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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享家 | 庄稼婴:您最想改变世界上的哪一件事?

庄稼婴 新三届 2021-04-24

作者简历


庄稼婴,1953年生于上海,1969年赴黑龙江插队。华东师范大学外语系毕业后,任教于上海外贸学院。1982年赴美,获加州大学博士,1987年以来在美国高校从事外语教学及院系管理工作。曾在《收获》《当代》《小说界》《小说月报》《上海小说》发表过若干中篇小说。


原题
如果世界上
有一件事需要改变




作者:庄稼婴



在宇宙一百万亿可居住的行星中,我们在一个小小的行星上,生存的时间非常短。我们何必装腔作势,让自己显得伟大特殊?我们需要像孩子那样,保持着好奇和谦卑,认真去探索世界,探索宇宙。

哈佛大学的官方新闻网刊《哈佛公报》,2019年6月至7月开辟了《焦点》栏目,邀请哈佛大学各学科的教授回答同一个问题:您最想改变世界上的哪一件事?

有六位教授回答了《焦点》栏目的问题。本文将陈述他们的回答,从中我们可以追随学者的视角和思路,来观察分析周围的世界。

六位教授要改变的看似身边小事,他们的分析却把我们带到理性思考的层面。我们可能会自然地联想到自己的所见所闻,提出类似的或者是全然不同的问题,借用他们建议的方法和自己拥有的独特思维,分析来龙去脉,反思自己的言行,得出我们视为合理的结论,以此来挑战自己的局限,扩展视野和思维的空间。

一.分清感觉和事实
 
哈佛大学心理学教授史蒂芬·平克(Steven Pinker)是一位卓越的实验认知心理学家和世界顶级的语言学家,也是语言、思想、人性方面的著名作家。他提醒世人:轶事不是数据。

哈佛大学心理学教授史蒂芬·平克
 
平克教授发现,许多领导人、政治家、记者、知识分子、学者都不可避免犯“认知偏见”的错误。他们往往根据道听途说的轶事和图像来评判世界,而不是根据数据和事实。
 
他举例说,特朗普总统上任的时候,美国暴力犯罪率处于历史低点;而总统看到的却是美国正陷于一场“大屠杀”。
 
布什总统创建了一个庞大的联邦新部门,发动了两次破坏性战争,为的是让美国人免遭恐怖主义的伤害。实际上,历年来死于恐怖主义的人,远远少于死于蜜蜂叮咬和雷击的人。
 
普通人的认知偏见也很常见。在9/11发生后的一年里, 有1,500名被吓得不敢坐飞机的美国人丧生于车祸。他们不知道,从波士顿飞到洛杉矶的风险,几乎跟驾车12英里的风险相同。
 
特斯拉无人驾驶车发生车祸,导致1人死亡,引起了全球无数人的关注。但是每年因人类驾驶引起的车祸,造成125万人死亡,却无人注目。
 
不少美国小学经常模拟演习,要教会孩子在横冲直撞的暴徒枪手袭击学校的时候,他们应该如何躲避。结果此类演习造成了孩子的心理恐惧。事实上,孩子在学校被暴徒枪杀的机率并不高;更多的孩子可能丧生于车祸、溺水、和其他事故。
 
美国发生了几起警察枪击事件,被广为宣传。于是激进分子得出结论,少数民族正在遭受种族主义警察的致命威胁。而有三项研究(包括哈佛大学做的两项研究)显示得很清楚,警察枪击事件并不源于种族偏见。
 
有些人坚信,美国的种族主义、性别歧视、仇视同性恋和性侵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研究数据却指出,这些问题带来的危害近年来在持续下降(尽管下降得还不够快)。
 
美国的左派和右派都不看好国际组织,他们觉得国际组织起不到什么作用,因为全世界人们越来越贫穷,还饱受战争的折磨。事实上最近几十年来,全球极度贫困人数和在战场上死亡的人数都在直线下降。
 
有些人觉得可以用太阳能取代化石燃料,却没有好好地计算一下,需要多少平方英里铺设太阳能电池板,才能满足世界上与日俱增的电力需求。
 
还有人天真地提出,只要我们大家平时多注意着点儿,比方说,在手机、电脑不充电的时候,拔掉充电器的电线,就足以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了。
 
平克教授提醒大家,要相信事实,相信研究数据,不要轻信道听途说或耸人听闻的视觉图像和轶事。在任何时候,我们需要用科学的方法去看待社会问题,而不是单凭想象。
 
“统计文盲”和“无视数据”给社会带来极大危害。平克教授呼吁,“事实的真实性”必须成为教育、新闻、评论和政治文化的一部分,要让每个受教育者都意识到,用个人感觉来评判世界是不靠谱的。
 
如果有人问,木星是不是来自射手座?我们会觉得这个问题十分荒唐。同样,无视数据,就等于是纵容用荒唐的想法来指导社会政策和行动。

二.少开车,多交流,世界会更兴旺

哈佛大学物理系教授丽莎·兰德尔(Lisa Randall)是一位研究粒子物理学和宇宙学的理论物理学家。她的研究包括基本粒子、基本力和空间的维度。她观察到:更少的汽车,更多的行人,能让一个城市更协调,更兴旺。

哈佛大学物理系教授丽莎·兰德尔

兰德尔教授在哈佛呆了多年,知道牛津街的路面有个大坑。牛津街的一侧是工程系和物理系,另一侧是地球行星科学系、生物学系和化学系。为了修路,牛津街禁止通车了相当一段时间。
 
牛津街虽然看上去依旧是一条马路,但因为马路上没有车,只有行人,它就成了校园的一部分,成了校园里的科学区,而不是城市里的一条普通马路。

从马路演变成科学区,这让兰德尔教授意识到,在人口稠密的地区禁止车辆通行可以达到创建社区的目的。同样,不开车,鼓励使用公共交通工具,也有利于创建社区,减少等级观念。兰德尔教授上高中的时候,常从纽约的皇后区坐火车去曼哈顿,途中她接触了各个种族各种文化背景的人,跟这些不同的人一起通勤让她高兴。
 
目前,人口稠密的城市变得越来越没有人情味。汽车堵塞了压坏的老马路,人们困在车里,进退两难。大街上车水马龙,两边是没有个性的大商场,行人感觉不到亲切有趣。难怪在今天的美国,大家认为最舒适的城市,是那些对行人最友好的城市。
 
这种情况也使人联想到环境问题,就是能源消耗和随之造成对环境的损害。因此,兰德尔教授建议大家少开车,多用公共交通。她认为公共交通的另一个好处是:我们可以在火车上阅读、思考或工作,有时甚至还可以解答物理难题。

三.区分“现状如此”和“现状理应如此”
 
哈佛大学法学教授格伦·科恩(Glenn Cohen)是生物伦理和法律跨学科的全球领先专家之一。他的研究涉及繁衍伦理、实验研究伦理、卫生政策等。他提议,我们应该质疑现状。
 
哈佛大学法学教授,格伦·科恩

哲学家大卫·休姆有一句名言,不能把“存在”视为“理应存在”。也就是说,我们不能仅仅根据现状判断谁对谁错,谁是谁非,因为“现状如此”不等于“现状应该如此”。

在与媒体、决策层、朋友、熟人、学生的交谈中,科恩教授察觉到一种有害的倾向,那就是“现状偏见”。有人觉得,既然现状能够存在,就一定是对的,一定是有道理的,所以没有必要去重新严格地审视现状,也没有必要去改变现状。

科恩教授举了个例子,他正在研究如何在医疗保健领域运用人工智能,得出来一些研究结论。同时,也有人在警务和其他领域研究如何运用人工智能,也得出了一些结论。但是有人批评说,这些结论有偏见,更多注视了弱势群体(如非裔)的情况,以这些结论为基础的人工智能模式,一定不适用于优势群体(如白种人)。

科恩教授同意,偏见当然是不好的。对于批评,他提醒道,假如人工智能的模式带有偏见,那么现行的做法是不是也带有偏见?比方说,有一些医生,目前不采用人工智能,他们有没有偏见?他们对非裔病人可能已经积累了一些习惯性的认识和判断,并以此为基础,做出诊断,制定治疗方案。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主观想法有些是对的,有些是错的。所以,该问的问题应该是:人工智能是不是能减少现状中存在的主观偏见?

科恩教授强调,当我们用一个标准去衡量一项新的研究,也应该用同样的标准去衡量现状。

有一句哲理名言是:不要让“完美”成为“善”的敌人。意思是说,不能因为结果不完美,就放弃改善的努力。人工智能的研究不完美,但是可以进行多次研究,让每一次都比前一次减少一些偏见。

我们会看到这样的情况,甲方听说乙方想改变现状,比方说,改变甲方现在享有的权利。甲方一定会坚持要乙方提出充分的理由,来证明甲方为什么不能享有现在的权利,但是甲方却无需证明自己能享有权利的原因。

这就是法学教授所说的“出发点问题”。假如说,你拥有一家酒店,酒店的游泳池边阳光灿烂。我拥有你家隔壁的酒店,现在我打算把酒店加盖十层,这样会影响到你游泳池边的阳光。于是,你起诉我,禁止我加盖。如果我加盖,挡住了你的太阳,就可能影响你的生意,降低你的收入,因而我必须赔偿你的损失。

你认为这场争论谁应该占上风?

请注意这个句子“挡住你的太阳”,这正是科恩教授要大家注意的出发点错误,即把现状中的权利分配看作是天经地义。你游泳池边的阳光是你的权利吗?为什么?禁止我加盖不是剥夺了我扩建酒店、增加收入的权利吗?

这个例子不是为了评断谁对谁错,而是要批评一种情况。仅仅因为你现在拥有一些东西(比如游泳池边的阳光),不一定这就是你的权利。我们需要讨论的是:为什么你有权利我没有权利。许多邻居之间、学者之间、国会议员之间的争论往往是由于无视出发点。人们所处的现状不一定是对的,我们需要讨论,为什么需要维持现状,或者改变现状。
  
四. 有意识地留心

埃伦·兰格(Ellen Langer)是哈佛大学心理学教授,著名的心理学和精神病学家,出版了6本学术专著和200多篇学术论文。1981年,她是哈佛大学第一位获得终身制的女性心理学教授。兰格教授的研究涉及面广泛,包括控制错觉、老化、决策、注意力理论等等。她的提议是:我们要更留心。

哈佛大学心理学教授埃伦·兰格

我们生活在一个变化无穷,视角万千的世界里,让我们感到不安。于是,我们需要寻找到一些不变的、可以确定的东西。而这种确定不变的东西,会成为个人的规则、态度和偏见。一旦我们搞懂了某件事,就不再去关注它,确定感成了“绝对真理”。我们不妨问自己,从确定感中我们究竟获得了什么?
 
比方说,我们有时候很容易对别人做出武断的评判,认为某人是个彻头彻尾的坏蛋。这种绝对的负面判断会导致个人和群体之间不必要的冲突。兰格教授提醒说,如果说有一件事需要改变,那么我们应该知道,从每个行事者的角度来看,他做的事是有道理的,不然他就不会去做。这么去想的话,就会看到别人做的事不一定是由于愚昧上当,而可能是因为过于信任别人;不是鲁莽冲动,而是积极主动;不是先后不一,而是灵活应变。
 
简而言之,每一个负面判断,一定有一个与之相应的正面判断。因此,我们需要留心。留心会让我们看到,我们给别人的评价是强加于他们的,而不一定是真实的他们。
 
留心的好处非常多。譬如,如果留心,我们会注意到身体的微妙变化,用这些信息来减缓慢性疾病的发展。不留心的话,我们只有在疾病急性发作时,才知道健康出了问题。

留心也会让我们意识到,科学得出的是概率,是在为更多的可能性开路,而不是一成不变的真理。兰格教授喜欢与大家分享几年前她遇到的一件事。在一次社交活动中,一名男士请兰格教授帮他看一下他的马,因为他要去给马买热狗。兰格教授觉得这很荒谬,因为马是食草动物,不是食肉动物。对这一点她确信不疑,毕竟她是在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受的教育,不可能弄错如此基础的知识。过了一会儿,这名男子带着热狗回来了,马把热狗吃了。兰格教授从中悟出一个道理:科学展示的是“马不吃肉“的一般概率,而不是说“马不吃肉”的事绝对不会发生。

兰格教授建议,在日常工作中,留心就是在熟悉的流程中,注意到新的事情。只要积极地有意识地去留心,我们的视觉会变得敏感,我们的视角会扩展,我们的知识会刷新,我们的观念会变化。

五.全民投票

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教授阿肯·冯 (Archon Fung)主要研究深化民主治理的政策和制度设计,包括公众参与、审议、政府治理的透明度。他认为,100%的投票率能改善政治格局。

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教授阿肯·冯

一个充满活力的民主取决于公众的积极参与。冯教授说,如果他拥有一根民主魔杖,他要让百分之百的美国选民参与联邦、州和地方政府的每一次选举。

与其他民主国家相比,美国的参选率较低。在2016年的美国大选中,只有56%的选民参加了投票。这就意味着,没有参加投票的选民数高于投票给获胜总统的人数。

相比之下,比利时的投票率为87%,澳大利亚79%,法国68%。在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WTO)的35个国家中,美国的投票率排名第28位。

数十年的数据清楚表明,白人、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收入较高的人比那些没有社会经济优势的人更多参与选举。当然,除了投票,其他因素也会导致政治不平等,比如金钱、游说和政治关系。冯教授提出,用投票箱来平衡政治影响力是取得政治平等的第一步。

许多美国选民不去投票,是因为觉得投票没有用。他们不信任政客和政党,也不喜欢主要政党做出的选择。要让选民充分参与选举,就必须得到选民的信任,候选人也应该具有代表性。政治领袖和政党应该提出一系列有远见的社会政策和经济政策,让每个美国人从中看到一些令人信服、真实、有价值的东西。

全民投票将加剧政治竞争,从而迫使候选人为了争取多样化选民的选票,制定有益于所有选民,而不是部分选民,的政策和战略。 

要让美国人全面参与政治,需要建立投票文化,让每个选民觉得参选是他的爱国义务。为了培养这种公民文化,学校、大学、社团、教会和企业需要认同深化民主的理念。

去年,哈佛大学用投票挑战赛的方式,鼓励学生注册参加选举。在冯教授任教的肯尼迪政府学院有93%的学生注册投票。其他一些大学和企业,如密歇根大学和耶鲁大学,也开展了类似活动。通用汽车、克莱斯勒、福特和巴塔哥尼亚公司把选举日定为企业假日,鼓励员工参与投票和选举。

虽然全民投票会带来什么结果尚不清楚,但是正如美国政治学家沙茨奇奈德40多年前所说的,这么做,可能“产生历史上最无痛的革命,这是第一个事先被合法化,能平衡政治体制权力的革命。”

冯教授强调,政治权力的平衡不仅取决于投票的公民,也取决于没有投票的公民。要实现真正的民主,任重道远。

六.好奇心和创造力

哈佛大学天文学系教授阿维·洛伊布  (Avi Loeb) 出版了4本专著和700 多篇学术论文,内容广泛,涉及的主题包括:黑洞、第一颗恒星、寻找外星生命、宇宙的未来等等。他希望大家保持童心。

哈佛大学天文学系教授, 阿维·洛伊布

洛伊布教授最想做的一件事就是让学术界的同事重返童年,这样他们就会带着真诚去探索世界。

洛伊布教授说,我们生来天真谦卑,对周围的世界感到疑惑。哪怕年幼还不会用语言表达,就已经在探索世界。这个探索学习的过程是人类活着的最高特权。孩子不在乎犯错,乐于冒险,这是获得知识的必经之路,也使童年充满了兴奋和真实。

但一路走来,当有些孩子进了学术界,得到了终身制的特权,他们就丧失了童年的纯真和无穷的好奇。作为德高望重的教授,他们变得自我中心,变得只追求一个目标,就是获得最多的奖励和荣誉、成为著名协会的成员。为了提高声誉,有些终身制教授往往在创建自己的“回声殿”,让学生和博士后不断引用自己的著作和研究成果,响亮的回声扩大了导师在学术界的影响力。

从童年的好奇到迷恋学术名气,这个过程有什么不对劲吗?在追求自身利益之时,我们放弃了对学术的追求,忘了学术的真正目的是了解世界。

一个人在探索未知世界时,不免会犯错,也需要冒风险。甚至爱因斯坦也一样,他晚年反对过黑洞和引力波的存在。从实验中我们知道,他的这些断言是错误的。但是,科学的长处就是允许我们通过犯错来学习。如果我们不敢冒险进入未知,只根据直觉来假设未来总是像过去一样,那我们永远不会有任何新发现。

洛伊布教授观察到,做研究的过程可以仅仅是一个实现预言的过程。如果你下的预言是你想看到的结果,研究只限于用新的数据来论证你的预言,那就是在躲避创新。 

创新需要冒险,冒险也许有损我们在学术界的形象。但是,我们不能放弃探索和学习,学习意味着,身边的世界比我们更重要。没有孩子谦逊学习的态度,创新会慢下来,对真理的追求会停滞不前,我们会成为博物馆里的老旧展品,而不是充满活力的创新者。

伽利略通过望远镜观察星空后,得出的结论是,“在科学中,一千个人的权威抵不上一个人的卑微推理。”当然,研究世界的时候,有很多事要担心。哈希德派犹太教的创始人纳奇曼有一句名言:“整个世界不过是一座独木桥,关键是不要害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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