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 | 张家康：北大校园中的那条长辫子，闻达怪人辜鸿铭 | 自由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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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 | 张家康：北大校园中的那条长辫子，闻达怪人辜鸿铭

Original 张家康新三届 2021-04-24

作者简介

本文作者

张家康，文史作者。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会员。福建《党史月刊》特约作者。著有《新青年，时代巨变中的人与事》（北京大学出版社）等。在全国报刊上发表了诸多文章。

原题

说不尽的辜鸿铭

作者：张家康

五四时期的北京大学，各种新思想如潮涌动，各色新派人物纷纷登场，整个校园充满活力，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可是，时而也会出现不和谐的图景，一位老者头戴瓜皮帽，身穿枣红长袍，外罩天青褂，斑斑油腻浸染其上，一根又细又长的辫子，拖于脑后，此人便是民国闻人，一代怪杰辜鸿铭(1857-1928)。他精通西学而又极端保守，其异行怪言，常常出人意料，让人感到匪夷所思。

马建忠使我改变

成为一个中国人

辜鸿铭，出生于南洋英属马来西亚的槟榔屿，其原籍福建省同安县，先祖约于清康熙初年移居台湾鹿港，乾隆初年又移民马来西亚。其曾祖父辜礼欢深得英殖民者的信任，并被推选为当地的最高行政长官——甲必丹（Captain）。他膝下有八男三女，其中较为有名的有辜国栋、辜安平、辜龙池等。辜龙池即是辜鸿铭的祖父，其子辜紫云即辜鸿铭的父亲，供职于牛汝莪橡胶园，深得英国牧师布朗的信任，被委任为橡胶园的负责人。

辜鸿铭就是出生在这样一个“二等公民”的“贵族”之家，其母亲是西洋人，所以，他也自然烙下西洋人的象貌特征，长得深眼隆鼻，脸部轮廓分明。他自小便聪明伶俐，很得布朗夫妇喜爱，并收其为养子。

约在1867年，布朗夫妇离开马来西亚，将牛汝莪橡胶园委托给辜紫云代管，并征得辜紫云的同意，把辜鸿铭带到苏格兰读书。那年，他也只有十岁，在中国留学史上，其出洋留学时间之早，年纪之小，能与之比肩者，恐怕寥寥无几。这段经历给他平添了几份夸耀的资本，时时自诩是“中国受过欧洲教育的人中资格最老的一个。”他最早在苏格兰公学接受启蒙教育。之后，又进入爱丁堡文法学校。这所学校以教授拉丁文、希腊文以及英国古典文学而知名。他的精通多国语言，其最初的基础概源于此。他在德国莱比锡大学、英国爱丁堡大学、法国巴黎大学等著名的高等学府留学时，获得文、哲、理、工、神等多个学位。

在巴黎大学时，一位老教授前来看望辜鸿铭。谈话中，这位教授对中国文明尤为赞赏，他说：“你们中国的《易经》是最有价值的经典，可惜我不通中文，这是我终身的遗憾。我所读到的是一些法文和拉丁文的翻译片断，虽然不全面，未能将《易经》的真价值全盘托出，但是《易经》哲学已经光芒万丈，炳如日月星辰！你只通西学不成，归国后要深入研究《易经》。”这位老教授的话极大的刺激了他，自此，他像着了魔似的，到处寻找西方人关于中国的各种著述，从而确立起了解和认同中华文化的道德基础。

在英国留学时，他在宿舍摆了个祭台，每日三次叩拜，祭奠自己的祖先。房东老太看他那副虔诚的样子，有意椰揄道：“你们祖先什么时候会来享用你的这些大鱼大肉哇？”他很不高兴地回敬道：“应该就在你们的主听到你们的祷告之声，你们的先人闻到你们所孝敬的花香的那个时候吧！”

1878年，留学生活结束后，他又返回槟榔屿。不久，便受命到海峡殖民政府工作。他能领到不菲的薪水，过着优哉游哉的舒适的生活，可是，他的心在中国，饱饫中国文化的雨露阳光，服务桑梓父老乡亲，才是他唯一的心愿。恰在此时，天假之缘，他与由印度回航途经新加坡的马建忠巧遇。两人一见如故，长谈三日，辜鸿铭茅塞顿开，大有相见恨晚之感。马建忠（1844——1900），字眉叔，江苏丹徒人。留学法国时，获巴黎大学博士学位，任过驻法公使郭嵩焘的翻译，通晓西洋的政治和学术，乃学贯中西的大学者。他们谈了很多很广，其主旨不外乎中国文化。这次会晤，印象深刻，意义深远，迨至晚年，忆及此事时，他还是那么的意犹未尽：

“在新加坡与马建忠的会晤，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经历，正是马建忠，使我改变成为一个真正的中国人，虽然我从欧洲回来已经三年多了，但我并未进入中国思想文化深处，还仍遗留着‘假洋人’习气。……我同马建忠晤谈三天后，即向殖民当局提出辞呈，没有等到答复，就乘坐第一班汽船回到我的槟榔老家。在那里，我告诉我的堂兄，即我们家那位家长，说我愿意蓄辫和改穿中国衣服。”

这之后，他便在广州、云南、厦门、上海和香港游历。1884年7月，在一艘开往香港的轮船上，知府杨汝澍与辜鸿铭邂逅。此时，他正与一位德国人用德语交谈逻辑学，其间时而插入英语、拉丁语，而且，他的中文也讲得十分流利。杨汝澍十分惊奇，回去后立即通过广东督抚赵风昌，极力向两广总督张之洞举荐。张之洞正网罗天下英才，立即派人往香港邀请辜鸿铭。自此，他便进入张之洞幕府，担任张之洞的外交顾问秘书。在这里，他一干就是二十余年，张之洞对他多有赞誉：“鸿铭精神满腹，的是杰出之才。”他也谨记张之洞的知遇之恩，时常感怀：“余为张文襄（即张之洞，作者注）属吏，粤鄂相随二十余年，虽未敢云以国士相待，然始终礼遇不少衰。”

语言天赋二百年来

未见出其右者

张之洞之礼聘辜鸿铭，看重的是其“精于别国方言，邃于西学西政者也。”他的语言天赋，在近代中国可谓无出其右者。孙中山说：“中国有三个半精通英文者，一个辜鸿铭，一个伍朝枢，一个陈友仁。”可见，孙中山对其英文造诣的佩服之深。林语堂的赞誉更高，“其英文文字超越出众，二百年来未见出其右者。”他还精通其他语种，诸如法、德、俄、日文和拉丁、希腊两门古语。他的著作大多以英文写成，而著作完稿后，又多以拉丁文命名，那古色古香的感觉，对西方读者尤有吸引力。现代西方著名汉学家所写的关于中国的书中，凡提到辜鸿铭时，都一致推崇他的英文水平。

1891年，俄罗斯皇太子与希腊王子结伴同游中国，他们一行来到武汉。时任湖广总督张之洞为尽地主之谊，带着几个僚属前来迎接，辜鸿铭担任翻译。相见之后，俄皇太子用法语与张之洞交谈，辜鸿铭则流利准确地予以翻译。随后，张之洞在晴川阁宴请两位外国太子。席间，俄皇太子又改用俄语，与希腊王子窃窃私语，对菜肴的卫生表示质疑。他们刚刚说完，只见辜鸿铭转过身来，笑着用俄语对他们说：“这些菜肴既新鲜又卫生，还望你们放心地品尝。”

听罢，他们的脸上立刻现出惊讶之色。宴罢，张之洞掏出鼻烟壶嗅吸，希腊王子不知何物，情不自禁地用希腊语问俄皇太子，没想到，辜鸿铭又向张之洞翻译，并把鼻烟壶取来，递给希腊王子，还用希腊语告诉他使用的方法。两位异邦“九千岁”当场片刻之间，听着一个东方人同时流利地操几国语言，顿时惊异的瞠目结舌，不知所云。

后来，当他们得知辜鸿铭的强项还不是这些语种时，更是佩服的五体投地。俄皇太子在离开武汉时，郑重其事地向辜鸿铭发出邀请，盼望他有机会游历俄罗斯。他还将一块刻有皇冠的金表，赠与辜鸿铭。武汉之行给俄皇太子留下深刻的印象，他逢人便说：“在武汉见张总督，那位翻译辜先生所通语言之多，是我遍历各国所难以找到的奇才。”

还是在德国留学时，他的德文水平便在当地留学生中传为佳话。一次，他乘坐火车由维也纳往柏林，与他同车厢对面而坐的三个德国青年，看他一身东方人的装束，且拖着一条小辫，便对他挤眉弄眼，妄加评论。他佯装不懂，顺手抄起一份德文报纸，倒着看了起来。这下好了，那几个洋青年立即起哄：“瞧，这个土里土气的中国佬，竟然把报纸都拿倒了，还装的像真的似的，哈、哈、哈……”在一阵阵的嘲笑声中，只见他慢腾腾地挪起身，悠闲而又庄重地吐出一串字正腔圆、正宗地道的德语：

“德国的文字太简单了。不倒着看有意思吗？不要说如此简单的东西，就是你们的圣人歌德的《浮士德》，我也能倒背如流。”他还真的给背诵起歌德的语录，以教训这几个不知天高地厚的洋青年。那几个洋青年羞得无地自容，火车一到站，便赶紧溜之大吉了。

他虽通晓多国语言，却从来不以为然，最看重的还是汉语。他说，世界上最为伟大的语言有三种，一是汉语，一是希伯莱语，一是古希腊语。当有洋人苦于汉语难学，出现畏难情绪时，他便好言相劝：“凡是美好的东西，都是不易学到的。”而当有洋人批评汉字繁难落后，为野蛮符号时，他便勃然变色，予以驳斥：“汉语乃心灵的语言，不像西方语言那样，有那么多的条条框框，儿童最易学会就是证明。你非难汉语，正是因为你所受的西方教育，忽视心灵开发的后遗症。说了你不要不高兴，以你这样愚顽不化的脑壳，要想学好汉语，那才真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哩！”

说到他汉语的大有长进，必得要感谢一个人，那就是清末大儒沈曾植。初为张之洞幕僚时，他的汉语水平很低，凭着自己的语言天赋，刻苦自修，好歹能读通儒家典籍。一天，沈曾植来张府贺寿，一向倨傲的他，也不得不放下架子，前去讨教，高谈阔论许久，沈曾植却一言不发。他好奇地问：“先生为何沉默不语。”沈曾植回答说：“你说的话我能懂，可是，你要懂我的话，还须读二十年中国书。”由此，他暗暗发下恒心，以二十年时光“穷四书、五经之奥，兼涉群籍。”二十年时光弹指一挥间，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他对中国语言和文化的理解，真的可以精益求精，融会贯通了。

还有人说，辜鸿铭凡所居住的地方，且能说一口地道的方言，如厦门话、广东话、上海话、北京话，张口即是，与当地人毫无二致。这种语言天分，实在令人钦羡。孔子之教譬如数学家之加减乘除

醇儒，这一雅称，还是著名的金石学家罗振玉所赠送，辜鸿铭当之无愧。他服膺儒学，对传承几千年的中华文明情有独钟，如痴如醉。戊戌政变发生后，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由北京怏怏南下，来到武昌，慕名前来会晤辜鸿铭。在谈到儒学时，伊藤情绪化地问道： “闻君素精西学，尚不知孔子之教能行于数千年前，不能行于今日之二十世纪乎？”似乎孔孟之道已经不适于当今时代，这种说法，辜鸿铭岂能接受，立即侃侃而谈：“孔子教人之法，譬如数学家之加减乘除，前数千年其法为三三如九，至今二十世纪，其法亦仍是三三如九，固不能改如九为如八也。”在他看来，儒学乃万世不易的法则和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怎容妄自置喙。

还有一次，他的洋朋友宴客，宾客中只有他是中国人，一番谦让后，推他居为首座。酒畅淋漓之际，自然谈到中西文明的比较。辜鸿铭尊崇儒学已是闻名京城，于是，有人有意挑起话题，以活跃宴席的气氛： “老辜，我们知道你是尊孔的，请你告诉我们，孔子之教到底有什么好处呀？”

辜鸿铭端起酒杯，慢慢地呷了一口，笑呵呵地说：“孔子之教不就在我们身边吗？刚才诸位你推我让，不肯坐首席，那便是孔子之教啊。倘若都不谦让，象西洋人那样搞所谓竞争之法，你看看，那会又是怎样呢？那么，我们一定要等到优胜劣败决定后，方可入席举箸，那样的话，我们的这顿美餐，恐怕也不知到什么时候才能吃到嘴呵！”这番形象而生动的说教，直让洋朋友们听得哑然失笑，颔首称是。

他之推崇中华文明的程度，已近乎偏激，其嬉笑怒骂，常有惊人之论，伶牙利齿，可达借古论世的目的。当时，戊戌改良派以西方的制度和理论，作为中国维新图强的依据。辜鸿铭极力反对，认为：“中国士子不知西洋乱政所由来”，并以自己在西方的经历，用中文写成《西洋礼教考略》《西洋官制考略》《西洋议院考略》等数篇论文，探究西方礼教官制，指出中国礼教官制早已形成体系，西方议院已经暴露出种种弊端。他说，两千多年以来，中国没有议院，不也是好好的吗？他甚至认为，所谓国会不是什么新鲜玩意，早在三国，我华夏便已有国会，君若不信，请看诸葛亮的《前出师表》，那就是一篇《国会请愿书》：“武侯谓后主曰：‘诚宜开张圣听’云云，即是请开国会。又曰：‘宫中府中，俱为一体，陟罚臧否不宜异同，若有作奸犯科及为忠善者，宜付有司论其刑赏，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云云，即是请立宪。盖西洋各国当日之所以开国会立宪者，其命意所在亦只欲平明之治耳。今朝廷果能开张圣听，则治自明。如此，虽无国会，亦有国会；不如此，虽有国会，不如无国会矣。朝廷能视官民上下贵贱大小俱为一体，陟罚臧否无有异同，则治自平。如此，虽不立宪，亦立宪也；不如此，虽立宪，亦非立宪。故吾曰：武侯之《前出师表》是一篇真国会请愿书。”

他说，美国人博大、质朴，但缺乏深奥；英国人深奥、质朴，但又不够博大；德国人深奥、博大，但缺乏质朴，而只有中国人具有深奥、博大和质朴的秉性，所以，一个外国人那怕他是个很有学养的汉学家，也不能准确地理解中国文化，理解“真正的中国人”。他坚持认为，中国社会是以儒家的仁义道德所建构起来的，“中国所以不需宪法，一则因为中国人民有廉耻观念——有极高的道德标准；二则因为中国政府系创立于道德基础，而非创立于商业的基础之上。”你看，中国人可以用毛笔精确地书写，便可说明中国人的理智，毛笔自然没有钢笔尖利清楚，也很难运用。但是，一当学会毛笔，便会轻重如意，浓淡适宜，比钢笔所写出来的字，更加美观动人。

他在欧洲很有声望，他的著作多见于英美各国图书馆。一个在祖国遭受讥讽和冷落的思想家，却在欧美等物质发达的国家备受欢迎和推崇，确实是件令人很费思量的事情。德国人对他尤为青睐，认为象征东方文化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印度的泰戈尔，一个便是中国的辜鸿铭。在德国的一些大学的哲学课上，他的著作被作为大学生的必修课，学生有不懂辜鸿铭的，则不能参加哲学讨论。有的学校还成立了“辜鸿铭研究会”和“辜鸿铭俱乐部”。

许多朋友嘲笑我

对满族王朝愚忠

庚子年间，义和团运动已成汹涌之势，而西方列强又对华夏大地虎视眈眈。慈禧以其惯用的两面派伎俩，投机于西方列强与义和团之间，就象一个外国人所分析的：“倘若她不想被义和团的浪潮所淹没，她就必须浮在这个浪潮之上——要使浪潮不至于消灭皇朝，就必须把它转向洋人。”她一方面借义和团的力量对付西方列强，同时也借外国人的力量消灭义和团。她还暗中保护驻京外国使馆，并用谄媚的面孔向外国声明：这次中外开战，全是意料外的事情。对于义和团乱民，要“相机设法自行惩办。”她还肉麻地向列强讨好：“即不自量亦何至与各国同时开衅，此意当为各国所深谅。”

慈禧满以为机关算尽，可以鹬蚌相争，渔翁得利。没曾想洋人也不是傻瓜蛋，竟一鼓作气攻击京城，慈禧也如丧家之犬，带着光绪等走上凄凄惶惶的逃亡之路。

这种视国事如儿戏的做法，受到很多中外人士的批评，康有为便屡有文章揭露慈禧，指出慈禧是肇其祸端的元凶。辜鸿铭历来恼怒康有为，见其攻击慈禧，自然要予以辩驳，竭力为慈禧开脱罪责。他在上海《字林西报》上发表文章，巧为辞令，以至黑白颠倒，是非混淆，把中国内乱外患的罪责，说成“皆由康党散布谣言，煽惑人心”所致，甚至把慈禧再次训政，发动戊戌政变，说成“中国本以孝治天下，皇上自请训政，乃名正言顺之举”。

他把中国内乱外患的责任，全部推给了康有为，指出，如果不是康有为变法维新，抨击慈禧仇视西学西政，袒护义和团的排外活动，西方列强也不可能会对慈禧“猜忌不满”，自然也就不会有如此兵连祸结的惨痛的结局。这般牵强附会的推理，也只有辜鸿铭做得出来。

他还肉麻地吹捧慈禧的“盛德崇功”，历数太平天国以来，全国十多个省局势糜烂，不可收拾，时又值咸丰皇帝去世，慈禧以一寡妇辅立幼主，勘乱平祸，保持天下太平，“惟其德足以感人，其明足以知人”。为证明慈禧的大功大德，他还将慈禧有失君德的权术，给抖露了出来。当时朝中权贵大臣分为两个阵营。一为李鸿章、张之洞、刘坤一等，一为徐桐、李秉衡、刚毅等，两派争争吵吵，互不相让，而慈禧却驾驭有术，使他们都能各得其所，人尽其才。他由此赞叹：“多么智慧的驾驭，多么宽广的胸襟！在用人行政上是多么精明和老到，多么不同寻常！”

他告诉外国人，“皇太后不仇恨西人，不固执旧法”，为化解西方人对慈禧的误解，他搜肠刮肚地举出三条证据：一、1861年与英国议和以来，中外相安处事；二、近来，慈禧两次召见公使夫人，待以优礼，“以示中外一家之意”；三、让朝廷知晓外国情形，谕光绪学习英文等等。这些都是慈禧“不仇视西人之证，”而慈禧的垂帘听政也是“出于万不得己耳”，“中国所以系赖者，惟皇太后耳。”他辩解说，义和团之所以专与外国人为难作对，是因为“西人欲干预内政，有请皇太后归政之说。”义和团的行动正是我们这个民族传统的“忠君”“尊王”精神的体现。在满朝都斥义和团为“匪”的语境之中，惟有他义正辞严为义和团辩说，甚至还为之讴歌，这也正是辜鸿铭的特殊之处。

民国建立后的第六年，辫帅张勋抬出宣统复辟帝制，辜鸿铭欣然参与其事。当时，辜鸿铭负“调停江浙之责”，当他刚行至天津，便被兴兵讨逆的段祺瑞阻回北京。张勋勃然大怒，破口便骂：“你有负委托，何面目来见我耶！”从不看人眼色的辜鸿铭连连顿首道：“鸿铭该死，乞大帅宽恕。”帝制复辟终是一场春梦，然而，晚年所遇的一件隆恩，却给他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那就是废帝宣统在养心殿单独召见他，并与他一同用膳，一向妄自尊大，出言不逊的狂夫，竟感动的战战兢兢，语不达意。这一切，令在场的宣统的洋教师庄士敦大为诧异。辜鸿铭对自己的效忠请室，自有一番强词夺理的解释：“我的许多朋友嘲笑我，认为我对满族王朝愚忠，但我的忠诚不仅是对我世代受恩之王朝的忠诚，在这种情况下也是对中国政教的忠诚，对中国文明之目标的忠诚。” 如果我有权在手必定杀严复

林纾在西方国家度过的青春岁月，使他饱受白人世界的冷遇，这种精神压迫的反作用力，又成为他赞美中华传统文化，仇视所有崇洋媚外思想的感情基础。还是在张之洞幕府工作的第一天，他看到一份致外国人的商务公文中，竟把中国货写成native goods（土货），顿时沉下脸来，将native改成Chinese。他说，native有蔑视的成分，非洲、美洲、澳洲的土著可以用native，我华夏文明古国所产货物怎能以native相称呢？应当堂堂正正地标之为Chinese goods（中国货）。同事中有人提醒说，native goods习用日久，乍一改写成 Chinese goods,洋人难以接受。辜鸿铭不听则己，听了后更是恼羞成怒，瞪着眼睛斥道：“积非成是，奴隶思想！就算抚台把它改成native，我照样要翻译成Chinese goods。”

1917年7月，他应蔡元培之聘，任北京大学教授，主讲英国古典文学。在课堂上，他常常借题发挥，宣讲中国的传统文化。当年的北大学生阎震瀛回忆说，他常常教我们翻译四书，又教我们念英文《千字文》：“音调很整齐，口念足踏，全班合唱，现在想起来也很觉可笑。看他的为人，越发恢谐滑稽，委实弄的我们乐而忘倦，也是教学的一种方法，所以学生也很喜欢。《人之初》也有英文本。他说：《人之初》一书，里面有许多科学，开宗明义便说：‘性本善’，有关人生哲学问题，与法儒卢梭的论调相同。什么‘一而十，十而百，百而千，千而万’，是数学；‘曰水火，金木土……’，是物理化学。什么‘三纲五常‘，又是伦理学；什么天地人，日月星’，又是宇宙论、天文学等。”

他把英国诗分为国风、大小雅，凡所授英国作家作品，都要找出对应的中国作家作品，加以比较，比如，他把密尔顿的长诗Lycidas比作洋《离骚》，把杜甫说成是“中国的华兹华斯”。他要学生树立这样的信念，那就是华夏文明高于世界上所有文明。这种盲目自尊的心理，在他的身上已发挥到极致，以至变态为藐视和捉弄洋人，以求心理的平衡和满足。

1921年，英国著名作家毛姆来华游历，因慕辜鸿铭大名，便派人送了张请柬，约其相会。可是，一等不来，二等也不来，一直过了多少天，毛姆才弄清楚了，原来辜鸿铭在摆谱。于是，又派人送去一封信，说尽客气的话，要求前来拜访。这才满足了他的虚荣心，答应会见毛姆。

毛姆来到辜家刚一落座，他便很不友好地说：“在你们看来，中国人只需招招手，我们就得来。”毛姆知道他在为“请柬”而生气，接下来的谈话更是不中听，什么“英国人不适宜研究哲学”，欧美实用主义哲学是实用主义者“最后的逃避所”，以及欧美欺压中国，歧视中国人，破坏中国传统文明等等。他说起来滔滔不绝，毫不顾及礼貌，好象他所面对的不是外国友人，而是蹂躏华夏文明的罪魁祸首。而更绝的是，毛姆离开时，他竟主动起身，润笔挥毫，以诗相赠，其中的一节是：“令人羡慕的年华转瞬不在，你已然失去了明亮的双眸，桃色的肤肌，和你青春全部诱人的神采。唉，我不爱你，即便你上心我我也无心再爱。”

回到英国，这首诗翻译过来后，毛姆才恍然大悟，老辜那里是在赠友人诗，分明是在戏谑自己，因为，那是一首狎妓诗。看着这首莫名其妙的诗，毛姆耸了耸肩，摊开双手，无奈地说：“无疑的，这是毫无理由的，当我读到这些诗句的时候，我吃了一惊。”

如果说他的排外心理，曾鼓噪他戏耍洋人包括洋名人，那么，他对那些他所认为的输入异端邪说的中国人，就不仅仅是戏耍所能解恨的了。一次，他在宴会上与素昧平生的严复、林纾等相会，觥筹交错之间，老辜又发奇论：“如果我有权在手，必定杀严复、林纾二人。”严复眯缝着眼，笑着不搭理。林纾便相问：“这两人有何开罪足下之处，愿足下念同乡之谊，刀下留人吧。”他疾言厉色起来：“严复译《天演论》，主张物竟天择，于是，国人只知有物竟而不知有公理，以致兵连祸结，民不聊生。林纾译《茶花女》，一般青年就侈言恋爱，不知礼教为何物。不杀此二人，天下将不会太平。”

面对西风东渐的强劲势头，这样一位狷介而又不入流的斗士，真正地感受到形单影只的凄凉，他担忧华夏文明能否传承下去，儒学文化会在年青一辈中后继无人。他说过这样一段语重心长的话，为的正是警示青年人不要崇洋媚外，厚今薄古。

“现在中国人，尤其是年轻人，有着贬低中国文明、而言过其实地夸大西方文明的倾向，……实际上，他们都是通过望远镜来观察西方文明的，因而使得欧洲的一切都变得比实际伟大、卓越。而他们在观察自身时，却将望远镜倒过来，这当然就把一切都看小了。”

我是老大中华

末了的一个代表

1930年，辜鸿铭的法国朋友、学者弗兰西斯·波里在纪念文章《中国圣人辜鸿铭》中，称其为“中国圣人”“疯老头”，并对其“滞留在陈旧过时的年代”，“喜作谬论的独特个性，”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他写道：“他穿着中国长袍。在北京人都已剪掉辫子的此刻，他却留着那条象征性的发辫。我们的谈话进行了一个多小时。辜氏口若悬河我几乎插不上话。其实这只是一场长长的独白，令我毕生难忘，因为我从未见过如此执着地坚持己见、坚持确实信念的人。”

那条“象征性的发辫”使他尤为得意，他曾经大言不惭地对毛姆说：“你看我留着发辫，那是一个标记，我是老大中华的末了的一个代表。”他拖着这条辫子走街串巷，自然遭到一片物议，可是，他却如秋风过耳，若无其事。他骂所有剪辫子的人，是“没有辫子的畜牲，野兽！”民国初年，很多人剪掉辫子后，喜欢戴上帽子，他就骂人家：“沐猴而冠！”有个外国人直截了当地问他：“你为什么不把脑后的辫子剪掉呢？”他立即反诘：“你为何非要在下巴留有胡须呢？”一句话噎得洋人无言以答。

实际上，他是大清子民中最早剪掉辫子的人。在苏格兰读书时，他的女友喜爱他的又黑又亮的辫子，不时地拿在手中把玩，为讨好漂亮的姑娘，他竟将父亲的叮嘱置之脑后，“咔嚓”一声剪下发辫赠与女友。他护辫的荒唐而又可笑的举动，除却保守的文化信仰外，就是胡适所分析的，是性格使然，他要“立异以为高，”显得处处与众不同，有人作过这样的推测：“倘若人人都留辫子，我想剪辫子的第一人，一定是辜鸿铭。”

弗兰西斯·波里还亲历了这样一件难忘的事情。一天，几个美国夫人请辜鸿铭去茶室相会，她们都知道老辜公然为纳妾辩护，有意要和他理论理论，夫人们争先恐后，义正词严，批评纳妾的落后和不人道。只见他悠闲地跷起二郎腿，一声不响地听着，当碧眼黄发的夫人们口燥唇干时，老辜缓缓地站了起来，将四只茶杯依次摆在茶壶的四周，并习惯性地眯着眼睛，干咳了一声：“夫人们，你们都看见了吧，一把茶壶可以配四只茶杯，可曾见过一只茶杯配四把茶壶？男人好比茶壶，女人好比茶杯……”刚才还口若悬河的夫人们，顿时哑口无言了。

老辜此论一出，麻烦事也就接踵而至了，女子尤其是西方在华女子更是可忍孰不可忍，纷纷向老辜下战书，老辜一点也不惧怕，且谬论更是怪谲离奇和荒诞不经。据说，也是在一次洋人的宴会上，一个胆大的德国太太又向他提出同样的问题，并且以更泼辣、更富挑战性的语气说，一夫多妻不如一妻多夫好。老辜摸了摸下巴，不停地晃着脑袋：“于情不合，论理有亏，对事有悖，于法不容。”说着还笑盈盈地询问：“夫人，敢问你们平时代步是洋车还是汽车？”那位德国女人也不知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只得据实答道：“是汽车呀。”

他又不紧不慢地问：“汽车有四只轮胎，请问，府上备有几只打气筒。”

“那当然只有一只啦……”德国女子的话还没说完，所有在场者都已笑得前仰后合，此时，老辜已扬长而去了。

辜老夫子还有一大雅好，那就是醉心于女人的三寸金莲，此癖由来已久。他的正室夫人淑姑，有一双地道正宗的三寸金莲。尽管他移情于日本小妾吉田贞子，淑姑的那双小脚，却是他须叟不可离之宝物也。他对此还有一番高论：“女人之美，美在小脚，小脚之妙，妙在其臭。食品中有臭豆腐和臭蛋等，这种风味才勉强可与小脚比拟。前代缠足，乃一大艺术发明，实非虚政，更非虐政。”

传说老辜每每写作遇有阻碍时，便会大喊：“淑姑，快来书房！”深知丈夫怪癖的夫人会应声而至，坐在他身旁，任凭他将一对小脚放在手中揉揉捏捏，拿到嘴边嗅嗅闻闻。只消片刻，他便会神思泉涌，下笔千言，妙文佳作，倚马可待。

有人回忆说，一天，他到高姓学生家作客。席间，一位年青的丫头给他倒茶续水，那个丫头长得平平常常，只是那对金莲实在可人，而它所散发的阵阵“异香”，更令老辜陶然心醉。他对这个丫头赞不绝口。学生心领神会，有意送给先生做姨太太。几天后，这个丫头梳洗打扮后，干干净净地来到辜家。老辜一见到这个丫头，就象瘾君子看到鸦片那样，立刻把丫头领入卧室，让把一双小脚抬至自己鼻下，使劲嗅吸，可怎么也嗅不到那股“异香”，霎时间，他兴味索然，变色道：“送她回吧！”大家被弄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究竟是什么开罪于老先生呢？后来，前前后后地反复思量，才弄明白，千错万错，全错在洗脚也。

他的这种怪癖，世人多所诟病，只有他的福建老乡林语堂似乎回护，大意是说：“人生必有痴，必有偏好癖嗜。没有癖嗜的人，大半靠不住。而且就变为索然无味的不知趣的一个人了。”所不同的是，他与辜鸿铭恰恰相反，喜爱大脚“天足”，赞美赤脚的快活灵便，轻松自如，“至于无声无臭，更不必说。”毫无疑问，林语堂比辜鸿铭更爱清洁，其“癖嗜”也更文明的多了。

自知国人目余为痴汉

不容于中国

五四运动爆发后，辜鸿铭公开跳出来激烈反对，甚至在日本人办的《北华报》上发表文章，诅咒学生运动。他违背了所一贯鼓吹的春秋大义，将中国的事情拿到“夷人”报纸上说三道四。有学生把这些报纸拿到课堂，当面向他质询：“辜先生，你所著的《春秋大义》，我们读了后很欣赏，你既然讲春秋大义，你就应该知道春秋的主张是‘内中国而外夷狄的’，你现在在夷狄的报纸上发表文章，骂我们中国学生，到底是何道理？”这下，学生们可击中他的要害，只见他铁青着脸，将眼珠瞪得大大的，用手不停地敲打着讲台，哆哆嗦嗦，闪烁其词：“我当年连袁世凯都不怕，我还怕你。”新文化运动如狂飚兴起，已风扫残云般地席卷传统文化而去，面对风起云涌的新思潮，他终究是孤独无助而又渺小可怜。

“道不行，乘桴浮于海。”1924年10月，他应日本汉学家的邀请，正式到东京讲学。在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中，既爱国而又对日本情有独钟者，算来唯有辜鸿铭。他深知自己已被新时代所遗弃，恢复东方文化在中国的希望已经破灭，而日本则是他幻灭的意境中，所萌生的惟一的希望。他说：“自知国人目余为痴汉，不容于中国，惟日人能予以同情。中国汉唐文明，卓立于当世，惜后为夷狄所蹂躏，仅在江浙边域，犹残存宋代文明。然彼退御蒙古之侵袭以全国之日本，却完全继承唐之文化，迄今犹灿烂地保存着，是以极期日本能肩负发扬东方文明之大任。”

他对日本的特殊的情感，不仅仅是文化理念的认同，其中还有另一奥妙，那便是对其日本爱妾吉田贞子的思念之情，去世多年的吉田贞子仍然令他魂牵梦萦：“吉田贞子，她是日本武士的姑娘。日本女人真是世界上第一流的，世界上任何地方也没有像日本女人那样的贤妇。”这种思念之情，使他对日本民族和文化产生亲和感。在日本军国主义肆虐东亚的背景下，他还天真地幻想：一衣带水的中日两国能和平共处，共同复兴东方文明，走出一条不同于西方的儒家文明的富强之路。

他在日本期间，席不暇暖，马不停蹄地巡回演讲，在东京、京都、大阪、神户、滨松等地举办多场讲座，所讲内容为：《何为文化教养》《中国文明史的进化》《日本的将来》《东西文明异同论》和《关于政治与经济的真谛》等。

他在日本很受礼遇，很多地方请他去作讲座，大东文化学院聘请他为临时教授，讲授文化比较和语言学等课程，大东文化协会还聘请他为比较研究部部员，研究的课题有：《政治和社会的道德基础》《什么是民主？》《纲常名教定国论》和《中国古典文化的精髓》等。

他认为日本之成为东亚强国的主要原因，不仅仅是因为学习了西方的技术，而更重要的是坚持了儒家的精神。他尤为看重日本的武士道精神，其所包含的忠君、节义、廉耻、勇武、坚韧等封建道德，被他称之为中夏精神，“中夏的精神，在被夷狄侵犯以后，离开了中土。但中国文化的道德却留在了日本，日本的武士道正是这一点。”

当时，日本所彰显的军国主义倾向，虽然也引起他的警惕和批判，然而却是苍白无力的，甚至是天真幼稚的。他奉劝日本当致力于中国文化，讲求道德，研究王道，万万不可走欧洲军国主义之路，以致扰乱东亚秩序。至于日本何以发展成为军国主义，他荒谬地说，那正是日本近年来“西化”的结果，西方社会好战尚力的弊病传染给了日本，“人们常说日本是军国主义，把日本军国主义化的不正是欧美吗？”

他还糊涂地把日本入侵中国，比作是兄弟阋于墙，是自家内部的矛盾。这也就难怪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军国主义把他的言论编成《辜鸿铭论集》，大肆宣传，使其成为他们“大东亚文化建设”的理论根据之一。他的善良的东方文化本位的动机，竟会遭到如此残酷无情的戏弄，这难道不是辜鸿铭的悲哀吗？

他把日本当作复兴东方文化的一块绿洲，谁要是哪怕丝毫的浸染，他都会毫不留情地予以回击。一次，他在东京上野公园散步，看到一对青年男女手牵手，与他擦身而过时，便猛地用日语叫道：“日本危险！”他讨厌所有西方的时尚，把当时剪短发的摩登女郎叫“短毛贼”，并且说：“现在摩登女郎（modenr girl），日本报纸也有译modenr作‘毛断’，我认为这译名，可以望文生义，译得异常恰当。因为现在的摩登女郎都流行着剪发，剪发就是毛断，毛断便成摩登。太平天国的兵民，人家都称他做长毛贼，现在的摩登女郎为什么不可以称她为短毛贼呢？”

1927年，中日关系日渐恶化，况且，他的听众也日渐稀少，这块“绿洲”也嫌他聒噪而使他成为多余。晚秋的一天，他带着惆怅和遗憾，悄然而孤零零地回到故国。次年4月30日，他的生命走到了尽头，临终前，他的床上还放着儒家典籍的讲稿，可见他对东方文化的爱之深，忧之切。当时的国闻社和《大公报》发了这样一条简短的报道：

“辜氏所患原肺炎症，历时已月余，遍经中西医诊治，以年老未易奏功，竟以不起。

……他为学好推崇儒家，于西方哲学，多所非难。又主忠君之说。性孤僻，发辫至死犹存。”

张家康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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