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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丨曹建国:"云山共大",朦胧的青葱岁月

曹建国 新三届 2021-04-24


 作者档案

本文作者


       曹建国(笔名巢剑果),1953年生,湖北籍,南昌市第八中学69届的学生。1968年10月下放到江西永修县“云山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务农,次年转入江西省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团从事农业生产,曾任营部文书、团文艺宣传队员。1973年被推荐以工农兵学员身份入江西省高安师范学校读书,后任教师。1979年考入江西宜春学院中文系,毕业分配在国企工作17年。1998年引进入上海教书,直至退休。


原题

青葱岁月月朦朦

——纪实“云山共大”的日子



               

 作者  曹建国

 


曾经,有这么一批少年,1966年6月小学毕业,毕业就遇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停课近两年,到1968年4月才踏进中学……进中学含暑假在内也只待七个月,又作为“知青”,上山下乡去到“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在“共大”再劳动一年零两个月,便全部转往“生产建设兵团”。

 

这,就是江西省南昌市第八中学的1969届初中毕业生!

 

这,就是作者当年那一大批15岁少年的青葱岁月!

 

下文,将重现当年的生活:


当年“云山共大”二连一排合影(摄于1969年12月)


 

一、前往“云山共大”

 

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七日,是南昌八中六九届初中生上山下乡的日子。



当听到迁校的消息,不谙世故的少年们既欢呼又激喜,都像在小学里盼着秋游似的,一心只想着新奇,好玩,只盼着早点出去新见识……但没有一个人意识到,户口一迁,人一离城,这就彻底改变了自己的一生!

 

不过,当年的“共大”,也确实是好响亮的名字!

 

它是毛主席充分肯定,倍加赞赏,并向全国重点推广的学校。



确切说,“共大”,它是江西老区的独创,是1958年8月由从中央下放到江西锻炼(担任副省长兼农垦厅长的)汪东兴提议省委决定后在南昌市郊梅岭脚下建起的第一所农业技术学校。其办学宗旨是“勤工俭学”“半工半读”“不要国家一分钱”“自给自足”,培养基层农业技术人员。因此很切合当时的政治形势,办学不到两年,其成功经验就层层上报,也全省仿效,很快就有了很多“分校”。其中最著名的有五所,如井冈山分校和云山分校。(不过在当年,“共大”总校与分校是没有任何隶属关系的,只是总校办得稍早,又近南昌,故而定名为总校,设定为大专,分校则为中专,毕业都属于国家农技干部,统一分配工作)。


1959年8月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在江西庐山召开,期间毛主席听了“共大”办学情况的汇报,当即给予充分肯定,于是很多中央领导人就先后参观“共大”学校。朱德、周恩来等一大批党和国家领导人曾多次到总校和分校视察,朱德,周恩来、邵式平、刘俊秀、汪东兴等领导人都纷纷挥毫题词,周恩来总理还特地为“共大”书写了校名。国家外交部也把“共大”作为涉外参观重点,美国著名记者安娜路易斯﹒施特朗也到“云山共大”采访,还写了篇《云山共大杨梅酒》的文章,使得“云山共大”声名远扬,响到海外。1960年“云山共大”就全国招生,随后就有了上海、江苏、浙江、湖南、安徽、广东、广西等外省市的学生。


1961年毛主席给江西省委的亲笔信

 

1961年7月,毛主席又给江西省委写了一封信,对“共大”再次给予充分肯定和赞杨。因为怕全国盲目仿效,他的信到1965年才公开见报。而此时,“共大”已如雨后春笋,总数达76所之多,遍布了全省的山头。(上世纪七十年代曾有一部电影《决裂》,反应的就是“共大”生活。因为它强调你死我活的路线斗争,反对传统文化教育,歌颂贫下中农占领讲台,鼓吹凭“手上的老茧就是入学资格”等等,后来就禁了)。但当时的“共大”,各级组织确实是非常重视的。“总校”首任校长由省委书记刘俊秀担任,故而“分校”干部配备级别也很高。譬如“云山共大”,校领导全由革命老干部担任,党委书记宋殿珍就是“老八路”,行政13级,那时称“高干”。岂料风雨变幻,仅仅十年,到1969年时,红极一时蜚声海外的“共大”便瞬间消失。这辉煌与沉沦,是非功过只留待后世去评说,这里咱只说迁校。


那天清晨,学校操场上插满彩旗,墙上全是红标语。人群都围着自己的行李:静坐,追跑,说笑,嬉闹……全显得轻松,脸上写满欣喜。


当一长列敞篷大卡车开出校门时,路边密聚的人群大幅骚动:有喊叫,有招手,有举手递东西,更多的在哭泣。


车队穿过赣江上的“八一大桥”,出城便开上赣湘路。车向前,路在变。先柏油,后黄沙,再后沙石与泥巴。车行驶,起初有歌声,有说笑,有欣喜,都极目远眺。


渐渐路变窄,黄尘越来越浓,车也越来越颠。时间一长全静默了,少年们个个都打蔫。有人咳嗽,有人捂嘴,有人下蹲。

 

突然“哇——”的一声,曹生身边有女同学李勤建急跨一步,半个身子探出车外。犹如触电似的传染,瞬间好几处便有“啊——”“唔——”“噢——”的爆破声,很多人开始吐了。

 

车开得慢,且不断摇晃。学生们有蹲有坐,脑袋都耷拉着,全喊头晕。


突然,道分岔,车分流:一向左,一向右。后来才知道,向左是开往“云山共大”校本部,向右是前往分部的农二部和园艺场。


左转的车队走了,右拐的车辆继续爬行。突然“噢——”的一声齐叫,所有人后仰,又惊叫:“哇,好陡啊!”只见窄窄的路,劈开的山,密密的树林,浓浓的荫。当地人把这隘口称作“105高地”,后来学生们一直叫它“劈山开”!那是“共大”1963届老学长做的“愚公”,整整一年的辛劳,才使农二部与园艺场与校本部有了便捷的通途!


李 安2018年秋摄


车过“劈山开”,山道弯弯一路蜿蜒,蜿蜒中有很多浅浅的坑。车,慢,也颠。绕来绕去,转过好多个山包,才见到路边有块小小的水泥平地。像晒场,也代球场。球场另一边有幢青瓦房。那是食堂。与之相邻还有两栋平房,平房靠在山边,山腰上另有一溜蓝瓦房。这就是整个“云山共大”的农二部!


六辆卡车停靠路边(两辆行李,四辆载人),后续车辆继续前行。前行五里再是一连和三连的宿地,那是“云山共大”园艺场。


车停农二部,立即奔来一群少年。他们是先到打前站的同学。跑来都迎接自己排里的同学。(车到云山,立马军事化,原来的“班”改称“排”,全年级分成四个连,分驻校本部、园艺场和农二部。驻农二部的序号为二连,是原南昌八中的5、6、7、8班,现叫二连一二三四排)。球场对面高高的土坎上,食堂门前站着一排人,打前站的同学指点着介绍:“那个老的是连长,叫周维邦,南昌二轻局下放的干部;那圆脸戴眼镜的是指导员,叫方金旺,原来是南昌电线厂的团委书记;旁边瘦个儿是老八中的食堂管理员,叫吴翘梓;再边上那一溜八个,全是工宣队,都来自南昌砖瓦厂。”


球场边有个黑脸敦实的汉子,他嗓音洪亮不停地挥手呼叫:“来,女生寝室在这边,门上贴了字,一二三四排,挨着顺序找。男生住在山上,东西拿稳,当心别摔跤!”他叫谭志刚(广西柳州人),是1963届共大毕业留校的老师。


下车了,男生们争相扛行李,女生们你扶我搀走着找寝室,也有好几个蹲在路边,一直在呕吐。人人一脸倦容,每排都有女生在哭。



这里,一个群山环抱的小山坳,它将开启这批少年人生走向社会的新起点!


那时间里,没有人会知道,在这个小小的山坳,他(她)们将经历一个完整的农耕循环:从耕田耙地、播种插秧、中耕施肥、锄草灭虫;到担水砍柴、收割打场、养鸭喂猪、扛包入仓……脱胎换骨噢,他(她)们将在这里度过整整一年又两个月的青葱时光!


二、"运动"是课,"斗争"为纲

 

到“共大”的第四天,早饭一过,农二部就响起了急促的口哨:“全体集合,全体集合,排队步行到校部去开会,是‘批斗会’,快,快!”

 

那年月,“政治挂帅”,“运动”第一,每个单位都严防阶级敌人搞破坏,时时处处盯着敌特分子颠覆无产阶级革命政权。因此满眼里都是警惕,脑海中全是“斗争”,一天到晚所有人都绷紧“阶级斗争”这根弦。

 

当农二部的学生步行六华里赶到校部时,礼堂里早已挤满黑压压的人。因为路远到得晚,从农二部和园艺场赶来的学生只能站到最后边。他们都踮起脚尖从人头逢中往前看:只见舞台上跪有一排人:台左,七八个老头,其中一个是女的;台右,七八个学生。忽然有人惊奇地发现:“呀,那不是和我们一起来的八中同学嘛!”跪着的,每人胸前都吊个大木牌,上写姓名,罪状,个别的还划了红“×”。跪着的身后都站有戴红箍的“专政队员”。因为离得远,木牌上的字和相貌全看不清。高音喇叭也吵,到处是嗡嗡的噪音。只有广播里念到某个“专政对象”名字的时候,会场才有短暂的安静。只见着不断有“专政小组”成员大步上前反剪一个人的双手,拽起他的起头,配合喇叭里的发言、揭发、批判、喊口号。过后放手,再揪出另一个人。

 

批判会时间冗长,乏味,故而不断有人溜出会场,到校园里转悠。毕竟第一次到校部,一切都是新奇的。

 

校部很大,没有围墙,非常宽敞。环操场四周全是粗壮的柏树。山边上有一幢雄伟的三层教学楼,楼前有一特大的水泥操场,操场上一排竖起12个蓝框。操场西侧是食堂,东头有学校行政办公楼,楼前立有两排长长的大字报栏,栏里密密麻麻贴满大字报的文章。


 


曹生在报栏前浏览,他从大字报中发现,原来“云山共大”的党委书记叫宋殿珍,他有三大罪状:说那年朱德委员长来校视察时他陪同在场,但论资排辈只走在边上。后来新华社刊发照片,报纸上只见着他半个身子半张脸。为此,他就利用职权派专人到上海请师傅拼接,结果花去公款500元(在当时这可是一笔巨款)!后来出版校史才有他与国家领导人随行的“光辉形象”。这一着他犯有两宗罪:一是为自己贴金,突出个人英雄主义;二是满足私欲,挪用公款。他的第三宗罪更重,是在干部会上大放厥词,说“双枪”的“农忙季节精神激励没有用,必须得宰几头猪。”这不分明否定“政治挂帅”?公开提倡物质享乐主义,实质是诋毁毛泽东思想,明目张胆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于是就要批判:必须“彻底将他打倒,并砸烂他的狗头”!

 

大字报上还有一篇文章,是揭发原南昌八中一位历史老师的。说“老右派贼心不死,企图翻案”。即1958年划成右派后1963年他趁国家困难时期又狗急跳墙写反动日记,用打油诗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早上稀稀呵,中午菜擦锅,晚上抹抹嘴,感谢毛主席。”这还了得!“造反派”铁证在手,又把他再次揪出来狠狠批斗,“必须将老右派邓惠康再次打翻在地,踏上一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

 


 

看文章时间过得快,不一会批斗会已结束。被批斗的“牛鬼蛇神”们被“专政小组”押解着鱼贯而出,一个个低头站到大字报栏前集中示众。学生们都好奇,围观,看牌,认人。曹生这会儿才看清,“走资派”宋殿珍原来只是个戴旧军帽,穿中山装,满口黑牙的小老头。“老右派”邓惠康,则着一身黑衣黑帽,破棉袄上还扎了根稻草绳。他的那副眼镜最显眼,玻璃片上有密密的螺纹。还有一个女的,牌子上写着“女流氓欧阳淑”,剪短发,阴阳头,但五官很清秀,人也挺整洁。一件贴身掐腰的黄花小棉袄很亮眼,看得出当年一定“妖”。有人说她原是省话剧团的演员,“文革”前才调到南昌八中当老师。

        

此时,有学生簇拥个白脸汉子走来,他们都喊那汉子叫“罗队长”(不知是驻哪个连队的工宣队)。他来,径直走到女人面前,伸手一指:“来,你们大家看看,看看,什么叫破鞋,什么是女流氓,喏,破鞋,流氓,就是这个烂货欧阳淑!”那女人迅即抬起头来,死死瞪了“白汉子”一眼。立马,那“罗队长”变脸,大吼一声:“吔,你还敢瞪眼!来,女流氓不老实,我们要专政!你们几个,上去,揍她!”随即,三四个学生上前,剪手的剪手,揿头的揿头。欧阳淑挣扎着再次抬头,“工宣队呀工宣队,你说得好,你说得好噢,毛主席都指示要文斗不要武斗,你违反毛主席指示,是武斗啊!”。那“罗队长”又叫:“来,女流氓不老实,快,撕块大字报纸,堵住她的狗嘴!”有同学果然听令,立马一团报纸便塞进欧阳淑嘴里,她“呜呜”地叫着,脸憋得通红,嘴角全涂满黑黑的墨汁。旁边“罗队长”这才满足,脸上浮起笑容,抖着脚开始抽烟。那一刻,曹生心里紧紧的,他看到“罗队长”得意中有猥琐与龌龊;也看到跪在地上痛苦无助的欧阳淑,泪眼里满含着愤怒。当天回到农二部,曹生在自己的日记里作了长长的记录。   

 

校部的批判会开过不久,农二部的公路边隔三差五就会走过一长串人,那都是园艺场的“专政对象”(也是前几天跪在台上的同学)。他们是去校部受训。受训往返都要路过农二部。他们早晨去,中午回,每回路过都要到农二部路边公共厕所里放风。曹生多次邂逅那伙人,但只认得其中一个,那人叫勒公瑾。其实是位忠厚老实的同学。他被“专政”,主要是为那身肉!因为“停课闹革命”期间他日日“练壮”,结果就有了全身青蛙肌腱肉。因为特壮,便招眼,时常有人找上门来要与他“切磋”。切磋的多是社会恶少,因而把他也划进了“流氓”圈。其实他挨打不少,浑身都是伤。到“云山共大”自然就成了“专政对象”,曾被吊起来打,同学都亲见过他偷偷喝尿(说是偏方可疗伤),岂料一年不到还是吐血死了。

 

再后,学校的老“牛鬼蛇神”也全集中放到农二部来劳动改造。

 

“牛鬼蛇神”一共有七个,由原党委书记宋殿珍当班长。每天早晨,中午,傍晚,宋殿珍都领着他们站到球场上,都一手捧着“红宝书”,另一手拿着劳动工具(锄或镰),低头垂立着,要等革命师生用餐过后才能进食堂。进食堂前还得说一段长长的话,那是例行程序,要向毛主席低头认罪。当时都觉着好奇,滑稽。尤其“走资派”宋殿珍说话时认真得像个小学生,他一字一顿,一板一眼,声音特响亮,而且有共鸣的北方腔也格外好听。

 

为此,曹生也总想知道,“早请示”“晚汇报”牛鬼蛇神到底说什么。于是有两回便潜到他们身后去偷听。其中一回听见宋殿珍是这样说的:“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今天我带领云山共大的牛鬼蛇神向您老人家早请示,首先我们向您老人家低头认罪,一定好好接受思想改造,努力劳动,争取早日做个新人。我们今天的任务是秧田拔草,每人必须完成两亩田的任务,现在向你保证,我们一定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保证完成任务!”随后全体“牛鬼蛇神”一起挥舞“红宝书”,齐声喊:“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敬祝伟大统帅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永远健康!”最后他说一句“解散!”牛鬼蛇神们这才缓缓走进食堂。中午,晚上的流程也依然如此,只是多了劳动的小结,末尾还是老一套:“今天我们做得还不够,现在再次向您老人家保证,我们明天一定加倍努力,保证完成任务。”。

 

其实,那时候的“早请示”“晚汇报”全校学生都在做。每个寝室都设有“忠”字台,台上方都贴有毛主席像,台面上摆放着同学们原创的敬物:如像章,“忠字牌”,野花,山果,或者手抄的诗词,自己画的画,也有呈上家里带来的小零食。每日早晚也都如宋殿珍一样有着统一的虔诚的宗教仪式的程序。

 

随着“大批判”运动深入开展,农二部也激烈“斗争”。有的放矢,每排都划出“重点”,揪出一两个人,唯四排最多,列有“四大金刚”。连里规定,“要压邪气,树正风”,“运动要触及灵魂,各排必须召开批斗会”。曹生记得在一次菜地拔草的时候,工宣队突然拿着名单来叫人,说是点到名的立即去连部去开会。当时劳动的一排一下就被叫走七八个人。两小时后当这群人返回,他们都低头拖沓着脚步,不发一点声音,与此前有说有笑判若两人。此后一连好多天,一个个还灰头土脸,人人蔫蔫。因为他们已被昭告,已被剔出主流,家庭出身不好,人人心里平添一道箍!起因就是参加了“可教育好子女的学习班”。

 

曹生还记得一个冬日的夜晚,他到连部去投信(因为只有那里有邮筒)。投信时他恰巧撞见连部的“批斗会”。那时候工宣队已经撤走,取而代之是换了四名贫宣队。曹生从门缝里窥看,连长指导员贫宣队老师们都在坐,他们正批斗着“四大金刚”之首的四排学生张宝泉。

 

“说!你为什么到食堂偷馒头?”

 

“我,饿。”

 

“饿,饿了就去偷?!你这是什么行为?什么动机?”

 

张宝泉沉默。

 

“说呀,哑啦?你说!”贫宣队中有人咆哮。

 

还是静默。

 

“妈的,你哑啦?”贫宣队中有人起立,“啪!”桌子一拍,“说!你他妈的快说,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你去偷!”

 

“张宝泉!我正告你,抵触是没有用的,罪上加罪!你要斗私批修,好好从思想根子上找原因!”这是连长的声音。

 

又静了半分钟,张宝泉终于开腔:“我,不对,不对,偷馒头,对不起伟,伟大领袖,毛,毛主席。”张宝泉嗫嘘着说。

 

“不行!”谭志刚老师插话:“要说得具体详细,再往深挖,必须从灵魂深处找原因!”

 

“是我,私心作怪,自私自利,对,对不起,对不起伟,伟大领袖,毛,毛主席。”

 

“光一句对不起,不行!再深挖,要上纲上线,究竟怎样对不起伟大领袖毛主席!”这是郁志刚老师的声音。

 

“是我私心作怪,贪吃,开,开了坏头。如果全,全连,全国人民,都,都跟帮,都像我一样,饿了就偷,这是挖,挖社会主义墙脚,那无,无产阶级专政就不牢,万里长城,也,也会倒。”

 

“呸!你放屁!”指导员桌子一拍:“你胡说!全连,全国人民都会跟你一样,饿了就去偷?!”

 

“嘿嘿嘿”,张宝泉忍不住,竟笑了。

 

“你还笑!”“啪!”卷着的《红旗》杂志在张宝泉头上重重砸了一下。

 

“哎呦!”张宝泉叫着,一手摸头。

 

“你还装,杂志打得会痛?啪!”头上实实又挨了一巴掌。这是贫宣队打的。

 

“亏你想得出,无产阶级政权会有那么的脆弱,偷两个馒头就会倒?!你这就是污蔑,是攻击,罪大恶极!跪倒!”

 

张宝泉立时跪下,脸现哭腔可还想辩说:“是你们说,你们刚刚说要深挖,要我上纲上线的。”

 

“我说,我说你去死!”郁志刚老师回骂了一句。

 

指导员接嘴:“深挖,深挖不是这样挖!”

 

“啷样挖?”

 

指导员端起杯子喝口水:“要从你自己身上找,往祖宗八代上挖!比如你爷,无业游民,投机倒把;你娘,无知妇女,总想捡便宜;你公公,小农思想,一辈子都沾小利。”

 

“我爷,我公公不是这样的。”张宝泉嘟囔着还辩说。

 

“不是,你还不老实!”“啪!”张宝泉头上又重重挨了一下。

 

“来,我问你,你爷是不是无业游民?你娘是不是家庭妇女?你公公是不是小农经济?老实说,是不是?”“晓得啵?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崽打地洞,这就是你的阶级本性决定的!”

 

张宝泉埋下头,再不敢出一点声息。

 

。曹生正欲转身离开,恰指导员端个水杯推门出来。“吔,你在这里,正好,我要找你。”说着就把曹生领进隔壁连长的寝室。

 

“来,坐。”他提起热水瓶往自己杯里续满水,回头对曹生:“经我们研究,明天要调你到四排去当排长。”

 

“为什么?四排有排长。”

 

“四排太乱,排长太软,不行,管不住。”

 

“我也管不住。”

 

“哪个说的?我们认为你可以。”

 

“四排我不熟悉。”

 

“不熟悉不要紧,哪个天生就熟悉?我还不熟悉云山共大叻,你去了自然就熟悉。”

 

“我不去!”

 

“唔?不去不行,这是组织决定!”他随手取过“红宝书”“来,你把这段念一下。”

 

“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人民好比土地。我们到了一个地方,就要同那里的人民团结起来,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

 

“看到吧,这是毛主席说的。要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

 

“我又不是共产党员。”

 

“吔,那个生来就是共产党员?都在共产党领导下,现在不是,要积极争取!”

 

“我不够条件。”

 

“不够条件要创造条件!忠不忠,看行动,就这么定了,你要服从命令高高兴兴去!”“当然,连里也会支持你。四排乱是乱,主要是‘四大金刚’在捣鬼。鬼首就是张宝泉,这个不要你管,他的一切由连里安排,不参加排里的任何活动。你只要盯死二号金刚杨辉,吃住劳动跟他在一起,就不会出大问题。另外两个金刚,万健康和郭金水,这两个还是可以争取的。我们也会多敲打,加大他们的劳动量,要累得这两只鬼根本没有精力再调皮!”

 

第二天晨训,指导员果然宣布决定,早餐后,曹生就由一排调到四排。

 

进四排,在山上大教室改成的寝室里,曹生与杨辉住门口,睡上下铺。

 

上铺与曹生紧挨着的有同学朱园园和吴永平。朱园园特有趣,午休时他从被子里掏出个搪瓷缸,那是头天买的二两米饭,撒了点酒酵母,略嗅出一丝酒香,但没有酒味,他硬说成了酒,“欢迎你!”旁边的吴永平也神秘兮兮地塞来几个小小的红山楂和野柿子,那是他在山上採的。山楂有点酸,柿子特涩,不能吃,但看着挺好玩。这,便是曹生初到四排新结识的“友谊”。

 

杨辉,这人特简单,能干活,但贪吃贪睡。每天晚饭一过他就睡觉。个子虽大,、胆子特小,尤其很怕鬼。他的床头一直备有两样东西:一个手电筒,一根粗粗的茶树棍。仅一个冬天,他有过两回半夜里跳起来大吼:“谁!是哪个?有种的,你出来!”边叫边舞茶树棍,四处乱敲,打得壁板“砰砰”爆响,惊起全排男生,也跟着吼,手电乱照,闹腾好半夜,鬼毛没见着,只有屋外淅淅沥沥的雨。另一回响动更大,竟惊起隔了三个房间的指导员和谭志刚。结果指导员来,对着四排一顿狠狠的臭骂!可杨辉缩在被子里还一直嘀嘀咕咕的坚持:“真的,真的有鬼,我刚要出门屙尿,明明看到一个穿白衣服的走来,等我回身拿棍子就不见了,所以才叫醒大家。”显然,又一场闹剧,恰恰那夜也下雨。

 

遵照连里指示,曹生天天跟杨辉,吃、住、劳动都在一起。久而久之竟成了朋友。曹生看到,杨辉这人并不坏,被“专政”只是因为简单耿直。他干活有蛮力,但不太动脑筋。对每天的劳动定额,他总想早完早收工,收工就休息。可领导不认可,见着早收工就认定是偷懒,马上又加码,逼着接着干。对此他觉着冤,不情愿,就反抗顶撞。回数一多,顺理成章便成了全连的“金刚”。

 

曹生记得,有一天早晨,指导员站在土台子上第一次破例没有训话,只朗读了一篇“讲用”材料,说有一名藏族农奴,在阶级压迫时受了很多非人的苦:幼年时他饿,馋馋地看着奴隶主吃鱼,岂料奴隶主竟剩下最后一口招手喂他,结果在他张口的时候却被银筷子戳破了喉咙。后来,他遇到解放军,给了一块糖,他舔了舔,竟惊奇地发现,“天哪,原来糖是甜的!”指导员念完材料,接着就宣布:“为了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今天中午全连吃‘忆苦饭’,不收饭票,吃了可再添,绝对管饱!”

 

那天杨辉特高兴,干活也卖力,收工时他几乎是第一个冲进食堂的。进去,端碗就舀,眨眼就捧出满满一大碗。接着,顺理成章,“唏哩嗦啰”,高奏凯歌:握着筷子,他挑起了得意,咀嚼着甜蜜。满满的自信,一脸的满春晖。等到大部队收工进食堂时,他又挤在人群里排队再盛第二碗。

 

但第二碗到手,却吃得一点不顺利。人,背靠着柴垛,筷子插进碗里,慢慢地搅,一点点挑,半天半天嚼一根,迟迟艾艾吮一口。先前吃得快,一者因为饿,二者到得早,他左挑右拣,勺到碗里的都是米粥和菜叶。因为稀,所以柔软喝得快。现在盛来第二碗,全部是沉底的薯藤和菜根。可人心总是贪,盛少了怕吃亏,装到碗里才实惠。结果勺了又勺,堆了又堆,虽然抢得一大碗,但肚子已经有了八成饱,这下真犯难:吃不是,倒不敢,时不时打着饱嗝,眼只木木盯着那只碗,神情发着呆。

 

此刻,曹生也牢牢铆住那只碗,时不时还念经:“呃,记得啰,忆苦思甜哟,添几多,吃几多,一点不能浪费咯!”“嘿嘿,忠不忠看行动,今日就看你的革命立场和表现啊!”“指导员关照过,你吃忆苦饭的情况我要去连部汇报的!”

 

当时那情景,既苦楚,又有趣!杨辉啊,一脸的哭腔,浑身的滑稽。他,既愁苦,又哀求,有无奈,有恐惧。咬一口皱皱眉,咽一口闭闭眼。大概第一次吃饭这么难!


 摄于2018年“知青50周年大聚会”

 

当50年后“知青”大聚会,老同学重逢,曹生当面问杨辉:“你还记得当年吃忆苦饭么?记得砍柴,记得我们半夜在山里驱野猪吗?”他竟连连摇头:“不记得,不记得,一点都想不起来了。”“怎么会呢?”“你晓得么,我后来在南昌市搬运公司出过一次工伤,被电打到了,差点丢了命!”说着便解开衣扣,让曹生看到沿脖子到胸口有条一尺多长的伤疤。旁边有同学插话:“他呀,已经被电打傻啦!”“真的,真的,确实被打傻啦!”他自己也十分认可跟着这样说。曹生又问:“那么这次‘大金刚’张宝泉怎么没来参加聚会?”有人回答:“他呀,来不了,贩卖黄碟又进去了,还没放出来呢!”倒是另两位“金刚”使曹生欣慰。郭金水从兵团出去当兵,革命退伍军人,在南昌的国企退休后又发挥余热,目前仍在返聘。万健康则淡然,也记不清当年自己曾被“专政”的事,他只一心抓经济,是“改开”最早“下海”的一批,在上海的铜川路上水产批发,育有一子一女,已在市区买下三套房,如今生意早不做,只全职含饴弄孙。

 

当即曹生便生出感慨:人啊,无论有怎样的坎坷,无论经历怎样的大江大河,不论山路怎样陡峭,不论行船如何颠簸,总会各有各的道,各有各的活,关键只一条,步子要稳,行船呐,全靠自己把稳舵!


 

三、劳动就要“晒黑皮肤练红心”       

 

云山共大的农二部,原本就是学校的农业基地,也是全校农活最重的分部。

 

它有550亩水田,120亩旱地,20多亩蔬菜,以全连师生加农工计,每人要摊5亩多土地!

 

除此外还要养鸭,养猪,种菜,砍柴,挖草药,摘茶籽。光伙房的一天,就要消耗七八个劳力。仅挑水就要120多担,烧柴要近两千斤!那种劳动强度啊,对一批15岁的少年,完全到了极限!

 

譬如春插,凌晨3:00敲钟起床。起床后不梳洗,直接下田拔秧。要忙完三四个小时之后才能洗漱吃饭。早饭后又集中,先听训话后派农活。

 

那春插的日子啊,真正是披星戴月!黑暗中赤脚走在冰冷湿滑的田埂上,人跟人,一点看不清,行进中每日总有人在梦呓中失足掉下水田。有时还连锁反应:这里“噗通!”“喔嗬!”那里又“哎呦!”“叮咚!”惊叫中竟会同时牵扯滑倒好几个人,拉起来时全是透湿的泥身。

 

那时候的春天啊,在少年们心里,几乎从来没感受过和煦、温暖、明媚、惬意。留下的只有“积春肥,抢春插”“为公”“献忠”“战天斗地”“不怕牺牲”的口号和记忆!

 

那一年零两个月的时间里,曹生亲历,他们同学中一共失去了三位少女!

 

那是春插刚结束的第一个周日,也是久违的休息。绵雨放晴,早晨出了太阳,人人都忙着晒洗。可时近中午,突然又下暴雨。众人慌忙又抢收衣被。一时间手忙脚乱,狭小的寝室就凌乱,拥挤。这时,二排的一位女生(她担任连队的膳食委员,固定分工帮厨。平时有时间洗晒,故不必抢日头,此刻便空闲着)。但她一向热心勤快,总自觉服务群体,此时正拿着扫帚畚萁整理内务。那一刻,风特大,雨倾盆,天也黑,狂风裹着暴雨一直往门里灌。眨眼,女寝室就灌满水。此刻这位女生,手端铁畚萁,脚抵住房门,门框处留条缝,正使劲朝外泼着水。突然,一声炸雷,闪电直刺门内,只听“咚”的一声砸响,那端着铁畚萁勺水的女生便一头栽倒在寝室门口的“忠字台”前。

 

立时寝室便传出哭声,哭声成片,催来了老师连长指导员。

 

班主任老师郁志刚单腿跪在地上,他手掐女生的人中,不停摇着手臂;连长周维帮急得团团转,连连地跺脚搓手;指导员方金旺则在连部拼命摇电话;唯谭志刚老师趴着,他嘴对嘴一直为女生吹气。大约七八分钟后,指导员方金旺沮丧的进来:“电话打不通,断了线,只能派人到校部去报信!”说完回头就大喊:“杨有木!杨有木!杨有木!”

 

杨有木,是共大农工的子女,原就读于云山中学。在南昌八中迁校后便随当地干部子女(也包括国家农垦部和卫生部下放干部随迁的子女)一起插进共大各连队。他分在农二部,是一名思想积极,劳动观念强,身体素质特别好的学生。他赶到,立在屋檐下听完指导员急速的交代,一转身又钻进风雨中。直到一个半小时后,才领来校部的大卡车,雷雨中载走了那位女同学。

 

第二天下午,仍下着雨,全连在农二部食堂(那狭长没有桌凳且高低不平的黄泥地上)开大会。指导员方金旺哭腔着宣布:“她,死了,因为雷击。校部尽了最大的努力,请了中央卫生部的四位专家会诊,说脑缺氧超过15分钟就没得救。”话毕,全场大哭。

 

曹生记得,在食堂那泥地上连队一共开过五次大会。其中三次是兴奋,两回是悲戚。兴奋的分别是庆祝党的“九大”召开;听校武装部长传达“珍宝岛自卫反击战”的胜利;宣布学校放假的决定,同意学生回家过年。悲戚的是,除了这次追悼会,还有就是欢送工宣队撤退。

 

在那场雷雨中,逝去的女生名叫付美丽。圆圆脸,大眼睛,两小辫,齐白齿。说话时细声细气,见人总是笑眯眯。她死的那年,刚过16岁!

 

她的坟墓,就埋在农二部去校部的路上,在靠近“劈山开”不远的路边。

 

她,十六岁的花季,消失,是在风雨中;埋葬,是在春天里。

 

不久,园艺场又有一位女生溺亡,她是一连二排的同学,名叫常莎。死时也只16岁。当同学熊庆年等几位男生把她从水库里抬上岸后,田野间嚎叫着奔来一位妇女,那妇女精明显神恍惚,还留着阴阳头,尚在劳动改造中。她,便是常莎的母亲,是被“专政”的“欧阳淑”老师。再后,传说她另一个女儿自杀,不久丈夫也自杀了。 


这就是当年同学常莎溺亡的水库

 

唉!那个年代啊,说什么呢?唯有叹息!

 

悲戚归悲戚,农事得继续。农二部插完水稻就耘禾。

 

耘禾,连队规定,全部得赤脚,跪着,人趴在水田里,一步步爬,一兜兜搓,拔去杂草,松动泥巴。

 

山垅里,暮春天,冷浆的田,刺骨的水,游弋的蚂蟥,扎脚的草埂,。山风刮过,小腿上,龟裂纹,手一触,撕撕的痛。膝盖整天浸泡在水中,待收工,皮肤全是青紫色,立起身,腰刺痛,半天半天直不起腰也摞不开步。晚上睡在被子里,膝盖火样烫,皮肤烧灼痛。然而,当年那些单纯又激进的少年,没有人会退缩,也想不到会有后遗症。他(她)们只知道“战斗”“消灭”“冲冲冲!”即使女生来了“例假”也羞于启齿,没有人会主动要求调换分工,依然还逞强,照样浸泡在泥水中。

 

耘禾过后没等收割,二排又有一位女生突然卧床全身疼痛。连队急招来家长,让其立即病休回家。不久便传来消息,说那女生患严重风湿性关节炎,全身肌肉萎缩。尽管遍寻求医,但不满一年还是走了。走的时候她骨瘦如柴,和衣都不足五十斤!走了,她叫李国蓉,一个娇小的姑娘,逝世也不到17岁!

 

在农二部,比春插更苦的是“双枪”,割稻,栽稻,无比辛劳。炎炎的空气,火火的太阳,男生衣衫上都有一层层盐迹,脱下衬衫露出脊背,大块大块脱了皮。“双枪”中脱粒、担谷,晒场,装袋,运粮,进仓。那全是硬仗!

 

山里的天,好多变。夏夜里,常常有暴风雨。只要乌云聚集,只要轰响炸雷,连队就紧急敲钟,敲食堂门前悬着的半截钢轨。夜间任何时候,只要钟声一响,口哨便急催,山坳马上沸腾:人跟人,人吆人,揉着眼睛的,光着膀子的,披头散发的,全都跑出来。把叠着的麻袋,抢进食堂;把晾晒的谷粒,立即凑堆;把圈好的粮垛赶紧盖草加薄膜。多少次梦中惊起,多少次雨中受淋,多少次汗水泪水和着雨水流到一起。又多少回刚刚“抢”完晒场雨又停下,再把干完的活计重新恢复到原位;又有多少回白白忙乎,累得汗流浃背,可只有雷声,根本没下一滴雨!

 

那些日子里,少年们已习惯了半夜钟声。钟声响起,也不仅限于“抢晒场”,好几回说后山发现信号弹,全连赤手空拳去搜山,捉特务,抓坏人,黑夜中行军,山林中跌滚:摔跤的不计其数;钩破衣服的不计其数;哭泣的也不计其数。有一回几个女生竟走迷了路,只转到天亮才哭摸回寝室。除此,还有欢呼毛主席最新指示发表,“庆祝党的‘九大’胜利召开”,彻夜里敲锣打鼓,走村串户,把大红纸贴到老乡的门上,屋主人战战兢兢地起身开门,少年们哆哆嗦嗦地呼口号,全体机械木纳地挥舞“语录本”。

 

粮收了,晒干,装袋,又必须及时运进仓。于是,丰收时节校部每天会开来带长斗的拖拉机。运粮,曹生与四排三个“金刚”中的杨辉、万健康、郭金水(另一个张宝泉归连部管,不参加排里劳动),还有闵祠强、谢福镇、邹根金、蒋顺水共八名同学,拢谷,装袋,扛包,跟车,卸载,进仓。

 

到校部交粮,绝对也是苦差事。

 

一百多斤的麻包,先解开扎口,每人驼在背上,双手伸直紧紧抓住袋角,从车厢里起步,踩着软软的翘板,攀上高高的粮垛,到得顶上,上面接应的同学紧紧拽住麻包的下角,一瞬间同时发力,上边人狠拽,下边人狠甩,连贯完成甩肩抽身的动作,顺着惯性,一整袋谷粒就泻出一道弧线,均匀洒落在粮垛两边。如果配合不好,扛包人会连人带袋滚落到粮堆中,谷粒齐腰,麻袋压身,半天半天爬不起来,爬起来也憋得直喘气。为了练好这门技,曹生他们从夏收到秋收,不知流了多少汗,吃了多少亏。曹生,夏福镇,杨辉等都曾扭过腰,蒋顺水,邹根金,闵祠强也都翻过不少跟头。直到五十年后,每逢天阴下雨,曹生的腰还会隐隐作痛。

 

但送粮最大的好处是自由,干完活就能歇。在乘车往返的途中,那便是最大的享受。

 

八个人挤在靠拖拉机头车斗的护栏上,吹着口哨,说说笑笑,车行徐徐,凉风习习。全赤着臂膀,夹道有绿荫,充透都是惬意。但也有难受的时候,那是最后一趟徒步返回连队。送完粮,徒步走。长长的山道,低落的情绪,黏黏的身体,刺痒的皮肤,火烧的喉咙,空空的腹肌。唯一的奢求就是早点早点赶回去,赶到水库洗个澡,到食堂打饭吃个饱。其中有一回收工早,曹生回到连队食堂尚未开饭,他站在门前看二排同学哈晓华和孟建国出黑板报。恰巧板报缺稿,留有一块空白。曹生起兴,当即溜出一首诗:“田间收工进食堂,迎面望见主席像,后勤战友多辛苦,热饭热菜热心肠。”没想到第三天下午,校部发来油印的《火线战报》(“双枪”期间校部一周会出两期《火线战报》),那上面竟登了曹生这首诗,当时直乐得他激动不已。这是他第一次发表文字。晚饭在食堂的窗口,管理员吴翘梓也称赞他写得好,竟额外多勺给他一小瓢红烧肉的汤。


 

四、副业不“副”,铭心刻骨

 

云山共大农二部的主业是种田,但副业,也同样不堪重负。

 

譬如喂猪,每天必须六七名女生,打猪草,捡菜叶,捞水浮莲,制作糖化饲料,煮猪食,清猪圈,出猪粪,撒粪肥。一天下来也腰酸背痛。

 

种菜,正常情况下一天得耗十多名劳力。锄草,松土,间苗,施肥,担水,浇园。莳弄一天,也筋疲力尽腿脚发软。但一进夏季则要天天突击!因早晚浇菜,都得全连会战。天擦亮,日傍晚,连队都敲钟。钟响,所有人都端盆拎桶上菜园,必须浇透菜地才吃饭!

 

养鸭,那可是农二部的亮点。七个小姑娘养着700多只北京鸭,打从鸭苗起,八个月长到六七斤,成活率竟高达95%!连农工吴队长也私下说,“天呐个天,这哪里是养鸭,分明是学生妹子拿命在换鸭!”这七位拿命换鸭的姑娘是刘冬凤、赵丽娟、邹俐娜、刘秀英、李惠园、汪月梅、余晓萍。她们一天两班沉在鸭棚里,清扫,驱虫,喂食,打药,赶鸭子下水。一有空闲就割草捉虫挖蚯蚓,甚至会省下碗里的菜叶喂小鸭。偶尔死去一只鸭,竟全体抱团哗哗大哭。


后来说要给鸭子增加营养,她们便发动本排同学早晨去捉虫。事情被连里发现,就大加表扬,晨训中一串串点名,连续表扬好几天,随后便作出规定:每人早饭前必须交足100只苍蝇或青蛙或螺丝或蚯蚓或粪蛆。只要是鸭子爱吃的,先送到鸭房验收后方可进食堂吃早饭!由此,养鸭的故事就形成经验,开“现场会”,作先进“讲用”,也接待外单位参观。校部表彰,记者采访,《江西日报》上就有了一篇《北京鸭子肥了,鸭司令瘦了》的长篇通讯。于是,农二部就成了“云山共大”的先进典型!

 

其实,农二部最硬的农活还是砍柴!

 

为保证日常生活,农二部除了雨季不砍柴,几乎天天要上山。因为须贮柴,预留风干,所以要求特别严。否则,现砍现烧,不炀火,尽是烟,全连必吃夹生饭。砍柴,在炎夏,山里酷热,学生赤膊,蚊子,野蜂,山蛇,时时须要提防着。当一捆硬柴背下山,浑身上下全是汗。划破的皮肤,汗水浸过,撕裂裂地痛。冬天,冒雪攀上山,一刀下去,蜂拥倾泻,铺头盖面,头上,脸上,脖子里全是冷冰冰的雪。指导员方金旺常常握杆大秤亲自坐阵柴棚前,监督、验收、催促每个人必须完成定额的任务!

 

也只有这样煞、狠,才能保证一天烧柴两千斤!

 

也正因为杀鸡儆猴,示范效应,治住了刺头,威慑了大群!这样一来,多数老实忠厚的男生,生怕定额完不成,常常中午饭碗一丢,就主动自觉地跑上山去。

 

初到云山,砍柴并不只限于男生,只以排为单位轮换,男女都参加。但后来发现,男女混搭,效率低下。譬如有一回四排在山上砍柴,蒋顺水砍得又快又多,还支援了好几位女同学。可砍好柴后,女生全不会梱扎,于是又请蒋顺水帮忙。这边叫:“蒋顺水,快来,跟我捆一下!”那边喊:“快来,先跟我捆一下!”一时间“跟我捆!”“跟我捆!”“要死,叫了这么久,还不来,快来跟我先捆唦!”喊声此起彼落,弄得整个山林里全是窃笑。那蒋顺水脸虽红红的,嘴巴也咧笑。他手握四五根茎条,呆呆立在原地,帮,又怕同学笑;不帮,周围都在叫。尴尬中,一时不知先帮哪个好。


旁边有同学邹根金便使坏,他活跃,扯开嗓子一个劲地喊:“蒋喀头,今日炮火噢!跑火也要公道哈,一碗水要端平,屙屎也要分先后,是曹淑秋先喊的,你就先跟曹淑秋困啰,困过再困其他的!”他一遍遍叫得响,激发山坡上全都笑出了声。当那几个叫过的女生突然清醒,转口都骂邹根金:“你这个死拐子,就是你事多!”“你好会嚼牙膏,当心莫把下巴笑脱落喔!”“你,笑笑笑,当心下山会滚着走!”


就这么笑着闹着,那蒋顺水只好顺梯子下楼,他先跳到曹淑秋身旁,脚踩柴棍,俯握茎条,一插,一抽,一扭,一钻;再扯,再扭,再绞麻花圈。只眨眼的功夫,一梱硬柴就捆绑扎好了。好了,转身再去帮下一个。生活啊,就是这般的奇妙,也许源于邹根金的玩笑,也许由于劳动中突然萌发的蹊跷,后来没几年,知青从兵团返城以后,蒋顺水还真与曹淑秋成了亲,他俩是共大同学中最早婚配的一对。


2018年摄于“知青50周年大聚会”

 

由于女生不适宜砍柴,后来就被取销了。

 

当年还有一项恐惧的劳动,那便是深夜到大山里驱野猪。

 

秋天,晚稻收割之前,山垅里常常有野猪出没。它们夜间吃稻谷,踩蹋拱翻大片的稻田。为此,连里决定,为保证丰收夜夜要派人驱野猪。

 

驱野猪主要由“专政对象”四大金刚担任。一夜两人,结对执行。张宝泉由连长、指导员轮流监管;杨辉搭曹生;万健康配谭志刚老师;郭金水与原四排长盛毛仔成对。依序进行,四天一轮,不得间断,直至收割完毕才结束。

 

连队还规定,驱野猪从晚上9:00开始,至凌晨4:00结束。农二部的四个山垅都要去,一夜必须兜两圈。(就曹生亲历,兜一圈就耗时三小时,晚9:00开始,一夜两圈,那几乎一整夜不得休息!)好在没人实查夜(领导检查并不去山垅,只进寝室,看铺上是否有人,摸被窝里有没有热气,以此断定是否溜岗)。因此曹生和杨辉就设法偷懒,他们巡程减半,从来不去南山垅和周田垅,只走罗田垅与牛栏垅(因为南山垅出现过豹老虎,周田垅靠“劈山开”,多坟,怕鬼)。巡夜时,杨辉执意要曹生提马灯走前,他自己敲锣走后,两人腰里都别着砍柴刀。巡视中,频敲锣,缓缓行。黑沉沉的夜,锣声宏心却紧:“咣,咣”,扯开嗓子大声喊:“喔嗬,喔嗬嗬”。走几步,敲遍锣,“咣咣”,“喔嗬,喔嗬嗬”。山野里,特别静,锣声,喊声在夜空里久久回荡,那声音雄浑,刺耳,也特别瘆人。叫,绝对是不偷懒的,一,驱寒,二,壮胆,只有叫出声来才感觉热,才减少恐惧感。当然,叫多了也口干,必须返回连找水喝。

 

回连,水房是锁着的。无奈,只有设法,用力端开门板从缝隙里钻进去。进房,大锅的水甑里还有剩水,灶堂虽已熄火,但尚有余温。于是两人爬上去,喝过水,席地坐在灶台上,背靠微温度甑桶美美睡。待到黎明,急忙起身,又钻出去,合上房门,一切静悄悄,再彷若无事回寝室。

 

可是,好景不长。有一天晨训,指导员站在土台子上大谈阶级斗争,说“昨夜开水房进了贼,经察看,水房的门锁完好无损,贼是端开门板钻进去的!好在水房里无东西可偷,关键是值日生还没开始担水,若是阶级敌人在水里下了毒,全连都没命!这,说明坏分子无处不在,时时伺机作案,所以全连一定要擦亮眼睛,提高警惕,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当时直吓得曹生与杨辉面面相觑,屏气无声。散会后曹生一直埋怨杨辉,“肯定是你粗心,门板没有复原到位!”从那以后,驱赶野猪时偷奸躲懒他们再也不敢进水房去。

 

后来终于又有了新办法,那就是在牛栏垅牛栏旁的大草垛里,他们有了更好的去处。选个避风的方向,使劲抽出草垛中的草梱,掏个大洞,蜷缩进去,再拿两梱稻草遮盖身体。那草垛软软的,暖暖的,特别静,特别安稳,往往一觉睡到天亮还出汗。钻出来时,相互拍去身上的草屑,立即把草梱复位,真神不知鬼不觉,那种自信、享受、得意和胜利,只有他们自己美滋滋!其中有一回,杨辉还发现牛栏屋稻草上伏着野鸡,他特激动,飞身扑过去,“扑腾腾”野鸡飞了,只揪着两根毛,可嘴里喋喋的后悔:“我戳,就差一点点,真的一点点啰,本来我们今天肯定可以吃野鸡!”可曹生则笑着提醒他:“看,你裤子上沾了一大片牛屎!”

 

驱野猪就这么辛辛苦苦坚持了一整个秋天,到底有没有效,只有天知道。后来终于得到应验:

 

  那是个白天,曹生一伙从校部送粮徒步返回连队。他们刚下“劈山开”的陡坡,突然,“老妈子”谢福镇伸手将大家一拦,“看,有野猪!”所有人立刻止步,眼看着七八米开外一群野猪,两大,十二只小,母猪打头,公猪压阵,呼呼噜噜从山上下来,浩浩荡荡穿过公路。八名少年呆立原地,大气不敢出。他们早听农工吴队长讲过,“碰到野猪千万不要动,只要你不惹它,它就不会伤人。早些年本地有个猎户,用鸟铳打野猪,一枪没打死,填弹来不及,结果被野猪追着咬,慌乱中爬上树,最终发怒的野猪连啃带拱,硬把一棵大腿粗的松树掀倒,用獠牙把猎户的肠子挑了一地。”那一回,大家才真真切切地看到,野猪根本不怕人!这都大白天啊,走在最后的大公猪像得意,也像示威,过了山路还停下来,回头望望,“哼哼”几声再缓缓钻进树林。由此可见,黑夜里打铜锣驱野猪啊,屁,完全是自欺欺人的把戏!

 

那年月啊,一切只凭想象,都简单,冲动。只想到“说干就干”,只叫着“人定胜天”,做事全不用脑,好多事都是愚昧、折腾,荒谬之极,全是人造的罪!


 

五、风雪除夕夜

 

那年月,一到年终,全国都有个惯例,领导们总守着收音机等听最高层的政治号令。那是《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两报一刊联合发表的“元旦社论”。

 

一九六九年一月一日《人民日报》发表的“元旦社论”的标题是《用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社论开头有这样一段话:“波澜壮阔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空前的广泛、深入地发动了群众,已经取得了伟大的、决定性的胜利。党的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决定把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宣告了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彻底垮台。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登上上层建筑斗、批、改的政治舞台,使上层建筑的各个领域发生了和发生着深刻的革命变化,社会主义的先进事物不断涌现,革命群众的创造和智慧,如烂漫山花,开遍了祖国的各个角落。”社论最后号召全国人民“要自觉地用毛泽东思想统一认识,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指挥,统一行动。凡是毛主席已经提出的各项最新指示,应该常学习对照,切实执行,反复检查。凡是违背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错误思想,错误行动,都应坚决与之斗争,绝不能采取自由主义的态度。”

 

为落实“元旦社论”的号召,云山共大当即提出口号:“下放第一年,一定要和当地贫下中农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

 

于此,农二部每天的晨会,总要拎出几个学生中的“典型”站到土台子上“亮相”。目的是未雨绸缪,防微杜渐,批评消极、懒散、装病、动摇的现象,以防电报请假年前溜号等不利于“扎根农村干革命”的阶级斗争新动向。一句话,就是坚定思想,不准回家,一定要留在共大过年!

 

同时,连队也加紧储备:积草(存够一冬牛吃的干草);储粮,储菜,存柴。粮食不够,紧急向校部请示,增加调拨。可蔬菜缺乏却没有办法。还有烧柴,即使堆满整个柴棚也只够维持八九天。不够,上山现砍,湿柴,不升火,只冒烟,无法煮熟饭。尽管天天叫,日日逼,加倍努力,但离满足过年的需求还相差很远很远。

 

于是就紧急报告校部,其他连队的报告更早送到。校部为此事也正在发愁,毕竟革命不能光喊口号,一千多人得吃饭!可都校革委会里谁也不敢起头改变决定,没人愿担责。

 

问题就这么拖到农历二十七日,实在熬不过了,晚上,校部才召开有各连领导参加的紧急扩大会,终于形成临时决定:为了一千多名阶级兄弟的生命,同意放假,让全体学生返城回家过年!

 

近水楼台先得月,驻校部的四连当晚得到消息,第二天一早就开拔。农二部闭塞,加之领导激进,为稳定军心,又特地封锁消息一整天。直到农历二十九日的下午,才召开全连大会宣布消息。指导员说:“明晨3点钟起床,4点钟开饭,5点钟准时出发。步行五十华里,要走到县城去乘火车。”他话音刚落,“噢!”会场一片欢呼。

 

“不要高兴得太早!”他大声打断大家,“各排还要留人,男女都要留,要留下来守寝室!”

 

“噢,”即刻,一个高涨的气球又瘪了。

 

他接着说:“每排留四人,男女各两名。任务既艰巨又光荣,一是守寝室,二是代表全连在这里与贫下中农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时间很紧急,愿意留下的,现在就举手,报名!”

 

随即会场又开了锅,唧唧嗡嗡好一阵。突然,有人举手:“我报名!”“我也报名!”“还有我!”“我!”。众人环顾,二排三排一小半人都举了手。最后由排里现场决定:一排的饶年生、苏和。二排的梅亦平、陶建辉、邹俐娜、沈淑珍。等定下十六名同学守寝室。

 

散会后,所有的寝室都在忙。都怕明晨早起来不及,有提前捆扎好行李,有当晚两三个人挤在盖一条被。有的干脆和衣蜷坐着睡。 

 

果然,凌晨3:00钟响,4:00开饭,5:00出发。

 

大家激情难耐,都草草吃饭,寝室里奔进奔出,相邀串联。动作慢的还根本没吃早餐。曹生也只吃了一个馒头半碗粥,但绝没有想到,那可是一整天的饭!

 

出行时,全连排着队,从牛栏垅后操小路,说说笑笑,轻松快活。可只一会儿,突然下起雨。当时全连没有一人带雨具,只能光着头,硬着淋。此时,二排长高志刚为振作士气,便大喊:“来,我们二排的,唱支歌!我们走在大路上,预备,起!”随即,二排开唱:“我们走在大路上,意气风发斗志昂扬。”,但歌声并不雄壮,其他排也没人响应。只有走在队伍最前头一排的“鸡崽子”笑着和唱:“我们走在小路上,垂头丧气吊儿啷当”,才唱出一句便被排长朱江平喝住:“你找死啊,篡改革命歌曲,这是反革命行为!”“鸡崽子”立马偃旗息鼓,默不作声。

 

雨依然下,但男生们还是激动。三排的刘解放、张之成、胡七连、姚永嘉、赵裕华等五六个男生,放着正路不走,偏偏在山路中蹿上蹿下。一忽儿钻树林,一忽儿跨田埂,一忽儿绕到山包后面去,说是抄近路,结果却多走了弯路。发现自己掉队,又赶紧跑着追。跑步中胡七连不慎跌下小桥,待拉上来时,已全身湿透。

 

雨,越下越大。全连走了将近两小时,忽然队伍调转头,说是带队的走错了路,好些女生立刻就哭了。

 

再走,雨夹着雪,密,且急,打在脸上生生地疼。全部低着头,谁也不说话,就这么哭丧着继续往前走。

 

中午,总算踏上了公路。不久,也见到赣江。沿江走到渡口,只见空船,没有艄公。因为风大雨急,早停了摆渡。一排女生曾志红、韩纪雯、宋茶秀、漆竹华、闵桃珍等一路寻到船家,进门便大哭。急得船家直摆手:“莫哭莫哭,今日大年三十夜哟,请你们千万不要到我家里哭!”一提到过年,女生们更且哭。艄公又连连作揖:“我请请你们啰,莫哭莫哭,我现在就去找伙计来摆渡!”说着扛起摇橹出门,边走还边说:“天呐个天啰,我怎么这么背时哟,一清早就这么多人跑到家里哭!”走着,回头又补一句:“晓得啵,过年啊,大吉大利,你们千万不要哭!”

 

女生们生怕艄公溜走,赶紧跟着出去。宋茶秀抱着一包准备带回家清洗的衣被,突然包散了,滚落出两个装咸菜的瓶子根本顾不得捡,只哭着“等等我”,也风风火火奔出去。

 

雨雪中,大家终于挤上渡船,艄公又连连摆手:“不行不行,人太多了,船会沉的!”船上你看我,我看你,全都不动身。静默好一阵,还是高志刚大气,他跳下船高喊:“来,二排的男生全部下来,等第二船再走!”待二排跳下七八个男生,艄公这才一人点篙,一人摇橹,船缓缓驶向江中。

 

这批少年啊,从清晨摸黑出发,初始时还排着队,唱着歌,可走着走着就成了散兵游勇,等走到江边时已头尾拉开二三里。

 

过了河,上大道,又行七八里,下午三点多钟才陆续到了永修县城涂家埠。一百多号人挤在县城的小火车站上,所有的房间和屋檐下都插满“云山共大”的人。毕竟铁路工人有感情,既怜悯又关心,他们不断往茶水桶里添热水,站长亲自劈枕木给大家烤衣服取暖。

 

熬到傍晚,才盼着九江方向开来的绿皮车。

 

站台上,二连一排的男生龚建澄突然邂逅了自己的二姐(一位南昌三中插队在永修县白槎公社的六八届初中生)。那姐立刻脱下棉袄裹住弟弟,又不停抹去他头上的雪水,还紧紧夹住他的肩膀。那一刻,旁边有多少同学羡慕,心酸,有些女生又流了泪。

 

天全黑,这批少年才哆哆嗦嗦挤上了火车。

 

待他们走进南昌,路边的店铺早已关了财门,街上也少见行人。灯火阑珊中,小巷里已响起鞭炮声。可当一个个水猴踏进家门时,那一刻,不会有人知道,大年夜有多少个家庭是相拥而泣的。

 

曹生到家时,姐姐正在洗碗,妈妈正在铺床,弟妹们则坐在堂前剥花生。曹生进门,姐姐一愣:“咦,你怎么回来啦?”母亲立刻端来热水,拿出干衣:“快,把湿衣服换下来,菩萨保佑噢,千万过年别生病!”父亲马上撬开封着的煤球炉,给曹生煮面,而后又架上烘罩烤棉衣。当曹生端着碗,母亲一直守在旁边为他夹菜。此时屋外鞭炮声已连片,曹生只顾低头吃面。碗里,冒着热气;曹生眼里却满含着泪。

 

此后,第二年春节,他们也没有在云山共大过年。

 

因为春节前夕,也就是一九七零年一月二十五日,他们全体转往了生产建设兵团。


2018年“上山下乡50周年大聚会”(摄影黄海涛)

           

2019年5月4日写于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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