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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史 | 电影演员张瑞芳,哥哥从炮火连天中走来

陈好梅 张霖 新三届 2021-04-24



作者简介

陈好梅,1953年生于北京,当过知青、搬运工,1982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任北京广播电视大学教师。1990年~2008年在新加坡生活。


原题

舅舅张伯弨



作者 | 陈好梅


我的舅舅叫张伯弨,是我姥姥的大儿子。

在我的记忆里,舅舅永远高高大大腰板挺直,一派酷毙了的军人作风。他六十多岁的时候,走起路来还是“蹬蹬的”,上楼时一步迈两三个台阶!

舅舅一生转战多处,最后到了银川。只有来北京出差时我们才会见到他。有一次我们院儿的孩子们玩儿“扔包”游戏,有几个孩子动作特别灵活,躲来躲去的,扔出去的“包”怎么也打不着他们。这时舅舅来了,嗖嗖几下,各个命中目标,引起一片惊呼和叫好。我妈知道以后说:“我哥哥从小手就准,要不怎么去发炮弹呢?”

就是那次来京,舅舅看上了我家阿姨养的好斗好追赶孩子们的大公鸡,决定将之带回银川去称王称霸,为此还花钱为大公鸡买了火车票。此举总算为我们院儿的孩子解除了心头大患,可是后来舅舅好像还为此被批判了(不过有人说了,反正运动来了你总要挨批判,你有这事儿就批判你这事儿,你没有这事儿就批判你那事儿)......

1974年,我妈他们四兄妹在上海团聚一堂,舅舅常常是几个妹妹的攻击目标。我记得他特别没耐心,吃糖不肯一颗一颗地吃,而是剥好了以后一次吃一把,有一次甚至把炒海蛎子给连壳嚼了。后来我看到一篇文章说林彪吃饭是多么快速,联想到舅舅,就猜想这应该是当兵当出来的习惯。

那次在上海,我曾和舅舅舅母还有大姨一起逛街。记得我们挤进人群,好不容易才买到了几块被面,一出店门就忍不住拿出来在阳光下看颜色,结果吸引了不少路人围过来看,还发表各种意见。舅舅对此十分不屑,他说在上海街头,如果你抬头观看天空,不一会儿就会发现旁边有很多人跟你一起观看。为此他当场做了一个实验,没想到还真是这样,不过这个实验很快被我们叫停了。然后他兴冲冲地宣布:“这些东西回去让三妹妹先挑!”

他的三妹妹就是我妈,从小就矫情,什么都得她先挑,然后再反悔。偏偏这三妹妹一直认为自己比较懂得人情世故,对她哥哥天真不谙世事的个性总是心怀不满,一有机会就要挑眼儿和教育他,所以他俩冲突不断。舅舅说不过我妈,只能以宣称“我乐意!”来结束争端。不过他私下里也说过,他在家里虽然是老大,却从来没有人认可这一点,以前一旦有什么事,人家就跟他说:“去找你姐姐来!”(人家说的其实是他的大妹妹即我的大姨,她才是全家的主心骨。)

那时我认为银川什么都没有,就让舅舅多买些吃的穿的带回去。舅舅听了很不满:“别以为我们银川是乡下地方,告诉你,建设好了不比上海差!”弄得我一直心存错觉,直到见到舅舅家的女儿,才知道他这是吹牛。

到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有一次舅舅来北京,我发现他对买火车票这件事十分发怵,不停地念叨来念叨去的,差点儿又要被我妈挑眼儿,就主动提出要去帮他买。舅舅大大地松了一口气,高兴极了,不断地感谢我:“哎呀太好了,小妹去帮我买!”

那个时候我们得知舅舅有可能回到北京的部队里工作,很为他高兴了一阵子,因为都知道他对军队有很深的感情。后来此事没成,具体怎么回事却不清楚。

舅舅的四儿子张霖在我的督促下写了这篇文章,里面比较详细地介绍了他老爹的一生,其中也说到了这件事情。我想舅舅回归部队的夙愿最后没能实现,应该是他一生最大的遗憾吧。
 
下面转载此文,文中小标题是我加的。

 


回忆老爹



作者 | 张霖


这些年来,陆续看到一些回忆我爷爷、奶奶、姑姑的文章,加上最近表妹好梅多次催促我写点儿回忆她舅舅的文字,于是我使劲地“刨记忆里的土豆”,归纳所闻所见,写一写已去世十一年的老爹(我在宁夏生活了五十多年,此地在向别人介绍自己的父亲时称其为“老爹”),说说老爹这样的人在国家发展的进程中做了些什么,以免后人们将来“不知有汉,何论魏晋”。
 

一. 抗战时期


老爹张伯弨,生于1913年12月30日,是家中长子。1934年,他怀着“赶走日本鬼子、不做亡国奴的”一腔热血,考入南京黄埔军校十一期二总队炮科,1937年毕业后分配到国民党军的炮一旅一团一营一连当排长,参加过蚌埠、台儿庄、江西南浔沿线及湘北等对日战役。在激烈的炮战中,他多次被鬼子炮弹掀起的泥土覆盖,士兵们把他刨出来再继续指挥开炮。老爹经常感慨:“托你爷爷在天之灵庇佑,八年来与日本鬼子打了那么多场恶仗,居然始终毫发无损”。

最危险的一次是,老爹带着两个排的队伍驻扎在某村,一切都安顿妥当后打来一盆热水在老乡院里烫脚。突然一群鬼子端着枪踹门闯了进来,老爹抓起身边的二十响驳壳枪“哗”地打出一梭子子弹,鬼子们倒地,老爹持枪光脚从后院翻墙冲出包围,事后得知村里有汉奸暗中引来了鬼子。老爹说他这一次能够虎口脱身,得益于坚持一个习惯:任何时候手枪都要放在手边,子弹上膛,左手拉住机头右手扣动扳机缓缓合上机头,这样一旦有敌情可以瞬间单手开枪先发制人。

台儿庄战役前夕,老爹与我三个姑姑在徐州火车站巧遇。之后,二姑张瑞芳在重庆由周恩来副主席单线领导从事中共地下工作,大姑张楠、三姑张昕和奶奶廉维去了延安。以后全家分散的七年里,由二姑从中联系,老爹得知母亲和妹妹们都是共产党员并对共产党的主张有了深刻了解,她们也知道我老爹天真、耿直、正派的秉性始终没有变。


二. 解放战争

和抗美援朝时期


1945年8月,日本投降,蒋介石一边参加美国主持的国共谈判,一边暗中调兵遣将要在短期内消灭共产党。已经是国民党军队营长的老爹请假3天去四川安岳与我母亲结婚,然后赶到重庆,通过二姑张瑞芳领路连夜化装进入曾家岩50号周公馆见周恩来和邓颖超同志。我母亲因为穿不惯高跟鞋再加上紧张,上三楼时还崴了脚。

周恩来副主席对我老爹提出:现在过来时机不好,最好先返回去,待时机成熟时拉一支部队过来。老爹知道这一路上到处是国民党特务,难免走漏风声,如若返回凶多吉少。他表示决不返回,坚决参加共产党和奶奶姑姑在一起。后来周副主席安排从延安接来奶奶,一家人在周公馆短聚。

在周副主席介绍下,人民军队张开臂膀欢迎老爹这样的炮兵专业人才,他心情舒畅地开始了新的生活。先去北平和张家口见到了叶剑英与聂荣臻首长,参加了“晋察冀军政干校外训班”学习,随即担任晋察冀军区炮兵团副参谋长。1947年炮兵团扩大为旅,老爹任炮兵旅一团(野榴炮团)团长。1949年初,他所在炮一团调入新组建的由中央军委直接指挥的19兵团(司令员杨得志、政委罗瑞卿、副司令员兼参谋长耿飚)为兵团直属炮兵团。

每逢战斗打响之前,老爹必带三件武器(马牌撸子、二十响驳壳枪、卡宾枪)同几名参谋深入战线最前端,了解敌军火力布署及地形地貌,做到心中有数。2009年9月耿飚的女儿耿莹送给二姑张瑞芳一本《耿飚回忆录》,后来二姑说“这里面有你爸爸打仗的事儿”,又转送给了我。关于解放太原的战斗耿飚同志这样描写老爹的炮兵:“3月份我们从石家庄向太原开进,红旗飘飘,战车隆隆,兵团新组建的炮兵团也给我们增添了军威……。双塔寺要塞是敌太原东南面的屏障,有三层工事和数十个碉堡,周围还有天然沟和人工壕围绕,易守难攻。4月22日晨,我们炮兵团的尊尊大炮瞄准了敌人,我命令炮兵不准打那两个塔。我们的大炮‘发言了’,那么多炮,打得那么准,摧毁了敌人的地面工事、高堡、通讯设备、火力点,而双塔寺内未落下一颗炮弹。这座有着许多碑刻的明代古刹双塔寺在密集的炮火中完整的保存了下来……”

我妈妈一直在炮兵团后勤工作,1946年她乘坐的炮车被敌人的炮弹掀翻,致使我大哥早产,老爹因此给大哥起名“震”,跟在后面的三兄弟顺理成章地名字上就都顶了个“雨”字。

1949年8月26日解放兰州之后,兵强马壮的直属炮兵团(近4000人,除了榴弹炮、加农炮、山炮还有高射炮、坦克车)随19兵团挥师北上直指银川,国民党马鸿逵部如惊弓之鸟般一触即溃。《耿飚回忆录》写道:“我用望远镜隔着黄河可以清楚地望见银川。我对炮兵的同志说:‘轰他几炮,叫他们投降’。我们打了三发炮弹,一发打在城外,一发打在城里一个广场中间,一发击中黄河码头。守敌不得不派出代表与我军谈判。”9月26日,解放军正式进入银川城。在震耳欲聋的锣鼓鞭炮和欢呼声中,老爹坐在坦克里注视着车外,他肯定不会想到,12年后自己又回到这个城市并永远留在了这里。

休整了一段时间后,部队调往宝鸡至天水一带修陇海铁路。1950年11月老爹任志愿军19兵团炮兵主任(学习苏联军队模式,负责指挥兵团直属炮兵及兵团以下各军、师、团属炮兵,苏联及朝鲜称谓“炮兵司令”),于1951年2月入朝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

在解放徐水、石家庄、新保安、太原、兰州及抗美援朝第五次战役等著名的战斗中,老爹充分发挥自己的专长,指挥麾下炮兵打了许多漂亮仗,得到上级和战友们由衷赞扬。1955年被中央军委授予上校军衔,1957年由朝鲜前线回国,任兰州军区炮兵主任。

我是1953年出生的,跟随父母在朝鲜住过两年,老爹的战友总逗乐说我是“战场上捡来的朝鲜人”。随父母到兰州时我四岁,因患痢疾被送进兰州军区总医院住院,父母工作忙没有陪护(母亲转业到兰州市保育院任院长),护士竟然用绷带将我手脚绑在床上输液。情急之下,打完吊针我就溜出医院往家跑,结果迷路了,只记得军区大院门口有持枪军人站岗。我在街上瞎转了半天,最后走进了有武装警察站岗的公安局,声称自己是“朝鲜人”,父母因此很快找到了我。
 

三. 文革前


1959年8月庐山会议后,全国开展“反右倾”运动。兰州军区组织团级以上干部1200多人分为四个小组集中学习中央文件,批判彭德怀的“万言书”。老爹是司令部小组的召集人,在小组讨论时说:“彭老总在党的会议上提意见怎么是反革命?部队的军粮都扣下来救灾了还喊什么大跃进?”结果兰州军区在大会上对老爹这面“自己主动竖起来的白旗”进行了点名批判。第一次检讨不过关,朝鲜战场老战友、兰州军区组织部长李冲好心地对老爹进行了开导,二次检讨才过了关。然后,军区安排老爹去解放军政治学院哲学系学习。

1961年军区干部部李樾部长与老爹谈话说:现在不打仗了,你有文化,又有战争经验,去宁夏体委这样的二线培养将来需要的军事人才工作十分重要,体委主任由宁夏军区副司令兼任,你是“不穿军装的解放军”。

妈妈(时任兰州14中学副校长)动员我家的老保姆跟着去宁夏,阿姨说:我看张主任脸上晦气很重,你们自己多多保重吧……

1961年6月,老爹到了银川,任宁夏回族自治区体育运动委员会第三副主任,妈妈任银川女中副校长。老爹这辈子不抽烟、不喝酒、不打麻将,也不会经营关系,只喜爱围棋、乒乓球、网球和足球。离开部队后,幸好有两位早期从炮兵团转业的老部下(董维基叔叔,银川市卫生局长,“文革”后任银川市政协主席;刘佩章叔叔,宁夏军区独立师装备科科长,“文革”后因病长年在家休养)经常往来,家中才会偶尔传出老爹爽朗的笑声。
 

四. 文革初期


五年一晃而过,“文化大革命”开始。有反右倾运动中现成的“罪行”,再加上新揭发的“反三面红旗、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言论”,老爹率先被“打倒”了。他被“革命造反派”押解着,头戴“三反分子”的纸糊高帽、脖子挂着姓名上打叉的大牌子、敲着簸箕,与其他“牛鬼蛇神”们沿着1949年9月26日解放军入城时曾经走过的解放街游街示众……

没过多久,老爹被关进了“牛棚”,我扛着被褥给他送过去时禁不住哭出声来。老爹低声严厉地对我说:“哭什么,我没有什么问题!别让他们看笑话!”离开时我刻意扭过头不让看守看到脸上的泪痕,“群专队”队长马xx(体委田径队运动员)大声评论道:“老怂牛逼,小怂也牛逼!”(几年后这位马队长竟成了老爹的“粉丝”。他说老爹骨头硬,不会为了苟全而承认无中生有的事;外调时他听到的也多是对老爹的赞誉,故而转变了立场。)

那时妈妈也被冲击,她穿着被女中学生用毛笔写上侮辱称呼的上衣,进了校办农场的“牛棚”。大哥西安交大毕业后“发配”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二哥三哥插队去了宁夏固原山区。多亏妈妈那里看管较松,可以偶尔溜回来给老爹做一顿鸡肉面条(剔掉骨头,肉要熬烂),由我或妹妹通过看守严格的检查后送到“牛棚”。要是妈妈没回来,老爹就只好吃我们做得缺油少味儿的饭菜了。

我四岁时的那场痢疾没有断根,每年都要发作一次。有一次我拉痢疾至脱水,“群专队”批准老爹推着架子车送我去医院,派造反派成员跟随监视。我无力地斜靠在车上,看着深一脚浅一脚推着车的老爹和他身旁默不作声的押解者,为自己不分忧反添堵的无能深深自责……

随着运动深入,大字报又揭发出据称是来自档案里的“特务嫌疑、内部控制使用”的问题——在当年全国“镇压反革命”运动中,老爹的黄埔军校同班同学王京泉因参加过国民党复兴社被关押在天津监狱,为“将功折罪”,他揭发在解放军任职的同学黄志鹏、廖斌、老爹三人也是特务……

“文革”中进驻宁夏体委负责全面工作的宁夏军区军事接管组,一方面派出10人分4批内查外调,一方面组织开大会对不低头认账的老爹进行批斗,力图一举突破。有一次大会作批判发言的人说老爹是国民党特务,张瑞芳是日本、国民党“双料”特务时,老爹当即大声反驳:“我和我全家都是革命的!”坐在第一排的女篮运动员xx英(外号“x胖”)冲过来狠狠打了老爹一记耳光,嘴里还喊着:“叫你是革命的!” (今年5月我那97岁的三姑张昕听我讲了上面的事儿以后对我说:“你爸爸真幸运,要是在其他地方,就他那个性恐怕早没命了”)。

数年以后,老爹看着手中“耳膜陈旧性穿孔”的体检报告,不无遗憾地说:“这辈子打日本鬼子,打老蒋,打老美,想不到最后被个小姑娘给打了。也不怪她,是背后有人操纵。”

后来有一次,“黑帮”们给“三结合”进入体委领导班子的副主任整修住宅顶棚时,老爹又从高处坠落摔伤了腰,这样算来,“文革”中他受到两次“触及皮肉的教育”。

那时宁夏军区军事接管组按四人(我父母、我和妹妹)每人每月发15元生活费并冻结了家中的银行存款,可是插队的两个哥哥挣的工分根本吃不饱肚子,妈妈要时常寄钱过去。在这困难时期,多亏了独立师的刘佩章叔叔,他不但借钱给我们(他也有四个子女),而且经常穿着军装来我家探望,时局紧张时还让我和妹妹住到他家。有人提醒他:张伯弨的事别人都在躲,你就不怕沾包?刘叔叔依旧我行我素,他说:“老团长那样的品性、那样的家庭,怎么可能去当特务?他要是特务怎么会在反右倾运动中替别人叫屈暴露自己被贬到宁夏体委?”(2014年我去看望已经八十多岁的刘叔叔,他像过去一样又如数家珍地说起老团长带领他们打过的漂亮仗。最近当我确定要写老爹打算“采访”刘叔叔时,却得到老人已去世的噩耗,不免唏嘘。)

1969年2月老爹被送到固原黑城子干校(原劳改农场)监督劳动。妈妈听说老爹因肝硬化吐了血,派我去看望。为省下买长途汽车票的钱,妈妈托人认识了邮局开长途邮政车的一位老司机,让我藏在车厢里混到了黑城子(老司机完成任务后告诉妈妈:“邮政车行驶中你儿子不吃不喝不拉不尿,很懂事”。后来妈妈表扬了我,我却看到她在偷着擦眼泪)。

老爹在那里负责看场,一个人住在独立的土坯房里。我看到他穿着抗美援朝时部队发的宁夏二毛皮军大衣,脸上又黑又瘦;炉子上熬着一大锅中药,门口卧着一条黄狗。老爹说:每餐都吃不下饭,这条流浪狗见有吃的就不走了。吐血是气管破了,与肝硬化无关,收集中医偏方天天熬药吃,肝上感觉好多了。告诉你妈,相信组织相信党,问题一定会搞清楚的。
 

五. 文革中后期


1972年2月,老爹任宁夏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1975年宁夏党委组织部找王京泉本人写了“否认书”,历时二十五年的“国民党特务嫌疑问题”尘埃落定。同案中受迫害的黄志鹏任沈阳军区炮兵司令员,到职半年病故(据说是“运动”中被残酷批斗留下内伤所致);廖斌任甘肃省军区副司令。

老爹分管的工作包括地震预测,他继续发扬过去的工作作风,很快成为这一行的专家。1976年7月唐山大地震后,宁夏的风声也十分紧张。一天晚上老爹向自治区党委书记汇报地震震情后回到家,我妈妈说:“居委会刚才通知今晚后半夜银川有大震,让大家都到地震棚里去住。”老爹说:“地震是有规律的,宁夏的专业人员已经研究了二十多年,积累了很多经验,认真分析后我已经向领导明确汇报最近不会有较大地震,不去什么地震棚!”说罢倒头就睡。

后来宁夏地震预测工作小有名气,国家地震局指定老爹和两名部下去希腊参加国际地震预测学术研讨会,但要负担外交部一名翻译的差旅费。老爹想给本单位省点外汇,说自己的英语还行,再带上一本词典,不需要翻译,事情僵到那儿了。我大姑父王拓(外交系统资深人士)劝他“要顾全大局”,老爹方才罢了。
 

六. 文革后


“文革”结束后,原晋察冀炮兵的老领导老战友们积极推荐老爹重回军队发挥专长,了解老爹的邓颖超同志也说了话。1980年中央军委拟安排老爹任炮兵学院院长兼党委书记(正军级),“调函”被宁夏党委组织部搁置了六个月,老爹督促后档案方寄出。军委收到档案时恰逢开始落实邓小平同志宣布的干部离退休制度,“各种原因离开部队的老同志,不再安排回来工作……”半月之后老爹收到军委寄来的“安慰信”,重回部队之夙愿破灭。

1985年5月老爹离休。8月份,兰州军区“落实政策办公室”张书田来给老爹办理“彭德怀专案”平反:1恢复原军队工资级别、2建议按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离休(宁夏党委、政协已同意)。老爹说:“既然整错了,就应该彻底纠正!我只要求重回部队,哪怕一天。其他不论!”争执不下,张书田夺门而出。老爹的工资补了些,其他“平反之事”不了了之……

(老爹的脾气确实很大,这与他在部队生活多年有关。在宁夏科委党组的一次会议上,一名口碑较差的副主任与他发生争执时口吐“国骂”,他当即拍案而起:“胆敢骂我娘?”随即挥舞老拳扑将过去。那个人拔腿围着会议桌疾走,后多亏众人劝阻,那人赶紧认错,事态才算平息。)
 

七. 离休后


老爹离休后天天看《参考消息》,对中央领导同志与外宾讲话重点段落划上重线,并在旁边写上自己的看法;在《世界地图》上标注美国海军各舰队动态,将他认为的美国军方动机写在台历上。我们回家时就被要求对这些事情发表自己的见解,如果没人接茬儿,老爹就会严肃地批评道:“不关心国家大事,侵略者打过来,你就是亡国奴!”

有一次回家,我刚进家门,82岁的老爹就狡黠的指着墙上缺少一个图钉的中国地图说:“你掀开看看!”原来地图后面的墙上贴着一张白色稿纸,上面用红铅笔写着“要卧铺者,免开尊口”八个大字。老爹说:“自你当了火车站站长我就倒霉了,多少年不见的人都来托我帮着买卧铺票。一来我不能给你找麻烦;二来我不愿浪费他们的时间,所以客人一进门我就让他掀开地图看看,大家都省事儿。”

那时我送给老爹两本书,一本是《烹饪大全》,他从不翻动,另一本是《外国歌曲300首》,他却爱不释手。

2001年9月,二姑张瑞芳和三姑张昕相约来到银川看望已是88岁高龄的老爹(大姑已于1996年6月去世),三位耄耋老人像过去那样围坐在一起,说起儿时的趣事放声欢笑,追忆逝去的亲人潸然泪下。他们深情地相互注视着,轻声合唱着一首首老歌......

姥姥和她的四个子女


舅舅张伯弨、舅母谢明


2001年二姨和我母亲去银川看望舅舅,那是他们最后一次团聚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舅舅和二姨同时来北京开会,全家人在京合影,从左至右,前排为二姨张瑞芳,我,姥姥廉维,二姐陈好林,母亲张昕;后排为表姐王好为,大姨父王拓,大姨张枬,表哥王好立,舅舅张伯,父亲陈荒煤、大姐陈好望


陈好梅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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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二姨张瑞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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