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逝者丨冀朝铸：红墙第一翻译，见证中美关系70年
见证中美关系70年曲折变化
中国红墙第一翻译
冀朝铸去世
1979年1月29日，邓小平在美国华盛顿白宫举行的欢迎仪式上致辞，冀朝铸翻译
冀朝铸是当代中国历史上非常知名的人物，被誉为“中国红墙第一翻译。”
1930年，冀朝铸在太原市上马街同母亲合影
1948年在霍莱斯·曼-林肯中学的自画像
冀朝铸和他的美国同学
冀朝铸（后排左）抗美援朝立功后回国，与父、母、兄长合影留念
1952年，冀朝铸以英文速记员的身份参加了板门店谈判，1954年回国，到外交部工作。他作为一名速记员和翻译，从新中国真正登上国际外交舞台的“日内瓦会议”“万隆会议”开始，曾经给周恩来当翻译长达17年之久，见证了尼克松访华下飞机时同周恩来总理握手的历史时刻。他还为毛泽东在天安门上接见斯诺当翻译，为邓小平访美当翻译。他翻译技巧之娴熟、翻译用词之精准受到中外政要之赞叹。
1954，冀朝铸随周恩来参加日内瓦和谈
1960年代中期，冀朝铸在陈毅外长举行的中外记者招待会上作翻译，获得西方传媒交口赞赏，说他英语如“行云流水”般流畅，“宛若英国伦敦皇家广播公司的流利播音员”。美国著名评论家福克斯·巴特菲尔德在邓小平复出访美后，在《纽约时报》以《不可或缺的冀先生》（The Indisputable Mr.Chi）为题发表社论，这样评价冀朝铸：“冀先生非常宝贵”，他是邓小平、卡特会谈“不可缺少的人物”，因为卡特找不到“完全合格的从英文到中文的翻译”。
作为新中国外交舞台上的著名外交家，冀朝铸见证了打通中美关系的全过程：从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接见斯诺发出的最初信息，到基辛格秘密访华的破冰之旅；从尼克松公开访华的联合公报，到中国驻美联络处的艰难创立；从邓小平复出首次访问美国，到担任驻美使馆的公使衔参赞。
周总理与尼克松总统碰杯（左一冀朝铸）
1987年冀朝铸担任驻英国大使后，达到了他外交生涯的顶峰。他曾把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和先生请到中国大使官邸做客，英国《经济学人》杂志称赞中国和美国大使馆为伦敦一百多个外国使馆中两个最好的使馆，英国通用电气公司甚至成立了以冀朝铸的名字命名的奖学金。在经济贸易方面，冀朝铸任职期间，英国超过了意大利和法国，成为中国在西欧的第二大贸易伙伴，中英两国之间的贸易增长率高达两成左右，冀无疑为此做出了重要贡献。
1970年10月1日，毛泽东、斯诺和冀朝铸（中）在天安门上
1991年，经中国政府推荐，当时的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任命冀朝铸为联合国副秘书长，接替谢启美主管联合国技术合作发展部。1996年他卸任回国，担任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副主席……
（文图选自东湖居士美篇）
冀朝铸和汪向同结婚五周年纪念
花絮
冀朝铸王海容的图片公案
毛泽东外甥女王海容最出名的一张照片，就是她在首都机场迎接美国总统尼克松首次访华，号称“改变世界的一周”时，她作为首席翻译站在周恩来总理身后第一个。（下图）
这张照片是新华社摄影记者杜修贤拍摄
但遗憾的是，这是一张假照片。
据说，当时周总理特地把外交部英文水平最高的冀朝铸调来，作为尼克松首次抵京访华的翻译。
在首都机场，周总理对冀朝铸说：“小冀靠我近一点，每句话都得准确地听清楚，准确地翻译。”
只见“空军一号”缓缓地停下，尼克松和夫人帕特走出舱门向大家挥手，然后走下舷梯。
在还没完全走到舷梯下面时，尼克松总统就远远地朝周恩来总理伸出右手——据说此行前尼克松曾经仔细研究过历史，知道当年杜勒斯不肯和周总理握手的事情。尼克松的举措就是要向全世界表示，此行是美国主动的。
站在周恩来身后的冀朝铸，在多年后仍清楚记得这一幕。他说：“总理马上迎上去，我也跟了上去。我知道自己不能站得太近，也不能站得太远。” 然后，冀朝铸为尼克松翻译出了那句名言：“我跨越了辽阔的太平洋与中国人民握手。”
1972年2月21日的这一瞬间被无数镜头定格。第二天，站在周恩来身后那位高大的翻译——冀朝铸几乎出现在美国所有的报纸上。
奇怪的是，在中方发表的照片中，周恩来的身后却变成了王海容，原本是冀朝铸的位置变成一块空白。冀朝铸说，他也是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才知道自己莫名其妙地“消失”的。
若干年后，尼克松的女儿朱莉特地给他寄来了美国记者所拍的照片，冀朝铸这才又重新“回”到了总理身后。（下图）
至于为什么把冀朝铸换成了王海容，这个问题只能问周总理了。因为当时都是他老人家审稿定稿的。
当年新华社摄影部有个规定: 拍摄中央领导人的活动，在发稿和留资后，都要把剩余的样片和底片烧掉。那时候大家都老老实实遵守这个规定。现在我突然明白了：当年要大家把原底片样片统统烧掉，很可能就是怕以后被人发现修改历史。
延伸阅读
文革”的尾声及余波
1970年10月1日, 毛泽东、斯诺和冀朝铸 (中) 在天安门上
从1973年到1975年，总理直接安排我去华盛顿驻美联络处工作。1975年夏，在驻美联络处工作两年后我奉召回国，被任命为国际司副司长。但几星期后我又一次被派到外交部在北京北郊的五七干校劳动。这是第四次派我到农村和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也是我第二次去五七干校。我在农村时，总理与世长辞，那是1976年1月8日，全国都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中。
与此同时，由于毛主席健康恶化，在外交部一场剧烈的权力斗争，以前是隐蔽的，现在在新任外交部部长乔冠华和外交部那些“通天”的人之间爆发了。乔冠华在毛主席会见外国贵宾时被排斥在外，急于找机会重新参与这些会见。他派车到干校把我接回北京，住在他家里，嘱咐我不要告诉同事或其他任何人我回来的事。乔冠华于是详细告诉我那些“通天”的人加在他身上的不公正待遇，然后对我说：“小冀，你太天真了。她们一直想整死你，你却一点儿也没意识到。”
我当然意识到了，而且在乔冠华讲这些话很久以前就意识到了。我自己确实是那些人的牺牲品之一，我妻子也是。我不喜欢她们，她们也不喜欢我，但是我觉得在外交部又一次制造不和是危险的。按照周总理的指示，我已经通读了《资治通鉴》，对其中描写的一个发生在2000年以前的历史事件印象深刻。那是后来成为东汉第一个皇帝的刘秀，宽恕了他的死敌，结束内战，从此迎来了东汉王朝200年的和平与繁荣。
我敦请乔冠华部长向刘秀学习，我还提到周总理的豁达大度的处事态度，认为仇怨对任何人都没好处。
但是乔冠华苦笑着说：“小冀，你一点都不知道其中的复杂性。”他告诉我他需要见到毛主席，但他受那些“通天”的人排挤，不让他见毛主席。他说他是外交部部长，将任命我又一次做毛主席的翻译，这样毛主席接见外宾时，他就可以和我一起去毛主席的住所。然后他打电话给毛主席的秘书张玉凤，询问了有关安全事项，张玉凤问过主席后，表示同意乔冠华的安排。就这样，在毛主席和外国友人的最后三次会见中，我再次成为他的英文翻译。最后一次是会见巴基斯坦总理佐勒菲卡尔·阿里·布托。多年以后，布托政府被一次武装军事政变推翻，包括邓小平在内的世界许多政府首脑呼吁宽恕布托，但布托还是被吊死了。
我住在乔冠华家时，他告诉我他已经靠拢江青，从而在和外交部那些“通天”人物的斗争中得到支持。我吓了一跳，警告他这样做很危险，所有正直的人都痛恨江青，江青比任何人都坏。乔冠华又一次笑了，对我说:“小冀，这就叫做以毒攻毒。”
每次为毛主席翻译后，我都回到干校。那个夏天，1976年7月28日，唐山发生大地震，24万多人在地震中丧生。
9月9日，毛主席逝世了。
不久我被召回外交部，告知我已被选为联合国大会第一届委员会的代表。几乎在同时，在纽约我们驻联合国使团的驻地，我从收音机里听到“四人帮”已被抓起来的消息。外交部部长乔冠华立刻被召回国内。很快，我也接到通知立即回国。我们驻联合国的代表黄华通知我的时候显得很担忧。我不知道他为什么担心，我觉得“四人帮”终于被打倒了，“文化大革命”也该结束了，没有什么可以担心的。
事情很快就趋于明朗了。乔冠华受到公开批判，外交部部长的职务也撤销了，所有支持过他的人都要接受批评帮助。指定了国际司的三个人专门来“帮助”我。其中一个人那时在外地，从未到场，他后任驻外大使，我们仍是朋友。另两个人在国际司召集大会、小会批判我，不断对我施压，要我坦白和乔冠华一起“搞阴谋”的“罪行”。这时我还是国际司副司长，我的职务也没变。很快他们告诉我暂时不能参加和外国官员的会见和外交事务，紧接着他们又不准我参加部里和司里的会议。
在这些对我的斗争和“帮助”会上，除了这两个人，几乎没什么人发言批判我。实际上，不少同事都私下对我表示同情和支持。两位当时的处长，杨虎昌同志与后来成为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和驻美大使的李道豫同志，利用上厕所的机会提醒我注意那两个家伙下一步干什么。一些年轻同事知道我单独在办公室时，就借口给我送报纸或问有关工作的事儿，到我这儿来安慰我，肯定地说他们不相信那两个家伙能把我怎么样，用不着担心。
当外交部组织批判乔冠华时，批邓和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还在继续。当时我们最感兴趣的话题是邓小平是否会复出，什么时候复出。1977年7月的一个大热天，我和同事们正在地里干活儿，看见留在家里收听广播的同事又笑又喊地挥手向我们跑来，我们赶快跑到他面前，他上气不接下气地说:“邓小平彻底解放了!”所有人都跳起来欢呼，我们冲到五七干校的总部好好庆祝了一番。
在1977年末至1978年初的冬天，我被正式召回外交部。我作为国际司副司长的职务都恢复了。王炳南、黄镇和外交部其他高级官员与邓小平进行了多次深入讨论。
在一年的时间里，外交部那些曾经“通天”的人以及国际司那位年老的女副司长和那两个“帮助”过我的人，还有其他一些人都被派到别处去了。这样，随着打倒“四人帮”和“文化大革命”在1976年正式宣布结束，外交部用了一年多的时间清理整顿，澄清事实。
就全国而言，宣布“文化大革命”正式结束也并不意味着在那个动乱年代中发生的一切错乱立即结束，还需要两三年的时间拨乱反正。
冀朝铸英文回忆录《 The Man on Mao’s Right》
1978年12月18日，具有历史意义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成功举行，不仅标志着“文化大革命”最终被埋葬以及对那个年代的种种错误的彻底纠正，还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的一个新纪元。
上文选自《冀朝铸口述回忆录》
晚年冀朝铸
冀朝铸和夫人汪向同在山西太原上马街上马街合影
文图选自网络，版权事务请联络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