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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土丨冯印谱: 工分,工分,社员的命根!

冯印谱 新三届 2020-08-25



 作者档案


本文作者


      冯印谱,山西万荣人,1982年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高级记者。曾任山西日报报业集团编委、三晋都市报社长兼总编辑。现为山西大学文学院新闻传播系研究生班兼职教授、硕士生导师,山西大学商务学院、中北大学客座教授。著述颇丰,包括新闻论著、杂文集、纪实文学、中篇小说、长篇小说等。             


原题

工分,工分,

社员的命根!




作者:冯印谱



在人民公社化“大锅饭”年代,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公社社员成年累月被捆绑在田间地头,辛勤劳作。社员每天的劳动报酬以挣工分计算,之后城市来的插队知青也同样挣工分维持生计。


千万别瞧不起这个工分,每一个工分都跟社员的生存问题紧密相连。每户社员家庭一年到头所挣的工分,用来参加所在生产队的经济核算,俗称“分红”。工分挣得多且人口少的人家,扣除生产队当年分给的口粮、棉花、油料等实物,还能分到一点现金;不少劳力少、人口多的家庭,年年挣的工分在年终“分红”时,不仅分不到一分钱,而且会在生产队欠账,称作“欠款户”。


“欠款户”社员不仅日子过得窘迫,名声不好听,遭人白眼,而且生产队常常会扣下他们的口粮,迫使他们设法交现金领取。为了不沦为“欠款户”,每户农民家的男女老少,都绞尽脑汁、想方设法在生产队挣工分,维持全家人的基本生活。


割草喂猪羊


我生长在农村,父母皆是农民。大约十岁左右,就开始做不少力所能及的农活,力求挣到一点工分,为父母分忧。小时候干过的农活有给猪羊割草,给生产队拣拾麦穗,收摘棉花等,能挣多少算多少。


那时候,生产队家家户户都饲养猪和羊,属于政策规定范围的家庭副业。养猪主要靠喂养家里每顿饭刷锅洗碗的泔水,添加点粗饲料,另外是吃青草。国家号召社员多养猪,猪肉能够岀口,换取宝贵的外汇,支援世界革命。公社食品站收购肥猪,每头猪要求重量必须达到120斤以上,卖猪可以得到现金、猪饲料和布票等补贴。一户人家花一年多时间喂养一头肥猪,是一笔相当大的收入。羊喂大了、母羊下崽,都能卖钱。


另外,家里饲养猪羊,能够挣工分。每个月底,生产队长会带领几个壮劳力,挨家挨户给猪羊称体重,根据体重记工分。为什么猪羊的体重也能挣工分呢?因为养猪养羊户必须把猪羊踩的粪便,送到集体田里,猪羊分量越重,粪便越多,挣的工分就越多。所以,我割草喂养猪羊,就等于直接为我们家挣工分。


“文革”期间,学校秩序比较混乱,每天下午放学后,同学们成群结伴上地里割草。我们村村西村北坡大沟深,夏天秋天,沟壑里野草丛生,是我们割草的好去处。我每天能割一大筐子,星期天不上学要割两三筐子,一大筐青草背回家,死沉死沉,父母亲挪也挪不动。他们责怪我,批评我,担心我背那么重的草筐,将脊背压成了驼背。可我知道,割草不仅要保障家里的猪羊每天有吃的,还要晾晒𣎴少干草,供猪羊冬天食用。邻居大人看见我每天割草割得多,都愿意让自家的孩子跟随我割草。


每天割草,也有𣎴少乐趣。


山杏还青涩,我们便上树采摘;柿子软了,我们随意品尝;枣儿红了,我们摘满口袋吃个肚儿圆。当然,有时躲开护青人,我们也会干些摘瓜偷桃的勾当,被告到老师和家长那里。《地雷战》《小兵张嗄》这类打仗电影看多了,割草时一帮同学兵分两伙,一方坚守山头,一方四面围攻,捡起脚下的黄土坷垃当作子弹和手榴弹,空中横飞,痛痛快快过一把当兵打仗瘾。


从小饲养猪羊挣工分,一直到我上了高中才停止。


做过“拾粪娃”


我的家乡晋南地区盛产小麦棉花,麦子收割时节,为预防风雨侵袭,必须及时抢收抢打,人们戏称为“龙口夺食”。


将近一个月的“龙口夺食”,机关学校放假,全民总动员支援夏收。随着年龄增长,我经历过拣拾麦穗、割麦子、碾场等全部活计。社员们平时干农活,男劳力一天挣10分,女劳力挣8分,半劳力挣得更少。麦收按麦垄计分,割得多挣得多,割麦的男女把式一天能挣二三十分。


我十几岁第一次割麦,初生牛犊不畏虎,一心只想多挣工分,忍着烈日暴晒,麦芒扎脸,口干舌燥,腰酸背痛,拼命地多割。结果,割了两三天,手上起泡,头疼头晕,上吐下泻,身体发软。当医生的父亲诊断为严重中暑,给我输了盐水和葡萄糖。母亲心疼地说:“憨娃,𠰻生产队工分能挣完?你挣的那点工分,还不够买药钱,让全家人担惊受怕,又耽误挣工分。”输完液,我在家休息了两天,又继续上地割麦。


除了拣麦穗和割麦,小时候麦收干的最难忘的一件农活是拾粪。麦子收割回打麦场,堆积成一个个大麦垛,接下来就是碾场。碾场先要摊场,用木杈把麦秸尽量抖落散开,铺摊成一人高,任凭烈日暴晒。碾场使用的是原始的牛、毛驴和碌碡,四五位碾场人都是经验丰富的老农,每人驱赶着三四头拉着碌碡的牲口,一圈一圈在麦秸上面转场子。我们四五个十二三岁的小孩,每人跟随一位碾场人拾粪。刚刚喂饱的牲口,套上绳索,拉上沉重的碌碡,非常吃力,便会又屙又尿。牲口的尿没有办法接收,牲口的粪便如果搅和在麦粒中,极不卫生。


我们几个拾粪小孩的任务,就是站在麦秸旁,提着一只粪筐子,两眼死死盯着每一头牲口的屁股,一瞅见牲口欲翘尾巴,便飞快地跑过去,在牲口屁股下面接粪。牲口拉出的粪便热烘烘、臭烘烘,呛得直闭气,有时还会溅到我的脸上、身上,恶心得直想呕吐。偶尔,我们走神,接粪迟了,碾场人会大声吆喝我们,训斥我们。有时筐子接不上粪便,拉在了麦秸上,我就用手捧起麦秸,将粪便抖落进粪筐。那时我的思想单纯,一来为了挣工分,二来想起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农民手上有牛粪,但他们的思想是最干净的,知识分子手上没牛粪,但思想深处有许多脏东西。当一个拾粪娃,虽然身上沾点牛粪,不正是向贫下中农学习的好机会吗?


碾场的情景热闹非凡,“吽吽——”是牛的叫声,“嗯昂嗯昂——”是毛驴的叫声,“吱呦吱呦——”是碌碡的旋转声,“噼啪噼啪——”是驱赶牲口的甩鞭声,“巴啦巴啦——”是碾场人的吆喝声……合奏岀一曲复杂混乱特殊的交响乐,其中跳荡出丰收的喜悦和礼赞的音符。


在政治挂帅的年代,每年麦收,生产队打麦场门口书写有《护场公约》,其中一条是“提高革命警惕,防火防盗防投毒,严禁四类分子进入打麦场。”我父亲被错划为历史反革命分子,生产队长派他赶牲口碾场,父亲非常作难。队长说,球!劳力这般紧张,你只管干你的,出了事我顶着。你烧了麦秸,你家里人喝西北风去?


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生产队打麦场没有了往日的热闹,但各家各户仍然使用牲口拉碌碡碾打小麦。这时我已大学毕业参加工作并娶妻生子,父亲说:咱家责任田打的小麦上交公粮,我和你妈弄得干干净净,甭说牲口粪便,一颗石子儿也不能有。为啥?这公粮是给我儿、儿媳和我孙子吃的,不弄干净行吗?


修建大寨田


《农业学大寨,大寨在山西,山西怎么办?》这是当年学大寨运动中,《山西日报》刊发的一篇著名社论,其主题思想和急迫之情不言自明。


我的老家万荣县地处黄土高原丘陵地带,大多数地块都是二百米长的平展展土地,根本不用修啥大寨田。可是,大队干部迫于上面的压力,安排各生产队强劳力上马修大寨田,并要求三个生产队劳力集中在一块田里修建,红旗招展,人潮涌动,远远望去,规模浩大,气势如虹。


修大寨田一般在麦收后和冬季,把高低不等的相邻两块土地拉平。夏天烈日当头,土壤松软,拉一平车土从这头运到那头,相当吃力,汗流浃背。冬天冰封大地,一镢头刨下去,只有点白印印,实车拉土吃力费劲浑身冒汗,空车返回寒风一吹脊背透凉。尽管如此,却有两个诱惑吸引着不少男劳力。


一是修大寨田工地设有简易灶房,中午做一碗南瓜胡萝卜飘点油花花的熬菜,还有一碗绿豆稀饭,伙食费由三个生产队合摊。修大寨田的社员带上自家的冷馒头,中午能饱餐一顿。在粮食紧缺,普遍吃不饱饭的情况下,一碗熬菜和一碗稀饭也能让其他社员羡慕不已。


二是修大寨田能多挣工分。修大寨田不搞大糊弄,七八个小伙子分为一组,根据拉土方多少计算工分,多劳多得。挖土的坑道越拉越长,今天丈量过尺寸后,我们把记号移动一下,第二天再行丈量,等于把昨天干的一部分数量“日鬼”到今天,就能多算工分。这样修建出的地块,面积是增大了,但严重破坏了活土层,甭说当年种庄稼,三年也长不出好苗苗,完全是劳民伤财。


当上记工员


1976年,我高中毕业回乡劳动,生产队长给封了个“官”——记工员。


靠工分吃饭,致使每个社员对自己挣的工分格外看重。过去记工分不透明,到年底分红时,社员才看到全家挣了多少工分。我当上记工员后,把当天队里所有干活社员的名字和应得的工分作以详细登记,第二天张贴在巷道的橱窗,大伙儿一看清清楚楚。然后生产队另一名记工员每天从橱窗取走我填写的工分单,给每个社员登记造册,两个记工员各做各的,也便于相互监督。工分一透明,社员干活立马有了积极性。


我这个记工员不算生产队干部,生产队干部有生产队长、政治队长、财务员、保管员、贫协组长、妇女队长等,均不脱产,但每年有一定的工分补贴。生产队一年给记工员400工分作为补贴,相当于我比别人多干40天农活。


然而,不干不知道,其实记工工作既繁琐又容易得罪人。近百名社员每天岀工,干各种各样活计,当晚都要汇总到我这里,一一登记张贴。那时候经常召开大会,全村12个生产队社员集中在戏台下,大队干部在主席台上念文件念报纸,会场哄成一片,参会者聊天、抽烟、睡觉、做针线活儿啥也有。开会不用出力挣工分,凡能走动的社员都来了,散会后我登记本生产队社员名字,往往要花费半个小时,其实这些工分并没有创造任何价值。


社员中什么样的人都有,有的明明没有出工,却想让我把他名字写上。有的根本没往集体田里送粪,却说他送了三平车,让我给记工分。面对这些无理要求,有的被我以工分单张贴橱窗说服了,有的委婉拒绝了。背后他们肯定骂我“死心眼”“又不是挣你的工分,较啥真?”但我认为,既然队长让我担此重任,就应当为全体社员负责任,决不能让偷奸耍滑者占集体便宜。当了两年记工员,因为办事认真,不贪不占,大伙儿评价还不错,我也很感欣慰。


社员们的“命根”工分,到我上大学的1978年,我们生产队每天的“分红”仅有8分钱。就是说,农民顶酷暑,冒严寒,辛辛苦苦劳动一天,仅仅获得8分钱的报酬,常常年终难以兑现。这8分钱还不是最低的,我们村有的生产队“分红”还不到8分钱,邻近村有的生产队,社员劳动一年,年终结算时,还需要给生产队倒贴钱。人哄地皮,地哄肚皮,人民公社巳经走进了死胡同,这“大锅饭”还吃得下去吗?

 

2019年6月14日草于凌空书屋

2019年6月16日修改


文图由作者提供本号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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