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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工 | 郝寒冰：一锅夹生饭
郝寒冰，1954年出生，1969年底下乡，1970年底进工厂，1978年秋考入大学，当过翻沙工、车工、教师、编辑、警察，政法机关退休公务员，二级警监警衔。系宁夏作协、美协会员，宁夏党校（行政学院）、社会主义学院、宁夏人民警察学校客座教授。
1975年，报纸突然公布了领袖评论古典小说《水浒》的谈话：“《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只反贪官，不反皇帝。”
紧接着，江青就在山西昔阳召开的一次全国性会议上肆无忌惮的打断国务院第一副总理邓小平的报告，杀气腾腾地说：“《水浒》的要害是架空晁盖！现在中央有人要架空毛主席！”矛头所指一目了然，令国人震惊！
此时“文化大革命”已经进行到了第九年，中国正像一辆老牛拉破车，艰难地行进在泥泞的山路上。如果说早几年人们还有所顾忌的话，那么现在，许多人已经无所谓了，除了极个别场合，想说啥就说啥。比方在我们车间，按照统一部署，也要停产开会“批《水浒》”——先是学习“最高指示”，也就只好听着。等到后来说是要“交流学习江青同志重要讲话体会”时，就有人就发牢骚了：“怕是交流他们奶奶呢！”车间主任老买瞪着眼睛骂道：“都把嘴夹紧，惹吼了我把你们统统检举送到看守所蹲着去！”
大家伙就笑，老买也跟着笑：“想不通也得学。《水浒》这本书都讲了些啥？咱车间100多号人，恐怕好多人都不清楚。干脆这么着：书记——我那时是车间团支部书记——你看的书多，先给我们讲讲《水浒》，完后我们再批判。”我明白主任的心思，就开讲，从“洪太尉私放妖魔”说起，一段一段，整整讲了一下午，什么“林冲夜奔”、“扬志买刀”、“宋江杀惜”、“武松打虎”、“李逵下山 ”一段又一段，楞是把“批判会”开成了“故事会”，把一帮子老娘们听的五迷三道，都说好听。
也不知道哪个孙子奏了一本，说金工车间是在“鬼耍水”。厂办派了个宣传干事质问老买。老买不认账，辩解说让大家熟悉《水浒》故事情节是为下一步开展大批判作铺垫。马上还会有一场“重头戏”，不信等着瞧！这么一忽悠，居然把上头给迷惑住了。之后老买把我找来说再开一次批判会，你用点心，来个弯弯绕……
翌日，批判会按计划进行。轮到我发言了，我一本正经的说：《水浒》确实问题很严重，必须彻底批判、批臭、批烂，才能肃清其流毒！除了宣传投降、招安之外，还发现这本书存在一个无耻吹捧官僚地主阶级、恶意丑化无产阶级的问题，而且手法极为隐蔽——英雄排座次，一百单八将，凡是地主官僚家庭出身人的连外号都叫的美妙动听：什么“及时雨”、“玉麒麟”、“小旋风”、“双枪将”、“没羽箭”、“镇三山”等等，充满了富贵之气；凡是贫下中农家庭出身的人连外号都叫的日脏烂杆：什么“赤发鬼”、“白日鼠”、“活阎罗”、“母夜叉”、“丧门神”、“盗马贼”等等，叫人听见就恶心呕吐——施耐庵的爱憎立场是何等分明？所以一定要把这本书批臭，灭地主阶级的威风，长无产阶级的志气！
有个叫张老三的师兄顺口来了句：“宋江是条狗”，马上有人续了下句“皇帝牵着走”，引的一片笑声，又引出一人的下句“要是敢咬我”，最后小师弟栾副官大喊一嗓子：“给他一砖头！”
这么一喧，漫说大家伙都惊呆了，就连一贯善于紧跟形势的厂办宣传干事也觉得这个批判会开的非常成功，有理有据、有声有色，特别是几个小青年现场作诗、出口成章更让他大喜过望，脑洞大开。
于是他彻夜不眠，精心泡制了一份材料，说拖拉机厂青年工人用现场作诗的形式批判《水浒》，击中了要害，天一亮绕着两条小短腿跑到总工会一顿猛吹。
总工会一群闲的百无聊赖的肉头正愁找不到“新生事物”可扶持，瞌睡遇到枕头上，马上拍板：在拖拉机厂召开一次以批判《水浒》为主题的“赛诗会 ”，大造舆论。
宣传干事拿着鸡毛当令箭，回到厂里立即部署，让各个团支部发动团员青年写诗，参加赛诗会还要评奖。问题是大家都说不会写诗，议论纷纷。我手下的弟兄们也都问我怎么写，我也一头疙瘩。
大师兄“董乱子”正好路过，对我等说：现在不是“全国抄党报，党报抄梁效”嘛，你们这些小贼逼还用教？大家一听都说这个主意“高，实在是高！”于是就东拼西凑开始糊弄洋鬼子。
我也代为自己的几个小哥们诌了几首，唯有一个让我暗恋的小师妹我是认真写的，虽然仅有短短四句，却改了又改，直到自己满意为止才交给她。
这个小师妹和我是有点故事的，与我同时走进拖拉机厂的学徒工队列里，头次见面就令人砰然心动——团团脸，扎小辩，菱角形状的嘴极富个性，一笑，两只大眼睛就变成了月亮湾。
那是一个纯情的年代，我们之间从未说过任何过分的话，也没有过任何肢体的接触，始终连手都没有握过，一切都是含蓄的，但是彼此都能够感受到对方心中有“我”的位置。
若干年后，当我成为宁夏作家协会一员，某次与我们的主席张贤亮先生聊及此事时，张先生微微一笑，仅用两句话便概括了我当时的心态：“你是‘一跤跌在了碳上，一眼就把她看上’，对吧？”我当场被张先生的才气折服，佩服的五体投地！
扯远了，还是把话题拉回赛诗会吧！
赛诗会地点在办公楼三楼大会议室里，南窗户面临尚勇巷（现为“湖滨街”）与“惠民巷”交叉的丁字路口，每天沿墙根蹲着几个小老汉卖瓜籽和沙枣，时不时的喊上几嗓子。为了表示重视，总工会还委派当时在全区颇有名气的“工农兵作者”肖诗人、刘诗人和《宁夏文艺》（现今《朔方》杂志的前身）编辑部的吴作家到现场作评委。
赛诗会开始了，先登台的翻砂车间团支部选送的“作品”都是假大空那一套，内容雷同，普遍是公式化口号化，什么“一颗红星天空照，革命群众昂首笑；打倒一切投降派，美帝苏修像狗叫”、什么“反复辟，反倒退，一心解放全人类”等等、等等，让人乏味。
终于来了个有气势的：装配车间的“大老魏”（后来的宁夏《共产党人》期刊编辑部主任），一口标准的普通话：“中央精神传天外，革命群众喜开怀；谁迷敢做投降派，砸碎他的天灵盖！”气场先把人给镇住了！
下一个登场的机修车间的“赵女性”更不简单，是拖拉机厂著名的文艺骨干，男人女相，性格和蔼，吹拉弹唱，无所不能，放到今天一点都不比李玉刚差！只见他笑容可掬，声情并茂：宽阔的拖拉机厂大门口，有一排板报在怒吼：老天爷借我风暴八万里，俺要为英雄方腊报冤仇！
未来的自治区交通运输厅长念的是：“北宋末，豺狼当道无活路；宋徽宗，吃喝嫖赌祖业输；黑三郎，招摇撞骗聚山湖；施耐庵，酣笔浓墨颂叛徒·····”
还有一个“老显货”一上台就说：都知道啵？嘉陵江上有座望江楼，唐朝大诗人李白曾在此写过一副上联：“望江楼，望江流，望江楼上望江流，江流千古，江楼千古”，千年以来没人能对得上下联。此时此刻，评《水浒》运动激发了我的灵感，我对上下联了：“赛诗台，赛诗才，赛诗台上赛诗才。诗台万代，诗才万代。”
这个牛逼吹大了，立马有人说“这是抄袭！”几个评委赶紧打圆场：不能说是“抄袭”，顶多算是“撞车”。大家心知肚明，都不吭声。
当漂亮小师妹上台朗诵出“磨床开启战犹酣，何惧塞上腊月寒？有志敢叫春早到，笑看五洲红烂漫”时，当场受到来着西北轴承厂的评委刘诗人的首肯，他本身就是磨工出身，不仅记录在了自带的小本子上，而且还建议将首句改为“沙轮推出花万朵”，更形象、更生动，问她同不同意？小师妹傻不愣登的不知该如何回答，用无助的目光望着我，我赶紧示意她点头同意，因为这几个字确实改的好，要比我写的有水平多了。
轮到二车间青工“张土匪”，刚开了个头：“清平了（乐）六盘山”，有人就笑，他就不高兴了：“笑怂哪？！”然后正式开念：“《水浒》传，烂杆书，上中下三册；杀人放火，吃肉喝酒，一群土流氓····”
宣传干事打了个手势让张土匪先停下，问：“这哪是《清平乐·六盘山》？”之后一问，才知道“土匪”干脆就是个“诗盲”——只因为《清平乐·六盘山》名气太大了，所以在他的潜意识里以为只要是诗，就必然要加上《清平了（乐）·六盘山》这个冠，如同只要是解放军，不管你是海陆空战士还是机关干部，统统都要戴“三点红”一样。更要命的是他干脆不懂押韵合辙，认为把几句话串起来念就叫诗。
于是宣传干事就嘲笑张土匪：“小伙子，不明事理罢（别）乱说，不懂管子罢（别）乱摸，不知深浅罢（别）乱戳”！就地把张土匪给惹吼了，反唇相讥：“X干事，爱写诗，掏出‘老二’当铅笔！”引起一片喧哗。
真正的诗人肖师傅想当“和事老”，他原来是长城机床厂的钳工，操着一口东北腔说大家先缓缓，现在我给大家简介一下写诗最基本的规律——大家都爱听“权威”的话，会场马上安静了。
诗人就从A、B、C 讲起：首先要有形象思维，这是最关键的，否则就不是诗了，而是一堆政治口号。他以自己的那首成名作《沸腾的车间》说起：“牛头刨，吹小号;摇臂钻，把舞跳；千斤气锤擂战鼓，钢水飞溅涌春潮。”——把冰冷无情的一堆机器比喻成人、而且是年轻小伙子、妙龄少女，马上就鲜活生动起来了，是不是？空气锤咚咚咚打铁多枯燥？但是你把它想象成一个非洲革命战士在赤道附近的原始密林里为战友击鼓打气，反抗殖民主义，意境一下子就出来了，视觉、听觉、嗅觉、触觉和色彩感、立体感以及流动感应有尽有，对不对？”后面的话还没说完，大家都连声喝彩，让诗人很是兴奋。
“再就是要押韵——当代诗词分为13韵，不过太罗嗦，一下子说不清，大概知道一下就行了。他以大家都熟悉的《东方红》的歌词为例：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每句话最后一个字“红”“升”“东”的韵母分属“中东”和“人辰”韵，解释起来比较麻烦，但我们化繁为简，只要念拼音里的“en（恩）”就行了，这样听起来就很顺耳，也很好记。虽然中国这么大，各地方言不一，但汉语妙就妙在这里，“韵脚”就是“绿灯”，无论到哪都通行！
话赶话，他又俏皮的学着宁夏方言说：“歹、歹、傲、傲，赶车的老汉戴了个烂草帽，鞭子一甩头一绕，挣的老驴昂昂叫！”这个“傲”、“帽”、“绕”和“叫”的韵母分别是叫“窈窕”韵，不过你就记得是拼音“ao”就行了，差不了。
又说“一三五不论，二四六分明”，单行不押韵，双行必须押····之后又解释了什么是合辙对仗，等等。越讲越激动，最后，他打着有力的手势说：总之，诗是劳动人民在阶级斗争和社会实践中发明创造的，无产阶级最会写诗，革命群众出口成章！激情的年代，遍地都是诗！千万别小看满街走的赶大车、买冰棍什么的，那些人话粗理不粗，随便一声吆喝没准就是诗，而且还是好诗！
仿佛是为了映证诗人这番话的正确性，不早不晚，从窗外传来小贩的叫卖声：
“爆米花，
大把抓；
二分一大把！
抓的多了我要减，
抓的少了我要加；
抓的不好再重抓。”
年龄、长相和作派都是一副腐儒模样的吴作家笑嘻嘻的分析开来：看，这小贩说的多自然，又顺口又风趣，听声音怕是有60多岁了，估计和我差不多大，应该没念过几天书，肯定也不知道什么押韵不押韵，但是并不影响他作通俗易懂的白话诗，他每一句最后的哪个字“花”、“抓”、“把”、“加”，都押着拼音“a”的韵，从专业上讲，叫“发花”韵·····
就听见有人小声嘟囔“他怕是懂个屁？翻来复去就这么两句，再长一点未必就能押上韵了！”听口音正是宣传干事。
吴作家说：不敢轻易下定论，民间艺人一肚子花花肠子，往往触景生情、有感而发，逮住一个韵脚或许能从白天唱到晚上，而这正是我们这些知识分子所缺乏的，要放下身段向他们学习，当然也包括你们。
宣传干事不高兴了：我们是正宗的工人阶级，向他一个卖爆米花的学习？岂不是鼻涕往眼窝里倒流？！吴作家赶紧解释：你理解错了，我不是说你们要学习他，而是说我在向他学习的同时，也要向你们学习。
大家就起哄，气氛有点尴尬。恰在此时，楼下爆米花的叫卖声再次唱响。当最后那句“抓的不好再重抓”刚一落地，宣传干事不失时机的推开窗户伸出头，操着“宁大话”（一种极富银川方言特色的普通话，类似“陕普”）来了句：“抓的不多不少咋的个话？”说着，还挑衅的眨了眨小眼睛。
便听见一声“那就噎死你这个日八歘！”
“哄”的一声，现场的男女老少全都笑翻了——“啊呀，这个‘chua’字对的太有才气了——既押韵，又合辙，mia（美）呆乎了！”
宣传干事恼羞成怒端起喝水杯子把剩茶羹泼了下去，就地引发一片怒骂声，楼里楼外同时乱成一锅粥。
仨评委一看形势不对，三十六计走为上，揣起小本子不辞而别，从此再无音讯。原先说好的将本次赛诗会筛选上的优秀作品尽快在《宁夏文艺》发表的承诺也母了。
1978年深秋，我已考入大学中文系读书。忽然有一天，系主任向大家推荐一套新书：《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20周年优秀文学作品选》，分为“小说卷”“诗歌卷””散文卷”和“评论卷”。在“诗歌卷”中，我竟意外的发现三年前替小师妹写的那首小诗《有志敢叫春早到》以“冬萍”的名义刊登出来了。
那一瞬间，让我有一种恍惚隔世之感——在经历了说不清道不白的情感碰撞之后，最终彼此形同陌人，我进了大学，她远赴异国他乡，留下的唯有这首小诗·····
郝寒冰写字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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