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档案本文作者2017年8月克什克腾旗
特木热夫，蒙古族，1955年2月出生。1967年12月入师大附中（69届）初中，1973年1月高中毕业，12月当知青，曾在巴盟临河和伊盟杭锦旗两地生活劳动。1978年3月入西安交通大学。1882年1月毕业，分配在内蒙劳动局工作。1989年自办小企业，著有《锅炉实践》一书。2015年退休。
作者：特木热夫
【内容梗概】
故事是用第一人称写了作者的初中经历，时间主要是1968年。中心人物只有三个，班主任于老师，同学关璞华和塔娜。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他们有着各自特殊的经历和命运。其余的几个人物，就像在波涛中挣扎的人，姿势不同，都是在求生而已，没有过多的描写。故事是否感人，取决于读者。白纸黑字的确是单调的，若不能从字里行间看到五彩斑斓的人生，那就不如看看电视、影碟之类啦。
1966年六七月间，我小学毕业了。那一年，我十二岁，完全是一个孩子。孩子们有自己的世界，这个世界里没有什么忧虑，根本没有料到风暴即将来临。本来是该上中学了，这时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风暴横扫中国大地，中学招生暂停了（大中专院校的招生也停止了）。有人说“少年是时间的富翁”，而我们这群少年，简直是时间的超级富翁。每天都有大把大把的时间，成群结队，到处玩耍。捉蛐蛐、打鸟、养鸽子、游泳、打“加克儿”{注1}，冬天去溜冰、打雪仗……直玩的花样翻新、昏天黑地。一开始的半年中，觉得文化大革命真是好，小学不管，中学又不上，自由自在，如同草原上无人看管的小羊。1966年底，先是父亲、接着是母亲，都被“隔离审查”。这段生活我不想叙述了，我家的情况并不是最糟糕的。我的哥哥和二姐当时还在家里（分别是初一、初三的中学生），我们都有了一个新的身份——“可教育好的”“黑帮子女”。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1967年11月，同学给我捎来一张巴掌大的纸条，我被分配到呼市16中{注2}。文革开始后最让我羡慕的事情就是“大串联”，可惜小学生没赶上，等到我上中学，大串联已经结束了。初中生活带来新同学，玩耍的新伙伴。整个初中没有上课，每天都是天天读，传达最新最高指示，批斗学校的“黑帮分子”、练“方队”喜庆“九大”闭幕，出大批判专栏等等。当时学校里有军宣队、工宣队，由于他们工作中近乎固执的认真和令人望而生畏的严肃，留下的印象深刻，我至今仍可以简要介绍一下他们。军宣队队长李国安，现役军人，二十多岁，瘦小精干，精力极旺盛，口才很好，把毛主席语录背诵的十分熟练。对待学生很严厉，训起人来滔滔不绝，像机关枪打连发，从不卡壳。记得1969年4月1日“九大”召开，闭幕时要举行盛大庆祝游行活动，我们学校的光荣任务是出一个彩旗方队。方队的行列是16×16，由256个学生组成，李队长负责训练我们这二百多人，严格的训练持续了十几天。直练的操场上尘土飞扬，脚底磨出水泡，李队长的嗓子喊哑了，人也更加黑瘦了。工宣队女队长史月英，内蒙古毛纺厂洗毛车间主任。大约三十多岁，个子不高，略有点胖，圆脸很白净；那个年代的女性是不化妆的，脸色白净除了天生这个因素，还和职业有关，据说纺织女工有这个特点。能当工宣队的队长，应是女工里的佼佼者。史队长口才也很好，讲起话来不紧不慢、有条有理的，口气坚定，不容置疑，非常令人信服。她和学生不直接接触，我这里介绍不了更多了。工宣队的邢师傅，内蒙古华建工人。大约也是三四十岁，瘦高个、大嗓门、深眼窝，双目炯炯有神，比较接近同学们。论邢师傅的长相、身材，本应是很英俊的，可惜满脸都是凸凹不平的大麻子。可能是小时候患天花所致。个别胆大的男生背地里称其为“邢麻子”，很有些大不敬的意思。我所在的是69届的5班，共49名学生。除了十几个郊区的贫下中农子女之外，其余大部分同学是来自干部和知识分子的家庭，这种家庭在文革期间几乎都有这样那样的“问题”。环顾前后左右，包括我自己，尽是“黑帮”子女。文革期间称家庭有问题的学生为“可教育好的子女”，可教育好是一种模糊的说法，暗含着可能教育不好的意思。这样的一个班，承担的教育任务极其重大，应该派一个根正苗红、立场坚定、有革命理想、有斗争经验的优秀教师来承担班主任的职务。我们的班主任是于老师，这里不得不费一点笔墨介绍一下他了。这位班主任叫于德林，以前是政治课老师；当时未到不惑之年，中等个，挺壮实的，说话带较重的喉音，普通话里略带一点东北口音，为人严肃，不苟言笑。有一次全校开大会，军宣队李队长宣读进入学校革命委员会班子的成员名单：于德林同志，出身——贫农。这时，于老师的脸连带脖子都憋的通红，大声喊：雇农{注3}！因为雇农比贫农更穷些，在那个越穷越革命的时代，雇农的革命性应该更强些。于老师革命性的确很强，他领导全班同学天天读，学习毛主席著作，写学习心得，写革命日记，传达最新最高指示，开大批判会（批斗原校领导、黑帮分子马耳等人，其中包括批判反动学生），出大批判专栏，练方队，开班会，批评自由散漫不守纪律的行为，批评甚至是批判一切非无产阶级的思想和行为。后来又深入开展家访、掌握学生的思想动态、家庭背景等等，所有这些事情，于老师都做得极认真、极努力、极负责任、极严肃。整个初中的日子好像每天都挺忙，有开不完的大会小会，写不完的大批判稿、思想汇报、斗私批修、自我检查，好像我们这些十三四岁的孩子们，个个都肩负着国计民生和天下大事，好像我们每天的所做所为，每件事情都真的关系着祖国的前途、世界革命的成败和人类的命运。1968年9月份一开学，我们几个班干部就被叫到工宣队办公室，邢师傅、史队长、军宣队李队长和于老师都在场，气氛有点紧张。先共同学习毛主席语录：“什么人站在革命人民方面，他就是革命派；什么人站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方面，他就是反革命派……”然后邢师傅极其严肃的宣布：我们班里出了反革命！邢师傅宣布的这个反革命是班里一个男同学，叫关璞华。看这个名字，能感受到一种书卷气，记得有一句古语是：“千雕万琢璞为玉”。璞华，真是一个美好的名字。关璞华在班里算个子高的，瘦长脸，高鼻梁，人很秀气。他的毛笔和钢笔字都写的很好，出手不凡，不像小孩子那种东倒西歪的字体。因为下学时同路，又因为各自都养了几只兔子，多次一起去拔兔草，我自然和他走的近些。关璞华在一本小说的某一页空白处写了五个字——打倒XX党。书是借的，书名叫“《破晓记》。不用署名，案子很快就破了。这是1968年！要是成年人犯下如此的滔天罪行，足够枪毙了。关璞华当时不过是一个初中生，才14岁，仁慈的组织，或是组织里一些有仁慈之心的人，把厚厚的一袋档案转到我们学校了。交给学校处理，也算是法外开恩，肯定不会被枪毙了。工宣队邢师傅交给我的任务是密切监视关璞华，有什么情况立即汇报。这绝不是因为我的名字是特某，适合当特务。我和关璞华走得近，接触密切，恐怕早在工宣队掌握之中了。邢师傅对我很信任，使我有幸看了他的档案。关璞华，父亲关祖京，是内蒙古大学化学系二级教授（当时该校级别最高的）。关璞华的曾祖父曾任清朝重臣，御前行走。关祖京1946年远赴美国留学，主攻化学，1951年归来报效祖国，先任教于天津大学，1954年志愿支援边疆建设，分配到新建的内蒙古大学。按说，关璞华出身在这样一个爱国的高级知识分子家庭，生活优裕，从小就受到良好的教育，怎么会写反动标语呢？如果一口咬定是瞎写的，有可能蒙混过去。可惜，一个14岁的孩子，家教又很好，撒谎的本领没人教！以下是关璞华交待自己的反动思想是如何形成的——原来，关璞华的奶奶尚健在，跟儿子关祖京一起生活。每逢关璞华和他哥哥争好吃的，老太太就摇头叹息，唉，可怜呀。一次中秋节家里分月饼，小孩子家自然想多得到一个半个的（当时是三年自然困难时期，月饼是很稀罕的）。 他奶奶说：唉——，过去我们家里，月饼都是整篓子送来的，什么稻香村、宏新号、王记，凡京城有名的糕点行，都会送来月饼。一篓子一种，贴着红纸，写上五仁儿、青红丝、松仁酥……我都不稀罕吃！都是分给下人吃的，看看你们哥俩，啧啧。直把这哥俩听的目瞪口呆，口水直流。奶奶、奶奶，你小时候怎么？关璞华的奶奶小时候，侯门相府，锦衣玉食。但这老太太并无大见识，只知前朝，不晓当代；经常把过去的富贵拿出来叨叨几句，就是当今微信中甚为流行的“晒幸福”吧。时间长了，给小孩子的印象就是我家过去的日子好，现在不好。关璞华的父亲在文革初期并未受到太大冲击，无官无职，大不了是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被贴过几张大字报、大标语，批斗几次而已。这样的家庭没有意识到大的风暴还在后头，缺乏危机感。真是“金风未动蝉先觉，大难临头死不知。”后来呢？后来简略说说吧，细节全凭你自己补充了，你若是不能补充，说明这个故事对你不合适。后来关璞华被全班批判，接着是外班批、年级批、全校批；关璞华的父亲、母亲在内蒙古大学批判；他的奶奶在居委会批。关璞华每天早早到班里，等待被批判，他神情沮丧，面目晦暗，却要强打精神。批判会上一直低头站着，回答各种问题，一遍又一遍地交待反动思想的由来，一遍又一遍的低头认罪。愤怒的声浪淹没了他——“老实交待！低头认罪！”“关璞华不投降就叫他灭亡！”会场上口号震天；义愤填膺、激情四射的批判发言一个接一个。射击需要靶子，关璞华这个靶子后来已被打的稀巴烂。再射击也没有多大意义了。他才14岁，心智不能算成熟，他肯定是迷茫的。广大的革命师生（包括我）加上工宣队、军宣队、于老师也不清楚，下一步的革命该怎么办？敌人不投降，就让它灭亡！关璞华已经认罪了，一遍又一遍地写罪行交代，流着眼泪深挖反动思想来源，他怎样才算投降呢？投降的答案没有，但灭亡却是有明显答案的——关璞华在家搜集安眠药，被他母亲发现制止；切腕，被他哥哥送医院抢救……真是福不双降，祸不单行，（因失血过多？精神过度抑郁？）关璞华患了严重的肝炎；回到班里，身体明显衰弱，眼珠都是黄的，人瘦了一圈，一副弱不禁风、摇摇欲坠的样子。他是不是离灭亡不远了？一个自己都不想活下去的人，上帝也无法帮助他。同学们都不敢和他说话，他也一言不发，就算谁胆大和他说话，他也不敢回话。我一直有监视关璞华的任务，对一个犯了大罪、快要死去的同龄少年、同学、过去的朋友，我一点也不敢帮助他什么，实际上也帮不了什么。告发、陷害也毫无任何意义，一艘将要沉没的船，无论你是向它抛救生圈还是开炮射击，对这艘船都没用了。后来，再后来，关璞华请病假，我随邢师傅一同去内蒙古医院核实了情况，工、军宣队同意他请假治疗。总之，关璞华已经是一只死老虎，再打也无太大意义，他消失不见后，好像大家也不再提起他了。初中毕业后，我和另一个同学想看看关璞华，他母亲把我们拒之门外，说他有病，不要传染了你们！从此再也没有见过他。也许是自己心存内疚，我一直在打听关璞华的消息（我有一个好朋友的母亲和关的母亲是很要好的朋友，又是同事），知道他1970年下乡插队，1973年被推荐上了内蒙古大学数学系（我猜，关的父亲是该校级别最高的教授，可能自感对不起这个儿子，动用在学校的一切人脉关系，使他上了内蒙古大学）。当然，关璞华是符合条件的，他是下乡知青，只要内蒙古大学招生时不要提起反动标语一事，其它方面不会有什么问题。以关璞华的聪颖和来自家庭的文化教育，在73级工农兵大学生里简直就是鹤立鸡群。他可以不必和那些小学没有毕业的同学一起补习文化课，对着X轴和Y轴发呆；不必和没学过ABC的同学一起念“狼狼赖夫前门猫”了（Long long life Chair Mao）。他直接去图书馆看英文资料，和英语老师流利地对话，到数学教研室探讨问题。五年前的关璞华如同扔在泥沟里的一条鱼，形影相吊、茕茕孑立，就要干枯了。上了大学后，这时的他真是死灰复燃、如鱼得水了。没有人知道1968年底关璞华请假回家后，一直在自学文化课包括英语，身份卑贱的沉重压力使他闭门苦读，发愤学习，这种来自内心深处的动力犹如百米下的深水从闸底喷射而出，其他人是无法体会到的。共同的屈辱使他的父亲发愤教儿子，反革命的帽子扣在头上，使他没有朋友、没有交际、没有干扰。逆境造就了多少人才，优裕的条件又毁掉多少少年？真是祸福相依，“成也萧何、败也萧何”！1976年关璞华毕业，留校工作，1978年正赶上恢复研究生招生，他轻而易举考取了北京大学数学系研究生。第一次上大课，来自全国各地的精英学子，云集一堂，加上旁听和进修的学生、青年教师，黑压压的坐满了大教室。著名数学教授孙某登台授课，开口英格利世（English）超长句子，大把的专业单词，语惊四座。教授大概是敲山震虎，问：谁听懂了？请站起来回答。在鸦雀无声中，只有关璞华站起来了，他用同样流利的英语回答了教授的问题，一时掌声雷动。教授大为惊讶，叫什么名字？哪里的考生？关璞华，内蒙古大学考生。此时此地，正应了那句时髦的话——使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后来，关璞华考上了赴美公费留学生。他的政治审查不可能过关，但关璞华下乡是下对了，知青的档案管理在公社一级，而公社并不看重这些纸片，一个娃娃搞了这么厚的牛皮纸袋有球用。他的档案记录从上大学前填写的那张招生表格开始，过去的一切都不存在了。他在美成家，妻子是来自中国台湾的女孩，学钢琴的。得中华传统之美德，贤淑端庄，自不必说。因妻子是来自台湾，又因台情报部门还算嗅觉灵敏的缘故，一些人请他参加一个有政治意图的聚会，主办人员提示他讲一讲少年时遭受XX党迫害的情况。你觉得关璞华是否赴会，是否痛说这段经历呢？他有权力控诉，可是应该控诉谁呢？关璞华的故事已是尾声了，但初中的故事还远没有结束。他最后婉言谢绝了参加聚会。对于主办人员请他控诉遭受迫害的游说，他微笑着说：我现在生活很幸福，过去的一切，对我来说都是一场梦。关璞华变得圆滑世故了吗？他真的忘记了过去吗？在我看来，他绝不可能忘记自己的这段经历，他即使在人生最后的日子里瘫卧病榻，成了痴呆，他可以忘记亲人的名字、忘记自己的生日，但他不可能忘记1968年。（关璞华的父母当时都在天津，他不能把自己的父母都出卖了吧？）让故事再回到1968年吧，当时，关璞华是被彻底从革命的队伍中清除了，还有两个同学自开学（当年8月底）就没来报到。这两个同学（其中之一就是王重奎）家里是近郊的菜农，可能觉得上这样的学浪费时间，不如在家挣点工分儿，打草养猪养羊更实惠。于老师为此去家访多次，做思想工作呗。可是这两家就认一个死理，家里缺劳力，娃娃大了，迟早也是回来做营生（指参加农业劳动），书就不用念了。于老师把革命道理讲了很多（我作为班干部，随于老师跑了两趟），苦口婆心，最后还是无功而返。农民的道理很简单但很扎实，你这学校也不念书，每天也不知道干了些甚，不如回家种地。是的，初中从未正经上过课，也没有发过课本。旧的已砸烂了，新的还没有出世。每天都是在轰轰烈烈地闹革命、贴红红绿绿的大字报、大标语。“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伟大领袖的教导，就是我们前进的方向和力量！于老师深刻地分析我们革命队伍产生逃兵的原因——农民不是无产阶级，所以不能成为革命的先锋队，他们只是革命的同盟军而已。下课后，几个同学在窃笑，噢，于老师同样是农民出身，原来也只是同盟军而已。这样，班里还剩46名同学了。我们还要在于老师的带领下，继续前进，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进行到底？怎样才算进行到底呢？这个底是什么样的？我们不知道，也没有人想过。1968年初冬的一天早上，天气阴霾、寒冷。我按时到了学校，走进教室，不由的紧张起来。因为学校的头头都在，有军宣队李队长、工宣队史队长、邢师傅、于老师，红卫兵纠察队的王老师、，还有一个叫不上来名字的老师，共六个成年人，黑压压地站了一排。他们个个神情严肃，黑着脸，一言不发。在这威严的气氛下，同学们陆续到了。早来的，像耗子一样悄悄溜到座位上；晚来的，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六个怒目金刚，十二只眼睛，就像探照灯在扫射着我们。我在座位上坐着，身体尽量蜷曲，好减少被照射的面积。这样的阵势，只有第一次批斗关璞华时出现过。出什么事了？每个人心中都忐忑不安。谁出事了？同学们面面相觑，每个人头顶上都悬着一把锋利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同学们都到齐了，没有人发出一点点声音，空气快要凝固了。突然，邢师傅伸手看了一下手表，然后声音洪亮地宣布：好！天天读时间到了，首先，由于德林老师带领大家学习毛主席语录。于老师手里拿着语录本（全班同学手里都有），向前走了一步，大声说：请同学们打开毛主席语录，翻到第七页第二段，“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这也和扫地一样，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这段语录是大批判会前的标准配置。再打开十九页，“什么人站在革命人民方面，他就是革命派。什么人站在帝国主义、资本主义……”这段话是提醒和警告，不要站错队！大家齐声朗读完若干很有针对性的语录后，该是图穷匕见的时候了！这时，于老师口气反而温和了一些：“今天我们开一个全班的生活会”。我的后背感到发凉，天呐！这哪里是什么生活会，简直就是批斗大会的架势！于老师接着说：下边，同学们自由发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每一个人的灵魂的群众运动，是一场彻底的革命；要对一切非无产阶级的思想和言行进行彻底的批判，绝不能让它们自由泛滥！这样的自由发言还是第一次，自由发言！谁敢、谁愿意享受这样的自由？一时间，教室里鸦雀无声，空气更加紧张，地上掉一根针的声音也能听到。终于，我们班里的一位女生、红卫兵书记（旧的党团组织被“文革”运动摧毁了，新的尚未建立，红卫兵组织是当时代替团组织的权威）李金枝站起来发言了。李金枝，家庭出身是工人，这个家庭出身在全班很罕见，也许是唯一的一个。在那个红色的革命时代，家庭出身太重要了。李身材瘦高、脸稍长，面皮白净，眼睛不算大，却是那种能表达感情、会说话的眼睛，加上有双眼皮配合，很好看；如果不是因为白净的脸上多余了一些白净的麻子，应该是属于接近漂亮的女生。李虽然是开始发言了，但还是吞吞吐吐，犹豫再三，那种为难自己的内心深处的挣扎，多年以后我才明白——她一定是几个成年人预谋好了而事先布置的一枚棋子。政治斗争可以说是最锋利的刃，少年不宜，少女更不宜，她正在割伤自己，然后才能割伤别人……李金枝吞吞吐吐地说：有些同学家庭出身有问题，但可以划清界限，站到革命人民方面，不应该替反动家庭说话，说自己的父母没有问题，不是反革命。比如我们班的，的，的塔娜同学。这时，邢师傅用力拍击桌面，大吼一声：“塔娜! 站起来！”这一声如晴天霹雳，如当头棒喝，邢师傅本来就是大嗓门，这一声怒吼，非常出人意外。雷霆之下，所有的同学都感到震惊。塔娜，一个再熟悉不过的女生了，和我小学同届、初中同班，又在同院住，她父亲和我的父亲在一个单位共事多年。我这里所说的十分熟悉，就是经常见到而已，那时男女生之间是绝不来往，从来也不说话的，一句也没说过。她是一个高个子的女生，在同龄女生中略显丰满，有一双大眼睛，满头乌发梳成两根短辫子。我在朦朦胧胧中觉得她很漂亮，或者说感觉所有漂亮女性所具备的条件她都不缺乏。对于我这样一个十四岁的少年来说，当年还远没有建立起对女性是否漂亮的评价系统。文革时期，几乎所有的女人都在刻意隐藏着自己的美丽，既不化妆，更不能烫发，也没有什么可以展示女性特点的衣裳。连冬季的护肤品，也不用雪花膏而用凡士林，以避免身上有香味。所以，那个时候世界上好像没有什么漂亮的女人。塔娜小时候，院里的邻居都夸她漂亮，父母都是有一定级别的干部，家庭生活优裕。她有一个哥哥，一个弟弟，独女自然是千金宝贝。父母爱之不尽，衣着整齐、世人夸奖。在学校里品学兼优，老师器重、同学羡慕；一个女孩子端庄大方、优雅高贵的气质往往就是这样培养出来的。塔娜就坐在李金枝前排，她们两个都是十四五岁的少女，一个温柔的女生在大庭广众、众目睽睽之下揭发另一个女生，这需要多么大的勇气啊！塔娜边哭边站起来，一个威严的声音制止她，“不要哭！先交待自己的问题。”哭声变成抽泣，这种强行压制痛哭的抽泣很强烈，以至于她抽泣得上气不接下气。于老师接着问：“你说过这些话吗？”他的声音很低沉，在平静中透露着不可抗拒的威严。塔娜的回答夹杂着抽泣，断断续续不成句子：“说……说过”。“你为什么要说这些？思想深处的来源是什么？动机是什么？？目的是什么？？？”“我……我觉得我……我爸爸不……不是反……革命。”再往下我不必写了，我也记不清这个“生活会”是怎样结束的，总之，下课的铃声像是发布了大赦令，我松了一口气，终于盼到下课了。塔娜在放学回家的路上，还一直在抽泣。可能打击来的有点太突然，也可能她以前从没有受过什么委屈和打击；总之她承受不了。然而，下一个打击更让她无法承受了。中午，我刚到家里，还没有来得及往嘴里扒一点吃的东西，塔娜的哥哥怒气冲冲找上门来。她的的哥哥（不写名字了，但愿他不要看到我的文字，否则有可能再次怒气冲冲地找我呢）是66届初中毕业生，不是我们学校的。当时他没有下乡插队，正闲赋在家，由于比我们这届学生大了三四岁，平时玩不到一起的。塔娜的哥哥长得高大英俊，看到他因为生气而绷紧并略显扭曲的脸，我有点害怕。一定是塔娜回到家里表现异常，肯定是放声大哭起来，她哥哥来我家想问个究竟。前面说过，我们住在一个院里，两家相距不过三五十米，抬腿就到。“塔娜怎么啦？”他一问，我放下心来，他不是找我算帐的，他妹妹挨批和我没有半点关系。我告诉他，塔娜在班里挨批了。啥原因？她私下和同学说自己的爸爸妈妈不是反革命，让一个女生揭发了，工宣队、军宣队……未等我说完，她哥哥紧接着问：她是怎么说的？我回答：她说自己觉得父亲不是……话未说完，塔娜的哥哥转身就走，好像更生气了。多年后我还在想，塔娜没说错什么呀，一个十四五岁的女孩儿，在那样的情况下，她还能说什么呢？大义凛然、怒斥工宣队……怎么可能呢？难道是我说错了？难道我应该对她哥哥说：你妹妹真厉害！断然否认自己的父亲是反革命，和六个成年人——工宣队、军宣队、班主任及其他老师进行英勇对抗、坚贞不屈……这样，塔娜的哥哥就不会怒发冲冠了吧？后来，我听塔娜的弟弟讲，这个当哥哥的回家就扇了妹妹一个大耳光，并且骂她。骂了什么，她弟弟没有说，大概是很难听的话吧？就这样，塔娜的两眼红红的，半边脸也有点红，大概没吃午饭，下午又准时到校了。挨批判期间不能请假，也不能迟到早退；请病假是掩耳盗铃，行不通的。后来，她就成了一个女版的关璞华，脸上从此失去了笑容，沉默寡言，形单影孤。男生不必提了，本来就不和女生说话；女生一开始也没人敢靠近她。后来班里再没有批她，党的政策是区别对待每一个人，是给出路的政策。但她自己把自己彻底与外界隔绝了！女生中间当然不缺乏有同情心者，也不缺乏胆量大的。我见到有几个女生（家庭出身也是有问题的）和塔娜说话，大意是劝她和大家一起玩儿，她什么也没说，神情冷漠，只摇了摇头。我忘记交待一件事情，就是当时塔娜的父母都不在家。1968年底，文革中的内蒙古，“挖肃”{注4}运动已是惊涛骇浪，她的父母都被隔离审查了，无法见面，也不允许通信。在优越的环境下，女孩子容易脱颖而出，像春天里的花朵，竞相开放、争奇斗艳；比如眼下就是这样。而在恶劣的环境下，比如战争、动乱时期，男孩子的生存能力更强。其实从那时起，塔娜就已经像娇嫩的花朵，未等开放，枝条就快要折断了。折断的原因来自学校，也来自于家庭。她在班级里拒绝了接近她的同学，于老师对她持批判态度；家里见不到父母，哥哥有成见，不会听她的倾诉，弟弟又太小。她的精神是孤独的，对一个十五岁的少女，实在是太可怕了。如果一个人在外面的世界里受到极大委屈，受到极大侮辱、伤害，甚至于被整个世界拒绝、抛弃，当他带着一个极其疲惫、破碎的心灵回到自己的家里，亲人会给他温暖，给他最温柔的抚慰，治疗他心灵的创伤，就会使他不至于失去生的勇气。家永远是宁静的港湾，一旦失去了停泊的港湾，伤痕累累的小船被拒绝进港，被迫返回惊涛骇浪的大海里，沉没只是迟早的事。文革中自杀身亡的人，大多是失去了亲人的理解，没有了理解，也就没有什么安慰，死亡就是最好的解脱了；这种事情很多，譬如作家老舍。前面已经交代了，班里没有再批判她，是她自己把自己和世界彻底隔离了。大概很少有人这样描写时间，当你被幸福快乐簇拥着，时间过得飞快，幸福总是显得很短暂；反之，无形的绳索把你捆绑在痛苦的十字架上，当你在地狱的烈火中熬煎着，时间就是酷刑的帮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无线电台，那时内蒙古还没有没有电视台）的播音员又用那神圣而庄严的声音在播放1969年的元旦社论：“一九六八年过去了，在即将过去的一年里，我们……”听！伟大的祖国又取得了这么多巨大的胜利！再听：“在新的一年里，我们要继续斗批改，深入开展……在新的一年里，我们要沿着毛主席指引的革命路线继续前进，去争取更大的胜利！”他老人家指引了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前进路线，这路线太伟大了，指引的是国家，而渺小的我却一直很迷茫，无人指引。1968年真的要结束了，塔娜的故事还没有结束，我会给大家一个交代的。记录到了1969年，下边简略给各位讲一下。69届毕业生（大概仅在呼和浩特市范围）真是命运的宠儿，全部分配到工厂！据说，有企业给革命委员会打报告，反映近四年工厂没有招收学徒工，工人队伍面临青黄不接的局面，招收农村青年不符合政策（当时有规定农村户口不能在城市落户，至今此政策依然）。革委会领导大笔一挥，于是这届学生就成了人人羡慕的工人。甘霖普降，但仍然有雨水偏少的区域；我们班就是一个旱情未缓的地方。于老师是一个坚持原则的人，家庭出身不好同时表现不好的学生不能参加分配，所以班里同学只走了一半。有的招工单位急需青工，提出毕业生有几个要几个，但于老师就是咬紧牙关不松口，事情就这样耽搁了。几个大一些的男同学得知消息后很气愤，去教员宿舍责问于老师，结果双方差点打起来。塔娜的情况是彻底没戏，因为家庭出身和自身表现双重原因，不能参加分配。她报名上高中也没戏，国家怎么能培养她这样的人！全班有十几个没戏的，都被于老师一股脑甩到下一届了，就是被迫留级了，这是1969年十月底的事。李金枝在毕业之前就参军入伍了，全校共招了五个，四个男兵，女兵就招了她一个。塔娜最后被分配到下一届的二班，当时叫一连二排，她想在这个班里努力成为可教育好的，却很快遭到挫折。起因是在分校农场劳动时，同学们收工回来路过的林地里发现弃婴，一个刚出生不久的女婴被遗弃在树林里。只见一个粉嫩的肉团在破布包里颤动着，发出微弱的哭声。除了塔娜之外，其他女生因为害怕都走了。天色渐黑，下起了小雨，一个号称是最胆大的男生用锋利的铁锹把连接胎盘的脐带切断了。塔娜脱下外衣包裹了几下，毅然把婴儿带回了女生宿舍。这下女生可炸了锅，有一个强悍的女生出头指责塔娜，一个年轻女孩怎么抱回来个婴儿！太出格了！这个女生不让塔娜进宿舍，她却坚决不肯扔掉这个小生命，只好抱着婴儿坐在伙房里。细节不说了，我只知道她把这个婴儿照顾了好几天，直到有人家表示要收养，她才撒手。后来，她又开始了沉默，在女生中很孤立。塔娜从69届毕业生被刷到70届，初中毕业了两次。命运没有再次眷顾70届初中毕业生，毕业后动员全部学生上山下乡。再次报名上高中又被拒绝了，原因不必多说，她只剩下一条路可走，那就是报名上山下乡。这次没有什么阻碍，家庭出身和表现都没有妨碍她成为了一名光荣的知识青年。塔娜报名上山下乡后，分配到呼市远郊的图各台公社老什气大队。当知青要迁移户口，她哥哥不给户口本；不是不同意她下乡插队，理由很简单：父母都不在家，当哥哥的做不了主，等家长回来再说。塔娜决心已定，拿了几件衣服和简单的行李就去了生产队的知青点，她大概觉得去农村劳动，是服从组织分配，已经是下到社会的最底层了，这回该没有什么阻挡了吧？没想到，刚干了几天农活，她就被赶回家了。原因也很简单，别的知青有口粮、安置费，农区每人300元（不发到个人手里，统一安排住房、第一年的伙食、农具等），她没办理户口迁移，什么手续也没有。知青点的组长让她回家去，不迁户口就别来了。当时，的确有个别人下乡了，但不迁户口，在知青点待上几天，等风头过去再回城里。塔娜有口难辩，只好在其他知青鄙夷的目光中默默地走了。她是什么时候开始有了问题的？没人知道。沉默啊沉默，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她没有灭亡，青春的生命是顽强的；她也无法爆发，要是三十年前，她可以投奔延安；要是三十年后，她可以勇闯深圳；可当时是1970年，无处可去。1971年的春天到来了，大自然并不理会人间发生的事情，依然是杨柳吐绿、桃李芬芳。她有了问题，沉默中会突然笑起来，让人感觉莫名其妙。还有其它症状和异常表现。1971年8月，塔娜的母亲终于从唐山学习班回来了。（1970.1.7——1971.8，中央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地点在河北省的唐山、古冶两地，内蒙古自治区直属机关干部全部参加，塔娜的父母、我的父母都在其中）这时，塔娜已经不会向自己的亲人倾诉什么了。让这段时间跳跃过去吧！我并非是不知道，而是不想写了。可能大家比较喜欢喜剧，轻松愉快，其实悲剧更真实。看看罗密欧与朱丽叶，看看哈姆雷特，梁山伯与祝英台，不都是悲剧吗？千禧年前，初中同学聚会了一次（1999年是毕业30周年），去了三十多个同学，场面很热闹。遗憾的是，我对许多女生都没有一点印象。初中仅仅一年多，我们同过班、同过桌，但并没有同过“学”。男女生之间从不说话的年代，互相没有印象是很自然的。但在众多的女生当中，我一眼就认出了李金枝。她依然很年轻，精心修饰化妆过，脸上的白麻子几乎看不到了。总之，改革开放以后女性享受到的一切进步和福祉全在她身上体现出来了。一件正红色的短羊绒衫，下面是深蓝色的长裤（红色和深蓝搭配是最好的），恰到好处地衬托出高挑的身材和柔软的腰肢。李金枝热情地招呼我，请我在她身边坐下。塔娜和几个女生在另一桌，在打招呼握手时，我特意仔细观察了一下，她和常人无异，美丽的元素仍然驻扎在她身上，岁月和苦难居然没有留下太多痕迹。女人呐，真是神奇的精灵呦！塔娜面部略显胖，这是激素治疗留下的痕迹；她和旁人交谈时略显木纳，对流行的话题和时尚的崇拜都不感兴趣。塔娜，1971年以后一直在家和医院之间盘桓，病情严重时不认识家人，曾经走失过一次，失踪了9天，她的家人在炼狱中整整煎熬了9天。她哥哥四处奔波、历尽千辛万苦后终于在包头市街头和她相遇。她表示不认识；既然不认识，围观的群众就不让带走，他哥哥在大街上长跪不起，泪流满面。1976年，塔娜基本恢复正常，她的父母虽然没有官复原职，但毕竟是恢复工作了。“女人很脆弱，但母亲很强大。”塔娜的母亲是女处长里最有口才的，几乎可以说服任何人，更何况她有一万个理由照顾唯一的女儿。当有的船已经到了大洋上扬帆远航时，有的船连港湾都没出就被恶浪打翻了；现在，塔娜这艘小船终于驶出了港湾——她被安排了工作！去呼市某家制药厂当了一名工人，其实七年以前，她本可以驶出港湾的！后来，她在岗位上干得很出色，全身心地工作和参加社会活动比任何良药更有益于她以前的病症。塔娜在1985年通过了成人考试，真是不容易，因为她自小学毕业后，十几年年没有上过课。塔娜拿到大学文凭后调到某事业单位，做化验工作，她一直不善于交际，这样的单位和工作对她来说挺合适。她一直没有结婚，和母亲一起生活。以她的容颜及其它条件，完全能够成为一位贤妻良母，可是她却没有自己的小家庭，既没有丈夫，更没有孩子。我们的聚会上频频举杯，相互敬酒，询问其他同学的情况，没有人提起关璞华，也很少有人提到班里的往事。李金枝像旋风般穿梭于几张桌子之间，她是交际能力强的女性，在仕途上应该是大有前程的。李穿梭到了塔娜所在的桌子，她和大家逐个碰杯，说着祝福的吉祥话。她春风满面，热情洋溢；塔娜也举杯相碰，笑不启齿。一切都过去了，现在的一切也都会变成过去。我们的过去就像留在沙滩上的足迹，迟早会被海浪抚平；那么海边的峭壁呢，也会被抚平吗？我这样想着，有点走神。后来，有人提议：让我们一起唱首歌吧！立刻得到多人附和，好！唱一个大家熟悉的。让我们荡起双桨，好！餐厅里立刻响起了我们的歌声——
于老师，聚会中同学们提到班主任时，大多都直呼其名，很少有人称其老师，大有不敬之意。他在我们毕业后（指69届），班里一同学的母亲找于大闹了几场，一直闹到校长办公室。其实有的老师对于的做法也颇有微词，因为其他班主任尽量把学生分配出去，几个班的学生几乎全都分配了工作，只有我们班，宁可招工指标作废，也不分配剩下的学生。就此事，也有老师在年级组教工会议上说：才十几岁的孩子就教育不好了，这不是唯心主义吗？于长期两地生活，老婆调不到呼市，加上学校的麻烦事（于不当班主任了，教政治课）。1972年底调回呼伦贝尔盟了。走前他再三叮嘱那位管人事的革委会副主任，千万不要把他的新地址告诉任何人。{注1}：一种男孩子玩的游戏，“加克儿”是大约三四寸长、形状如枣核的一截木棍，游戏的孩子手握尺把长的木板按规则击打“加克儿”。{注2}：原内蒙古师范学院附属中学，现师大附中，文革期间被改名为呼市16中。{注3}建国前后的“土改运动”初期，划分阶级时，东北地区有雇农这一成分: 雇农的生活完全依靠出卖劳动、即给地主、富农“扛长工”来维持，是农村里最穷苦的一部分农民。{注4}：1967.7—1969.6月，内蒙古自治区错误的搞了深挖“内人党”运动，约五十万人被迫害，近两万人被迫害致死。
文图由作者提供本号分享
表扬小号
就摁下识别二维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