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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年 | 庄稼婴:上海瑞华公寓,红色年代的部落文化

庄稼婴 新三届 2021-04-24


作者简历

本文作者


庄稼婴,生于上海,曾在黑龙江插队,自华东师范大学毕业后,任教于上海外贸学院。1982年移居美国,获加州大学博士,现为大学教授,迄今在中美高校教学、管理四十五年。


原题

我们是这样长大的





作者:庄稼婴



卢梭认为,儿童生来具备崇高的道德,然而,不道德的、腐败的社会环境却侵蚀了他们纯洁的天性。要让儿童保持德性,最理想的办法,是让他们在未受污染的环境里,比如风气纯朴远离尘嚣的乡村,度过童年。

因着祖父外祖父一辈已脱离了乡村生活,童年我从未有幸涉足乡村,被命运抛弃在城市的喧嚣中,而且是在腐朽的冒险家的乐园。这个词翻译成英文的话(paradise for adventurers),是满满的正能量,鼓舞人去探索、冒险、追求,而在把我们铸造成无头脑的螺丝钉时代,这是个贬义词。我出生那年,外国冒险家消失了,但不是无影无踪,他们的影踪随处可见,比如我家住的机关宿舍。

那幢公寓建于1928年,是法国人设计的,位于原来的法租界,公寓曾经有个法国名字Savoy,老上海人根据法语谐音,称为“赛华公寓”。我家搬进去的时候,已经改名为“瑞华公寓”了。
 
上海瑞华公寓外景
 
这幢楼里,上世纪五十年代初,住进了一批来自五湖四海的机关干部,建立起了独特的部落文化。这里盛行着集体主义和英雄主义的梦想,不接地气,害得在楼里长大的我们,单纯轻信,不谙世故,却也因为无知而无畏。当集体主义的梦想崩溃之后,必须接受的现实是,我们不是英雄,而是一个个孤独的小市民,生活就是在冷漠的世界里无助地挣扎,一日又一日,一秋又一秋。重识自我,漫长艰辛,转眼到了耆耋之年。回首封闭的童年生活,不是乡村,胜似乡村,乡思浓浓,恰似昆德拉所说:橘黄色的落日余晖给一切都带上一丝怀旧的温情……
 

初进瑞华


我没出生,我家就搬进了瑞华,那会儿供给制,机关干部跟在部队当兵一样,国家管吃管穿管住,甚至管请保姆,一般干部的私人财产只有几件换洗衣服和一些学习用品。大家以为消灭了私有财产,共产主义就在眼前了。

1950年代初的头两年,父母住在机关里,在外滩建设大厦的五楼办公,晚上睡在十一楼。同事是一批二三十岁的年轻人,胸中荡漾着打江山的革命激情,机关象征着革命,谁愿意离开革命半寸?不知不觉中,坐江山的日子开始了,年轻人纷纷结婚生子,哭闹的小孩,带孩子的农妇,进进出出机关大门,婆婆妈妈,拖泥带水,太不像话了,机关宿舍随之而生,瑞华公寓是其中之一。
 
上海建设大厦
 
父母走进了瑞华公寓,沿着白色宽大的石梯上楼,随手推开了二楼的一扇大门,这套有三间正气的大房间,与他们同时推门而进的是老宋夫妇(老宋曾任青岛市副市长)。母亲问:你们喜欢哪间?宋答:你们住大的,我们喜欢这间小的,小的有阳台。那时,两家还各有一个孩子和一个保姆,住进了第三个房间。大家把铺盖衣物放进房间,家就搬完了。

不久,公家送来了家具,家具无外是一张方桌、四把椅子、一个书柜、几个棕绷床和几条长凳。那是个分外平等的年代,机关事务管理局的工作人员丝毫不用考虑各家的具体情况,只要一套公寓有人入住了,往里卸下同样的家具就行了。机关宿舍的居民基本上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上到部长,下到科员,不分等级,夹住在一起。大家心心念念都是革命,无人在乎房间的大小、家具的新旧、摆设的繁简。

不久,我家和宋家各添了一个婴儿,孩子保姆依旧挤住在一屋。老宋家住了几年北上了,老王家(老王曾任上海市委书记)搬进来,不久老王家也搬走了,又换了新邻居。

在以后的几十年里,和老宋家一直保持着联系,老宋每次来沪,必上门看望母亲。1973年初夏,我由上海回黑龙江插队的村庄,途中在青岛停留,去海边的一栋小洋楼里拜望了老宋夫妇。青岛碧蓝碧蓝的大海晴空,宋伯伯宋伯母温暖真挚的话语,印象深刻。1970年代末期的一个秋天,我在广交会遇到了老宋的闺女,我俩同年出生,曾同睡一床,同浴一池,可那是幼童时期,彼此毫无印象。
 
乡村的纽带

童年,几天不见父母是常事,清晨尚未起床,他们已经去上班了,夜晚进入了梦乡,他们才回家来。把我们带大的是来自江浙一带的农村妇女,我们的“阿姨”。

阿姨也过着集体生活,我家和宋家是两家合用一个房间。有些房间里,塞进了四五张床,三四家保姆孩子住在一起,犹如兵营。随着各家孩儿的增多,瑞华太挤了,于是更多的机关宿舍诞生了,有些人家搬离了瑞华,兵营逐渐消失了,一家家分开来住。

那时,在遥远的郊区中山南路和东庙桥路,盖起了一片宿舍楼,初时有东庙一村和二村,有些瑞华居民,搬去了东庙。东庙新村后来改名为东安新村,是上海最大的一片机关宿舍。

把我带大的英阿姨,后来嫁到了东庙二村。有一年她身体不好,母亲让我去看望,那时我三四年级了,提着一篮水果,穿着花裙子,镂空的皮凉鞋,在瑞华的对面上了49路公共汽车,车子摇啊晃啊,过了好久,终于到了终点站,车站正对东庙二村的大门。

刚进门,院子里两个晒得黝黑,塑料鞋上蒙着灰土的小姑娘,大声骂我“小阿飞”,吓得我不敢斜视,加快脚步,往英阿姨家逃去。要不是她们骂我,我一定早忘了我的花裙子和皮凉鞋了。

带我的英阿姨,二十多岁守了寡,无子嗣,独自一人来到上海帮佣。我出生后不久,母亲因肺结核住进了虹桥疗养院,两三岁的哥哥寄宿在华东保育院,我是英阿姨一手带大的,她把我捧在手心里,细心呵护,百般娇惯。
 

华东保育院(后改名上海机关幼儿园)

 
瑞华像是一个村庄,民风淳朴,家家不锁门,大门敞开,保姆们带着幼童东跑西串。英阿姨心思细,说话为人小心,难得带我去串门,但是别的阿姨会找上门来。

我坐在英阿姨的怀里,听她们絮絮叨叨。

三楼桂英阿姨长得好看,苏北人,说话嗓门大,说着说着就骂她男人不学好,是懒汉。五楼刘妈,应该很老很老了吧,梳着发髻,耳垂上有两个洞,穿着蓝色的大襟布衫,她儿子,十四岁跟木匠学生意去了,刘妈笑得合不拢嘴。田阿姨愁眉苦脸,有个恶婆婆,打她骂她,提到乡下的三个小把戏(苏北话,小孩子),红了眼眶。

英阿姨静静地听,偶尔细声细气地应一句,她跟我最亲近,我却不清楚她的故事。

保姆来回讲述着留在远方的家人,她们记忆中的村庄、小桥、寺庙、铁匠铺……
 

保姆纵队


机关为保姆开办了扫盲班,组织她们学文化。英阿姨带我去上课,课堂在楼下高敞的正厅里,就是我们说的“电梯间”。电梯很宽大,可同时装下几辆自行车,围着电梯的铁栏是网式雕花的,不像今天的封闭式电梯,如果看过美国的经典电影,便可体会到那种电梯的魅力,电梯里黄黄的灯光射出来,所经之处从暗到亮,随后亮光暗淡下去,恢复了黑暗。透过镂空的铁栏杆,我们追随着电梯的灯光,看着电梯从底楼出发,不慌不忙地往上升,一面大声禀告大人:电梯到三楼了,到四楼了。电梯里说笑声不绝,那会儿的人,彼此之间似乎不存在秘密。

各家阿姨带着小板凳、小孩子,还有识字课本,聚集到电梯间。课本里是她们熟悉的故事,梁山伯祝英台、白蛇传、薛平贵王宝钏……听了无数遍,我能一字不拉地背出来了。母亲从疗养院回家来了,见我坐在小板凳上,捧着一本书,念念有词。母亲喜出望外,神童啊,三四岁认识那么多字了,一看,书被我反拿着,十足的睁眼瞎。

母亲回家后,发现我被娇惯得离谱,就送我去幼儿园接受改造。英阿姨竭力阻止,终究是敌不过母亲。于是,每天早晨,有一辆装了栏杆的三轮车,来接瑞华的孩子去建国西路的机关幼儿园。初去的时候,闹着要回家,某一天,突然发现了我哥哥,他寄宿在幼儿园,星期六下午回家,星期天傍晚又被送回去。结果,我缠上了他,跟东跟西,跟到了大班的教室里,之所以印象深,是因为他带着我走遍了幼儿园,上上下下,里里外外,当时觉得幼儿园大极了。如今去看,在这幢小楼里,哥哥和瑞华的不少孩子,住了整整五年,接触的除了幼儿园老师,就是屋后的大花园,一个远离尘嚣、纯朴、温和、有规律,而又处处受限制的类似动物园的地方,比起血腥残酷、自由危险的野生世界来,是幸运,也是诅咒。

不得不感激英阿姨,她是断然舍不得让我去寄宿的。有时候,我还会耍赖,不肯去幼儿园,英阿姨百般包庇,坚决支持。结果是,我的环境没有哥哥的纯朴,我比他多了点自私的农民意识。据说,爷爷对我是很满意的。我四岁的时候,爷爷从宁波来看我们,发现哥哥被训练得不分你我,天下一家。小朋友问他,你家有什么好吃的?哥哥捧出饼干筒,打开来跟小朋友分享。我看到,冲过去夺了回来,大叫:这是我家的。爷爷竖起大拇指:这孩子好,护家。

有一天,外边人声鼎沸,英阿姨说,要去消灭麻雀。我跟着她下楼,依稀记得电梯间里贴了大标语,白色的纸在风里颤动,碰触到我的脸上。院子里,集结了许多人,阿姨们手持锅盖饭勺,叮叮当当,敲打不停,喧闹让孩子亢奋,我们在院子里追打奔跑了一天。

又过了一阵,英阿姨走了,嫁给了市委机关的公务员老钱,彼时公务员的定义是工人师傅,负责修理、清洁工作。接替英阿姨的是“新阿姨”,不知她的名字,一直叫她新阿姨。那时候,家里人口多起来了,哥哥上了小学,终于可以每天回家来,家里又添了妹妹,不再有人宠我。新阿姨话不多,看似心不在焉。长大了我才知道,她在家乡有四个子女,丈夫常年生病,靠她做保姆养家。新阿姨,我忘了她的面容,想到她,就是西窗边的侧影,下午暖黄色的阳光落在她的头发上,肩膀上,她默默地纳鞋底,沉醉在自己的世界里,纳了一双,又纳一双。

纳鞋底

   
集体是那个年代的标志,机关事务局派来了热情的小同志,帮助瑞华的每个门洞成立居民小组,组织保姆大扫除,除四害。保姆也渐渐地雷同起来,她们耳濡目染了革命干部的风范,刚进城时,梳着发髻,穿着大襟衫,后来都剪了短发,有的保姆还当上了居民小组长。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位操着南腔北调普通话的保姆,穿着蓝色的人民装,口袋上别着一支钢笔,说起大道理来,头头是道。

瑞华,就像农村的“李庄”“王家村”。大人在一个机关工作,子女在一个幼儿园、一个学校受教育,各家各户,知根知底,容不下半点私人空间。瑞华的保姆跟周边的保姆是不同的,跟东家之间互称同志,至少从表面来看,革命只有分工不同,没有贵贱之分。如果有人问保姆,你哪儿的?回答是:我是瑞华的。瑞华是一个整体,一个代表我们的集体,阿姨们不但照顾自己的孩子,也照顾大楼的每个孩子。我们的小辫松散了,别家的阿姨会为我们梳理扎好;天阴沉沉的,我们出门忘了带伞,别家的阿姨会提醒我们;我们想恶作剧,只要旁边有阿姨在,我们多少会收敛一点。

时而,这些阿姨把我们管束得过多过严,遭到我们的群起反抗,反抗的办法无非是,当她们在电梯间闲聊的时候,我们躲到二楼三楼,学着她们的苏北口音,齐声叫嚷:乖乖隆地咚,韭菜炒大葱。随后化整为零,落荒而逃。
   

村童的生活


1950年代中,机关幼儿园搬到了瑞华,在底楼的四套公寓里分别办起了大班、中班、小班和小小班。我和楼里的孩子无须再一早起来,立在门口等三轮车送我们去建国西路了。

瑞华公寓里边有一个大花园,幼儿园搬来之后,花草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滑滑梯、攀登架、跷跷板。1960年代初,幼儿园迁走后,又恢复了绿化。
 
瑞华公寓内景
 
在幼儿园,天天玩得开心,同学基本来自瑞华公寓,个别来自附近的一些机关宿舍。可以说,除了晚上睡觉以外,瑞华的孩子整天在一起,上幼儿园在一起玩,回家以后还是在一起玩。女孩子喜欢扮小人家家、跳橡皮筋、造房、踢毽子、玩沙袋、挑游戏棒。男孩子整天乱跑乱叫,玩打仗游戏,一派是解放军,一派是国民党或日本鬼子。你当司令,我当团长,一帮帮孩子冲过来杀过去,呼喊着:冲啊!鬼子快投降吧!他们也打弹子、刮香烟牌、盯橄榄核、斗鸡、跳马,反正都带有竞争意识,玩着玩着开始你推我搡,接着就扯打起来,打到不可开交的地步,女孩子就去搬救兵,找阿姨和开电梯的公务员来拉架。

我们的童年是在一个热闹的部落里度过的,大楼的每户人家,我几乎都去过。我跟小朋友从底楼奔到八楼,家家的大门都成日开着,随便进出。我们跑进开着的大门,每家人家都非常相似,公家发的方桌椅子,长凳架起的棕绷床,如果恰巧发现一个孩子,就像找到了宝藏,快快乐乐一块儿玩耍。

我家隔壁的单元曾经住过一户有六个孩子的大家庭,这些孩子时常一起床,睡眼惺忪来我家探查,看到桌子上有保姆买回来的油条,抓起一根就咬,我家的饭桌就像他们家的饭桌。这家父母见儿女叼着油条回来,一边责骂,一边派保姆立即去买了送还回来。

到了暑假,我家的床上,时而会躺着邻家的孩子。有的是应邀而来的,玩累了,倒下呼呼大睡。有的则是不请自来。一日发现楼上的红星沉睡在床上,从上午睡到下午,直到要吃晚饭了,母亲怕他父母担心,才把他推醒,催他回家。

这些五六十年前的琐碎,充斥了我的记忆,老了,脑瓜不灵了,因为装了太多杂乱的往事。


前几年,我家搬离了瑞华,关上门,带走的是六十年的记忆碎片。上面的照片中,那扇最没有生气的窗户后面,曾经是母亲的房间。很多年以前,星期天下午,母亲弹起了风琴,招来了一帮孩子,紧紧围住了她,她房间的那两扇窗户笔直地开着,飘出来的是欢快的风琴声,还有我们稚嫩的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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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图由作者提供本号分享,插图选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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