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年丨张亦峥：我和《天鹅湖》 沾边儿的记忆碎片

流年丨张亦峥：我和《天鹅湖》沾边儿的记忆碎片

张亦峥新三届 2021-04-25

作者简历作者在叶卡捷林娜二世的皇村外的雪原上
张亦峥，1950年代初期生于北京。1960年代后期赴山西、黑龙江插队。1970年代末期开始小说写作，两三年止。1980年代初期从事新闻出版工作。参与两本省刊和两本国家期刊的创刊、策划、采编及终审工作直到退休。

原题

我和《天鹅湖》

沾边儿的记忆碎片

作者：张亦峥

1959到1960那两年，我七八岁。在中国人民大学子弟小学读两到三年级。

那时候有一本书叫《科学家谈21世纪》。书里一段我记得最清楚。因为书上说，2000年元旦的晚上，我们都可以坐在家里，看电视转播莫斯科大剧院的芭蕾舞。我计算了一下，2000年我48岁。要是不死，我就能看到芭蕾舞是什么样的，莫斯科大剧院是什么样了。

那时候，学校正组织我们跳集体舞。我就琢磨这芭蕾舞是一种什么样的舞蹈啊？和集体舞、新疆舞有什么不同啊？问同学，问老师，他们说，芭蕾是一种完全用脚尖儿跳的舞蹈，那演员比敦煌壁画里的飞天仙子还要好看。还说，芭蕾舞中最好看的是一个叫做《天鹅湖》的舞剧，舞剧的音乐，是苏联一个叫什么什么司机写的。

当老师组织我们讨论这本书时，我问老师那个写《天鹅湖》司机写到底是谁啊？他开吉姆、伏尔加，还是胜利20？老师笑了，说作曲家叫柴可夫斯基，不是开车的司机，也不是苏联人。他写这个曲子的时候，还没苏联呢。那时，苏联这块土地的大部分还叫俄罗斯呢。我说，是不是和我们中国以前叫大清国差不多？老师说，是差不多。你人不大还挺能联想的。我又问，这个《天鹅湖》好看吗？老师说，好看。是天鹅和王子的爱情故事。很美丽。可是，在当年的我看来，爱情是我根本就不能理会的东西，还是莫斯科大剧院更让我好奇。何况还是苏联老大哥造的大剧院。

至于那个叫柴可夫斯基的作曲家，虽然名字很长，但我不知怎么还就记住了。一直记到今天。

为此，上俄语课，我从来都是很认真去学的。我们的俄语老师是大学俄语教研室的老师，白白胖胖，但很好看。她说话的声音软软的，细细的，很好听。她有三个孩子，也都是又白又胖很好看。后来，我大了些才知道，这个老师有俄罗斯血统。她是不是苏联专家，我就记不清了。

好像就是在那时候，学校组织我们给莫斯科的小学生写信，交朋友。跟我们通信的苏联小孩儿，叫什么我记不清了，无非就是别佳、阿廖沙、谢尔盖之类；学校的名字，无非就是火星、红旗、伏尔加之类。那时候，学校的课外活动多得很。什么少年宫的美术组、航模组、朗颂组……多得不胜枚举。有几个周末，我还曾跑到北海少年宫学习外伤救护包扎呢。所以，这些苏联小孩儿不过是我们丰富多彩生活中的锦上添花而已。

后来，不知道为什么俄语课就停了。听说是苏联专家撤走了。我就不明白了，学俄语和苏联专家撤走有什么关系呢？

可是，就是有关系。再也没有别佳、阿廖沙、谢尔盖们的来信了。这时候，我有了那么一点点的失落，但这种失落就像是一块石子落入湖中，溅起的涟漪，很快就消逝了一样，水面又恢复了平静。

再后来，苏联这个名词就被苏修取而代之。而且和美帝并列成为我们的敌人。那个赫鲁晓夫也成了赫秃子。这时候，我已经上中学了。我又有点儿不明白了，诞生过卓娅和舒拉，成长过马特洛索夫和斯捷潘诺夫卡的国度，怎么这么快就成了我们的敌人了呢？

可是，学校才不管你明白或者不明白呢。示威游行，几乎成了学校里的必修课。我走在穿行于海淀南大街的游行队伍中，我就想起那些曾和我们有关的别佳、阿廖沙、谢尔盖们。我忽然想到，这时候，他们是不是正在红场，或者阿尔伯特大街上，也群情激昂高呼着反对我们的口号？也挥舞着彩纸糊成的小旗义愤填膺？这么一想，我便释然了，不再犹豫，跟人们一块响亮地呼喊着口号：打倒苏修！打倒美帝！直到喉咙嘶哑。

只是闲得无聊时，才会偶尔想起，2000年元旦的莫斯科大剧院，想象一下，坐在家里就可以观看那里演出的芭蕾舞《天鹅湖》。能吗？我常问自己，再待几十年，科学就能那么发达吗？家里的电视都能看《天鹅湖》了，那还要大剧院干什么？

我当时还不知道，哪儿用40年啊，10年以后的1970年墨西哥世界杯，通信卫星技术就首次实现了全球转播世界杯足球赛的壮举，当时全球有6亿观众收看了这届盛会。而且慢镜头回放技术也首次亮相。那么，一个舞台上的表演就更不在话下了。只不过当时，我还没有像后来那么在意这个芭蕾舞《天鹅湖》。我在意《天鹅舞》，是因为突然有一天，舞台上除了八个戏，别的差不多都消失了。

1968年，我16岁。这年冬天，用现在的话讲就是，一列绿皮车把我们一千多北京知青拉到了黄土高原的腹地。那时，我们的身份是知识青年。其实，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没有知识的青年。

记得第一年麦收，我拿了把镰刀泼麦，泼到地头儿，镰刀一扔，躺在地上就起不来了。无论谁喊谁叫，谁踢谁打，老子就是他娘的不起来了。

后来，就是深翻土地。熟土变生土，阳土变阴土，要是能长好庄稼还就成怪事了。可是，我还是傻呵呵抱着把钢锨，翻来翻去，乐此不疲。第二年，麦子长得比马莲高点儿有限，让你泼没法泼，拔没法拔，活该饿肚皮。

再后来又兴起了大会战。几乎是夜夜挑灯，天天会战，各种会战打年头战到年尾，24小时边轴转，苦干实干加23干（据说23干是我们队长的口头禅，把巧干念成了23干）。战的是啥，我已经记不住了，连困得带累，倒在地头，烟才抽半截，人已睡成了死猪。

还别说，记住了修水库。全公社十八个大队，成千百上千的劳动力聚到我们村堆大坝。人黑压压，马不停蹄堆土方；自制的炸药崩崖壁，那轰轰的炮声赶得上年三十的爆竹一般热火朝天。有个一队的社员，还为此献出了年轻的生命。水库最后浇没浇地，浇了多少地，我就不知道了。因为水库还没修成，我就一丫子蹽到东北那疙瘩去啦。1988年，我回村看了一眼那个水库。水库的大坝已经被泥沙漫过，影踪全无；蓄水的库区长出一沟碧绿的莲叶。陪我的老乡，还从里面拔出一支足有三尺长的白藕，非让我尝鲜，咬一口还真是脆生生甜丝丝。老乡说，水库到了也没浇成几亩地，没几年就倒灶啦。倒是生出一沟好藕。咱村藕甜，塬上塬下名气大得很！

就从水库崩死了人，哥们儿就不再干活儿。求人用铁条焊了个支架，架上画板，对着远处的中条山涂抹起来。真事儿似的玩儿起了写生。有时候，还拎个画夹田间地头给人画像。画小娃，画老头儿，最有意思的是给死人画像。那时候，村里人没钱照相。死的时候，家里祭奠，才想起死人没有照片，就找人画像，冲着死人画，还得比着死的样子琢磨活的样子。确实是个要求展开想象的活计。多亏那时有这个底子，后来，我才能换上另一种描绘，就是写小说。小说同样要有想象。完全是一种形象思维的能力。就像是钱浩亮唱的《红灯记》：有妈的这碗酒垫底，什么样的酒都能喝。

喝多的时候，又会想，我能不能活到2000年？能不能看莫斯科大剧院的芭蕾舞《天鹅湖》电视实况转播啊？

因为那时候，贫困空虚的插队日子，迫使我们差不多都学会用一本叫《外国民歌200首》的歌曲集来排遣忧愁困顿了。只是稍稍有点儿缺憾的是，这歌曲集里没有《天鹅湖》。后来，有个同学根据他听来的《天鹅湖》曲调转成简谱，教我们哼哼《天鹅湖》曲调。虽说只有曲儿，没有词儿，但矛盾的是，这丝毫不会影响到我们的情绪，没词更好。那曲子特有的节奏，尤其是《四小天鹅》那个章节，我们用口哨吹出的欢快乐符，更能让我们展开无限美妙的联想。

我们那干涸的精神生活，润泽起来，似乎一潭死水样的乡村生活也泛起了波澜，升腾起不绝如缕的朝气。原来，口哨吹出的《天鹅湖》，在那个年代也会给我们带来意想不到的乐趣，而且，远比通常意义的苦中寻乐，来得更为深远悠长。

《天鹅湖》经典的四小天鹅

春节，我们回北京探亲。大家奔走相告，海淀工人俱乐部正在演那个著名的苏联电影。果然，电影里有那个十分短促的镜头，一个穿着疑似鹅毛短裙的少女，高扬着她修长的大腿……简直太特么震了！震得我们昏睡的青春突然就苏醒啦！我们全身澎胀，热血激荡，发出无法扼制的惊叫。这特么极为短暂的一瞬，让我平生头回瞥见了外国少女的裙底风光。

当年那惊艳一瞬

我们放肆地叫着：

还没看清，就他妈没了！

知足吧，你他妈还想怎么看清！

真他妈是极品中的极品！

我们热烈地叫骂、讨论。

据说这只是《天鹅湖》的一个片断，但这足以令我们神魂颠倒，欲罢不能啦。要是完整的一部，我想象不出会是怎样的身心震颤。

此后，凡是知道哪儿放这个电影，我们都会兴致盎然莅临现场。只要出现这个镜头，我们总会吆三喝四，并伴有此起彼伏的口哨，尖锐呼啸，掠过全场。自然，每每闪过这个镜头，我们也就轮胎泄气般草草收场。虽说意犹未尽，却找不到继续发泄过剩精力的去处，打道回府也就成了常态。

又过了10年。

1978年。这年我26岁。学校放寒假，我回北京。正好赶上多伦多交响乐团来北京首演。我本来不想去看。可我妹说，这张票是她花了两张大团结才弄来的。两张大团结，差不多是她半个月的工资。她说，你就是不喜欢交响乐，看看首都体育馆长什么样也好呀。的确，对我说来，看看北京的建筑什么样比看交响乐，似乎更直接。再说了，万一曲目上有《天鹅湖》呢？让我重温一下和《天鹅湖》有关的场景，不就是追忆我行将逝去的青春年华吗？是不是也挺有趣儿?

坐在体育馆的看台上，我东张西望，留意起这个新建的体育馆，但总觉得远没有我想象中的宏大辉煌。我便把注意力转投了交响乐。要了一张演出的曲目单，我在上面仔仔细细搜寻，再怎么眯着双眼，怎么找，也没能找到《天鹅湖》。

我失望之余，又在想，交响乐，那是给有知识有文化的人看的听的。而我一个曾经的没有什么知识的知识青年，怎么能看得懂听得懂呢？尤其是这种全部是大中小提琴、小号、长号、圆号、长笛、单簧管、双簧管之类西洋乐器演奏的乐章。所以，我坐在首都体育馆的看台上，翘着二郎腿，叼着烟卷儿，吐着瓜子皮儿，就一点儿也不奇怪了。

就在这个冬天，有人跟我说，知道吗？写小说也能换钱呢。

我说，是吗？怎么换？

他说，一个字3厘到7厘。一个短篇小说几十块吧。

我说，可是你让我写什么呢？又有什么好写呢？

他说，写什么？写你插队的故事呀。

我说，虽说插了差不多十年的队，年头比八年抗战还长，可那个小山村有什么好写的呢？

他说，实在没的写，你就写写和《天鹅湖》有关的故事吧。

我动心了。第二年春天写了我的第一个小说，虽说和《天鹅湖》关系不大，但写的还是我们无知懵懂的青春岁月。

写完，寄给《北方文学》编辑部，6个月以后换来第一个50元。也算是聊补无酒之饮了。

就在这年春天，我有幸跻身全省青年创作大会。这是我的小说起点。虽说，我只写了不到两年，也没出什么彩，但却铺平垫稳了我从事新闻出版的终生职业。

又过了差不多20年。

1997年，我作为一家央媒的特派记者赴巴黎采访法国世界杯组委会高层。采访的间隙，我逡巡于巴黎街头。

那时候，香榭丽舍林荫大道上，还没有那么多背着大包小包，拖着拉杆箱，来抢购LV、阿玛尼、巴宝莉、香奈儿之类的同胞；那时候，卢浮宫里也没有高声大嗓，旁若无人的黄皮肤黑眼睛；那时候，酒店餐厅里客人早餐时还是静悄悄的。所以，在那个夏天，我能忙里偷闲，游览塞纳河，参观卢浮宫，静静地坐在协和广场的长椅上，漫不经心地吸上一支万宝路或者一支英国小雪茄，看着仪态万方的巴黎女人，在我眼前晃来晃去。

我不得不想一下，既然到了巴黎，要不要去红磨坊，喝上一杯波尔多庄园红酒，瞥上两眼那些浓妆淡抹前凸后翘的巴黎女人的现代舞。又一想，那得要花多少法郎啊？这种奢靡可不是我一介前知青所能承受的。还是算球吧。何况我忽然又想起儿时就憧憬的莫斯科大剧院，和大剧院演出的那个叫《天鹅湖》的芭蕾舞。

再过不到一年半就是2000年了。就会有《天鹅湖》的电视转播了。电视时况转播对于受众说来肯定是免费的。再说，一个现代舞能比久负盛名，且闻达全球的《天鹅湖》更高雅更优美更动人心弦？还是等着看2000年元旦的莫斯科大剧院的那个叫《天鹅湖》的芭蕾舞吧。况且，还经济而且实惠。

虽然我知道，苏联早在1991年12月就解体了。莫斯科大剧院的芭蕾舞《天鹅湖》，该是以俄罗斯的名义了吧。

2012年，我已经60岁了。也没能看到在我8岁时读的《科学家谈21世纪》说的莫斯科大剧院的芭蕾舞实况转播。倒是在北京玉渊潭南路的基辅罗斯餐厅，亲眼亲耳看了听了前苏联红旗歌舞团功勋演员的现场合唱和独唱。他们唱《灯光》，唱《在我小小的花园里有朵玫瑰花》，也唱《列宁山》和《共青团员之歌》，前者他们唱得深情而欢快；后者他们唱得豪迈而铿锵。

苏联已经解体20年了。我不知道这些前苏军的功勋演员是以俄罗斯人的名义，还是以乌克兰人的名义？

我周围的那些暴发户或者达官显贵，已经不满足于前苏联人仅仅是歌唱了。他们扬着手里的钞票，颐指气使，大呼小叫：

来个水兵舞！

来个踢踏舞！

来个马祖卡！

这些男女演员们就穿梭在餐桌的余出的空地上，弹簧步、马步、跑步、跳步、踏步、进退马步、摇篮马步轮番转换，并且快速地跑动、跳跃、剧烈地旋转。他们面色通红的脸上已经汗水涔涔，甚至滴落到地板上，但他们仍然围着那个拉着手风琴，上了岁数的老男人，竭尽全力地用脚尖、脚跟或者脚掌击打着地板，发出劈里啪啦的声响。于是，女人的舒展柔美，男人的刚劲洒脱便尽现无遗淋漓尽致了。

但是，我感觉更多的却是他们流落异乡的无奈和悲壮。

而我的同胞们似乎已经忘记了刚才的大呼小叫，他们大口灌着毕尔或者伏特加，大口嚼着牛排或者蛋卷，大声喧哗着他们的道听途说。只是偶尔有一搭没一搭瞥上一眼那些满身冒汗，且汗流不止还在剧烈旋转的前苏联人。

这些前苏联人真是白白作践了自己的一身技艺。连对牛弹琴都不如。我真为我的同胞的傲慢狂妄，嚣张无礼，而无地自容。更为自己的事不关己，默然无声，而羞愧难当。

我不敢对视这些前苏联人隐忍的眼睛。这些当年苏维埃联邦的功勋演员的眼睛。

就是在这之后的元旦那天深夜，我胡乱折腾着电视摇控器，搜索着节目，碰巧就碰上莫斯科蓝光音乐会的实况转播。而且是刚刚开始。虽然不是《天鹅湖》，但我竟然能兴致勃勃看下去。

终场时，我把莫斯科蓝光音乐会和维也纳金色大厅新年音乐会做了一番比较。不知什么原因，我还是更喜欢蓝光音乐会。也许是多年没能实现的夙愿使然？也许是儿时那个盼望使然？也许是蓝光更为活泼更为幽默更为俏皮？也许是因为，1980年代初期，我做过几年《苏联文学》杂志的特邀评刊员？谁他妈知道呢。

2015年早春，我站在波罗的海南岸的风雪里。我从没见过那么纯净的雪花。软软的，湿湿的，暖暖的，落在我身上，罩着身后明黄色彼得大帝的夏宫。

我身后就是雪雾笼罩的明黄色的夏宫

我忽然觉得，正是这白白的，净净的雪花使然。

虽然，直到今天我也没能看到莫斯科大剧院《天鹅湖》实况转播，但有关《天鹅湖》零零碎碎的记忆残片，却差不多陪伴了我莫名其妙的一生。

张亦峥写字楼

原载微信公号30号院，由作者提供本号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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