卌年丨汪向明：“带帽”子女的救命稻草，我英语音乐体育都加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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卌年丨汪向明：“带帽”子女的救命稻草，我英语音乐体育都加试了

汪向明新三届 2021-04-24

作者简历

本文作者

汪向明，1949年生于上海，高中68届，1969年上山下乡，上饶师范学院77级。毕业后在上饶一中、杭州求是中学任教，后调回上海，退休前任上海《东方教育时报·高招周刊》编辑，主持学科复习版工作。成了电视里《上海故事》中的人物。

原题

高考分数引出的回忆

作者：汪向明

母校纪念建校60周年筹备校史馆时，从市档案局寻到了1977年我们班的高考成绩，筹建校史馆的同学把有关我的那一条用微信发给了我。

这迟到40多年的高考分数，唤醒了我久久深藏在脑海中的记忆。

时钟拨回到40多年前的1977年，那是我下乡的第9个年头，生产队里一同来的知青已经走得所剩无几了，我依然还在赣东北山村“插队落户”。

身单力薄的我实在不适合当农民，下乡整九年了，还有不少农活力不从心。

厂矿企业招工我不敢想，因为父亲1957年多了顶殃及他自己以及家人的“帽子”，母亲在“文革”中也因曾经遭遇“皖南事变”在上饶集中营坐过四年牢而成了“叛徒”。

1970年父母又一起被赶至辽宁绥中乡下插队，众多上海知青可走的病退返城之路，对我来说也是行不通的。

下乡以后，父亲的“帽子”压得我一直没有改变命运的机会。

10月间，见到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说要恢复高考的报道，让我重新燃起考大学的愿望。

我能参加这场粉碎“四人帮”后的首次高考并最终幸运地成为一名大学生，现在回想起来真可以说是一波三折。

首先是报名难。

听说报名开始，我兴冲冲地赶到县城，只见招生简章上写着：招生对象为18周岁至25周岁的适龄青年。(高中66、67届毕业生除外，有专长的考生报考相关专业可适当放宽年龄。)

我当年28周岁，不符合年龄条件；是高中68届毕业生，不符合排除年龄条件的第一条；只好在后一条上动脑筋。

当时我想，无论如何我也得挤进这次高考，不然过了这村就没有这店了，可是我有什么专长呢？我自己也不知道，只得挖空心思找，总算想到了一条：1965年读高一时，我曾在北京的《中学生》杂志发表过一篇学习体会，下乡后1975年又在上海的《上山下乡》刊物上发表过函授学习心得。

接下来就是让家里找出这两本登有我文章的杂志赶快寄过来，我可以作为依据去报名。有上海、北京的杂志发表文章，在这座不大的万年县内总可以算是写作专长了吧！

果然，这第一关我闯了过来，好不容易地报上了名。

1965年11期北京《中学生》杂志目录

1975年3期上海《上山下乡》杂志目录

1977年江西高考准考证

其二是复习难。

真正得到高考的确凿消息也就是40天，要想像现在一样的系统复习完全不可能，更何况没有必需的复习迎考的书籍和资料。

正在我苦于没有复习资料的时候，在上海的舅舅给我寄来了与高考对路子的复习资料。同时，我也恰巧在万年县中学担任民办教师，学校也整理了“文革”前的历年试卷和省里当年预考的试卷发给准备高考的老师和学生一起复习，我的老师身份更便于向县中老教师请教。

就这样，我夜以继日、废寝忘食地做功课、解题目。加上我毕竟完整地读过一年高中，基础知识还比较扎实，再有了对路子的复习资料和能够随时请教的老师，我闯过了这复习第二关。

1977年冬天，复习了一个多月之后，我踏进了阔别11年的考场。那一年有570万二三十岁的青年怀揣着一个共同的梦想涌进了考场，高考录取率仅4.7%，最后有27万考生幸运地被大学录取了。

其三是录取难。

考完不久，学校放寒假了，那年我没有回上海，翘首以待大学发榜。我又回到插队的垱下公社下门大队，快过年时，队里一个在县里工作的干部回家过年，他爱人特地来找我，告诉我说全县众多文科考生中我的成绩名列前茅，等政审完了就会发通知。她自然是好意，把这个她以为百分之百的好消息告诉我以外，还逢人就说，我们队的小汪考上大学了，开了春就会走。

然而这位好心人有所不知，我怕就怕她最后说的那句话“等政审完了就会发通知”。因为父亲的“帽子”和母亲的“叛徒”名号和我头顶上的一顶“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桂冠”，能否被录取，我很悲观也很渺茫。

春节后大学即发榜，我没有收到录取通知，那时的心情真是难以形容。

出人意料的是，一个月后，江西高校扩招，上饶师范学院录取了我，让我虽然迟报到一个月，但还是幸运地成为粉碎“四人帮”后的第一届大学生。

一年后，我爸妈平反，平反通知发到学校，学校领导按照规定通知我时，还告诉我，在我的录取通知书底档上曾经盖有“不宜录取”的黑字印章，是一位领导划去后才发出录取通知书的。应该说，第三关不是我自己闯过来的，而是那珍贵的“一划”才让我越过了录取关的。

再来仔细回忆当年的考试。12月3日上午考语文，仅一篇作文《难忘的时刻》（100分）和一段《矛与盾》的文言文翻译加试题（10分），作文我以当时全国影响最深远的一件事为素材，表达了当时全国人民当然也是我自己的心里话，写得很顺手，文言文翻译对我来说一点不难，考得十分顺利。

下午考数学，这可难倒了我。

想想自己中学读书还是数学课代表，平素喜欢的也是数学，但因为读高中时遭遇“文革”，高二高三学年没有再上过文化课，这两年的数学知识完全没有学过，有些题涉及的知识根本没有接触过。

我估计数学我仅考出一半的题目，后来听说我这做对了一半数学题的文科生还是凤毛麟角的呢。

12月4日上午考政治，主要复习范围是华国锋在党的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政治报告，当时我几乎把它生生地全背了下来，考时也没有遇到什么磕磕碰碰的情况。

下午再考史地，一拿到题，不由哑然失笑：这也能算作高考试题，不都是些常人都知道的历史地理常识吗，不考100分我都觉得太对不起自己！

高考设置的必考科目两天就结束了，对于考试除了数学外我的自我感觉良好。

12月5日，愿意加试的考生还可以加试外语、音乐、美术和体育，说是如果所报的志愿没有被录取的话，还可以根据加试成绩调剂到加试成绩好的专业去。

我当年可是把这次高考当作救命稻草来抓的，就想通过这么一次难得的机会跳出农村，有这样的调剂机会自然也要把握。因美术和音乐只能选其一，我就加试了外语、音乐和体育三门。

高考成绩分数条

那年，我们文史类考生考史地，理工类考生考理化，数学卷两类考生没有区别，用的是同一张试卷，除了语文数学各有10分的加试题外，其他两门总分都是100分，总分是420分。

后来听说，在录取时还有一个插曲，如果按总分划定录取分数线的话，由于史地和理化的难度系数相差太大，文科生平均总分比理科生高出一大截，会产生一部分文科考生总分高出许多不能录取，理科生总分低许多却被录取了。加上文科考生普遍数学成绩很低，这么容易的史地卷（不考满分或接近满分还有点困难）得出一个不太好看的录取分数线总有点差强人意。于是不知是谁作出了决定，文史类考生数学不计成绩，按语文、政治、史地三门的成绩投档参加体检，然后淘汰体检和政审不合格者，再发录取通知书。

最后文科三门的录取分数线定在平均分86分（含）以上、理科四门平均分数线51分（含）以上。（1977年江西高考理科最低录取分数线是政治语文数学理化四门总分204分，文科最低录取分数线是政治语文史地三门总分258分。）

今天看到这张分数条，我的政治、语文、史地三门科目的平均分为91分，加试的英语、音乐、体育分别为75、97和101分。尽管已经过去了四十多年，连退休都十多年了，但想想还是有点后怕，五音不全的我竟然加试音乐得了97分，肩不能扛手不能提的我加试体育也会得了101分？看来那时我还是蛮拼的，拼命想抓住这根救命稻草的。

如果我没有考上中文专业，那等着我的不就是音乐老师和体育老师的前程吗？可以肯定的一点是，当年如果录取我到音乐专业或者体育专业的话，我同样会乐呵呵感恩戴德地去报到。

与同学邹耀第摄于学校主楼前（1978）

与同学邹耀第摄于学校大门前（2018）

在写题为“难忘的时刻”作文时，绝对没有意识到“这个时刻”才真正是我人生最“难忘的时刻”，更没有想到的还有我为了读书的学校竟然就坐落在母亲受难的上饶集中营所在地茅家岭。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让我格外珍惜，三年后凭着一张三好学生的奖状我留在了上饶最好的一所中学教书，几年后又调到杭州，最后回到了上海。

今天，虽然我已经退休多年，但仍然还在教书，不时还给一些报刊写稿，同时与一批早过知天命之年的学生天天微信上你唱我和地聊个不亦乐乎，天天好心情。

40多年前，我的命运因那场高考发生了刻骨铭心的变化，我们家的命运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这何尝不是社会的一个缩影呢，这40多年来神州大地又经历了多么深刻的变化，取得了多么大的建设成就和社会进步呢！

文图由作者提供本号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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