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丨李庆曾：兵团战友刘成豪之死

李庆曾新三届 2021-04-24

作者简历

本文作者

李庆曾，1949年生于北京，1969年高中毕业后去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首都经济贸易大学77级本科毕业后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1980年代初开始在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从事农业问题研究，1988年被社科院特批为副研究员。1989年移居澳洲前在《中国农村经济》杂志社任副社长，常务副主编兼编辑部主任。后为澳大利亚阿德雷德大学亚洲研究中心研究员，现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工商管理教育中心教授MBA。

原题

兵团生活系列之一

忆好友刘成豪

作者：李庆曾

2000年的一天，我在北京突然接到原来兵团战友张长会的一个电话，说刘成豪死了。事情发生在他女友的家里，他和他的女友是在夜里被人杀死的。听到这个消息让我特别震惊。

刘成豪是我在兵团时的好友之一，在离开兵团以后我们始终保持着联系。我还见过他的这个女友一次。当时我从澳大利亚回国创业，公司注册在天津开发区，地点在塘沽。那天，我接到刘成豪的电话，约我到北京的和平宾馆的歌厅见面，说有事面谈。我公司的副总张振岳也是我们兵团的战友，他和刘成豪也认识，我拉他和我作伴同行。于是公司的司机开车把我们送到了北京的和平宾馆。

和平宾馆的这个歌厅地处王府井，当时是北京市最大的，生意也是最火的娱乐场所。被称为House。里面的装潢极为奢华，陪侍人员很多，可谓是美女如云。

我们到达和平宾馆时，成豪已经在门口等候了。众人刚在一个豪华包间坐定，就进来一位衣着华丽的女性。此人皮肤细白，鹅蛋脸，眉清目秀，略微富态，更显出性感迷人。成豪给我们介绍说，这是他的女朋友，是这里的妈咪。

众人坐定后，开始东拉西扯、海阔天空。聊了一会儿，成豪的女友问我们，要不要叫几个女孩陪侍。我说待不长，就是来见见面，聊聊天，夜里还要赶回天津，陪侍就免了吧。她说好，那你们坐，就走了出去。

原来成豪这次约我来的目的就是让我见见他的女友，帮他参谋一下，把把关。看来他是动了真情，并不是随便玩儿玩儿。

我们来时天色还早，House里面不显得太热闹。待我们离开时，已经入夜，House里的姑娘们都来上班了，楼上楼下一群群的好不热闹，一个个都打扮得花枝招展。说来也怪，当成豪送我们出来时，这些姑娘们一个个见到他都会主动打招呼说：“刘总好”。成豪会跟这个摆摆手，跟那个拍拍肩，有时还会上去捏捏姑娘的脸。好像每个姑跟他都很熟悉。

成豪(当兵后改名为刘成)当时是农业部下属的一个房地产公司的副老总，估计没少在这里消费。很明显，姑娘们的问候和笑脸，都是用钱堆积起来的。

前排左2为本文作者。手持仿苏53式762步骑枪

我和成豪相识是在1970年前后。当时我从内蒙兵团2师11团的5连调到了9连。我们从5连调来的这二三十人都是男生，被打乱分到各个班。我被分到1排2班，这个班的班长就是刘成豪。

我是从一所纯高中的学校，北京市第六十五中来到兵团的。和我一起来兵团的校友有: 李斌、朱振南、齐孝原、张长明、张增强、寿小云、苏晓夺、王小茵、于雅慧等。开始我们都分配到了11团5连。来兵团的绝大多数都是68届和69届的初中生，连领导认为我们这些高中生有知识，有阅历，主意大，不好管理。于是通过“掺沙子”的手段，把我们中的一些人分配到其他连队。

我原来在5连已经呆了大半年，环境刚刚熟悉，就又到了一个新的地方，心里不爽。来兵团不久就检查出我的转氨酶单项高，被诊断为迁延性肝炎，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乙肝吧。尽管没有什么身体上的不适，但也多次被团部医院的传染病房收治，可能是担心传染病的蔓延吧。调到9连时，我刚从团部医院出院不久。

到9连时天已经黑了，于是按照班长指定的位置，打开背包铺好床铺，在熄灯前把团部医院开的病假条交给了班长刘成豪，随口说了声，以后你们早上出操就别叫我了。刘成豪看了一眼假条说：“好”。这样我就成了9连的唯一一个早晨不起床，不出操，不下地干活，不吃大锅饭，天天去食堂吃质量较好的病号饭的特殊人物。

来到兵团，脱离了家里的管教，摆脱了学校的束缚，我就像一只出了笼子的小鸟，异常活跃，很不安分。根本没有把伟大领袖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教导放在心上。不久就开始抽烟，结交了一些不安分分子，再加上连队的高中生少，我们凑在一起说点什么事儿，那些孩子们都感觉新鲜。

说是孩子，实际上就是68届69届的初中生。他们只是半大的孩子，当时才十五六岁，基本上是小学的文化水平，对我们这些经历过文化革命洗礼的高中的学长，如大哥大姐般充满了崇拜。而且我还是连里少有的几个团员之一，这样我身边的小喽啰不乏其人。

其实，我一不参与团伙的打架斗殴，二不热衷到附近老乡家偷鸡摸狗。可能是我比周围的人年龄大个几岁、懂得多些、见识多些吧，也可能是我身穿我哥送我的四个兜的黄军装，脚踏回力鞋，那些来自军队二高专，空军大院，北京军区的军干子弟对我都称兄道弟。来兵团后我剃了个光头，不久就得到了一个“老和尚”的绰号。说老，当时也不到20岁，但终究比周围的多数人大个三五岁。

刘成豪是北京市第二十七中初中68届的毕业生。只知道他是干部子弟，敢跟人动手打架，用兵团当时的话说就是“在连里有一号”。听说在我们来之前，他把班里的一个经常跟他捣蛋的人骑在地上暴打了一顿，直到被打者求饶为止。

我从5连调到9连后，刘成豪对我十分敬重。我在他们班“泡病号”，他从不找我的麻烦。我呢，闲得无聊，经常找一些杂七杂八的书来读。我找来的书，他有时会拿去读。他从北京也带来不少的书，有时我也从他那儿拿书看。都在一个班生活，我们还有点儿共同的爱好，言谈话语间，看得出他比同龄人显得成熟稳重，有志气，有抱负。这样我们就从熟悉，慢慢成为朋友。

作者和排长在营房前。后面是连队指导员

我们排长是山西人，复员兵，据说是刚复员就被闷罐子车拉到了内蒙古兵团。他在部队上尽管是个班长，有带兵的经验，但面对我们这几十号刚刚经历了“文革”的红卫兵闯将们，管理起来还是显得吃力。他看我在群众中有威信，在我下地干活没多久，就提拔我当了副班长。

小官帽子一戴，我就不好意思泡病号，也不好意思调皮捣蛋与干部们作对了。在那年的年终评比时，我还被推荐成为连里的标兵和毛选学习积极分子，让我在全连大会上讲了自己小病大养，通过学习毛主席著作，斗私批修，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战天斗地，改造自己的世界观的体会。这样没两个月又提拔我当了二班长。这时刘成豪已经调到一排一班即宣传队做班长。

我们一排一共有4个班，他是一班长，我是二班长，排长老董对我俩很器重。排里有我俩给老董坐镇，偷懒耍滑的人少了，惹是生非的人少了，目无领导的人少了，打架斗殴几乎绝迹，这样给排长省了不少心。

记得那年董排长的家属病了，需要动手术。而他的家属并不是兵团战士，不能享受免费医疗。他家孩子多，全靠董排长一人的收入，根本没有积蓄。于是我在全排发起了募捐，这个给三五毛，那个给两三块，居然募得了近百元，这才解决了董排长的燃眉之急。那时我们每个月的津贴只有5元。

好像是1971年冬天的一个晚上，刘成豪把我叫到排里存箱子的仓库，告诉我第二天他要回北京。我当时很惊讶，问他，你不是刚从北京探亲回来吗？怎么又要走？他诡秘地一笑说，他爸爸已经给他联系好了当兵的地方，他的探亲假刚刚用过了，所以这次只能偷偷地逃跑。我问，那你的行李怎么办？他说捡几件重要的东西和衣物，剩下的只能丢掉了。他叫我来，一是要把这件事情告诉我，二是要把他箱子里剩下的一些刚从家里带来的食品留给我。分手前他又给我写下了他在北京的住址。

第二天出操时，刘成豪已经从连里消失了。连长和指导员知道他和我关系好，都向我打听刘成豪的去向，我只能装作一问三不知。

再见到刘成豪时是在1972年，我回北京治病期间，按他给我留下的地址找到他家。说来也巧，他正好在家。老朋友相见，一大通的说呀、聊呀、笑呀必不可少。那时他在北京附近的第二炮兵部队当兵，那几天正好给团里进城办事，所以在家。

作者和刘成豪。摄于1972年

1974年2月我病退回到了北京。我们相互走动得更频繁了，时而他来我家，有时我去他家，还经常约着一起出去玩儿。一天他突然跟我说: “我跟我爸说好了，给你一间房，明天你就到他的办公室办手续去吧。”当时他爸爸是北京市房管局房管处的处长。第二天我按照他给我的地址找到了他爸爸。打过招呼后他爸爸就直接了当的对旁边的一位工作人员说，把宣武门的那个小院儿给他吧。那个人当即就给我办了租赁手续，给了房子的钥匙。

我按照那位工作人员给的地址找到了那个地方。一进大门走过门道，左手边的正院是一个三进的四合院，非常气派。所说的小院儿，是在门道的右边。顶头有一间十五六平米的房子，门前是一个20多平米的独立的小院。看来这个小院原来是大户人家的门房。

当时我大姐正要结婚，我妈说，这个小院儿就给你大姐当婚房吧。于是，我大姐他们结婚后就搬到了位于宣武门的这个小院。

后来又见到成豪，他问你怎么不搬到宣武门去住啊？我告诉他我大姐结婚，这个小院子给他们当婚房了。他只是笑了笑也没再说什么。

成豪给我这个小院儿我感觉非常突然，尽管我早就知道他爸爸在市房管局当领导，但从来没想过通过他的关系，给自己弄间房。而且，无论在事前还是在事后，我是一没请客，二没送礼，甚至事后都没有专程到他家致谢。只是那天去他爸爸办公室时，走前谢了谢刘叔叔。对成豪，可能我连个谢字都没说过。他呢，也就是到我们家，看我们家大大小小的五六口人，只住着20多平米的房子，所以通过他爸爸来改变我的居住条件。他对朋友的这种情谊，足以显示其人格的魅力。

现在我常想，成豪当时送我的这份人情，我怎么就那么受之无愧、心安理得呢？为什么直到他去逝后，才越来越深切的体会到他对我的深情厚意呢？他去世这20年来，我一想到这件事就感到深深的自责。如果下辈子有缘还能见到他，我不会感谢他给了我一个小院儿，而一定要感谢他对朋友的那份真情实意。

作者和刘成豪。摄于1974年

四

刘成豪是我在9连结交的朋友，我在5连时也交了一些朋友。LL便是其中之一。

LL来自于北京的景山学校，他父亲在中宣部工作。小伙子1米75的个子，长得很精神，是五连宣传队中的活跃分子，舞蹈、唱歌、朗诵、报幕都是一把好手。他的文笔也很好，诗写的也不错。他比我小三岁，是68届的初中毕业生。他喜欢跟我聊天，我看他有才华，所以也很看重他。这样渐渐的和他成了很好的朋友。

后来LL也病退回到了北京，于是我就找机会把成豪介绍给了LL。这样他俩成了朋友。

当时LL在中国作家协会的一个下属单位工作。在1990年代初海南房地产泡沫期间炒了一把，在1992年爆雷前顺利脱手，从而赚了一笔钱。于是开始下海自己做生意。

LL的爱人也是我们兵团的，家住清华大学。我们都很熟悉。他们是1970年代末期结的婚，但没几年两人就离婚了。听说，他前妻嫁给了清华的一位老教授。

刘成豪的爱人叫小X，家里是北京市委的，住红霞公寓。他们也是1970年代末期结的婚。婚后开始小两口恩恩爱爱，但1990年代初两人都在忙于自己的生意，婚姻出现了问题，后来便离了婚。小X一直是自己做生意，积累了些财富。

当时LL正在北京开发一个垂钓项目，资金短缺，于是就找小X投资。当时二人都已经离婚。孤男寡女共同经营一个项目，天天在一起，于是就产生了感情并一度同居了。当时二人都是自由身，从哪个角度看都很正常。但问题是，一个男人找了自己朋友的前妻，或者说一个女人找了自己前夫的朋友，这是不是有点别扭呀？俗话说，朋友妻不可欺，尽管是前妻。

更何况LL和成豪是通过我的介绍成为朋友的。为此，我在心里对刘成豪产生了愧疚。而使我更加疑惑的是，刘成豪夫妇走到离婚这一步，是否和LL有任何的关系？这种理不清的关系成为我的心结，我没有去求证，也无法求证。心想你有魅力，找谁不行，为什么非要找我好友刘成豪的老婆呢！当然，也可能LL在整个事情过程中并无失当之处。但毕竟我对他有了看法，此后就跟他疏远了。

后来我听说刘成豪被杀的案子很长时间没有破。再后来又听说那个案子破了，是他的那个做妈咪的女友得罪了人，招来了杀身之祸，而刘成豪的死属于被误杀。

2020年7月31日

李庆曾专页

文图由作者提供本号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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