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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潮 | 曹培：大地的女儿

Original 曹培新三届 2021-04-24

作者简历

本文作者

曹培，生于1952年，1965至68年入读北京101中，1968年山西插队知青，1973年入读山西大学历史系，1979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研究生，毕业后先后在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和中国经济体制研究所政治法律室工作，1991年赴英读博，1995年在英国伦顿大学获得法学博士，在香港城市大学法学院任教7年后返回北京作律师至今，期间在中国政法大学中欧法学院、汕头大学法学院任教授。

原题

纪念她们

（节选）

作者：曹培

2019年的第一场雪笼罩着山西古城孝义。我站在城中广场，仰望天地间银装素裹浑然一色，环顾身边玉树琼枝凌霜傲雪，默默地思忖着，她们此时此刻安息在哪片白雪之下？无亲无后的她们又怎样在这异国他乡的泥土中，度过这一百多个飘雪的严冬？

她们是来自英国的魏美丽姑娘（MissEmily B. Whitchurch）和来自新西兰的苏梅兰姑娘（MissEdith E. Searell）。“姑娘”是英文词 Miss的中译，在英文中只要没有结婚的女性都被称作Miss，而无论她实际年龄多大。

两位姑娘在一百多年前不远万里来到山西孝义。她们克服重重困难，办学校，办戒毒所，办教堂，赈济贫困，把一腔爱心奉献给了孝义人民。却在1900年6月30日被义和团残忍地杀害，永远埋葬在孝义大地。她俩蒙难时，魏姑娘51岁，苏姑娘40岁。

一百多年过去了，如今孝义已经成为一个现代县级市，高楼商铺林立，柏油马路纵横。已经繁衍了五代的孝义人，大概绝少有人还知道那两位曾把生命献给他们的外国女士了吧？

孝义是我的第二故乡。

1968年我从北京来孝义插队，直到1979年考上研究生离开，前后在孝义生活和工作了8年。

2019年初我偶然在美国看到了一本台湾出版的《殉道血》，记录的是1900年义和团事件中惨遭屠杀的外国人的故事。那斑斑血迹的文字令人不忍猝读，那残酷的历史事实更令人难以接受。特别是当读到“两位在山西孝义被杀害的女士”更令我震惊，因我对孝义过去的贫困落后十分熟悉，所以由衷钦佩来自文明世界的女士们不辞艰难的义举，也惊讶我在孝义工作多年对此事竟闻所未闻。于是正在计划返乡的旅行就多了一个愿望，就是要根据书中她们的墓碑照片，到孝义去尽量找一找这两位女士的墓地，向她们献上一束鲜花，表达一份迟来的纪念和感激。

到遥远的地方去

十九世纪中，英国人戴德生发现来华的传教士多集中在中国沿海通商城市，而无一人到广袤贫瘠的内地。1865年他创立了“中国内地会”，到处奔走呼吁。他的关心与焦虑感动了许多人，他们放弃优越的生活，告别亲人，背井离乡，纷纷来到中国的贫瘠内地，兴医办学。

魏美丽姑娘生于英国南部的一个小镇（Downton, Wiltshire）。她从小就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像小孩般单纯顺服。1874年她听到戴德生的呼吁，决定来中国。

魏姑娘于1884年4月15日抵达上海，时年35岁。到中国后，她先在山东烟台的学校里当老师。三年后有新老师来接任，她便同另一位英国牧师的妻子茹师母（Mrs Russell)一同来到孝义。[2]从此魏姑娘一直在孝义工作。

魏美丽姑娘Miss Emily B. Whitchurch

1893年孙务本夫妇（Mr. & Mrs. C. S. I’ Anson）来孝义与她们一起工作，同年茹师母不幸病逝。1895年孙牧师夫妇离开孝义，苏梅兰姑娘就被派到孝义与魏姑娘一起工作。苏姑娘来自英属新西兰的基督城（Christchurch）。当时西方人对中国的贫穷、落后和不安全都早有所闻，她去中国的计划遭到了家庭亲友们的强烈反对。

她临行时写给朋友的信里说：“我很高兴与各位道别，到那遥远而大家都知道的黑暗土地去工作。”

孝义市（原孝义县）位于山西省中部，东北有太原、正北有汾阳、西有吕梁山、南有介休。处于山西省南北来往之要道。我在1968年去插队时还对这个地方有点印象。几排破旧的平房，一条坑坑洼洼的大车路。若是再向前推到1887年的时间，情景就更难以想象了。

那时没有自来水、没有电、没有火车和汽车。真不知道当时魏姑娘和茹师母是怎样从山东烟台过来的？她们怎样在人们异样的眼光中落下脚？她们如何适应那极差的卫生条件？没有卫生间，到处都有虱子跳蚤。她们又怎样与那些讲着难懂孝义话的人们沟通的？就连我这半个世纪后出生的北京人刚一开始还难以适应呢，更何况来自美丽安谧的英国小城的她们了。

据记载“最初数年的开荒工作很艰苦，物资缺乏，常常求助无门。”[3]假如不是出于信仰，世人绝无这种毅力。

苏姑娘1895年7月17日抵达中国，时年36岁。她是位多才多艺的音乐教师，先是在烟台的学校教音乐，1896年4月14日离开前往山西孝义。她到任后很快就成为魏姑娘的好帮手。

因为是音乐家，她听觉十分灵敏。能将孝义方言模仿得惟妙惟肖，连她自己也惊讶不已。苏姑娘性格平易近人，笑容满面，每天从早到晚都忙个不停，在学校里教导孩子，或是在戒烟局分发药物给戒毒的病人。有时魏姑娘要外出探访乡民，苏姑娘要料理全部的事务，她总是弄得井井有条。同时她又是个烹饪能手，亲手做的果子酱和面包非常受人们的欢迎。[4]

苏梅兰姑娘（MissEdith E. Searell）

她们的情怀体现在下面这首歌里：“为了使命和托付，告别亲人告别故土。不畏脚下艰难险阻，决然踏上远方的路。为了千万灵魂得救赎，个人生死早已不顾。纵然流血粉身碎骨，甘心乐意奉献全部。遍地的庄稼已经成熟，手中的快镰催促脚步，青春年华浇奠脚下的路，奋力奔向永恒国度。”

撒向人间都是爱

从清代中叶始，吸食鸦片已经成为孝义的一大公害。据《孝义县志》记载：“清道光年间，鸦片开始传入县境，初吸者多为富商乡绅，官吏游民，既而普及普通家庭。染毒成嗜，精神萎靡，数年即倾家荡产。其时，官府虽严令戒除，但因种种原因难止。”[5]她们那时的一个主要工作就是兴办戒烟局，帮助烟民戒烟获得新生，。

光绪二十一年魏美丽接替王某，赈济贫民，成为街谈巷议的传奇式人物。”[7]

1895年魏姑娘与孙牧师夫妇一起又开办了两间戒烟所，次年魏姑娘与苏姑娘又增设了三间戒毒所，由中国人协助管理。其中梁万鑑和郝致富都是很好的管理者。魏姑娘在信件中，提及在孝义和邻近乡村，至少有42人来戒烟局戒除烟瘾。据她接到的报告，除了一位老妇，这些人回去后都再没有吸毒。

苏姑娘在1898年写下她的心得：“孝义和邻近乡镇，估计有百分之八十的人是抽鸦片烟的。我们开辟男女戒烟局，只不过一年多，便有138名病人了。这些病人中，有穷到倾家荡产，由亲友贴钱送来戒毒的。也有富贵人家，仍然经常有烟瘾要抽几口的。从60至70岁的老人，到16岁的青年人，甚至有一位只有10岁的女孩子”。

苏姑娘详细记录了一位刘先生的经历。她写道，“衣冠楚楚的乡绅刘先生进入戒烟局，他的妻子和儿子也来探望他多次，后来连他弟弟也进来戒烟。结果两兄弟都成功地离开戒烟局。回家后，别人给他一个绰号‘半鬼子’。因为他跟随了我们这些叫做‘洋鬼子’的人。刘先生自嘲说，自己从前是一个‘鸦片烟鬼’，现在只是半个鬼，那真是好的多了！”

点燃希望之光

魏姑娘在孝义首先着手做的是办学校。她先跑到当地的私塾去参观，结果吓了一跳！私塾读四书古文，都要死记硬背。不会背诵的就要被老师拿戒尺打手心和罚站。这与西方的教育方法和理念是完全不同的，中西方文化的鸿沟俨然横在她们面前。

经过不懈的努力她终于办起了新学校，到1893年1月，她们的学校共有28名学生，其中有5位女生，都是没有缠足的（当时西方教会鼓励妇女放足）。到1898年，她们聘请了王盈科老师负责当时的女校（有4名寄宿女生）和男校（有10名走读男生）。

夏季天气炎热，戒烟局便要暂时关闭。于是苏姑娘便与卢大嫂结伴，她们入乡随俗，与乡民同吃同住，教活泼可爱的儿童唱歌。爱从她身上流露出来，感染了乡民。不过她的身体不太好，有哮喘病，常犯肺炎。

1900年5月，苏姑娘到汾州贾师母家休息了一周，又赶到平阳府（今临汾市），期间又患上严重的胸膜炎，以至于只能卧床。康复后回到孝义，她又忙着监工，在会堂旁建造一座受洗用的水泥浸礼池，并在旁边栽满了花。然后又继续出外探访乡民，直到6月24日才回到家。这时一场大风暴已经向她们逼近了。

慈禧的豪赌

1840年鸦片战争后，清政府与西方各国签有协议，允许各国传教士进入中国传教，政府有责任保护在华外国人的安全。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慈禧想要废黜光绪帝，因遭到各国政府的反对未成，慈禧对列强怀恨在心。

1900年初义和团兴起于山东。慈禧太后一开始是要主张剿灭的，曾多次谕令地方督抚“实力剿捕，不得养痈遗患”。由于义和拳的行为直接侵犯了外国人在华的安全。各列强国家要求镇压的要求更加急切，眼看清朝廷行动不力，于是干脆直接派了少数军队进入北京保护使领馆。

慈禧对于外国势力的介入极为恼恨，特别是当她听说列强国家同情倾向于主张改革的光绪皇帝，希望自己早日退位，更是忍无可忍。于是慈禧采取了所谓“联拳抗洋，以战促和”的阴谋政策，完全不顾国际公法，竟命令清军向各国使领馆开炮。

1900年6月21日慈禧以光绪皇帝的名义，对十一国发布了宣战诏书。同时又令各级地方政府不得干涉义和拳活动，不得保护境内外国人。这种翻云覆雨的指令让地方官吏摸不着头脑。为了宣泄她的仇恨，慈禧还任性地杀掉了一批忠心劝谏她与洋人和解的朝廷大臣。

于是义和拳肆无忌惮地在北方各省屠杀手无寸铁的教士、所有洋人、信仰基督的中国人，甚至使用洋货的人，如有钢笔、蜡烛、洋火等人都遭到屠杀。华北大地一片血雨腥风。

在慈禧的怂恿下，十几万义和团拳民涌入北京城。慈禧还召见拳民首领，言多奖励。义和团在北京行为不断升级，烧毁主要教堂、围攻驻外使领馆。这时八国联军从天津进攻以解救领事馆，慈禧命清军死守。不料防守清军不堪一击，八国联军一路攻下天津、保定，最后进入北京。

慈禧这时才明白当时的中外军事实力差距之大，任性豪赌全盘皆输。她仓皇逃到西安，急命李鸿章向列强求和。同时又翻脸不认人，下令对义和团严厉镇压。

当她看到列强在谈判中提出的最后条件并没有要求自己退位，便立即对列强的态度由强硬转为最后完全屈服。不仅接受了洋人提出的全部条件，命李鸿章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还表示今后要采取“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卖国政策。

1900年是中国农历庚子年，所以这一年发生的大动乱大灾难被称为“庚子国难”。根据“辛丑条约”清政府支付的巨额赔款被称为“庚子赔款”。

孝义的风暴

善良单纯的两位姑娘对发生在北京的事完全不知情，她们相信中国政府一定会按照所发的文告保护外国人。她们在孝义已十多年，一向与本地人相处融洽。尤其是魏姑娘，已经把孝义当做第二故乡了，实在不相信孝义人会仇恨和杀害她。甚至遇害前两天，她的信上还表示，如果在县衙门内一定是安全的。所以教堂、学校、戒烟局、福音站各处的工作，每天仍按时间表进行；苏姑娘也如常一样出外探访乡民。

6月25日平遥送信来，通知平遥知县之前禁止义和拳活动的禁令突然撤销了。山西巡抚毓贤通知各县，说中国正在与列强开战（朝廷6月21日已经宣战），清军支援义和拳一起对付洋人。此外毓贤还有密令，嘱各地官员不得保护洋人。翌日又有信差把平遥暴动的情况带来孝义，暴民已焚烧教堂。索牧师全家逃到县府衙门请求保护被拒绝，反而命令他们立即离开本县。6月29日信差从汾州带信来，通知那边也有暴动发生。这时孝义已人心惶惶。

魏姑娘看完信，只道：“让我们一起祈祷吧！”于是与其他信徒回到会堂，在那里唱诗祷告。群众在外越聚越多，冲破会堂大门。魏姑娘只好出来让他们安静离开。这时孝义知县姚学侃（其名字根据县志记录。在《殉道血》里记录的名字为姚学康）闻报匆匆赶来，连官服也没有穿好，盘问她们为什么不离开本县。她们说她们不想离开。

姚知县无奈，见福音堂大门已毁，就留下几名士兵帮助把守。但是很快就有更多暴民前来，渐而群情失控，暴民涌入内院，想闯入她们的住宅。魏姑娘苦口婆心的劝告根本无济于事。

事实上姚学侃也已收到巡抚毓贤的命令，但是他不想在他的县内出事。在场另眼旁观的义和拳民，看透了知县不保护洋人的心机，也就准备放胆行动了。学校的基督徒老师王盈科在旁也感到危机四伏，替她们担心。

6月30日晨，王老师赶着上学去，但远远望见前门的群众挤得水泄不通，心感不妙，便急忙随人流走去，只见抢了东西的拳民纷纷离开。王老师急忙走进内苑，见魏、苏两位姑娘，手牵手跪着祷告的样子，倒毙在大堆的血泊中。旁边堆满木棒、砖头。显然她们是在祈祷时，被拳民拳打脚踢殴伤，流血过多致死的。随后又有更多的拳民涌过来，因为各人志在抢劫财物，没有人留意他。他便成了唯一来送她们最后一程的人，也留下了她们殉道的记录。

据县志记载“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六月，义和团反洋，魏美丽被杀，成为轰动山西的教案之一。”[8]这年魏美丽姑娘51岁，苏梅兰姑娘40岁。[9]

事发后，姚知县当日只差人送来两幅最简陋的棺木，是用来埋葬乞丐的那种。然后把她们埋在新建的浸礼池里。[10]

辛丑条约后，教会的教友为魏姑娘和苏姑娘在孝义西郊修了两座墓碑，在《殉道血》一书中还有墓碑的照片。1992年县志对此亦有记载：“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县城西郊筑起被义和团击毙女教士的坟场，名称‘洋鬼子坟’”。[11]但是经过一百多年的沧桑变故，如今早已荡然无存。

战败后谈判议和，列强坚持要“严惩祸首”，于是慈禧把战争的责任全部推给义和团和下级主战官吏和王公贵族。1901年1月，慈禧像切西瓜一样一口气杀了自己120多个大臣，许多地方官吏被革职查办。义和团的首领和骨干都遭到血腥镇压，方才得到了西方各国政府的“谅解”，重新坐稳了她的龙椅宝座。

据孝义县志记载：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知县姚学侃因‘镇压义和团不力’，革职发往极边，永不释回。”“县义和团首领之一王子龙被杀害”。[12]不知姚知县在老死边陲之前，是否对自己的愚忠有所反思？不知王大师兄在被砍掉脑袋之前，是否对自己的愚昧和鲁莽有所醒悟？

庚子赔款与山西大学

据统计，全国共有241名外国人（其中儿童53人）、2万多名中国人在1900年夏天的屠杀中死亡。山西是全国仇杀外侨和平居民最多的省份。

根据辛丑条约中“公平补偿外国人身价财产损失”条款，经过反复磋商，最后的赔偿方案被确定下来：中国政府共需向列强赔偿白银四亿五千万两，分39年还清，年息4厘。以海关收入、盐税和常关收入做抵押担保。这个总数目相当于全国人口每人一两。这就是所谓的“庚子赔款”。

孝义县志记载“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本县年支付庚子赔款白银14000两。物价腾涨，奸商居奇。”[13]无辜百姓成了慈禧这场豪赌的最后买单者。

尽管内地会是在庚子年间牺牲最大的宗教组织，戴德生和同工们都决定不接受赔款，死难者家属也没有索要。他们坚信爱将永不止息，播种文明与和平。

1902年，英国耶稣教浸礼会传道士李提摩太提议，将山西教案的50万两赔款用于创办“山西大学堂。”（今山西大学），以提升晋人的知识与文化，获得英国议会批准。“山西大学堂”是国内最早的三所新式学堂之一，与“京师大学堂”（今北京大学）、“北洋大学堂”（今天津大学）一道开创了中国高等教育的新纪元。

1908年美国政府退还部分赔款，用于创办“清华大学堂”（今清华大学），并提供奖学金和中国留学生去美学习的费用，进一步带动了其他国家纷纷退款支持中国兴办教育事业。

1973年中国的“文革”接近尾声，高校恢复招生。孝义县有大约8名青年被推荐上了山西大学，我便是这8名幸运儿中之一，进入了名闻遐迩的历史系学习。

大地的女儿

在世人眼里，她们远离家乡，客死异国，哀婉悲伤，岂一曲“长恨歌”了得？世人很难理解，唯有基督徒才彼此心有灵犀。其实她们的内心早已被圣灵充满，视殉道为荣耀，视死亡为永生的开始。

119年来，她们静静地安息在父神的温暖怀抱中，没有仇恨，没有悲伤，只有由衷的平安与感恩。

就在她们遇难的前一天，苏姑娘还写信给她的朋友说：“余一人安危生死，皆不必挂念。所当挂念者，唯此不信主之人耳。信主之儿女，自有其安身避难之场所。无惧亦无忧也。”[16]

戴德生(James Hudson Taylor，1832-1905)出生在英国约克郡。他自1853 年来华直至卒年，倾其一生在中国传教，是中国内地会的创始人。戴德生的后代也先后都在中国传教，如今已到第五代，他们留下了很多动人的故事。

他的子女中，有二男二女在中国夭折，他的爱妻亦病死于中国。

身穿中国服装的“剑桥七杰”

1905 年戴德生在长沙去世，享年73 岁，归葬于鎮江。

“假使我有千镑英金，中国可以全数支取。假使我有千条性命，决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这句话后来成为他最常被引用的名言。

晚年戴德生

1965年，内地会正式更名为“海外基督使团”（OverseasMissionary Fellowship）。

延伸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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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欧洲时报

文图由作者提供本号

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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