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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洞庭湖决堤,实在让人同情不起来
李尚福、魏凤和双双被拿下,与美国一份报告是否有关?
抗洪靠嘴,堵漏靠沙?印度官员真是绝了!
有的人走了,却永远活着
圈内疯传某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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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联晋:我的三位恩师
秦联晋
新三届
2021-01-04
我的三位恩师
秦联晋
作者简介
秦联晋 1958年12月出生于山西夏县,1975年高中毕业回乡入农,1978年10月考入山西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分配到山西临汾市人事局,曾在临汾市委办公厅工作,后从事金融监管,任中国证券业协会自律委副主任委员,山西证券业协会执行会长,《资本》杂志主编至退休。
我是1972年初冬进入夏县禹王高中上学的,屈指一算,距今整整48年了。在高中两年学涯里和1978年高考复习班的生活里,我有幸遇上了三位“贵人级”的恩师,他们分别是:李逢贤、薛希瑄和崔志忠。岁月无情,他们现在都先后离开了这个世界,但老师们的音容笑貌、精神品质永远留在我的心里。
李逢贤
李逢贤是高六班的班主任。
平头华发,圆脸浅笑;走路前倾,双手袖后;说话语音急促,举止指点江山,永远是一个急匆匆,火速速的人。
我和李老师相识较早,但没有说过话。
禹王高中复校于1970年,当时暂栖在禹王城附近李庄的一座破庙里,大约有一年时间才搬回原来的校址。当时校长崔志忠,语文老师薛希瑄,历史老师李逢贤,数学老师卫创智,属全县一流的师资配备。1977年恢复全国高考后,禹王高中文科录取率连续五年在全县夺魁,这些老师们功莫大焉,这是后话。我生活的小村叫秦寺,与李庄是邻村,相距大约2华里,中间隔着一片滩涂地,当地人叫它“妖婆沟”。“妖婆沟”有一条小河,沿河堤往东就能走到李庄,在我们村就能听到禹王高中同学们的出操声。斯时,我正在念五年级(禹王七年制学校)。放学后在“妖婆沟”割猪草,大约在黄昏,便常常看到一位高挑个的中年人,走路前倾,双手袖后,在河堤上来来回回走动(长大后才知这叫散步)。这在农人们整日忙碌奔波的田野上显得格外惹眼。听大人们说,他是禹王高中的老资格教员,尉郭公社中卫村人,爱人在附近的秦家埝村当小学教员,家现就在秦家埝,他是50年代南开大学历史系毕业的,曾在山西大学历史系当助教,很有学问。不过,这些对我这个孩子来说却很遥远。我在河堤下割猪草,他在河堤上走过,一次两次无所谓,次数多了,就脸熟了,他朝我点点头,我也朝他点点头,但谁也没有主动说过话。我羡慕他有学问,是个吃国家饭的“公家人”,但不敢奢望有一日能去禹王高中去念书,因为我家的成份不好,是村里的下层人,在时兴推荐制的年代,这肯定没有我的份。
话说到了1973年,教育界迎来了个“小阳春”。这一年上高中要考试录取了,记得在秋天,全县统一考试,声势很隆重。我在学校里平时就是好学生,应该说全校次次模拟考试不出前三名吧,这次全县统考成绩也不错,可禹王高中录取的时候,偏偏落选了,我隐隐约约感到是“政审”出了问题。父亲瞒着我到处求人说情,但都碰上了软钉子。眼看周围的同学都上学一个多月了,我还“窝”在家里,我才十五岁呀,正是长身体,求知识的青春期,咋办呢?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全家人如坐愁城苦海。也就在这时候,我命运中的贵人出现了:一天傍晚,全家人正在昏黄的灯光下吃饭,突然院门开了,一个人推着自行车风风火火地走进来,平头华发,圆脸浅笑,他就是李老师。他先自报家门,熟人一般落座在我家那寒碜的土炕沿,至此他才与我这点头相识的割猪草的孩子对上号。然后和父母商量,让我到他当班主任的高六班去读书。
他说:我知道孩子的考试成绩。现在什么也别说。庄稼误了是一茬;孩子误了是一辈子。让孩子先上学,上学要紧!
天上真会掉馅饼,父母自然千恩万谢。
他又说:不过,丑话说在前,在我的班只能当插班生,没有学籍,也没有补助粮。
父亲说:不要,都不要,只要能让孩子上学就行!
他还面有难色,接着说:现在学校里是一个萝卜一个坑,还没有多余的课本。我想好了,语文嘛,就和我合用一本;数学嘛,我与卫创智老师也商量了,就和他合用一本。还没有多余的课桌和凳子。就让孩子用我的办公桌吧。你们得给我找个放作业本的家具代用一下。
父亲忙说:你看这张献桌行吗,要是行,我明天就搬过去。
那是我家唯一值钱的一张老式桌子,奶奶的陪嫁;桌上放着先祖们的像框。
母亲袖着手,也帮腔:孩子他舅是木匠,让他舅给做个板凳。
为了孩子上学,母亲也是操尽了心。
那天,李老师在我家坐了很久。现在想来,我真是不懂事,连对老师说声感谢的话也没有,连给老师端碗开水的事也不会做。李老师要回学校了,我傻傻地跟在大人们的后面相送。只记得那晚的月色很亮,亮得像白昼一样;初冬的风也不冷,柔柔的,轻轻的,抚得路旁井台边那棵大柳树舞起轻曼的身影。
不几天,我就带着自家的桌椅板凳,悄悄走进了李老师的高六班。
直到现在,高六班的同学们,还不知我是一个不在学藉的插班生。
直到现在,我还不明白:我一家和李老师素昧平生,他是怎么知道我和我家状况的;为了孩子上学,父亲求爷爷告奶奶,求那么多人都无用,而没有求到他,他则给我们办了天大的事。他是吃国家饭的公家人,他没有一丝一毫的事求于我们这下层人。按现在的说法,就是不存在互相交换的砝码。再说,在那“阶级斗争天天讲”的年代,他这做法可是冒着一定的政治风险啊。
2001年我的李老师因病故去,我的诸多不解都成了谜。
薛希瑄
薛希瑄是高八班的班主任。
身材清瘦,衣着简朴,有清秀飘逸之气;说话一字一板,走路不急不慢,举止都是学者的风范。他不多说话,很少喜怒于色,这是上学期间我对薛老师的印象。
薛老师在语文教学方面声望很高,全县闻名。好多年后我在同乡学子回忆他的文章里才知道,薛老师年轻时就清秀才俊,聪敏好学,曾与国立山西大学失之交臂,全是凭刻苦自学、继承家学而成才;就因为成份不好,多年来一直由夏县进修校到夏县中学,再到禹王中学,当一名普通教师,安之若素,教书育人。我是高六班的学生,虽然仰慕老师,但无缘听他的课,也无缘和他说过一句话。
现在说说自己。我本一介回乡知青,高中毕业后,务农两年。恰逢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我兴致勃勃参加了,也以高分预选上了,却因家庭出身和政审而落选。我这辈子与政审“粘”上了,上高中落选是因为政审,多亏贵人相助我才当了插班生;这次上大学又是因为政审。政审就是和我过不去,我成了有问题的人,周围的环境也变了,有人当面冷言冷语;有人背后落井下石;也有人象防瘟疫一样避着我,生怕给他带来麻烦。当此之时,我的班主任李老师又出现了,他鼓励我复习,尽快摆脱那环境,引荐我到以薛老师为班主任的禹王高中文科班。见薛老师是在他的办公室,我说明来意,也许他早知我的遭际,突然脸色严肃,在房间来回踱步,连连说:“怎么能这样!怎么会这样!你来复习班吧,我不怕牵连,你也不要泄气,好好学习,咱明年再考!”
就这样,回乡入农两年之后,我重新走进了禹王高中的大门。
不久,薛老师出了个作文题,名曰:“要考”。常言道愤怒出诗人,联想到自己的不公命运,我便一气呵成。课堂上,薛老师讲评这次作文,范文就是我的“要考”。他先是一字一板:要考,党中央给的权利为什么不考?要考,邓副主席给的权利为什么不考?接着,他目光平扫全班学生,最后落在我身上,脸色愈发严峻:这几天,大家都知道,我们班有个学生因政审和家庭出身而落选了。这是什么?这是压制人才!这是催残人才!粉碎“四人帮”快两年了,科学的春天来了,邓副主席也说要尊重知道,尊重人才,可我们这里,怎么能这样,怎么会这样!只见他手拍讲桌上的粉笔盒,顿时一团雾起:我就不信乌云永远能遮天,我就不信永远会这样!此时,那教鞭已重重地敲击在黑板“要考”二字上。
这是我第一次看到温文尔雅的薛老师显怒于色。那天,崔志忠校长、李逢贤老师还有语文组的几位老师也列位听课,他们都对薛老师的讲课报以掌声。
1978年夏天,前度刘郎今又来,我重上考场,这次考上了山西大学。上学前,我去拜见薛老师。他鼓励我坚持自己的文学爱好,说:希望有一天能看到你写的书!
最后一次见薛老师是在多年之后了。那是在李逢贤老师令郎的婚礼上,我恰和薛老师坐在同席。当时禹王高中已撤销,薛老师也退休在家。而我在临汾地委秘书处工作。老师没问我这些年的经历,我也没说。老师只说:不管怎样,不要把你的爱好丢了,写作是你的看家本事。可我这多年,一直在行政事务上忙忙碌碌,文山会海早已消磨了当年的爱好,每天除了起草文件就是汇报材料,没有写出一件自认为满意的作品,更别说著书立说。
那天,风很大,我想送老师一程,他执意不肯,就骑着老旧自行车回家。
看着他老迈的背影,我有点心酸,自知辜负了老师的期望,心愧!
崔志忠
崔志忠是禹王高中的党支部书记兼校长。
矮小瘦削,面有赤色,浓眉下一对深目,和人谈话会紧盯着你,仿佛能看到你的心底;平时不多言语,就是脾气有点执拗,有人说这是运动留下的后遗症。
按惯例,学校的党支部书记都兼授政治课,可崔老师不兼职,他是专职的“布尔什维克”。同学们不唤他“崔书记”,也不唤他“崔校长”,和别的老师一样,都称呼为老师,他也乐意。听学兄们说,他是我们邻县的闻喜人,前些年在夏县庙前高中当校长,是一位很有领导才能的教育工作者,运动来了吃了不少苦。禹王高中复校后,他来当这第一任校长。我是高六班一个普通的学生,中间隔着几层,照理和崔老师不会有什么交集。但因为一篇日记的缘故,我却与他交集了,还产生了一点多年解不开的“心结”。
我从小就有写日记的习惯,一直坚持至今,虽不断惹祸而初衷不改。在高六班二年级的时候,我就因一篇日记惹了麻烦。某一天的日记内容是:我的母亲白天下田干活,晚上夜夜织布,织好的布卖到禹王供销社,换钱为我买了支崭新的钢笔。感念母亲的辛劳,我就想,长大后一定要有所作为,好好报答母亲的恩情。结尾,我还模仿孟郊的诗,写了一首打油诗:慈母夜织布,换儿手中笔。待日成人后,报母三春晖。话说正逢学校开展社教运动,教育局派工作组来督导。为展览“教育革命”的成果,班里把我的日记上交校部也是崔老师的办公室。几天之后,日记本发下来了,我发现日记本有损伤的痕迹,那篇“感念母亲”的日记不翼而飞。接着,工作组某人在全校大会上不点名批判那篇日记,说是没有阶级性,“亲不亲,阶级分”嘛。一天,崔老师亲自找我谈话。在他办公室,面对面,那浓眉下深陷的一双眼睛一直盯着我,盯得人心里发毛。他说你以后要加强政治学习,提高政治觉悟;语文基础好是一方面,政治上也要争取进步。当时我心里真有点想不通:感恩母爱难道有错吗?日记记录的本就该是自己的亲身经历和真实思想。我的所见所闻是真实的,我对母亲的感情也是真挚的,值得你们拿到大会上作反面教材吗?
这次谈话,也是我和崔老师唯一的一次交集。
多年之后,我已在临汾工作。有一次退休后的李逢贤老师来临汾办事,就住在我家里,多年师生成兄弟,一夜长谈。话题说到崔老师,李老师长叹一声:你崔老师是个大好人啊!他娓娓道来,给我讲了许多学生时代根本不了解的事情。我才知道,我在高六班当“插班生”,崔老师也是知道的,但他睁只眼闭只眼,没有追究;我才知道,为了那篇日记,崔老师担了多少风险:他和工作组顶牛,那执拗脾气一上来,八头牛也拉不回,拒绝把日记本交出去;就在工作组走的前一晚,他扯掉了那篇日记,而让工作组抓不到“批判的证据”。他找我谈话,虽然严厉,但话中有话,那是力所能及地保护我啊;崔老师,你护花不让花知道,而我,却为此对你有了“不解的心结。”
又是多年之后,我已在太原生活。因工作的关系,我在一次饭局上认识了中德证券的CEO崔学良。他姓崔,也是闻喜人,我便打听崔老师。巧得很,他正是崔老师的本家侄子。他说,崔老师退休在家,家在农村;就因那执拗脾气,几个孩子都没沾上父亲的光。他拿起手机,当即拔通了老家的电话。不一会,我和崔老师在电话里相遇了,他已经得了脑血栓,说话口齿不清,但他鼓励我的一句话是流畅的:你上大学不容易,好好珍惜,好好工作!我想:当我回运城出差的时候,一定顺道看看他,当面向他表示感谢和道歉。
不一年,再见崔学良的时候,他告诉我:崔老师去世了。一阵唏嘘,我永远没有了这样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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