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记丨“夏都”北戴河的前尘往事

新三届 2020-08-25

原题

“夏都”北戴河往事

北戴河在中国政治语境中的地位，鲜有“避暑胜地”能及。新中国的许多重大决策，比如大炼钢铁、炮轰金门、严打，都在此出台。除了文革期间的中断，北戴河的“夏都”地位保持了前后近30年。曾经北戴河的夏天，领导人们一边办公，一边避暑，留下很多红色回忆……

北戴河本来默默无闻，它的成名得益于清末北京的那些热爱旅游的西方使节们。1898年，清政府正式将北戴河辟为旅游避暑区，“准中外人士杂居”。此后，中外人士在此兴别墅、修浴场，渐渐地，北戴河便驰名中外。图为1903年明信片上的北戴河，隐约可见些许别墅。

北戴河是中国最早的旅游地，至少创造了三个第一：第一个官方经营的外国使节避暑区、中国第一条旅游专线铁路和第一条旅游航空专线。但是，在1917年以前，这些交通工具都是没有的。怎么办，没关系，那时有毛驴。图为西方女士骑毛驴，从北戴河回通州。

1918年，为避免北戴河沦为外国人“租界”，民国知名人士朱启钤发起成立公益会，组织名流捐款，修路建桥，建立医院学校。当时，能来北戴河旅游的非富即贵。图为1924年，张学良（右四）、朱启钤（右三）、黎元洪（右一）等人在章家楼。

1948年，北戴河解放，此时北戴河拥有别墅700多所。1953年夏天，中共中央一个考察小组在考察了大连、青岛等地之后，确定在北戴河实行避暑和办公制度。1954年夏天，中央第一次集体到北戴河办公，北戴河“红色”时代开启。图为1954年8月，北戴河海滨休养所和疗养院内的人们。

人们通常把中共中央夏季在北戴河开的会称为“北戴河会议”，北戴河也因此有了另一个具有政治色彩的名字：夏都。图为1958年8月，中共中央在北戴河举行扩大会议，通过了“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也是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做出了“炮打金门”的决策。

1960年7月5日至8月10日，中共中央北戴河召开工作会议，讨论国民经济的调整问题。此前，经过三年大跃进，中国的国民经济出现严重问题。另外这次会议期间，苏联政府单方面决定召回苏联专家。主席台上坐着的都是熟悉的面孔，毛泽东开会时穿着睡衣。

北戴河成为中直机关疗养院的日子，比它成为“夏都”的时间更早。1949年4月，中组部在此接收和购买了100多栋别墅，组建了疗养院。1952年，疗养院改名为中直机关疗养院，中直机关的干部每年都有一周假期来此休养。图为1951年，宋庆龄在北戴河同志愿军战士交谈。

第一个来到北戴河的中央领导人是朱德，那是1949年6月，解放军刚刚解放青岛。朱德因身体原因到此休养，此后直到逝世的前一年，他几乎每年都会来北戴河。他甚至想百年之后长眠在北戴河的联峰山上。图为1955年，朱德与外孙刘建在北戴河海滨。

毛泽东是1954年才第一次来到北戴河的，住在张学良曾经住过的“章家楼”里。喜欢搏击风浪的他常常带着女儿侄子们一起游泳。这年夏天，他写下了著名的《浪淘沙·北戴河》。图为1954年，毛泽东和女儿李纳、李敏、侄子毛远新在北戴河浴场。

那个时候的夏季，中办的北戴河管理处，通常要从国家游泳队请几位女运动员，专门负责教在此避暑的首长和孩子们游泳。刘少奇一家也是北戴河的常客。刘的子女有的在外地工作，每年的北戴河休假，是他们全家大团圆的时候。图为1954年夏，刘少奇、王光美同子女在北戴河游泳。

北戴河是体弱多病的邓颖超经常选择的避暑地。周邓二人伉俪情深，尽人皆知。1958年夏天，周恩来处理国事不能按相约的时间赶到北戴河，邓颖超就每天给周恩来打电话，有一次打电话时还唱了几句“敖包相会”。图为1954年，周恩来和毛泽东在北戴河海边交谈。吕厚民/CFP

领导人的夫人们在北戴河也算是一道“亮丽的风景”。图为1955年8月，彭真与夫人张洁清在北戴河海滨。

一些外国领导人也是北戴河的常客。比如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胡志明，不但常到北戴河度假，还陪毛泽东游泳。图为1958年6月，胡志明在北戴河与工作人员在一起。

1965年，曾经担任过民国副总统的李宗仁回国定居，也到北戴河一游。8月21日，李宗仁（面对镜头，右二）和夫人郭德洁（面对镜头，右三），以及李宗仁的秘书程思远夫妇，在北戴河海滨。这是北戴河海滨在“文革”开始前的最后一个夏天。摄影：吴元柳

中共中央自1954年建立的北戴河暑期办公制度，一直持续到1965年夏天。1965年以后，毛泽东出于政治上的考虑，不再到北戴河办公。文革期间，只有很少的领导人到北戴河避暑。图为1971年9月2日，陈毅与聂荣臻在北戴河见面。

1984年夏天，中央恢复北戴河暑期办公制度。当年暑期，邓小平、李先念、彭真等大批中央领导人进驻北戴河。事实上，前一年的夏天，邓小平就到北戴河休养，并在此提出了“严打”的主张。图为1988年夏天，84岁的邓小平在北戴河游泳。摄影：刘建国

几乎每次党代会之前的酝酿会议都是在北戴河举行，中外媒体对此都十分关注。1987年夏天，中央首次邀请全国科技界14位专家及家属到北戴河休假。图为邓小平接见部分中年科学技术工作者。摄影：李治元

中央领导人们在北戴河，除了开会、制定重大决策、享受天伦之乐、游泳、吹海风、下棋、打牌……还有一项工作：接待外宾。图为1984年夏天，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在北戴河宴请朝鲜总理姜成山及其随行人员。摄影：胥志成

北戴河中央办公地是什么时候开始向普通人开放的？这要回到1979年的春天。当年2月，邓小平批示：北戴河休养区拨给旅游部门接待外宾使用，他希望通过旅游业挣外汇。从此，除了毛泽东的95号楼，其他的别墅全部开放。图为1982年夏天，游客在北戴河边吃海蟹。　

北戴河休养区疗养机构向普通游客开放，一般是一半提供机关单位的人休养，一半用于接待游客。一些老人回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很容易在北戴河见到领导人，有的游客还要求与邓小平合影。图为1979年夏天，北戴河海边的泳装姑娘们。摄影：孙振

中共中央北戴河暑期办公制度终止于2003年，但领导人们仍到此休假、开会。曾经“红色”的夏都正在逐渐褪去政治色彩。越来越多的各行业专家来此休假，越来越多的普通人到此旅游。北戴河的夏天，热闹一如既往。这是1981年的北戴河海滨浴场。摄影：武清月

“夏都”北戴河的前尘往事

作者：刘江华

原载《凤凰周刊》

摘要：西方人不仅带来海边避暑习惯，泳装、男女混浴等中国人难以想象的风物，还引入自治传统。

“秋老虎，热如火，看了《冰天忏爱记》，胜似避暑牯岭北戴河。”1930年8月，美国电影《The Lost Zeppelin》以《冰天忏爱记》的译名在上海上映。承办过蒋介石和宋美龄婚礼的大华饭店露天影戏场作为首轮影院，为这部南极探险故事打出了避暑主题的广告。影片宣传文案在今天看来颇为牵强，文字中却透露出当时的社会认知——远在河北东部的北戴河，已经和庐山牯岭并列为全国闻名的避暑胜地，甚至在海边的上海都享有号召力。

中国拥有1.8万公里的大陆海岸线，为何北戴河能够脱颖而出，不但在民国时期已经享有盛誉，到20世纪后半叶更因“中央暑期办公制度”成为“夏都”？故事还要从头说起。

西方人带来海滨开发

“不踏莲蓬麓，匆匆二十年；山灵犹识否，兰若自依然”，“山头隐隐见楼台，万状千形顷刻开；出入人踪离汉远，淡淡书影倚云载”。明朝嘉靖年间曾任宣大总督、兵部尚书的翟鹏出生在北戴河海边，他的诗文密集赞颂家乡的莲蓬麓（今联峰山公园）、海市蜃楼等景观，却从未提过到沙滩、戏水等概念。直到19世纪末，中国人都没有形成海边避暑的习惯，也不认为沙滩海滨有什么休闲价值。

引领观念发生变化的，是晚清国门大开带来的新视野、新思潮。咸丰十年（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与列强签订《天津条约》，允许外国使节进驻北京、外国人在华游历传教，北京东交民巷使馆区和天津租界的西方来客逐年递增，复制西方生活方式的需求也日益膨胀。北京的夏季闷热难耐，清朝皇帝都要前往承德避暑山庄纳凉，在北京、天津的西方人也一直在寻找交通便捷、环境优美的避暑胜地。

光绪十六年（1890年），清政府决定扩展唐山通往胥各庄的铁路，修筑为西起天津，东至临榆县山海关的津榆铁路。承办筑路事宜的总工程师、英国人金达（C.W.Kinder）勘察终点路径时，在山海关西南发现了一片沙滩，“见其风景之清旷，海岸之蜿蜒而称之”。铁路通车前夕，金达及负责山海关路段的工程师吐纳尔、柯克思等英美人士，先后在刘庄海边、联峰山脚建起房屋作为居所，把海滩当作工作闲暇的休闲处所。

消息传回北京、天津，在西方人社区引起不小的波澜。参观津榆铁路修筑，顺便到北戴河避暑，成为一时风尚。光绪二十年（1894年）铁路通车之后，在夏季涌向北戴河躲避酷暑的在华西方人越来越多，连各教会的神父、牧师也不例外。联峰山下建起一片西式简易房屋，海边也出现了不少用于更衣沐浴的铅皮房子。

据《申报》报道，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西人络绎趋北带河（原文如此）购地建屋，以为逭暑之区，盖其地抱水环山，夏时凉颷飒然，不似津城之热恼”。《北华捷报》统计，此时北戴河西方人建筑的房屋已经有近百间。

北戴河的发展至此刚开了个头。光绪二十四年，美国驻华公使田贝（C.Denby）照会清政府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要求将北戴河西方人建屋区沿海岸以内3里地方划为通商地界，土地可以自由售于西方人，得到清政府允诺。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国联军之役后，清政府与参战各国于第二年签订《辛丑条约》，允许各国在津榆铁路沿线和山海关建设兵营、屯驻军队，供水、供电设施也同步建立起来。

以此为开端，涌入北戴河购买土地、建设住房的西方人愈来愈多。这里不仅是避暑胜地，还成为很多西方人的日常居所。北戴河海滨一亩土地的价格涨到2000银元，与北京城内一座20间房屋四合院等值。

西方人不仅带来海边避暑习惯，泳装、男女混浴等中国人难以想象的风物，还把自治传统引进了北戴河。外交官、清政府洋雇员、洋行职员、传教士等人建立起“夏令会”“石岭会”“东山会”等自治团体，按照国别或者宗教信仰纷纷组建，组织礼拜仪式和社交活动，共同维护道路、环境卫生等事务。中国报刊视自治会为行政机构，“提防西方人夺取北戴河治理权”的声音，随之逐渐多了起来。

退休总长力争国权

“各国外侨复纷组织团体，骎骎焉有喧宾夺主之势，行政官厅鞭长莫及，一切放任自流……在外人心目中，殆以为我不能自治，宜取而代之……今以公益会团体之力，斤斤争主权。”1925年，北戴河海滨公益会编辑的《北戴河海滨志略》出版，序言中对该会历史功绩做了浓墨重彩的总结。这个在平民看来似乎是高官富商在避暑胜地拉帮结派的团体，为何抱有如此重大的志向？

答案要在时代进步中寻找。从清朝进入民国后，清末派遣出国的留学生，以及受西方文化影响的一代人，逐渐成为政坛和商界的栋梁，他们认同西方的政治文明、商业方法，也身体力行推动生活方式的现代化。

民国初年曾任北洋政府代理总理、内务总长的朱启钤，便是其中之一。他没有留过学，但曾在京师大学堂译学馆做过提调，当过铁路工程的总办，出国考察过农垦事业，对现代文明认识颇深。1916年袁世凯死后，朱启钤因拥护帝制一度遭到免职、通缉，随后逐渐淡出政界，投身商海，投资多家新兴工业企业。

1918年，中国作为协约国的一员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战，对以德国为首的同盟国阵营宣战，并驱逐在华同盟国侨民。德国、奥匈帝国官员、商人、传教士纷纷抛售北戴河的房屋、土地回国，朱启钤等中国高官富商趁机跟进，或是买进旧房，或是增建新屋，逐渐形成小有规模的华人聚居区。

这些高官富商向往和西方人一样避暑消夏，临滩畅泳，但居住环境与西方人相形见绌。逃走的德国人当然不会继续维护原有的市政设施，新建成的华人别墅也往往“只管自家门前雪”，举凡道路、绿化、卫生等设施，远逊于石岭会等西方人自治组织管理的地区。更可气的是，一些西方人自治组织管理的公园、球场甚至不允许中国人入内。

朱启钤毕竟是做过代理国务总理的人，治理一小片海滨居住区是举手之劳。1919年6月，他联系陆军总长段芝贵、前农商总长周自齐、前交通总长许世英，以及时任耀华玻璃公司董事长的前财政总长周学熙、时任交通银行董事长的前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等43名北戴河海滨业主，共同发起“北戴河海滨公益会”，仿效石岭会、东山会的治理模式，向北洋政府要求自治。

此时，适逢巴黎和会外交失败、“五·四”运动兴起，“外争国权、内惩国贼”之声不绝于耳。朱启钤在申请自治同时，也高举维护国权的旗号，直接把西方人的自治组织作为假想敌。这几位前总长的影响力并非学生可比，不仅自治会顺利得到批复，还得到了大批经费补助。自治会创始时各方捐款共2.4万余元，成立后财政部、交通部以各种名义划拨“支持公益会事业”的款项，便有9.5万元。

古来有钱好办事，何况公益会会长朱启钤是组织过中国营建学社、监督过前门城楼改建的行家里手。几年间，公益会在华人聚居区大举开展市政建设。修筑道路36条共44华里，架设桥梁涵洞160余座；将会员捐赠的山地开辟为莲蓬山公园（即莲花石公园，今属联峰山公园一部），修筑亭台楼阁、架设露天桌凳，还配备了动物园、网球场和游乐园；德国人遗留的兵营也被接收改作苗圃，为道路、园林和居住区增设林木所用。

朱启钤等人经营下的公益会，参照天津租界的模式管理海滨，事项不断延伸。1919年底，捐款2万余元建设的联峰山医院竣工，每逢暑期由北京的医院派来医生护士，为消夏人群诊治疾病。同时，公益会协助中国银行开办暑期办事处，中国邮政开办临时邮局，并资助海滨区域内的刘庄小学、陆庄小学。公益会还颁布了一系列管理制度，对“醉驰怒马，采折花木”“不衫不履，徜徉道路”“临滩建屋，阻碍交通”等事项一律禁止，天津警务处也为公益会提供帮助，每到暑期便派来数十名警察参与维护秩序。

数年下来，北戴河海滨公益会治绩斐然。北洋内务总长王揖唐称赞“每闻游牯岭、大连处归客言，中外人士居处所在芜治悬殊，相形见绌。独海滨则一雪斯耻，人存政举，益信我国人体天然自治能力不及外人耶？”北戴河海滨公益会的影响波及全国，庐山、鸡公山、莫干山等传统避暑消夏胜地，也纷纷建起了公益会开展自治，成为一时佳话。

渐成国人旅游胜地

“除去游水之外，北戴河于我还有一个大引诱，那便是那无边无际的海。当你坐着洋车，自车站出发之后，不久便可以看见远远的一片弧形浮光，你的心便会不自主的狂跃起来，而你的窒塞的心绪，也立刻会感到一种疏散的清凉。”1932年，中国第一位女教授、北京大学历史系的陈衡哲记下了自己在北戴河游历六天的观感。

北戴河建设之初，前来旅游很不方便。女作家吕碧城开风气之先，在1910年到北戴河避暑、游泳，还写文章反思“吾国人当炎夏之际，汗喘于市井之间，国有胜境，不知辟而游之，乃为他人捷足先登，反宾为主”。但从天津搭火车到北戴河要六个小时，下车后还要骑上小半天驴才能到海滨。吕碧城自己搭汽车从北京前来，更是花了一整天时间。当时的北戴河还没有旅馆，吕碧城本人借住在传教士甘林夫妇家中。

1912年，合并了津榆铁路的京奉铁路全线通车，五年后出版的《京奉路指南》仍然记载北戴河没有可供投宿的旅馆，只有夏季时来此开设支店的天津裕中洋饭馆会兼营住宿。这家饭馆每天房费饭费加起来要6个大洋，接近北大图书馆助理员一个月的月薪，显然一般人消费不起。

到了1920年代，情况逐渐改观。先是从京奉铁路北戴河站通往北戴河海滨的支线铁路在1917年运营，交通更加便利。北戴河联峰山东西麓都建起了旅馆，石岭会等西方人自治组织也开始向中国人出租闲置的别墅、房屋。公益会在海滩建起了更衣所、沐浴处，附近村民经营起各类饭馆、小吃摊，还做起出租太阳伞的生意。

1920年代后期到1930年代初期，除中原大战外，华东、华北政局和经济状况相对稳定，城市中产阶级群体迅速增长，有能力有意愿奔赴北戴河避暑的，不只是有钱在海边建屋的高官富商。特别是中国旅行社等专业旅行机构开始提供相对廉价的差旅住宿服务，吸引中产阶级特别是知识阶层，前往这个闻名已久的海滨胜地旅游。

陈衡哲说：“提到北戴河，我们一定要联想到两件事，其一是洋化，其二是时髦。”天津的女学生、上海的童子军，都把北戴河视为开办夏令营的首选。青年男女身着清凉泳衣，共同畅游海中，在内陆还被视为伤风败俗，在沿海地区已成平常事。连前清遗老康有为到北戴河之后，都写诗称赞：“万里波涛拍岸边，五云楼阁倚山巅。天开图画成乐土，人住蓬莱似列仙。眷卷潮声看海浴，朝飞霞翠挹山妍。东山日出西山雨，士女嬉游化乐天。”

每到夏日，《申报》等报纸会辟出专版，刊载流连北戴河的各路名媛倩影。沙滩散步、观赏日出、尝一尝白俄厨师做的西菜，都是必不可少的旅行体验。诗人徐志摩描写自己在北戴河海边的样子——“我独自坐在前廊，偎坐在一张安适的大椅内，袒着胸怀，赤着脚，一头的散发，不时有风来撩拂”——已经与今天文艺青年描述自己在太平洋小岛的状态一般无二。

中产阶级对北戴河和公益会的达官巨贾感情相当复杂，陈衡哲对此作了精妙的描述：“北戴河的海滨是东西行的一长条沙滩，海水差不多在它的正南，所以那里的区域，也就可以粗分为东、中、西三部……（东部住户）十分之九是外国人，尤以美国人为最多……（中部住户）大抵是商人，近年来尤多在中国经商爆发的俄德商人”，只有西部住户“有的是中国的富翁，与休养林泉的贵人。公益会即是他们办的。我们虽然自度不配做那区域的居民，但一想到那些红唇肥臂，或是秃头油嘴，自命为天之骄子的白种人，我们便不由得要感谢这些年高望重，有势有钱的公益先生们，感谢他们为我民族保存了一点自尊心。我们在公益会的浴场游泳时，心里觉得自由，觉得比在中部浴场游泳时快乐得多了”，而且“那里还有水上巡警，他们追随着你，使你没有沉没的恐惧”。

随着历史漩涡沉浮

政要云集的地方离不开政治。北戴河从成为海滨度假胜地开始，也因政治人物汇聚而成为北京之外的另一个舞台，被视为京城政坛的晴雨表。

清朝最后10年，北戴河多与外国驻华使节的动向联系在一起，不是英国公使赴北戴河避暑，就是法国公使赴北戴河消夏，这也成为外国使节回避矛盾、拖延谈判的借口。1906年日俄战争结束后，清政府与俄国政府谈判收回东北矿业、林业开发权以自办产业。谈判到了紧要关头，俄国公使璞科第却在6月出京到北戴河避暑去了，直到7月下旬才再度恢复谈判。

从清朝迈入民国，北洋政要逐渐代替外国使节成为北戴河避暑新闻的主角。北戴河也从逃避政务的避暑地，变成了政治活动的策源地。1917年4月，北洋政府财政部发生受贿案，总长陈锦涛入狱。国务总理段祺瑞打算在周学熙、李经羲二人中选择一位担任财政总长，但两人都不愿意接管这副烂摊子。周学熙躲在北戴河不肯到北京去，李经羲也在5月间便以“歇夏”的理由，从天津跑去了北戴河。

朱启钤组织的北戴河海滨公益会，因为会员多为北洋高官，被视为其不甘心退出政坛的政治举措。现实中公益会员确实深度参与了北京城的政治活动。1918年5月，国务总理段祺瑞主持与日本签订共同防敌军事协定，为其加入协约国对德宣战的计划踏出第一步，而他与大总统冯国璋之间的矛盾也因此愈演愈烈。入夏之后，总统府与国务院两方人士纷纷借赴北戴河避暑之际密切接触，试图协调两者矛盾，公益会诸公便是其中要角。

当时报纸评论：“北戴河为向来避暑之佳地，亦即为欲避政潮者之归隐所也，然而近日之北戴河，则已一变而当政潮之冲，官僚政客，靡集河上，所谓京津方面和议之活动，以北戴河为中心者，可见政潮中秽浊热烈之空气，已弥漫于联峰山畔，而调停之呼声，直欲掩松涛海波而过，不复如从前之清凉世界矣。”然而，北戴河的清凉没有化解府院双方的怒火，冯国璋和段祺瑞还是在夏天结束之后双双下野。

国民政府时期，政治中心从北京转向南京，北戴河依然保有一定特殊地位。1929年7月，张学良借口幼子夭折，带着妻子于凤至到北戴河避暑，住进了朱启钤的别墅。实际他是在等待中苏两国关于中东铁路谈判的结果。8月间谈判破裂后，张学良便动身返回沈阳准备开战。

同样的戏码，张学良在1930年又演了一回。这一次是中原大战爆发，蒋介石、阎锡山、冯玉祥的部队在津浦、陇海、平汉三条铁路沿线发生激战，张学良及其三十万东北军加入哪一方将决定战争的胜负。一时间各方说客云集沈阳，都试图将少帅拉拢到自己的阵营。1930年7月初，张学良在参加完葫芦岛港开工典礼后，便一头扎到北戴河避暑。蒋方代表张群、吴铁城和反蒋方代表商震等人随后赶到。张学良与他们时常聚会饮宴、打麻将牌，借此试探口风、谈判条件，一直住到了8月底，看清形势后才决定加入蒋方阵营，瞬间决定了中原大战的胜负。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陷，北戴河成为前线要地。1932年，国际联盟派出李顿调查团到东北三省了解伪满洲国的情况，曾在北戴河逗留休整。完成调查情况后，李顿调查团以北戴河“幽静冷爽、适于工作”，打算在此完成调查报告，但遭到日方强烈反对而作罢。

随着中日全面战争的脚步逼近，北戴河逐渐丧失了光彩。1932年5月，河北省政府颁布《北戴河海滨自治区组织章程》，成立海滨自治区，并以公益会执行区议会职权。但第二年长城抗战爆发，北戴河沦为战场，战后又被划为非武装区，不复往日的宁静。1933年5月的《申报》评论感叹：“热河、滦平、北戴河等处，都是消夏避暑的好地方，现在不堪设想了！夏啊、夏啊，你来做什么呢？”

1935年，殷汝耕在日本军方支持下成立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北戴河海滨自治区被其改为海滨风景区管理局，居住于此的中国人纷纷迁往北平、天津。1941年日本对英、美宣战后，又将北戴河的西方人房屋予以没收，改建为军官疗养设施，还修建起一座陆军医院。

抗战胜利后，这批房屋转而被军统接收，但因多年缺乏维护，已经破败不堪。直到1949年后，源自苏联的夏季避暑办公制度确立，北戴河以交通便利、设施完备成为首选，这座小城才开始它又一段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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