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节 | 陈苑苑：八岁那年，我曾含恨“自尽”……

Original 陈苑苑新三届 2023-01-02

作者简历

本文作者

陈苑苑（凯苑），南京人，出生于上海崇明，1978年入读南京工学院无线电工程系，毕业后回母校进修自动控制工程，长于速度控制和实时控制程序设计。1988年移民澳大利亚Adelaide，1996年就读于南澳大学，毕业后做进出口贸易和民居房产投资。2013年读教育学研究生，现为澳大利亚在册数学教师。自小酷爱文学，常作随笔，在海内外媒体均有发表，出版散文集《蓦然回首》。

原题

八岁那年，

我曾含恨"自尽"……

作者：陈苑苑

小时候听外婆说，三岁定八岁，八岁定终身。等我自己有了儿子，也亲身体验到，性格性情真是天生的。

性格性情决定了我们如何对环境作出反应，则命运由此决定。妈妈大年初一生我，全家人忙过年，肯定顾我不上，于是我就要用自己的意志与环境抗争。我十个月开始走路，也可能就是意志力的最早成果。

我们住的房子是一个两层楼，有一个院子。院里有几户人家，大家都融洽相处。其中一家是沈阿姨。沈阿姨比我妈妈小五岁，还是大姑娘，和自己母亲一起生活。妈妈和沈阿姨在楼上的窗口闲聊，却见我一个小不点，摇摇摆摆，却也不慌不忙地，从家门口冲着院子的大门走去。

院子临街，院门正开着；我独自走上街头当然是危险的。于是妈妈召唤我：“苑苑！”一岁的我听见了，停下脚步，但不回头。妈妈在后面看着，好笑，再召唤：“回来！”小不点用一只脚往地上一顿，表示不乐意，仍旧不回头。少顷，两边的对峙缓解，小不点重新开步。

妈妈看到动静，再发呼唤：“苑苑！”然后上面的一幕重演一次。

这大约就体现了我性格中的“不屈”；再以后，必要时就成了“决绝”。

我三岁，在被磕破头之后，右侧额头上发际处显白处，原为止血的棉花。

三岁的时侯大人要给我们拍照片。不知为什么，我姐姐将我推倒。我一头磕在铁锅沿上，血流不止。之后用棉花止了血，拍出的照片，全无可怜之相，而是一脸的不屈。可惜原照上的棉花后来被修掉了，现在后悔来不及，因为那才是史迹。

我小时候总听外婆说我“比会皮的男孩子还要皮！”我既不知道男孩是怎样的“皮”，我又是怎样的“还要皮”。因为皮而被外婆训斥，我有时侯不服；而反抗的方式，就是用眼睛死死地盯着外婆，但不吭声。外婆是家里的当家人，最具权威。她老人家容不得挑战她的权威，威胁道：“还不快走开点，不然我就要打上来了！”说时手臂高高举起，却迟迟不落。我终于也没有记得被外婆打过。

从五岁以后，我一直生病，不知道是什么病，永远两个症状：胃疼，头晕。去了无数次医院，看遍中医西医，验了无数次血，吃了无数的中药，未见成效。我虽然生病，精神头不减，也就是照样皮。到医院看病，从来不走楼梯下来，而是伏在栏杆上，如骑马一样，倒着滑下来。外婆抱怨呵斥：“你皮成这样，哪像是生病的人！医生都不给你看病了！”我依然如故。

文革前父亲调去了北京，我们家还在南京。在我八岁那年，妈妈要带我去北京，但我不喜欢，也不稀罕。妈妈为我买了一个塑料的抽水泵。用手指按压杠杆，水就从水泵出水口流出来。我破涕为笑，答应去北京。

北京有父母的至交，杨叔叔沈阿姨一家，都是崇明老家人。杨叔叔和妈妈一起从上海崇明渡江到南京，史称“解放”南京。之后杨叔叔到了部队，妈妈做媒，沈阿姨嫁给了杨叔叔。杨叔叔从部队转业到物资部，宿舍楼在和平里。

我爸爸到北京后，周末就去杨叔叔沈阿姨家。我爸爸早年做学生工作，杨叔叔和沈阿姨对我爸爸尊重有加。我爸爸为人正直，又有幽默感。我们两家好像一个大家一样。

妈妈带我去杨叔叔沈阿姨家做客，一见面就被赠与一件羊毛衫，大红色的，胸前有黄色小方格。那个年头，是件昂贵的礼物。只此一件礼物，便彰显出两家的亲密，也足见他们对我的喜欢。

杨叔叔沈阿姨都比较讲究，有生活美学观念，在那个时代实属罕见。记得我们家的家具都是公家的，每件家具上都有一个碳烧的刻章，标志着所属单位。那是供给制的产物。杨叔叔和沈阿姨家的家俱却是私人的，很洋气。他们家有一张崭新的双人床，金属床架，天蓝色的。

我很喜欢那个天蓝色，却不知道油漆下面是什么。我要考察这一点，就用铅笔刀刮掉油漆，做实地考察。当此破坏迹象被赫然发现时，我丝毫没有掩饰是我的所为。妈妈非常生气，非常尴尬，觉得非常对不起杨叔叔沈阿姨。而我，并没有以为我闯了祸，甚至做了坏事。我的想法很有逻辑——那并不影响睡觉。

我从此知道，孩子做事，哪怕是搞破坏，都是有他的道理的。孩子以自己的方式，在能够触及的范围探索世界。基于这个理解，我从不批评儿子这类的过错和过失，甚至纵容。此乃后话。

这件事让妈妈心里对杨叔叔沈阿姨有着深深的内疚。

杨叔叔沈阿姨有两个孩子，都是男孩。他们喜欢女孩子，尤其是杨叔叔。杨叔叔的大儿子，叫小凡，比我小一岁。杨叔叔对他很严格。如果刮油漆事件是他的所为，应该会引致严重的惩罚。七岁的男孩可能已经会嫉妒父母亲对别的孩子好了。

我从小爱惜文具，他们是我的珍贵财产。当时我有一枚塑料铅笔刨刀，外形是一个大象。那年头对七八岁的孩子，这已是个足够炫耀的物件了。小凡向我借用，我不乐意。我们随即发生争端。他去向我妈妈求援。妈妈当即要我交出刨刀。我在高压之下，不得不从。但心里不服气，做了个手脚，就将刨刀扔给了他。

他满脸欢喜，显示出胜利者的得意，而且不加掩饰。他拿上战利品去享用了，却转眼又哭丧着脸出现在我面前。因为我卸掉了刀片，刨刀只是个空架子。我当然不肯交出刀片，于是他又请来了我妈妈。

妈妈本来就有对刮油漆事件深怀内疚，现在我又对杨叔叔的孩子如此不友好，妈妈更为生气，怒目圆睁，高起嗓子，要我立时交出刀片。我没有还手之力，只好交了出去。

我对这样的结果感到耻辱。忍无可忍之下，我决心以死抗争。我懂得，有一种死法叫上吊。

我把自己反锁在厕所里，然后盖上抽水马桶盖，当第一个台阶爬上去；再爬上厕所的窗台，第二个台阶，我的手可以勾到暖气管了。

我是不大怕死的。经常横穿马路，被汽车司机骂的要死：“你不要命啦！！”我也真的没有害怕过。我知道人死了会在棺材里。我想象棺材里面琳琅满目，在那里我可以安静地玩玩具。

此时，为赢得我的尊严，我丝毫不吝惜我的生命。

我抓住了热水管，那不是冬天，管子并不烫。我像玩单杠那样悬空着身体“自尽”。持续了一会儿，并没有动静。又坚持了一会儿，还是没有。我很失望，也没明白是怎么回事。臂力不允许我继续“上吊”，我便沿着原路下来。

在厕所里转悠了一会儿，实在无事可做，只好出了厕所。

此事没有任何人知道，以后也不曾对任何人提过。半个多世纪以后再看，真是所谓“八岁定终身”。

我八岁就知道要维护我的权益。刨刀属于我，别人不能要求我让渡它的使用权，哪怕是妈妈。强权之下，礼仪之规，我行为上不得不服从，但内心仍旧坚持，并以死相争。

二十多年后，我在儿子出生25天里决定离婚，抱着一去不回头的决心离国，都是不屈，甚至决绝，那是在我八岁时就能被看出的。

2021年5月 29日

作者与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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