还有成千上万囚徒由于无法承受严寒和饥饿而死亡。
战后搜集和处理“死亡行军”遇难者的尸体
——1945年4月7日，随着美国军队的逼近，纳粹开始从布痕瓦尔德集中营和辅助营地大规模撤离近30000名囚徒，目的是防止他们被即将到达的美国军队解救。这批囚徒的大约三分之一，死于死亡行军期间。
——1945年4月26日，在达豪集中营被美军解放前三天，党卫队带领近7000名囚徒前往泰根塞南部。为期六天的死亡行军，许多人死于体温过低，饥饿或疲惫，落伍或无法走得更远的人都被枪杀。
达豪集中营旧址的死亡行军纪念雕塑
四、奥斯维辛的“污水处理系统”
[集中营边缘处有三座巨大的圆形建筑，看了说明才知道这些是未完成的污水处理系统。二战后期奥斯维辛集中营人满为患，不仅有犹太人还有战俘，人多了污水处理不够用，德国就开始建造这些污水处理中心。但是没等完工二战就结束了。如果这只是一个用来杀人的集中营，还用得着这些吗？]
其实，如果不是刻意要为纳粹制造的种族灭绝大屠杀辩解，污水处理设施这类技术问题，本来没有任何必要在讲述那段历史的文字中提及，这个问题就像“既然只是杀人的集中营，为什么要为囚徒建监舍；为什么要为囚徒配置厕所（甚至抽水马桶）、盥洗处、床位(当然都是非常恶劣的设施)，以及为什么要为囚徒提供饮水、饭食(当然不是我们正常人能够想象的那些饮食)”等等问题，一样荒谬可笑，让人无语。所以在这里，我只简单地作一些事实说明。
修建奥斯维辛-比尔克瑙集中营的时候，德国人确实在排污设施的规划和修建上下了不少功夫，党卫军头目希姆莱曾几次到奥斯维辛，检查供水和排污设施的修建。纳粹们在这里考虑的，当然不是等待被屠杀或者被强制劳动的囚徒的生存条件，但是他们需要考虑集中营监管人员和驻军的卫生条件。保证集中营监管人员和驻军的正常生活条件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奥斯维辛-比尔克瑙集中营的囚徒常年保持在几万人左右，单是排泄物和洗濯污水的量，每天至少数以吨计。这些污物如果不经处理直接排放，非但会很快恶化集中营的生活条件，祸及监管人员和驻军，更重要的是，它会污染地下水，还会污染维兹瓦河的支流索拉河，直接影响维兹瓦河下游的大城市比如克拉科夫、华沙的水质。这就是纳粹政权考虑集中营污水处理设施的全部意义。
此外，“专门用来杀人”并不是后来的各种记叙中对奥斯维辛-比尔克瑙集中所作的描述，而是纳粹政权确定的这类集中营的功能。它们被称为灭绝营，也被称为死亡营或俗称死亡工厂，是纳粹德国在被占领的波兰和白俄罗斯设置的一系列特殊集中营，专门用于大规模屠杀从欧洲各国抓捕的犹太人。奥斯维辛是其中规模最大的。
为了切实弄清楚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污水处理设施问题，笔者专门咨询了奥斯维辛博物馆研究所Obstarczyk博士。Obstarczyk博士给出的回复如下：
事实上，奥斯维辛集中营从一开始就人满为患，集中营管理当局也难以提供足够数量的卫生设施。我的研究结论是，由于悲惨的卫生条件，传染病开始流行。党卫军担心流行病会蔓延到集中营之外的广大地区，这样的情况如果发生，不符合德国的利益。为此他们清理集中营的污水。当然，让这么多人留在集中营的主要目标是杀死他们，但是迅速地杀死他们并不是容易的事。人类排泄物仅仅对农业有用，否则它只是污物。在比尔克瑙三面建造污水处理厂，也证明了他们计划长期使用这个集中营。
五、所罗门∙莫瑞尔(Solomon Morel)
[二战最残忍的集中营是苏联支持下由一个叫Morel的波兰犹太人设置和管理的集中营，其残忍程度令历史学家这样说：“和Morel的集中营相比，纳粹的集中营就像是夏令营了”。Morel的集中营针对的是手无寸铁的普通德国平民，包括妇女和儿童。他们用残忍的方式强奸女人，包括小女孩；用残忍的方式屠杀德国平民。这个Morel后来逃到了以色列，以躲避波兰方面对其的战犯起诉。以色列仗着西方对此的心虚和忌讳，至今对波兰引渡Morel的要求置若罔闻。以色列的卑劣立场可以理解，一旦Morel被起诉，此人的罪行和审判就会广为人知，以色列的无辜形象便会轰然倒塌]
莫瑞尔（Morel）其人其事本来没有太多的历史价值，不过要以他管辖的监狱作参照，为奥斯维辛死亡营和纳粹的大屠杀辩解，应该说是一种很卑鄙的行为。不知道那声言“和Morel的集中营相比，纳粹的集中营就像是夏令营了”的历史学家，愿不愿意穿越历史回到纳粹的死亡营里去，切身体验一下“夏令营”的“美好生活”呢？这里的逻辑其实很简单：比较两种罪恶，绝不可能把其中的一种比成了“善”，特别是在比较的标准被歪曲了的时候。
这里提到的监狱是位于波兰Świętochłowice市的兹哥达(Zgoda)集中营，并非犹太人莫瑞尔设置。从1943年到1944年，该集中营由德国人管理，是奥斯威辛集中营的一个分部。1945年1月23日被苏军攻占后，兹哥达集中营继续存在，由苏联内务部、华沙公安部所辖波兰共产党秘密警察管理，阿列克谢∙克鲁特(AleksyKrut) 和所罗门∙莫瑞尔先后被任命为集中营司令官。兹哥达集中营的囚徒人数时有增减，1945年8月初达到其人数的高峰约5000人(一说6000)，其中约60％为女性，20-25％的为儿童，其余为老人。这些人大多是前第三帝国东部地区(战后划归波兰)的德国人和波兰境内的德裔波兰人，还有少量乌克兰和其他一些东欧国家的人员。苏联和波兰当局将他们认定为希特勒纳粹政权的帮凶。
兹哥达集中营只是波兰境内关押德国囚徒的集中营之一。据设于科布楞茨市的德国国家档案局统计资料，1945-1948年，波兰一共设置了1255个集中营，关押的德国人(被波兰当局认为是纳粹分子或帮凶) 超过20万，死亡6-8万。据波兰国家集中营研究所统计，兹哥达集中营共有1855人死亡。
兹哥达集中营 大门(左上)，管理处(右上)，监舍(左下)和隔离带
莫瑞尔(1919-2007)是波兰犹太人。他的全家人都在大屠杀中被杀害。在抵抗运动中，他参加了游击队，后成为波兰共产党地下军队“人民军”的成员。战后，莫瑞尔曾为苏联内务部效力，被任命为兹哥达集中营司令官。
1996年，波兰对已于1992年逃往以色列的莫瑞尔展开刑事审判，罪名是谋杀，因为他必须对由于饥饿死于兹哥达集中营的1538 (一说1695) 名囚徒负责。1998年，波兰当局以战争罪犯的罪名要求以色列引渡莫瑞尔，以色列以追诉期已过为由拒绝；2005年波兰以种族灭绝罪，再次要求以色列引渡莫瑞尔，再次被以色列拒绝。以色列是否心虚和忌讳？莫瑞尔其人其事是否对全世界依旧是一个云遮雾罩的谜？以色列的形象是否会因为莫瑞尔被公诸于世而轰然倒塌？我们还是从史实的角度了解一下莫瑞尔的遭遇，看看他为什么坚持犹太人的古训——“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及以色列拒绝引渡莫瑞尔的理由。
兹哥达集中营的囚徒。一名美国外交官向美国外交部提供的报告中说：“……那些没有被饿死或被殴打致死的囚徒，必须一夜又一夜地站在齐颈深的冷水中，直到死亡”
这当然是残酷的迫害和杀戮。但是与此相比，纳粹德国的杀人魔窟就可以摇身一变成为“夏令营”了吗？
德国人入侵莫瑞尔在波兰的故乡时，他只有20岁。1942年的圣诞节，执行德国占领当局命令的波兰警察抓捕了他的父亲、母亲和一个兄弟。莫瑞尔当时躲在一个大草垛里，丛草垛顶上看到波兰警察问他的母亲“你的其他儿子在哪里？”母亲拒不开口，于是波兰警察相继枪杀了他的父亲、兄弟，最后是他的母亲。那天晚上，莫瑞尔和他的另一个兄弟伊萨克躲进了一座坟墓。1943年3月，他们加入了犹太游击队。在波兰人普遍的仇犹反犹环境中，伊萨克不久就被一伙波兰人杀害。
在波兰Parczew附近的森林中，有大量的犹太游击队活动。莫瑞尔所在的游击队是整个欧洲抵抗运动中最成功的队伍之一，他们不仅仅是存活下来，还多次破坏德国占领军的通讯设施，袭击Kaplonosy和Parczew的警察总部和政府部门，炸毁运兵车和弹药列车，劫持德国供应卡车，处决德国人和与占领者合作的叛徒。
莫瑞尔在二战中失去了整个家庭，自己幸存下来。战后他被分配到国家安全办公室，并被任命为兹哥达集中营的司令官。那时莫瑞尔不过26岁，没有受过任何管理监狱的培训，也没有实际经验，只是一个心中充满对德国纳粹政权仇恨的狂热战士，他对战后被关进监狱的前敌人，依照犹太人“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古训，采用各种残酷手段实施报复，是完全有可能的（当然不是理所应当的）。在这里，我只是陈述事实，并非作价值判断。
兹哥达集中营当时关押的，都是根据根据1944年11月4日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PKWN）法令定性的纳粹罪犯、波兰国民的叛徒和波兰社会的敌对分子。尽管他们很多人纳粹党徒和协同德国占领当局的波奸身份都被确认，但是被送上法庭的只是其中的少数。1945年7月底至9月期间，集中营的5048名囚徒中，约有1500余人死于斑疹伤寒的流行。这1500余死于伤寒的囚徒，后来就成为莫瑞尔反人类罪的依据（《罂粟》一文在叙述大屠杀受害者安妮的时候，以安妮是病死的为由，断言不能证明纳粹的罪行）。
至于莫瑞尔“主持了针对德国俘虏的暴行和虐杀，让德国人互相殴打，强奸德国妇女，训练他们的狗咬犯人的生殖器”等指控，并非是已被证实的事实，而是取自Robins和Jones《受压迫的种族灭绝》一书。对于斑疹伤寒的流行和因此造成的大量囚徒死亡，该书只字未提。对莫瑞尔的大部分批评，来自John Sack的《以眼还眼》一书。这本书的主题是犹太人战后在波兰设立了羁押德国人的集中营。这个主题本身就属于没有事实依据的诽谤：战后还留在欧洲的犹太人，没有在欧洲任何国家取得可以建立和管理监狱的权力。1995年，甚至在德国，这本书也被称为“反犹的饲料”。
波兰当局把这些书里描述的种种罪行直接移植到莫瑞尔身上，并据此拟定起诉莫瑞尔的证词，当然不可能让以色列同意引渡他回波兰接受审判。鉴于波兰一贯的反犹态度，很难说那些兹哥达集中营的幸存者，可以成为诚信和公正的证人。事实上Sack本人也承认，兹哥达集中营1500名囚徒死于伤寒，不能构成莫瑞尔的反人类罪行的罪证。
以色列拒绝引渡莫瑞尔，不是因为什么“可以理解的卑劣立场”——害怕在全世界面前暴露了莫瑞尔的罪行，而是因为波兰政府指认莫瑞尔为战犯，却拿不出关于莫瑞尔真实可信、可以被证人和证据切实指证的罪行。这恰恰说明了作为法治国家的以色列和法制至今尚未健全的波兰之间的巨大区别。以以色列拒绝引渡莫瑞尔为由，作出以色列“卑劣”，乃至可以让以色列的国家形象轰然坍塌的断言，是立场而不是逻辑。
莫瑞尔管理过的集中营，只是波兰境内1255个类似的集中营之一，出于什么原因，波兰政府要特别对犹太人莫瑞尔提出起诉，这里暂且不细说。不过有两点特别值得注意：其一，战后的苏联，对待德国战俘和羁押的各类战时敌对人员，手段也非常残酷，远非莫瑞尔管辖的集中营可比。这个事实，并没有导致全世界关于二战的基本价值观被颠覆。其二，战后欧洲唯一没有对大屠杀幸存的犹太人及其后代，为当时政府协同纳粹德国的反犹罪行道歉的，是波兰政府；没有对被没收财产的犹太人作出赔偿的，也是波兰政府。
六、种族灭绝计划
[尽管在纳粹档案里没有种族灭绝计划，但是我们现在知道在二战后期的确有另一个种族灭绝计划，这不是德国设计的，而是美国犹太人摩根韬（Morgenthau）设计的“摩根韬计划”。这个计划如果实行，将毫无疑问饿死数千万德国人，因此被称作种族灭绝计划]
二战结束不久，美国国内就已经有不少的意见和呼声，认为有必要对欧洲开展援助重建计划。当时有一种倾向，认为替代美国大量援助的另一途径，是从战败的德国获取重建所必须的物资和资金，其实就是我们中国人熟悉的战争赔款。这种舆论倾向，成了1944年时任美国财政部长的小亨利·摩根索提出“摩根索计划”的依据。在这个计划中，摩根索建议让德国在战后支付巨额赔款。这样，一方面可以帮助其他在战争中受到轴心国进攻打击的欧洲国家重建；另一方面，对德国近乎榨干取尽的巨额索赔可以遏止德国的再次崛起，并可以因此将德国改造成一个农业国。
“摩根索计划”在世界历史上从未被评价为种族灭绝计划，当然这个计划也并未正式实施，后来在德国实施的是著名的“马歇尔计划”。把一个并未实施并且旨在削弱德国经济实力、以防再生祸乱的计划，定义为“种族灭绝计划”，并因此质疑美国对战后德国的援建，这个定义的确立，依然只能是立场而不是逻辑。
摩根索计划中将德国分割为北德、南德和国际区。右图为摩根索
1946年，对德占领当局出台了严厉限制德国恢复工业化的方针。这些限制严格规定了德国煤炭和钢铁的产量。第一个限制“恢复德国工业化”的计划于1946年初签署，也就是所谓的“工业化水平协定”。它通过拆除德国的1500多家工厂，使其工业水平大致维持在战前1938年的50%左右。事实上，德国的矿产资源要地萨尔和西里西亚，战后已经不归德国控制，同时盟国又摧毁了大量的工厂以限制德国的工业产量，以致到了1947年，连德国的工业中心鲁尔，都面临着被全面拆除的可能。
“工业化水平协定”所隐含的弊病很快就显露出来了：德国长期以来就是欧洲的工业强国和经济中心，过分地削弱德国，必然会导致整个欧洲经济恢复受阻；同时，对德占领当局还不得不大幅度提高他们的占领成本，来解决德国日益增长的各种需求和物资短缺的矛盾。
从左至右：马歇尔将军，乔治·凯南，威廉·克莱顿
限制德国发展削弱德国经济的种种弊端，以及“摩根索计划”(另一个计划是法国政治家Monnet提出的“莫内计划”)的曝光，导致了接踵而来的社会舆论批评，美国当局不得不重新考虑对德援助。面对几乎已经被完全剥夺了生产能力的德国，杜鲁门、马歇尔以及艾奇逊一致认为，有必要立即给予德国大量的、并且是源源不断的援助。
重建欧洲的计划，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到了美国30年代经济危机以后凯恩斯主义的影响。30年代初的大萧条使不少美国人相信完全自由的、缺乏政府干预的市场无法保证经济的稳定和健康增长。许多当初制定罗斯福新政政策的人认为，应该将美国政府干预经济的经验应用于欧洲的战后重建。与此同时，1929年的经济危机也证明了关税和贸易保护主义对经济的危害，这更坚定了人们对欧洲经济一体化和自由贸易的诉求。
马歇尔计划在德国实施
按照马歇尔计划运抵德国的物资
按照马歇尔计划运抵德国的物资
在上述种种背景下，帮助欧洲盟国恢复因第二次世界大战遭受毁坏的经济，同时遏止XX势力在欧洲进一步扩张的“马歇尔计划”正式出炉，这个计划因其主要提出者时任美国国务卿的乔治·马歇尔而得名。它的官方名字是“欧洲复兴计划”。事实上真正策划该计划的是美国国务院的众多官员，特别是威廉·克莱顿（William L. Clayton）和乔治·凯南（George F. Kennan）。
七、赫斯事件
[本来二战是可以避免的，战前可以避免，开战后也有不少机会。1941年5月10日，德国的三号人物海斯（Rudolf Hess）独自驾机飞往苏格兰，试图寻求和英国的和解。但是丘吉尔居然把海斯关押了起来，一直到战后，直到1987年死在狱中]
鲁道夫∙赫斯曾经是德国纳粹政权的首脑人物之一。除了追随希特勒在慕尼黑的贝格勃劳凯勒啤酒馆举行暴动，最新研究还表明，赫斯是《我的奋斗》的作者之一，因为赫斯调整过希特勒的一些构思，对全书的内容提出过建议和修改。纳粹党于1925年重组后，赫斯成为希特勒的私人秘书，自此，赫斯平步青云。1932年12月，赫斯被希特勒任命为纳粹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当年，赫斯成为德国国会的纳粹党议员，晋升为党卫军上将。纳粹党登上国家权力舞台之后，1933年4月21日，赫斯被任命为纳粹党副元首。同年6月29日，赫斯还被任命为德国不管部部长，统管除外交政策和武装部队以外的一切事务。1939年9月1日，入侵波兰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的当天，希特勒宣布如果他和戈林发生意外，赫斯将是继任元首的第三顺位。
纳粹德国首脑人物之一，鲁道夫∙赫斯
1941年5月10日，赫斯单独搭乘一架梅塞施密特Bf 110D战斗机从奥格斯堡出发，途经达姆施塔特与波恩，前往苏格兰。飞机在格拉斯哥南方坠毁。赫斯跳伞降落在格拉斯哥南方的Eaglesham附近。
赫斯飞到英国后坠毁的飞机
赫斯飞到英国，引起了斯大林的怀疑，他担心英国真的会与德国进行秘密会谈，一起对付苏联。后来邱吉尔与斯大林会面时，邱吉尔发现斯大林仍相信英方曾与赫斯有过某种秘密协定，邱吉尔对此作出义正辞严的驳斥，才化解了斯大林的疑虑。赫斯前往英国的动机一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最大的谜团之一，英国当局至今未公佈档案。不过，凭借一些已知的历史事实基本可以断定，赫斯飞往英国是为了终止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传言，是毫无根据的臆测。
首先，赫斯出走后，希特勒声称对于赫斯的行动毫不知情，随后纳粹党宣佈赫斯精神失常。赫斯的家人没有遭到清算，希特勒给予赫斯的妻子一笔抚恤金，但是剥夺了赫斯在党和国家所拥有的一切职务，还私下命令如果赫斯回到德国便格杀无论，同时指派马丁•鲍曼继承了赫斯的职位。
其次，赫斯也并未声称他是带着终止战争的使命飞往英国。试想，交战国的首脑人物独自秘密跑到敌国，要去谈判并缔结和平，是不是一个超级冷笑话。到达英国后，赫斯自称Alfred Horn上尉，有重要的讯息要亲自给汉密尔顿公爵。与汉密尔顿公爵会面后，赫斯才透露了他的真实身份。汉密尔顿公爵立刻告知了邱吉尔，并证实了赫斯的身份。赫斯遭到英方拘留，直到大战结束。后来，在纽伦堡审判中赫斯被判处终身监禁，此后一直被囚于柏林施潘道军事监狱内。1987年，赫斯在监狱的小别墅上吊自杀。
有一种推测，认为赫斯是想利用二战初期英国的不利状况，秘密联络英国内部的亲德势力，撤换丘吉尔内阁，并与德国和解。《罂粟》一文，把并未证实的推测当作事实和前提，进而推断赫斯寻求与英国和解，可以避免或终止第二次世界大战，可是赫斯却被丘吉尔关押，造成原本可以避免的大规模战争和近在咫尺的和平，灰飞烟灭。这一推论的用心，显然是要将二战归因于英国和丘吉尔。而这个逻辑的通俗解释就是：敌人打到了你的家门口，提出让你休战、缔结和约。你不同意的话，战争的罪责就在你。
1945年赫斯在纽伦堡法庭上
我们再来看看，赫斯飞往英国时，还有没有和平终止战争的可能性 。在赫斯飞往英国前，二战的进程为：
——1939年9月1日凌晨德军突袭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9月27日德国占领华沙，波兰沦陷。同年4月，意大利占领阿尔巴尼亚。
——1940年5-6月 德国闪击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并于同月饶过重兵防守的马其诺防线，入侵法国。15日，荷兰投降。28日,比利时投降。同年7-8月，意大利入侵北非，进攻英属索马里。
——1940年5月，德军突破马奇诺防线，仅10多天时间，德国装甲部队就横贯法国大陆，直击英吉利海峡岸边。北部的英法联军被包围在法国北部法兰德斯地区，40万名英法联军开始全部集中向敦克尔克撤退。同年，日本占领印度支那。
——1940年7月，不列颠空战开始。
——1941年2 -4月，德军占领卢森堡、希腊和南斯拉夫；同年2月，隆美尔率部支援北非的意大利军队。同年三月，美国通过租借法案。
而且，就在赫斯飞到英国的一个月后，德国入侵苏联。迄今为止，我们没有任何历史文件，说明在二战的这个时期，交战各国还有决策级的人物在寻求和平终止战争的可能性。
八、德累斯顿大轰炸
[盟军的罪恶在二战后被刻意隐瞒，比如盟军进行的德累斯顿大轰炸，这是对平民的肆意屠杀。本来德累斯顿完全没有军事意义，而纳粹德国当时已经没有翻盘的可能。为什么要在这样的时刻对德累斯顿进行地毯式轰炸？轰炸中，每炸死一位德国成年男人（不是军人），就要炸死5位妇女和儿童。当时的统计是25万人死于轰炸，后来被英国和美国“轻描淡写”成3万]
“盟军的罪恶”，在戈培尔控制的纳粹宣传中，曾经是使用频率最高的表达手段之一。在纳粹政权已经覆灭70多年后，这个表述出现在了一个中国人对二战的评价中，除了惊讶，还有满满的遗憾，因为，对整个二战的历史评价早已有定论，虽然我并不会简单地给人贴什么标签，可是刻意指责“盟军的罪恶”的言论，想从纳粹政权的立场上摘出来，都难。
1945年2月13-15日英国皇家空军和美国陆军航空队对德累斯顿实施的大轰炸，确实是二战中导致大量平民丧生的一个悲惨事件。策划和执行这次轰炸的原因，至今仍旧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
当年纳粹德国的宣传机构和当今德国新纳粹右翼极端组织，指责这是对没有任何战略意义的不设防城市的攻击，是对平民的屠杀。前苏联 (现在的俄国同样) 认为这是欧美有计划地摧毁即将进入苏联势力范围的德国工业力量和基础设施。
盟军方面则强调轰炸是为了摧毁德国的交通枢纽，使纳粹德国无法顺利的调动军队，一如丘吉尔所言，决不再为任何一座德国城市牺牲一个英军士兵。此外还有一些说法，比如是为纳粹的大屠杀受难者复仇之类，就可能只是一种反法西斯的激进言论了。
盟军进行的德累斯顿大轰炸，是否对平民的肆意屠杀？还是以史实为准绳吧，至少，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历史文件，记录了英美盟军在欧洲作战时，有过以专门屠杀平民为目的的军事行动，当然包括德累斯顿大轰炸。
轰炸后的德累斯顿，左图是世界著名的Zwinger博物馆
因为篇幅的关系，本文不赘述和评价德累斯顿大轰炸的历史事实。我想指出的是，德累斯顿大量平民在轰炸中丧生，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也没有西方政治家或历史学家为盟军这次轰炸伤及平民作出辩护，或是在战后刻意隐瞒。不过，在轰炸首次成为战略或战术手段的二战中，轰炸城市伤及平民，德累斯顿并不是先例，也不是最残酷的事例。德军、盟军和苏军，还有远东的日军，都轰炸过交战国的城市，造成数以百万计的平民死亡。这是战争的罪恶。只把德累斯顿轰炸的平民死亡凸显出来，以此指责“盟军的罪恶”，也不是《罂粟》一文的创新，纳粹宣传机构早已在他们的宣传中娴熟地使用过这个伎俩了。
大轰炸之后，在纳粹政权的宣传工具比如《国家日报》的头版上，就报导了大轰炸中有50万人丧生。此后，在各种场合和各种文件中，这个数字被说成10到13.5万，15到20万，20到30万。《罂粟》一文中表述为25万，实际上是采用了德国国家民主党(NPD，德国极右政党，目前德国国会和宪法法院还在为是否取缔这个政党而争论)多次表达“德累斯顿炸弹大屠杀”这个观念时使用过的数据。
英国历史学家大卫•埃尔文(David Irving)，被认为是关于德累斯顿大轰炸历史问题的权威，他曾在他的《德累斯顿的毁灭》一书中说，有13万5千名受害者，这是唯一一次被历史学家记载的数字。但是，1966年7月19日《伦敦时报》收到一封读者来信，称埃尔文承认在他的书中出现了错误的资料，埃尔文现在已经得到了警方报告，那份报告是在德累斯顿遭遇袭击一个月后发布的，上面列出了25,000名受害者。埃尔文也表示，这份（警方）报告的真实性“无可怀疑”。他认为之前出现的含糊数字“可能在1945年就被伪造了”，而且显然是纳粹自己的手笔。
事实上，正如德累斯顿历史学家委员会(Historiker-Kommission)经过一丝不苟的研究后得出的结论，空袭中有多达25,000平民丧生。这个数字是不是英美的“轻描淡写”，历史研究结论作了回答。
在大轰炸中丧生的平民
自1946年2月13日起，每年的这一天作为大轰炸受难者纪念日，就成为德累斯顿的传统。几十年来，利用这一天扩散新纳粹思想的右翼极端组织和反法西斯组织的冲突就从未间断。
左图：右翼极端组织在大轰炸受难者纪念日游行，他们将那次大轰炸称为“炸弹大屠杀”或“炸弹种族灭绝”。右图：德国全国性的反法西斯组织Antifa在德累斯顿组织的街垒，阻挡新纳粹分子的游行队伍
不过，自德国统一以来的主流思想，是政治家和民众对战争暴行的反思。德累斯顿市议员、各个政党、工会、民众团体和若干非政府组织，呼吁在大轰炸受难者纪念活动中，共同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所有受害者。德国民众主流的共识是，德国曾经的战争罪行一点也不值得怀疑或评判，它不能因其他战争罪行而被抹杀。和解是实现和平未来的唯一办法。联合国安理会于2005年2月6日签署文件，将德累斯顿被列入二战被轰炸城市的纪念名单，这些城市还包括被纳粹德国空军轰炸夷为平地的格尔尼卡、华沙、考文垂和列宁格勒等。
2007年，德累斯顿大约有4000人，在大轰炸受难者纪念日参加了名为“让我们思考”的游行，这次游行后来发展为每年一次的“人链”行动。在2010年德累斯顿老城举行的人链行动中，市长赫尔玛·奥奥斯( Helma Orosz)提请民众将纪念的主旨与“是谁发起了这场战争”联系在一起，并呼吁德累斯顿“成为抵抗不容忍和愚蠢的堡垒，来对抗对正义思维的滥用”。
2019年，德累斯顿市市长Dirk Hilbert (右图讲演者)与经济、科学、文化、艺术、工会等组织、以及犹太社区和其他民间社会行动者，共同邀请德累斯顿所有民众于2月13日采取共同行动，展示团结的力量。“让我们不忘我们城市的毁灭、纳粹主义犯罪和战争的受害者。惟有熟悉过去、克服当今的挑战的人，才能负责任地应对未来的挑战。”左图：大轰炸受难者纪念日德累斯顿的“人链”行动
二战是人类有史以来卷入的国家最多、持续时间最长、血流成河尸积如山最为惨烈的一场战争。战后，关于二战的各种研究论著、文学影视作品浩若烟海，但其中应该有一条主线，那就是反思战争的罪恶——反对战争寻求和平成为了全人类的共识；关于二战，也形成了普遍的基本价值认定。
今天，我们回看历史，如果因为关于战争进程中某些有争议的问题，而颠覆原有的基本价值取向：比如否认纳粹实施种族灭绝的暴行；否认犹太人被无辜屠杀的悲惨遭遇；否认为和平而进行战争的那些正义力量，等等，那也就是否认了基本的正义和失去了对正义的护卫。这，恐怕不能成为今天的人们能够心安理得地接受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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