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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丨余义奎：我在地头读人民日报，女社员在一旁吹套套
作者档案
本文作者
余义奎，重庆南开（三中）初中1967届 1班学生。从事文化工作40年，歌曲曾获国家、省多项奖，巴中市文化馆馆长、市文联副主席。运动、阅读、写作、思考，尽可能带着自己的而不是别人的脑子去到那个世界。
原题
那一轮夕阳
作者：余义奎
1970年10月，我带着父亲的龙头二胡， 插队落户去了四川巴中。瘦弱的我，体重不足一百斤，身高一米六。但是，出人头地、争取表现、早日离开农村的意识却比任何人都强烈。
从下乡第一天开始，无论何时何地，我都带着我的二胡，走到那里拉到那里，从独奏曲到知青歌曲，从革命歌曲到样板戏，不放过任何一个表现的机会，企图在二胡里找到一条出路。二胡不仅排遣了我的孤独，也让我声名鹊起，迅速在全公社知青中占领了制高点，乃至在附近的几个公社都知道有一个拉二胡的重庆知青。
但是，我没有就此满足，又策划了一个自我表现的机会：在田间组织农民学习，也就是利用农活休息的短暂时间给农民读报。我把这个想法告诉了公社革委会，得到了他们的支持。主任对我说，要把我这个做法在全公社推广。我踌躇满志，暗暗得意。
那天出工时，我带上生产队订阅的《人民日报》。生产队长也支持我的想法，休息时，在他的吆喝和组织下，大家慢慢朝我围过来。男人们放到了锄头，摸出了叶子烟，舔着口水吧嗒吧嗒的裹着烟卷；女人们坐着横放的背篼上，有的在哺乳早已饿了的孩子，有的扎起了鞋底。
“《人民日报》社论，”我站在一块石头上，大声朗读起来：“认真学习毛主席的哲学著作。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变为群众手里的尖锐武器。”一个洪亮的重庆口音在大巴山的山坳里回荡。那一刻，“大有作为”的感觉油然而生，我仿佛在“广阔天地”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我被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英明决策感动了，被自己感动了。
突然，有人嗤嗤地在笑，跟着所有的人都哈哈大笑起来。怎么了？我放下报纸，停住了朗读，看见一个婆娘憋红了脸在为孩子吹气球，那气球的材料竟然是一个避孕套。见此状，所有的人都笑得前俯后仰。我用求助的眼光搜寻生产队长，他早已不知了去向。
第二天，又到了读报的时候，我看见男人们抽着叶子烟，聊着他们自己的话题；女人们匆匆地往家赶，她们要回去喂猪，抓紧时间弄弄自留地。
我的创意流产了。
巴中三江乡
十月是大巴山最忙碌的季节，挖红苕，施肥，种小麦。一下乡，我就赶上了农忙。没有退缩，没有偷懒，我把它当作表现的机会。在到达生产队的第二天，我就要求出工。
挖了两天红苕，锄头把手咬出了血泡，队长照顾我和妇女一起背牛粪。装牛粪的竹篾背篼，上大下尖呈喇叭状，容量很大。装牛粪的人手下留情，只给我装了一半。尽管如此，我还是满头大汗，气踹吁吁，湿漉漉的牛粪和着汗水浸湿了我的背脊。走在田埂上，迎面走来的的婆娘们总是给我鼓气：“可得！老余……”“老余……可得！”
当我把牛粪卸在地里时，感觉浇灌的不仅是土地，也在浇筑我稚嫩的体魄。我就这样撑着，坚持连续出工七八天。终于，有一天午饭后，来不及洗碗，我就累得睡着了。
一觉醒来，睁开眼睛，我在哪里？这是什么地方？头上的房顶上挂满了蜘蛛网，被烟火熏烤的房梁乌黑油亮，积累多年的尘埃随时都会掉下来，一块玻璃瓦透进一束微光，照亮了昏暗的小屋。喔，这就是我插队落户的家：一架木床，一个木柜，泥巴堆砌的灶台，竹篾编织的泥墙，墙上的泥掉了不少，四周大洞小眼。一股强烈的牛粪味提醒我，楼下是生产队的牛圈，我的邻居是一对牛的母子。
我睡过头了，插队以来第一次误工。我懒懒地起来，推开唯一的一扇窗户。
四周一片寂静，没有一点声响，几只白鹤在水田中觅食，筷子一样的细腿，高一脚低一脚，我仿佛听见它们踩水的声响。一条石板路，弯弯曲曲消失在不知名的远方。一轮深秋的夕阳，垂挂在山顶上，血红的颜色，显得那么柔和，那么慈祥。
我凝视着它，它也凝视着我，时间在这一刻停滞了，它好像想要多陪伴我一会儿，不忍心匆匆的落下山去，就这样静静的挂在山岗上。一声撕心裂肺的牛犊叫，打破了寂静，那是楼下的小牛在呼唤它的娘。
半个世纪过去了，见过无数日出日落，但我心中始终有一轮血红的、不愿落下山去的夕阳。
文图由作者提供本号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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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之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