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题

回忆我的高考

作者：许晓铭

我是上海七四届的中学毕业生，家中老大嘛，必须务农，这样我就被分配去了崇明的前进农场。

农场苦，农活累，大田班的女农工最可怜！给爹妈的信我总是实话实说，体力上的劳苦、精神上的苦闷……我爹妈都是小学老师，很单纯的，回信总是要我好好表现自己，努力工作，争取推荐上大学或上调工矿。

1977年的春天，我接到妈的来信，说，我那在华师大当教授的二舅传来信息，推荐工农兵上大学的方式可能要取消了，要恢复上大学必须经过文化考试、择优录取的制度了。妈再三强调：闲下来多看书，复习功课，准备参加高考。

怎么复习？复习什么？我都懵懵懂懂，就在我稀里糊涂的时候，《人民日报》发表了关于恢复高考的通知，知识改变命运的时刻真的到来了！

我的记忆非常好，清楚记得，当天《人民日报》还专门发表社论《搞好高考是全国人民的希望》，我们连队那些有读书愿望的知青，怀着异常激动的心情传阅《人民日报》，各自的心里泛起的波澜以及对未来的期待，我想，应该是差不多的吧！

那年高考报名的门槛很低，三十岁以下的工、农、兵、商和学生都可以报考，那年的高考破纪录地定在冬天举行，离开学校多年的有志青年们，拿起已经生疏的课本，非常吃力、很不规范地复习迎考。我们农场因为报考的人太多，场部决定，凡是想参加高考的知青，必须先参加农场组织的考试，只有通过农场的考试，才允许你参加正式高考。出题的是农场中学的老师，我记得是语文、政治、数学集中在一张卷子上，大多数人都考得不好，尤其是数学，十几分、二十几分的多得是！还有零分交卷的呢！所谓的“知识青年”其实是不大有知识的哦！

其实，很多人是知道自己考不取的，他们看中的是参加高考可以享受公休待遇。

也算是矮子里拔高个吧，我幸运地通过了农场考试关，这样我就有资格拿到准考证啦！还有不到两个月的复习时间，头子活络、手脚麻利的知青，立刻请假回市区复习迎考，可是几天后，场部通知来了，凡是参加高考的知青，一律不许请假影响正常的生产劳动，否则，后果自负。

我们连队有三个知青，也许是他们有底气高考成功？或者说什么都不在乎了，逼自己背水一战，非得考进大学？反正他们不顾上级通知，他们知道请假是自讨无趣，于是，招呼都不打就回了市区。把连长和支部书记气得要命，在全连大会上点名狂批他们个人主义思想严重，破坏农业生产什么的。那三人既争气又幸运，两人考去本科，一人去了大专，回来办手续时，神气活现的样子，成了大家的谈资。

我爹妈给我来信，让我回家安心复习，说，家里吃得好，喝得好，复习中有啥不懂的可以找人辅导。我当然知道回家复习的种种好处，可是，我胆子小，不敢违抗场部的规定，即便我有稳操胜券进大学的底气，也不敢越雷池半步。我回信说了场部的规定和我的胆怯，我妈既埋怨农场领导的做法，又责备我的懦弱和糊涂。晓得再说也无用，我妈寄来了高考复习大纲和语文数学等书，再三叮嘱我，好好复习，千万不要错过改变命运的好时机。

那年高考，全国有五百七十多万年轻人走进考场，限于当时的国情，只有二十七万幸运儿成了名副其实的“天之骄子”——正是人才稀缺的年代，苦读几年后，由国家统一分配单位和岗位，机会多多啊，几年后，他们都得到了重用和提拔，改变命运的同时，成了国家的栋梁、社会的精英。

我爸妈根据我数学成绩差的特点，让我重点复习语文和政治，目标是文科吧！那届文科要考语文，数学，政治，历史，地理，考虑到当时的实际情况，七七年、七八年的高考科目没有英语。我对地理一窍不通，历史也算是学过一点，什么十次路线斗争史、儒法斗争史、鸦片战争史，这就证明了，我们是开过历史课的哦。

我妈还寄来几本不知从哪买的油印小册子，让我一定背出，那上面有各科的知识要点。劳作之余，我就拿出这个小册子背诵。那段时间，我过得很忐忑，也很茫然，我对自己的知识水平实在没有信心，我又没有那种“勤能补拙”的刻苦精神，现在想来，我是多么的不自信、不靠谱啊！

前几年，家里乔迁，清理东西时，我先生看到我的那个小皮箱里居然有1977年的高考复习资料，那个羡慕妒嫉恨啊！他是六九届一片红的知青，当年在江西农村插队落户干革命，比我们近郊农场的知青苦了不知道多少倍！他说，高考前夕，他向知青点请了两个星期的假，自己带上大米，在公社的中学食堂搭伙，晚上就睡在四张课桌拼起来的“床”上，“条件艰苦也算了，关键是，我什么复习资料都没有啊，当年我要是手里也有这样一份资料，怎么可能进师范大专？你比我幸运了不知多少倍，可是，你却是生在福中不知福，不懂得珍惜，可惜啦！”现在想来先生的说的话很有道理的。

时间过得飞快，高考的日子到了，我就这么稀里糊涂地走进了考场。1977年崇明农场参加高考的人数超多，限于当时的条件吧，组织考试很仓促，防范作弊还没有提上议事日程，不过，那时的人还是蛮诚实、蛮老实的。我去的考场就是农场的中心小学，小学的课桌椅都是根据儿童身材设计制作的，两人挤在一张小课桌上，这就难为我们这些大人了。

记得当时有两位监考老师。临近开考时间，进来一大龄青年，只见他挽着高高的裤腿，手里拿着一张用来做垫板的厚厚的马糞纸，扬着下巴，眼光扫视全场，神态很自信。就听几个考生议论，这人叫某某，二十连的，六六届的高中生，蛮有水平的。我充满崇敬地多看了他几眼，他一身布衣，似乎刚从大田劳作回来，虽然是农民的做派，但是，人家气场很大哦，大有王者归来的范儿！人家转身笔直地坐在前面，用后背接受所有人的崇拜。听说，他后来被复旦录取，本科毕业后取得了公费留学的资格，现在是美国什么著名大学的终身教授了。

也算是意料之中吧，我的第一次高考失败了。倒是我那一向学习成绩优异的七七届妹妹，一考定终生，成了上海外国语学院英语专业的学生！妹妹很幸运，毕业后留校做老师，还被公派去英国进修了两年，她现在是上海外国语大学系主任、教授啦，讲到我妹妹，我爹妈就眉开眼笑。  

1978年春节我回家过年，说起我的未来，爹妈态度坚决地让我好好复习，再考一次，说实在话，我这人还算聪明，学生时代我的学习成绩也蛮好的啊，可不知怎么搞的，我缺乏自信，更没有成功人士身上的特征，刻苦和坚韧。农场的艰苦岁月，没有成为激发我改变命运的动力，反而成了我破罐子破摔的借口。总之，我的状态就是稀里糊涂的混日子。什么规划人生、扼住命运的喉咙，没有的。

爹妈见我这样，着急啊！他们再三提醒、敲打我：原先下放几年就可以保送读大学、招工上调的好事已经结束了，现在时代变了，华主席、党中央再三强调，百废待兴，教育救国！年轻人要靠读书、靠知识改变命运了。你要看清形势，好好复习，再考一次！读不了大学，读个中专也好！我听了心里很烦，说“中专要考数理化，我更不行了。”我妈说：“那就再考文科！我们想办法给你报个高复班，有的放矢的复习，只要你努力、勤奋点，一定考得取的！”逼我上考场啦！ 

我人在农场，来上海读高复班，只有请长假了，可是农场怎么可能批准？我们那时候都老实胆小，都不敢跟规定、跟领导说“不”的！后来是我妈托在华师大做教授的二舅，弄了一套文科高科复习资料，千叮咛万嘱咐，让我惜时如金，苦读迎考。说实话，我没有苦读，但还是花时间复习的！  

六月，我在大田撒农药时不慎被药着了，双腿又红又肿，涨得难受，我现在想起来都寒毛直竖，那腿肿得差不多赶上腰粗了，可怕至极。连队的同事开着拖拉机送我去场部医院，医生给我开了口服的、涂抹的解毒药，又开了一个星期的病假单，拿着病假单，我忽然有了“因祸得福”的高兴——我可以回家了！

拖着肿胀的双腿，我回了市区的家。我妈看着我的病腿心疼的眼泪都下来了，伤感之后便是一番敲打：“你要拎清啊，读书苦，终有苦尽甘来的时候，可是农场的苦是绵绵不断、看不到希望的啊！既然回来了，你就待在家里好好复习，我想办法托人给你开病假，还有一个月的复习时间。在家，吃得好，睡得好，也用不着出工劳动，唯一的任务就是复习迎考！你有什么不懂的，你妹妹周末回来了，你可以问她，还可以请教老师，我明天再帮你收集点复习资料和模拟卷子。”

有爹妈的帮助和支持，我在家复习了一个月。顺便说一句，我妹妹对我帮助很大，每个星期天待在家里陪我做题，还帮我归纳重点什么的。直到高考临近我才回到农场。1978年农场参加高考的人数少了很多，考场设在农场中学，这回规范了，一人一张课桌啦！对我来说，所有的科目中，只有语文是我的强项，政治、历史和地理靠的是死记硬背，问答题拼的是理解力和写作水平了，最搭僵的数学了，第一小题是因式分解，我算了一张草稿纸还是错了，想不到的是，最后一道求圆轨迹的题目，居然被我做对了，我一直搞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

高考成绩下来了，我的成绩是：语文78.5分，政、史、地都是70多分，数学只有14.8分。比录取分数线还多了一分呢！我是既高兴又激动，感觉离开农场上大学是铁板钉钉的事了！我到连长那请假，说我要回上海，开始他不肯，说你已经休了那么长时间的病假了，怎么还要请假？我大着胆子说：“病假是医生根据我的身体情况开的，我现在有事想回家……”连长是崇明人，脾气不大好，见我这样说话，火气就上来了，说出来的话也难听了，后来是支部书记出来打圆场，批了我三天假。我心里恶毒地想，我就要离开这里了，你只能一辈子当农民！

正是晚饭时分，弄堂里好多人家是在外面吃饭的，我妈看到我背着马桶包满面喜色地回家，就大声地问：“考得怎么样？”我当着好多邻居的面骄傲地说：“考上啦！过分数线啦！”端着饭碗的邻居七嘴八舌的说，阿柳也是大学生了，阿拉弄堂又飞出一只金凤凰啦！恭喜恭喜！阿柳妈，你要发糖给阿拉吃的哦！我妈喜出望外地接嘴：“这么大的喜事，一定要请大家吃糖吃香烟！”

后来我才意识到，我这是盲目乐观、瞎咋呼啦，我那时不懂，严格地说，上了录取分数线，并不等于考上了。因为还有体检、政审什么的录取关。

进到房间，我妈对我说，我正和你爸爸打赌，你爸说：“今年的题目有点怪，比去年的难度大，只怕阿柳又要落榜了！”我爸在家为我估分，将我的数学估成了零分，比我自己还小看我，他说我的考分不会超过300。听说我考了351分，我爸高兴地说：“阿柳不得了，放卫星啦！”我妈说：“我是看好大女儿的哦！”

接下来是郑重其事地填志愿。我爸拿出一张填报志愿的报纸，我们连重点本科、二本、专科的概念都没有，就一路乱填，志愿一共有三档，如果换到现在，明确知道自己只上了专科线，那上面二档根本不会去填了。

我的分数太低，以至于没有一所大学向我敞开大门。从自以为是的“考上了”，到实实在在的落榜生，我感觉天都要塌下来了！不说前途了，我首先就无法面对农场同事和连长的幸灾乐祸，和邻居们的嘲弄。更可怕的是，听说1979年要加考英语，这对我来说就是一堵越不过去的高墙啊！我心里一次又一次地哀叹：完了！完了！

老天眷顾我啊！就在我万念俱灭的日子里，上海几所大学开办了分校，扩招了！我非常幸运地被复旦大学分校，也就是现在的上海大学的社会学系录取了！

我们那一代大学生把读大学看成是使命，也是荣誉，我们别着校徽，青春的脸上写着骄傲和自信，那时的校园生活是美好的，读书的气氛相当浓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很干净，老师、教授可亲可爱，真的，那个年代的大学太美好了！

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区政府工作，我在那里从底层做起，一步一步做到了处长的位置。高考改变了我的命运，我感恩我的爹妈，在我人生关键的时刻，站在高处指点、帮助了我，我也感谢我的妹妹，在我复习迎考的日子里，给予我提纲挈领的提醒和辅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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