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和我

没有上过一天学的妈妈，凭借她的勤劳、聪明和大气，当年也曾佩戴大红花上过《浙江日报》

金珠钗，一个普通的名字，一个出生在义乌山村的不平凡女人。我要骄傲地对全世界说，她是我的妈妈。

因为家庭贫穷，妈妈小时候就曾被多次送到别人家，当过童养媳。因为贫穷，天资聪慧的她从来没有机会上过学校念书，从五六岁开始，就要在山林中抢扒树枝、树叶作为柴禾。她像山间岩石缝隙中生长出来的大树，具有原始的、顽强的生命力。

在我的记忆中，妈妈永远有使不完的力气。而且，她从不吝啬力气。她经常对我们说，人是靠“做”（干活）吃饭的。她还经常对我们说，人的力气是积蓄不起来的，人的力气越做越大。所以，妈妈总是卖力地干活，从不偷奸耍滑。从我记事起，她就是工厂（义乌电器厂）里的最苦最累的胶木车间主任。为了工作，她坚持原则，甚至不怕得罪替工厂加工产品而质量不合格的外婆。她还经常在其他工人休息的晚间，把工厂周边阴沟中的垃圾扫得干干净净。

1998年春节，全家福

在休息时间，她会带领邻居们，把我家所在居民宿舍周围的沟道打扫得干干净净。她有一股疯劲，人们有时叫她“疯婆”。她赢得人们的尊敬，在全厂，从年轻人到长她好多岁的老头子，统统叫她“珠钗姐”。她被评为劳动模范、省三八红旗手，曾担任多届义乌市人大代表。

52岁时，妈妈从工厂里退休了。为了让我们这些在外地工作的子女回家时有房子住，她“下海”了！在著名的“中国小商品城”的摊位上，她做了整整十年生意，经常扛着沉重的用大麻袋装的货物送进住几层高的顾客房间，最终买了上下两层的小排屋。后来，需要很大力气的生意做不动了，吃穿不愁的妈妈，依然每天在家中制作鞋垫，在义乌的街头巷尾骑着三轮车，与城管队斗智斗勇，摆着她的地摊，快乐地赚取每一枚铜板，在日常生活中挥洒着一个普通劳动者的汗水和满足，洋溢着一个普通生活者的慷慨和笑声。

2014年春节后，我们发现年已八旬的妈妈记忆力严重不好，就不让她回义乌老家了。她仍然天天在我家、姐姐家、弟弟家制作鞋垫，仍然在我家、姐姐家、弟弟家的附近，几乎天天摆着她的地摊，直到她2017年春节前出现严重疾病时。

妈妈永远是一个大气的人。她经常向我们宣传“出六进四”的人际交往理论。（即别人赠送我四分礼物，我要回赠别人六分礼物；后来我曾向学生解释“出六进四”的合理性，是熠熠生辉的民间生存智慧。）在物资严重匮乏的孩时，每次亲友送我们好吃的东西，往往又被妈妈转送给他人，引得我们家人（包括爸爸）一阵阵遗憾甚至愤恨。

她乐于帮助有困难的人。我记得，我们姐弟三人读大学后，家里住进了一位农村亲戚。一住就是三四年，在我家人的不解甚至不耐烦中，在我妈妈的鼓励、帮助下，屡考不中的他终于考上一个师专，从此走上幸福美好的人生路。在工余时间，学过裁缝的妈妈经常会帮助亲朋好友缝制各种衣服。几乎在每天晚上，我们都是在妈妈的脚踏缝纫机的声音（一点都不觉得烦躁，而觉得十分亲切）中进入梦乡。

妈妈是极其珍惜文化知识的人。

我们成长于“文革”年代。那是一个生产“白卷英雄”、流行读书无用论的年代。但是，妈妈用她那劳动者对知识文化的本能性的爱，用她作为一名童年时被贫困剥夺掉教育机会的劳动者所特有的对知识文化的渴慕之情和遗憾之感，使我们体会到知识文化的“高尚”。

2016年夏，高温40度，在弟弟家，妈妈依然不知疲倦地踩着缝纫机制作鞋垫

小时候，我们经常要干一些零活或杂活，以赚些收入弥补生计。但是，在任何时候，只要我们说要做作业，或去学校晚自修（说来令人惭愧，有时我们兄弟只不过想逃避干活或出门玩玩），妈妈就会马上叫我们放下手中的活去“学习”，而她自己却一个人在煤油灯下默默地干活。

1971年，我姐姐初中毕业，不想上高中，要去爸爸工厂里做临时工，赚钱。爸爸似乎鼓励这一想法，是母亲骂着、打着姐姐，逼她去学校交了上高中的学费。

长大后，我离开了妈妈，下过乡，又成为文革结束后恢复高考制度的首级（77级）大学生。在大学时，我比较喜欢买书，经常写信回家要钱，（后来妈妈曾经对我说，她很怕接到我的信）有一次我甚至花了二十几元（相当于妈妈当时大半个月的工资）买了一部《辞海》缩印本。我大学毕业参加工作后，妈妈一次在我房间突然提出要让她看一眼“那本很贵的书”。我心里一阵酸热。

2016年，妈妈和妈妈的地摊已成为弟弟居住小区内的一道风景线。当时她的记忆力已严重不好

大学毕业后，我就一直在大学任教。尽管存在种种压力和诱惑，我却永远也摆脱不了那种文化知识的“高尚感”，总不想让无聊事、龌龊事污染本应“高尚”的文化殿堂。无论身在何处，背后的“母爱”，总是让自己无法满足现状，学不会“混”，只能选择无止境的“做”。无论世界炎凉，背后的“母爱”，常常让我犯“傻”，让我琢磨自己“做”的事是否对得起生活在无止境劳作中的“衣食父母”。

1996年，38岁的我，带着风尘与削瘦，有幸考进南京大学在职攻读历史学博士学位。1997年，35岁的弟弟也在武汉大学开始了在职攻读工学博士生涯。2004年，49岁的姐姐，通过考试获得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是妈妈，教会我们习惯、喜爱、追求生活中那种艰辛而又不乏温醇的味道，天地间那种苍凉而又充满温煦的风貌。

2014年春节前，姐姐、池萍和我陪同三位老人游玩厦门，左起：岳母、岳父、池萍、母亲、姐姐、我

2017年4月6日，85岁的妈妈，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离开了妈妈，离开了妈妈的关怀，离开了妈妈的温暖，从此，如同龚自珍所说的“天亦无母之日月，地亦无母之山川”，我们的生活该怎么过？

我们永远地失去一个不断给予智慧的人生导师，失去了一个不断给予温暖的至爱亲人。

好在，我还有哥哥，还有姐姐，还有弟弟，还有牵手相伴三十一个春秋的爱妻池萍，还有大气、踏实、孝顺的儿子、儿媳，还有快满两岁、有时走路故意扭一扭小屁屁、不时露出一丝“奸笑”的“之悦君”（答应长大后给我买酒喝的孙子），还有……

2016年，妈妈、之悦君和我

我们坚信，妈妈希望我们继续走好人生路，健康快乐地生活。我们坚信，在天上妈妈的关注下，我们一定会是这样的。

妈妈，您可以毫无遗憾地离开人世，可以放心地到天堂与爸爸相聚。有一天，我们也会与你再次相聚。

请妈妈原谅我们以前的不够懂事，不够孝顺，原谅我这个自我要求不高、在服侍妈妈方面自称“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中等”儿子（但妈妈相当大度地夸奖我是个“上等”儿子）。

2014年3月20日，妈妈竖着大拇指，用义乌方言称赞我说：“龚国庆上等！”

如果有来世，我希望，我还能再做您的儿子。我希望，来世的您还是那么具有原始顽强的生命力，那么勤劳，那么大气，那么温暖，那么有担当，那么有智慧，但是希望您能够有条件上学，读书，能够对我们更温柔一点点……

再见，妈妈！

父母墓联（表弟石君一书写）：德泽千秋在，仁风百代传

外一篇

父  亲

我的父亲，1923年出生，名叫龚关球。父亲4岁时就没了我的奶奶，14岁时没了我的爷爷，从小给地主家当长工。

2000年7月11日，78岁的父亲因患肺癌去世。

父亲去世后，我没有像我母亲前年4月去世后立马要写一篇纪念文章的强烈冲动。

之所以没有强烈冲动，一是在我小时候，感受到浓郁的母爱的同时，似乎没有感受到浓烈的父爱。在我孩时的记忆中，父亲没有紧紧地抱过我，没有和我一起热烈地玩耍过。他不会骑车，更不会像母亲工厂的一些同事那样，骑车带着我，很刺激地冲下很徒的坡……

写文没有强烈冲动的第二个原因，是父亲不像母亲那样具有鲜明的个性，没有母亲那样的冲劲甚至疯劲，没有母亲那样的“大公无私”，没有母亲那样的坚强、大气、舍得（即“出六进四”）。而父亲与人交往时不太舍得，不够豪迈大气。我家与外界的交往、办事，主要依靠母亲。

写文没有强烈冲动的最主要原因，是父亲不像母亲那样具有辉煌的人生战绩，具有鲜明的人生印记。母亲是巿劳动模范、省三八红旗手，连续多届担任义乌市人大代表，带着大红花的照片曾登在《浙江日报》上。

母亲金珠钗与父亲龚关球在浙江师范大学门前留影。姐姐龚惠香是浙江师范大学数学系77级本科生，弟弟龚小庆是浙江师范大学数学系78级本科生，而我在大学毕业后一直在浙江师范大学任教

最近，我却经常从心底里泛起要给父亲写一篇纪念文章的冲动，而且越来越强烈。我越来越觉得，父亲值得一写。

父亲是一个勤劳、聪明、本分的人。

从我记事起，父亲就在国营义乌市副食品厂工作。父亲干活是把好手。全厂男女老少都尊敬地称他为“关球师”。在我的印象中，父亲似乎从不会偷奸耍滑。父亲似乎还兼任工厂工会的工作，兼任工厂食堂的记账工作。

因为从小是个贫困的孤儿，父亲从来没有机会上学校接受教育。通过夜校扫盲班之类的途径，以及平时喜爱阅读小说，父亲识了不少字。我读高中时，父亲读书时如有不认识的字问我，我一般也不认识。有时，在爸爸的枕头边，我能发现一两本竖排版繁体字的旧小说（有的既无封面也无封底，至今也不知道是什么书名），拿来捧着享受地阅读。在家里，爱好读书的父亲，给孩子也给母亲讲“三国演义”等等故事。睡在阁楼上的我们，就在分享中进入梦乡……

解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父亲就是义乌一家制造烟丝的工厂的工人。据父亲说，每年有三个节日，端午节、中秋节和除夕，老板会请工人吃酒宴。美妙的酒宴之后，工人们就要胆战心惊地去看挂着的写着自己名字的小竹牌（平时用于派活）下面，是否有老板写的“谢谢”两字。如果有“谢谢”两字，就意味着这个工人被老板解雇了。有一次，父亲自豪地对我说，在所有的师兄弟中，就他一人没有被“谢谢”。我觉得，父亲委实不易。他必须很勤劳，很聪明，很本分，才能从未被老板“谢谢”。

父亲是一个理性睿智的人。

虽然没有上过学堂念过书，父亲经常会有一些能抓着问题要害的人生智慧，会有一些影响深远的教育方法，会说出一些格言般的生活真理。

我们小时候，城镇居民（非农业人口），凭粮票到“粮管所”购买粮食。一个成年人，每月可以有24斤的粮票。未成年人，按不同年龄，有不同的粮票定额。如果凭粮票定量供应的粮食不够吃，就必须到“黑市”（自由市场）上，用更高的价格去购买粮食，以填饱肚子。一般说来，男孩饭量较大。我和弟弟两个男孩，凭粮票供应的粮食不够吃，缺口比较大。我曾听到父亲对母亲说：“小孩穿旧点破点没关系，但饭要吃饱。”即必须花钱买黑市粮。显然，父亲认定，（健康地）长大是硬道理。

1992年5月，上海动物园，与父母亲合影

小时候，父亲经常对我们进行忆苦思甜的教育。他说，六岁那年，做白糖（义乌方言中的“白糖”其实是一种糯米糖）的我爷爷就带他一起出外谋生，步行到过诸暨、杭州、临安等地，饿到捡烂桃子填肚充饥；在冬天，赤着双脚去地里拔胡萝卜；在冬天，没棉袄穿，只能在背上垫上一块棉花保温，等等。作为小孩的我，当时听起来，觉得有点烦。但是，在我后来的生活中，我会经常想起父亲的这些回忆，会更加珍惜现在的生活。

父亲还会经常讲出一些人生的至理名言。他经常说：“一个人一辈子只要有一样（手艺）好就行。”裁缝做得好，字写得好，二胡拉得好，木匠做得好，书读得好，球打得好，等等，都不会饿死。确实，一个人有一样好的手艺或才艺，就可以在社会上谋生，安身立命，安居乐业。直到现在，我有时还情不自禁地展开思想，如果一个人走路比所有人都快，跑步比所有人都快，跳得比所有都高、都远，有一样就行，嘿嘿……

父亲还经常讲：“一个人，年轻时苦不算苦，年纪大时苦才算苦。”这句话，既有“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的智慧，又包含对老年人生活辛苦的慈悲情怀。

父亲是一个懂得享受、知足常乐的人。

父亲似乎比较现实，比较顾及个人眼前需求的满足。父亲烟瘾较大，半夜起床都要抽几口烟，每天要喝两顿酒（酒量却不太大），经常自酿米酒，偶尔也会赏给我们一团用来制酒的糯米饭，他领到工资后，留下自己的饭钱和烟酒钱，然后把余钱交给母亲以维持全家生计。

父亲身体好像不太强悍，生过肺结核，常犯胃病，脖子上生过瘤。所以，他还没到退休年龄，就早早要办“病退”手续，好好享受退休生活。因三个子女正在读大学，经济拮据，母亲说服他继续工作。等到我和姐姐大学一毕业，父亲就立马办了提早退休的手续。

父亲退休后，一些乡镇企业愿意以较高薪水聘请具有好手艺的他当糕点师傅。父亲要享受退休的生活，义无反顾地拒绝了。而母亲从工厂退休后，为了让我们这些在外地工作的子女回家时有房子住，在著名的“中国小商品城”的摊位上，做了整整十年生意，经常扛着沉重的用大麻袋装的货物送进住几层高的顾客房间。

需要在家里烧菜烧饭的父亲，对母亲做生意，很不理解，很不高兴，经常数说母亲不会享福，像骡子一样，不负重就不会走路。后来，他有时也帮母亲干点小活。最终，母亲凭自己的辛勤劳动，买了上下两层的小排屋。住上新房的父亲，对母亲的成就，还是表示了感谢。父亲的后勤保障之功，也不可埋没。

父亲退休后，天天早晨跑步锻炼身体。一天很有节制地搓两、三个小时麻将。搓麻将时，如果手气不好，他就会很理性地退出游戏。父亲退休的生活，简单而美好。吃饭时配用着盐和辣椒拌的生豆腐，就是美餐。由于当过糕点师傅，他可以在家里做出美味的腐乳，成为儿女们返程携带的抢手货。我们开玩笑说，让父亲租间店面屋，销售“龚爷爷牌”的腐乳。父亲还利用县城附近的边角地种点蔬菜。

作为三个大学生的父亲，他光荣地生活在县城里，满足地享受着周边人们的羡慕和尊重。

退休后的父亲，在经常沿着旁边小道上跑步的铁道，与当时在武汉水利学院工作的弟弟合影

父亲虽然只是一个普通的劳动者，似乎不够杰出，没有很多光环。但是，父亲对我们兄弟姐妹的影响是基础的、广泛的、深远的。

小时候，我们一家五口生活在二楼的一间居民宿舍，约24平方，上面有一个木头小阁楼。夏天，阁楼上太热，我们和父母都睡在下面。我们或睡在父母身边的另一张床上，或干脆睡在水泥地上。其它季节，我们就睡在阁楼上。房间里，没有抽水马桶。父母床背后，有一只木头马桶，快满时就拎去倒在附近生产队的大粪坑中，每月可从生产队获得2元钱的肥料费。

有时候，晚上或早晨，父亲经常一边蹲着马桶，抽着旱烟（比抽香烟省钱且过瘾），一边与母亲聊着生活中的各种话题。呼吸着飘上阁楼的烟气，从父母有一搭没一搭的聊天中，我们对社会生活，多了一些教科书以外的了解，有了一些非意识形态的鲜活感受……

父亲是一个具有历史感的人。我小时候，有一天睡在阁楼上，听到父亲正在劝说母亲同意购买一个座钟。他对母亲说，将来儿子可以指着钟对孙子说，这是爷爷买的钟。

现在，父亲买的座钟已经损坏，不复存在。但我觉得，在我们兄弟姐妹的身上心里，永远渗透着父亲和母亲的双重影响。作为上够不着天、横看不到海、下接不到土壤深处地气的县城孩子，我们兄弟姐妹始终坚守劳动者的本分，企图靠自己的诚实劳动活着，活好。

父亲去世前一天，我因为要寻找东西，打开了父亲的衣箱，发现里面的衣服干干净净而且叠得整整齐齐。我感到十分震撼。听我说此事后，弟弟感叹道：“干干净净绝不拖泥带水，原来父亲在每一个细节上都是那么的清白。”

早先，父亲只要生点毛病，就会似认真似玩笑地说，自己是否生癌了。可是，当真的身患肺癌后，父亲却没有一次说自己已经生癌。我们家人也没有向他捅破这层纸，直到最后。

一天，我陪他在家附近的铁道边散步。当时，有一群老人在一个亭子里说说笑笑。当时78岁的父亲，指着当中的一个高个子老人，羡慕地对我说：“他已经九十多岁了。”

即使能活到九十岁，父亲也已离世好几年了。活长，固然重要。但是，再长，也是一刹那。把每一天过好，每一天努力让自己以及身边的人健康开心，应该最重要。

父亲身患重病后，母亲、姐姐和我曾经陪着他到杭州的医院咨询病情以及治疗办法。在回到义乌的路上，他对当时身体不太舒服的我嘱咐说，像他这样的老人，生点毛病不要紧，像我这样的年轻人，一定要保持身体健康。

有时，我不禁遐想，假若有轮回，父亲又已是一条十八岁的好汉。说不定，年当“耳顺”的我路过某个十字路口时，某个年轻好汉正对我微笑，与我擦肩而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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