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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 | 叶振华：少年革命者，带一身虱子回了家

叶振华新三届 2021-04-24

作者简历

本文作者

叶振华，生于上海，1969年下乡，1978年入黑龙江大学，1982年分配至北京西城区工作，1985年调动工作在总工会直至退休。

原题

串联到延安

作者：叶振华

1966年10月中旬，突然有同学来家里通知我，静安区委（也许是教育局）在发放乘车证，只要凭学生证就可去排队领取，凭这个乘车证就可以免费坐火车到全国各地串联，而且各地都有接待站，不需要具有红卫兵的身份，只要凭学生证就有人接待。我大喜过望，连忙跟随他去排队。拿到乘车证后赶忙回家，留了一张纸条给母亲，收拾了简单的几件衣服，拿了几元钱，就匆匆离家而去了。

我们这群同学共七个，大家计划的目的地是北京。因为知道前不久毛主席在天安门广场接见了红卫兵，同学们当然都想去见毛主席。首都北京本来就是人人向往的，更何况到北京串联做“毛主席的客人”是连吃饭钱都不用掏的。我虽然不是红卫兵，但是能随大家一道去北京我还是很愿意的。我长这么大，除了下乡劳动去过松江县之外，还从来没离开过上海。但是那时京沪线并不直通，南京长江大桥正在建造之中，必须在南京将火车分几次摆渡过长江，因此运输能力很有限，而能够搭载红卫兵上北京的列车更是无法满足。我们一行七人到达南京后只好先找个接待站住下来，然后耐心轮候去北京的列车。第二天我随同学们去某大学观看两派红卫兵组织相互批判揭发的大字报，只看了几张我就不耐烦了。在我看来，辩论双方无非都是采用断章取义或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手法，先给对方罗织、编造一个个罪名，然后引用毛主席语录来批判，双方所引用的往往是同一段语录。想来其他各校的大字报也无非这种货色。这种大字报不看也罢！

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我就十分反感。大概是在当年五月，高中一年级第二个学年行将结束之时，学校召开例行的全校广播大会，校长段力佩发表长篇讲话，他宣布了一个重要的决定：取消当年的考试，开展文化革命。讲话中他一再宣称自己的讲话虽然没有引用一句毛主席的话，但是整个讲话充满了毛泽东思想的精神，要求同学们会后认真讨论。

但是同学们非但不买账，还造起他的反来，宣布他是“走资派”（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段校长“充满毛泽东思想精神”的这个讲话更是同学们批判的重点。当初考入育才中学时，我就听说校长是与陶行知同时代的老教育家，本人还是全国政协委员。那时候一个中学校长能当上政协委员，多了不起呀！我心中一直是很敬佩他的，现在他被斗，我很不理解。

后来教我们英语的班主任张奉先老师也被斗了。事后我问为什么斗她？有同学给我讲述了原因：李同学的英语成绩不好，特别恨班主任，对她说，过去你不是叫我“立壁角”（罚站）吗？今天我叫你也尝尝味道！他将课桌叠起三层高，命令老师爬上去。还有同学给我讲述斗她的理由：她走路时脚后跟老不着地，这说明她过去老穿高跟鞋，穿高跟鞋的肯定是资产阶级。她为什么教英语？因为她是教会学校毕业的，而且是个虔诚的教徒，教会是特务机构，教徒就是特务！我觉得这全是无稽之谈，所谓“运动”都是瞎搞。我一向喜欢英语，对英语老师也很有好感。看到教室里乱七八糟的样子，我很生气。这时偏偏又有同学来批评我不参加运动，还质问我：人人都写大字报，你为什么不写？我正在气头上，便说，好！我写！我立即拿了一沓报纸，每张只写一个大字，写成一条标语“打倒一切捣乱分子”，便去老师办公室粘贴。那个质问我的同学紧跟我后面，越看越觉得不对味，厉声呵斥我：你说谁是捣乱分子？我回答说谁是谁自己知道！有几个跟我要好的同学见情势不好，赶紧把我拉开，劝我不要再说话，让我快回家。

从此以后我就成了“逍遥派”。我自小就被老师批评“自由散漫”，常常感到受拘束，这下好了，没人来管我，“自由散漫”的习性更加发展，什么时候高兴了，就到学校去转转，不高兴就不去。

虽然我远离学校，远离红卫兵组织，也远离了文化大革命，但是对于红卫兵的“大串联”却十分羡慕。我早就想出去开开眼界，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但是哪有钱买车票啊。小时候看过几本五十年代出版的《旅行家》杂志，那些游记文章对我产生了很大的吸引力。后来又读到司马迁的故事，说他20岁时就随父亲遍游名山大川，我就常常梦想哪一天我也能出去游山玩水。“大串联”原本是红卫兵的特权，我只有眼馋的份儿。现在我终于也能外出串联了，怎么能把宝贵的机会用来看大字报呢！

崔月明同学的想法和我一样，也感到很无聊，还不知要等到哪天才有去北京的火车？即使到了北京也没意思：全国各地的红卫兵蜂拥到北京，人山人海的挤都挤死了，毛主席还能接见吗？再说了，我们认识毛主席，毛主席又不认识我们，有什么看头？还不如直接去游山玩水。两人一拍即合，在南京游玩了几天，就摆渡到浦口，坐慢车去了徐州。

我早知道徐州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到了那里一看，果然是名不虚传。解放十七年了，这里竟然还像是刚打完仗的战场，处处尘土飞扬，没有多少绿化。放眼望去，满大街空空荡荡，一片贫穷落后的景象。往来的机动车很少，倒有许多畜力车，还有一种称作“倒骑驴”的人力车，与上海的“黄鱼车”正相反，骑车人是在后面的。小饭馆里几乎一无所有，我们买了三分钱一大碗无糖无盐的玉米糊，竟还有许多乞丐眼巴巴地望着我们。我们刚一放下碗，就立即被他们抢去舔了个一干二净。

之后我俩一路游览了郑州、西安、延安、重庆、贵阳、广州等地。我在上海出生长大，将满18岁才头一次出远门。原以为大城市至少是省会城市应该和上海差不多，谁知到了外地一看才知道差得远着呢，难怪外地人要一窝蜂似的往上海来，更难怪上海人总那么高傲自负，瞧不起外地人，管一切外地人叫“阿乡”。徐州那种落后就别去说了，连郑州那样有名的省城，号称交通枢纽，除了铁路编组站比上海大之外，我看不出有什么繁华的城市景象。南京、西安都是赫赫有名的古都，繁华程度也比上海差很多很多。广州倒是繁荣，毛主席“农民运动讲习所”也很漂亮，但是除了那些外国人居住的地区例如沙面之外，其他许多地方都感觉很破旧脏乱，城市面积也没有我想象的那么大。我很纳闷：建国都十七年了，怎么看上去这些地方好像根本没有什么建设呢？

在郑州我们参观了“二七”大罢工纪念馆，重温了中国工人阶级帮助共产党夺取政权的历史。过黄河的时候，看到那滚滚浊流，想起“跳进黄河也洗不清”那句俗话，不禁会心一笑，觉得把这条母亲河称作黄河真是名符其实。但是我无论如何想不到的是，仅仅过了三十年，当我再次到南京眺望长江时，这条中国最大的河流却宛如又一条黄河了。

西安是我景仰已久的古都，它不就是汉代的长安城么？那里古迹应该很多吧？可惜文革破四旧，很多地方都不开放。幸喜大雁塔仍旧开放，得以畅游。门楣上有很多历代文人的题刻，也见到了著名的《圣教序碑》。许多“小将”也模仿着乱七八糟地到处刻写自己的大名甚至红卫兵组织的名称。那种混乱无序的景象一直延续到八十年代，北京各个名胜古迹都不乏游人的涂抹刻划，中国民风于此可见一斑。

来到西安，看过“捉蒋亭”，自然就想起了延安。延安是我们青年学生耳熟能详的“革命圣地”，我非常渴望亲眼目睹到底是什么样的？以前在书上读过很多有关延安的文章，现在我们一定要去看看，究竟如何？

这时开始兴起一股步行串联之风，大概是因为运输工具紧张的缘故吧。西安的接待站也鼓励大家步行去延安，预计行程十天。于是我俩向接待站借了十天的钱和粮票，还借了件黑色短棉大衣。不过我们并没有步行去延安，因为我们在火车站见到排队候车的长龙，临时改变主意，加入了挤车的行列，并顺利到达铜川。在那里再转乘汽车可就不大容易了，您想啊，从西安装来满满一火车的人，到这里改乘汽车，得多少车才够啊？好不容易轮到我们上车，坐的是解放牌大卡车，敞开式的没有遮篷，说是坐车，实际就是挤得满满的一车人蹲着，蹲久了也不管什么脏不脏，坐下就是了。沿途看到荒无人烟的景象，我们庆幸没有步行。中午在洛川停车吃饭，时值11月初，陕北的天气已经很寒冷，只有在停车撒尿时才能跺跺脚暖和暖和。在那种特定的时空环境下，谁都没什么不好意思的了，车一停，大家便立即跳下车，男左女右分开在车厢两边，就地撒尿。从铜川到延安全程用了九个钟头，下车时我的双脚麻木得几乎不能走动了。

延安是宣传已久的“革命圣地”，因此也是红卫兵小将心目中仅次于北京的串联目标地。不过我对“革命”与“圣地”联系在一起一直有些疑惑。在我的思想中，“圣”总是跟“神”联系在一起的，除了孔夫子是圣人外，“圣地”似乎是宗教上的专用语，以前听得最多的是“佛教圣地”，大概是指某位圣人出生或居住之地。毛主席又不是生在延安的，他也没被称作圣人呀？这种疑问过去我就有过，现在更加强烈了。延安是红军长征也就是大撤退之后到达的一个偏僻的大后方，此后成了中共中央和八路军的大本营，称其为“圣地”似乎不妥。教科书告诉我，在毛主席的领导下，40年代的延安就成了塞北江南，共产党八路军从这里出发，依靠小米加步枪，打败了日本侵略者。因此我非常渴望去见识见识这个“革命圣地”，虽然我与绝大多数朝拜者的目的并不相同。

延安给我的印象是完全出乎意料的。“滔滔延河水，巍巍宝塔山”传唱已久，然而出现在我眼前的延河竟是浅浅不宽的河道中一线细细的水流，最窄处能够一步跨过去！连上海市区的苏州河都不如。后来在北方见的河流多了，才知道冬天干旱，河水自然很少，雨季河水就会充盈。时隔近30年，1994年9月我第二次到延安时，才目睹滔滔的延河水奔腾而下，浑浊至泥浆般的河水冲刷两岸，眼看着慢慢崩塌的河岸，感慨不已。

延河是那么的细窄，宝塔本身也不怎么巍峨，塔内楼梯非常狭窄，与大雁塔根本无法相比。我穿着借来的黑棉大衣，必须侧着身子才能登楼。不管怎么说，身在延安，还是很兴奋的，于是我和崔同学都在延河宝塔前照了张相。照相师傅采用流水线式的服务：先交钱开票填写信封，然后排队站到地上画好的圆圈内，刚站稳，师傅就按下了快门。照相时，我还特意解开大衣钮扣，双手叉腰，笑称自己是老八路。

延安开放参观的地方我们都去了，顺便也观察了当地居民的生活状况。我看到老乡们的生活简直贫穷落后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我不敢相信这是经过了十七年新中国建设的“革命圣地”。我们所见的景象是一片荒凉，满目疮痍。当年王震领导三五九旅开荒建设的所谓塞北江南在哪里？

我们参观了杨家岭、枣园以及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会址等地。印象深刻的是大会的座位，除了主席台上的五大书记，其余代表全都随意散坐在会堂内，好像没有什么座次安排，不像后来开大会，一定要严格地排定位置，比水泊梁山忠义堂里排座次都要森严得多。令我异常惊诧的是，在这么偏僻的地区居然也有一座规模不小的教堂，西方传教士为了将他们的“福音”传遍全世界，竟然这么不辞劳苦地“深入不毛”。

在如此艰苦的地方住了几天，倒也遇到过一些有趣的事。

我是在这里第一次见到“饸饹面”的：将一团面放在一个压杠下面，一人在杠子的另一端一屁股坐下去，面团便通过一道漏网连绵不断地挤出许多筷子般粗细的面条，直接落到下面沸腾着的大锅里。我们看着觉得很好笑：这边一坐，那边排出黄橙橙黑乎乎的一条条来！

有一次过延河大桥，被一群手拿红缨枪的孩子拦住，每个过桥的人都必须背诵一段毛主席语录，否则就不让过桥。这也是当时的一种社会风气，无论做什么事都要朗诵或背诵红宝书上的语录，除了“早请示、晚汇报”，有些人甚至连吃饭前也要念一段语录，真像是西方教徒的祈祷仪式。

我见那帮孩子天真可爱，就故意逗逗他们，背了一段当时人们最熟悉也是最短的口号式语录：“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那群孩子七嘴八舌地嚷嚷：不行不行！太短了。我就问他们：这是不是毛主席语录？他们只好点头说是，于是立刻放行。

没想到回来时又被这群毛孩子拦住，仍旧要我们背诵语录。我如法炮制，还是那段被人们成天挂在嘴边的“下定决心”，孩子们居然还记得我，说，你刚才背过了，不算，要背新的！我依旧笑嘻嘻地问他们：这是不是毛主席语录？是毛主席语录你们怎么敢说不算？他们哑口无言，唯有悻悻地放我们过去。

我们住的窑洞令我体验了一把陕北农村。依山开挖的窑洞确实优于砖瓦房，冬暖夏凉，很符合当今的绿色低碳理念。不过环境实在太脏了，风一吹到处是尘土。我们很不幸，游览了两天准备离开之时，下起雨来了，汽车不能通行！原来当地人戏称他们的土路为“水泥路”：平时是泥路，下雨成水路。汽车在这种“水路”上经常会陷入泥潭，车轮空转，就是动弹不了。没办法，我们惟有在窑洞里等候天晴恢复通车。等得实在无聊，我突发奇想，用废纸做了副象棋，和大家一道打发难捱的时间。

枯等了两天，终于可以回西安了。此时已到了大串联的尾声，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合发出通知，要求学生停止串联返回原地。我跟很多人的想法一样，为了争取时间玩更多的地方，就尽量往远处去。在重庆、贵阳、广州都玩过之后，带着一身的虱子回了老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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