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卌年丨王虎华:踏进大学校门,从此过上吃饱饭的日子

王虎华 新三届 2022-03-21


 作者简历

作者大学时代


       王虎华,1958年生,江苏靖江人。南京大学历史系78级。党校从教十余年,从事文史资料编辑三十年。扬州市政协文史委主任、市作协副主席、江苏省作协理事。曾在《人民文学》等刊物发表作品,出版文学作品集《良宵》。


原题
我的大学生活琐忆



作者:王虎华


作者(后排中)与同宿舍同学们
 
一、从一个“饿鬼”到饭菜无忧

我把这近乎动物需求的感受放在开篇,在一些年轻人看来一定大煞风景,有失品位。那或许正说明我做对了,因为并不是每个人对饥饿的感受都是刻骨铭心的。

我曾经说过,大学毕业后的30多年里,我的梦境中很多次出现过大学课堂和大学生活,醒来总是怅然若失。究其原因,归根结底,是我们的大学生活过于来之不易。这种貌似美好回忆的梦幻,其实是六七十年代辍学恶梦、贫困恐惧的后遗症。

我年轻时的理想,就是能吃饱饭。有一个画面在我脑海里终生不忘:某日,我在老家马路东边的地里劳作,腹中空空,饥肠辘辘。忽然,一辆救火车从靖江城呼啸而来,一群全副武装的消防员(那时不叫消防战士)站在汽车两侧的踏板上,向北急驶而去。我当时心中有一股强烈的冲动,就是想当一名消防员。这其中当然有受消防员们威风凛凛英雄形象感染的成分,但根本原因却是因为我断定他们肯定每天都能吃得饱饱的。我当然知道消防员救火有生命危险,但他们即使去死,也能当一个饱鬼,也强似我眼下这样半饥半饱地在世上活挨。

正因为如此,只要是能吃饱饭的职业,就是我的“伟大”理想。社办厂里的翻砂工、满身泥污三班倒的勘探队员,都曾是我羡慕之至的对象。

但愿现在还在歌颂那个时代的人,能平心静气地告诉我,一个20岁的年轻人,高中毕业了不但上不了大学,成年累月劳作却还吃不饱饭,这样的岁月好在哪里?

1978年10月14日,我踏进了南京大学的校门,从此过上了每天都能吃饱饭的生活。感谢党,感谢政府。

当时,国家发给我们贫困学生的是甲等助学金,每月17.5元,其中发给饭菜票14.5元、现金零用钱3元。发饭菜票而不直接发现金,旨在让学生不要在吃饭问题上太节约,以保证身体健康。南大食堂让我感到新鲜而奇怪的是,饭票票面不是以重量计的“两”“斤”,而是与人民币同轨的“分”“角”“元”。1两好像等于1.5分,那一天1斤就是1角5分;一个月30斤,就是4元5角;另外10元为菜票。

什么是天翻地覆的变化?什么是时来运转、鸿运高照、苦尽甘来、否极泰来?从一天三顿稀粥,到每天都能吃上米饭还有荤菜,就是所有这些词汇。早饭除了稀饭,天天都有馒头;中午晚上都是米饭,还有炒菜。人生在世,再无饥饿,那时候的感慨:夫复何求?

当时食堂就有小炒的窗口,只是与我无缘。印象中一份炒肉丝是3角钱,等于我一天的伙食费。大学四年,只是多次远远凝望过那些窗口,一次也没有光顾过。

同宿舍有一位同学,是带工资上学的,每月30多元,但他却月月钱不够用(彼时没有“月光族”之说),他母亲每月都寄钱贴他。如果到了约定日期钱还没汇到,他就会坐卧不宁,埋怨老娘是不是弄忘了。面对此情此景,我辈虽未自惭形秽,却也心中不平。

刚进学校,南大的硬件水平让我大为意外。宿舍10个人一间,闷热难当,气味杂陈。到食堂吃饭,8个人一桌,却没有凳子,大家围着桌子站着吃。——这就是著名高等学府的学生食堂!可见那时候这个国家已被弄成什么样子了。

教室也同样十分紧张。校长匡亚明惜才心切,1978年扩招了大批南京市区的走读生,为三年大专学制,他们可以不占用学校的宿舍和食堂,但却使得教室更为紧张。学校临时在最北边建造了一批平房教室,称之为“北平房”。那是什么样的房子啊!

中文系的一位校友后来这样写道:“绝对的简易房,像工棚。就是高考恢复后急就章地盖起来的,因教室不够用了。没设计可言,就像农村盖房,图纸也用不着。墙体用的是煤渣混合而成的水泥砖,一块砖有枕头那么大,芦席的顶棚,也不吊天花板,人字的结构一览无遗。还有另外加固的支撑,是碗口粗的毛竹,外面有,里面也斜杵着。往教室后排走,不小心就绊着。地面原本不平,乃是红砖铺就。但我印象最深的还是房子里固定的桌凳,确切地说,是水泥砖和水泥砌成的长条的台面,高的是桌,低的是凳,各罩一层黄灿灿的漆。时间久了,有些砖缝处开裂,长‘桌’分割成一截一截,‘凳’与地面粘合松动,有些地方坐上去晃动,或者干脆就倒了。……北平房都是大教室,隆冬时节,一百来号人在里面积攒的‘人气’愣是一点用没有——我说的是似乎不增加半点暖意,嘴里哈出的气倒是有形有状,只是这视觉效果更让人觉得冷。南京人冬天没取暖的习惯,我这样的土著是冻惯了的,奈何北平房比我中小学的教室在密封方面也更等而下之。且绝的是,坐、伏皆在水泥之上,平日只觉其硬,冬天则怎一个冷字了得。不待久坐,已觉屁股下面寒气冉冉上升,渐渐就周身寒彻,如置身冰窖。不少人裹着棉大衣去上课,仔细点的人则随身带一棉垫。我虑不及此,实在受不了了,就把书包垫下面。

很多年以后,我才悟出了一件事。为什么在北平房上课,常常会有个把女生旷课?当时年轻不懂事,后来猜想,她们一定是来例假了。想想实在令人怜惜,如此妙龄姑娘,天之骄女,花样年华,竟要坐在如此冰冷彻骨的水泥凳子上听课,岂不冻病?于心何忍?

校门口有一些小吃部,同样与我无关。后来听说有同学常常会在晚自修下课后光顾那家馄饨店,听女服务员用南京话问:“呃要辣油啊?”我心里就不只是有辣味,而是五味杂陈了。

饥饿和饮食简单的经历,养成了我不讲究口味、不在乎营养的“恶习”,业已深入骨髓,至死不渝。对此各有不同观点,我却觉得省却很多麻烦。平时爱吃食堂,旅游吃遍天下,出国一切听便。后来一再听到美食家们旅游吃饭不适应、出国要带方便食品之类的美谈,我在颇为同情之余,安之若素,乐在其中。
 
二、不用扬鞭自奋蹄

由于被“文革”耽误而与大学无缘,因而恢复高考后进入大学恰如“恶梦醒来是早晨”,对失而复得的读书机会就格外珍惜。这样的珍惜,非亲历者是无法完全理解的。

我后来对别人说,大学四年,我居然没有去过不足千米的南京师范学院(现南京师范大学)校园,闻者不是难以置信,便是无法理解。平时也曾听到有同学说,南师的校园很漂亮,有假山、花廊之类;还有人说南师有很多漂亮女学生,可以大饱眼福。这两条对于农民出身的我而言,似乎没有多少吸引力。其一,我彼时既无赏景之心,亦无审美之力;其二,要看漂亮女生,南大已经足够了,何需舍近求远?再说,她们再漂亮,对于因贫穷的我,除了饱饱眼福、浪费时光,还有什么实际意义呢?

那时候学习的用功程度,现在想想自己都为之感动。除了吃饭、睡觉、锻炼身体、偶尔会看看电影之外,所有时间不是听课,就是看书,标准的宿舍—教室(图书馆)—食堂“三点一线”。有个词叫“如饥似渴”,用在这里是再贴切不过了。教室不固定,夜自修要抢位置,自己抢,代别人抢,请别人帮抢,是家常便饭。到图书馆借书、占座,都是先在门口等着,门一开就蜂拥而入,跟公交站台争抢上车、菜市场挤着买菜完全是同一景象。

进校后不久我就发现,我不是学历史的材料。听听课还行,一看历史书,见了那些年代、人名、地名,就要打哈欠、进而像磕头虫一样打瞌睡。但应付考试是起码的,只好硬着头皮读下去,当然考试也就成绩平平,难以出众。

对读小说却兴趣盎然。有一阵去图书馆,全是借了小说来读,有时一天就能看一本,边读边自责,却难以自拔。受当初文学热的影响,自己也跃跃欲试,偷偷地写些貌似小说之类的东西。记得花不少时间写了一篇《乡下人吴福来》,为农民命运鸣不平的。不知怎么搞的,草稿被一个同学看到了,弄得大家都知道了。我这个人从来自卑,便感到很尴尬,其实同学们也都是善意的。

在文学方面,二哥王彤华对我影响很大。他的文学才能早在1970年代就已显露,他居然在声名赫赫的《解放军文艺》上发表了小说!这令我对他十二分佩服,简直是要仰视了。

记得有一次他探亲回家,包里装着一篇小说的初稿,题目叫《线路》,开头有 “银霜铺地”“寒气侵人”等文字,给我印象很深。不过那时受“左”的环境影响,如果我没记错的话,那篇小说似乎是借电话兵铺设线路的题材,隐喻“路线斗争”之类的主题,显然是陷入了陈旧的套路与窠臼。

1981年1月,二哥告诉我,刚创刊的《作品与争鸣》上登载了遇罗锦的《一个冬天的童话》,引发热烈讨论,我立即到街上的报刊亭买了一册。至于《小说选刊》,1980年10月创刊的消息是不是从他那里得来,已记不得了。反正我从创刊号起就一本本到报亭购买,一直坚持到毕业,工作后改为订阅,如今成为我保存的唯一一种一册不缺的期刊。

有一次去二哥家,他对我介绍刚刚读过的徐怀中的小说《西线轶事》,很多精彩情节和语句,他几乎就是大段大段的背诵,我听了十分佩服,也成为一次精神大餐。很巧,新出炉的《小说选刊》2019年第8期“经典回顾”栏目,再次刊发了《西线轶事》,足见其经得起历史检验。

所有这些,都对我日后的文学创作尝试以很大的激励和帮助。

后来想想,好在没有用功学什么历史,因为后来的毕业分配完全是瞎来的,根本不顾什么学校与专业。我们班很多人竟然被发配回原籍,到人事局二次分配了。后来我被扬州地委党校弄去了,另一个同学居然去了经委下面的职工教育办公室。堂堂南大“新三届”毕业生,难道真的这么不值钱吗?

南大历史系77级比我们早半年毕业,人数是我们班的一半,不到四十人,据说将近一半都分到北京中直机关等处了。而到我们毕业,全班64个人,去北京只有两个名额。试想,国家好不容易恢复高考,77、78级可谓是第一批百里挑一的人才,怎么才过了半年,国家就如此不需要人才了?就把那么多人遣回本地人事局?国家到底搞的什么名堂,至今一直没有弄明白,也没有想明白,因为太悖常理,其中必有文章!

作者(后排左二)与同学在雨花台
 
三、双重性格

别看我性格内向,不爱出头露面,但我的性格还有另一面,那就是“集体主义意识”强,为了集体活动常常不怕在公众场合现丑。现在想来,其实应该说是公益心强才更确切。举几个例子。

某次班里组织联欢,号召大家积极参加。我没有什么特长,歌唱得不好,也不会弄乐器。怎么办呢?有人建议我和刘金田同学一起说个相声。那时候姜昆和李文华说的《如此照相》挺受欢迎,我们就决定学说一回。我的普通话还不错,形象也比较“正面”,就学姜昆的逗哏,而刘金田东台口音浓重,长相也有点滑稽,就学李文华的捧哏。一番排练以后,正式上场了。演出效果还真不错,给同学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呢,以至于有同学在很久之后的毕业留言中还提到这件事。

又有一次,班里要组织唱歌,也是团组织活动之类吧。一时找不到人上台领唱,好像是大家都不肯。班长点我上,因为我也是团小组长之类的角色。本来我也不想上,但这时我的“集体主义意识”发作了,勇敢地上台领唱和组织。记得唱的是《我们走在大路上》,我边领唱边打着四四拍子,还知道是弱拍起唱,弄得像模像样,感觉还不错。因为我平时并不喜欢抛头露面,更不是爱出风头的人,故而此举令一些同学颇为意外。

还有就是系里开运动会的时候,我没有任何长项,无缘参赛。我就发挥特长,主动担任宣传报道员。记得有一次运动会写了好几篇稿子,大家都在广播里听到了。后来播音员不知是有事还是旷工了,我就和李友仁同学一起走上台去,充当起业余播音员,声情并茂,还挺像煞有介事的。

这些事情其实给了我难得的锻炼,为以后上课、演讲等公开场合活动的提升胆量和训练举止提供了很大帮助。同时,也进一步强化了我的公益心。后来到了2015年,班里决定增加一次聚会,有同学建议到东台去办,但由于种种原因,东台的同学没有及时应允,情急之下,我“挺身而出”,主动提出到扬州聚会。那次虽然吃了不少辛苦,但聚会办得相当成功,也让同学们对我刮目相看。当然,这是题外话了。
 
四、音乐趣事

四哥王熳华和我一同考取大学,他去的是华东化工学院。别看他读的是理科,校园也不在市区,但他在信息方面常常比我知道得多,知道得早,给我留下了上海的大学果真领风气之先的印象。

比如歌曲,记得好几首歌都是从他嘴里得知的,如邓丽君的《夜来香》《何日君再来》,三毛的《橄榄树》等等。还有李谷一的《乡恋》引发的风波,也是听四哥讲的。(后来从陈红民同学那里听来的《南海姑娘》,还有不知从哪里学来的《美酒加咖啡》《香港之夜》等,也都让我喜欢。)

应该是1980年春节吧,三哥带回一只录音机,日本产的,样子像一块大砖头,让大家感到十分新奇。很多人都是第一次听到自己的声音,都觉得不像,因为人们平时听自己的声音,是空气传导和骨传导混合的结果,一部分声音是空气传导给听小骨,还有一部分声音是人自己通过咽喉发音传到颅骨,直接震动到内耳听到的。所以第一次听到自己的声音,各人反应不一,有的认为很好听,有的则相反。

我和四哥都喜欢音乐,也很好学。那时候没有渠道得到流行歌曲的歌词,我们就边听边记。然而,有些歌词很难听清楚。有一个例子一直让我很得意。我们在听邓丽君用“北国之春”曲调改编的《我和你》时,前面都听出来了,包括“我们在春风里陶醉飘逸,仲夏夜里绵绵细语”,到了“聆听那秋虫它轻轻在……”后面两个字怎么也听不出,而且这两个字和下面的“迎雪花飘满地”邓丽君是连在一起唱的。我听了几遍后,大胆判断是“呢喃”二字!四哥不同意。这里的关键是唱歌的断句与说话的断句不同,易造成错觉与误解。我试图说服四哥,但他好像没有被说服。好长时间以后,看到了歌词版本,我的判断得到了证实,难免洋洋得意。

在课余,大家都喜欢听听歌,哼哼唱唱。同宿舍的李晓华同学,很有乐感,他喜欢把一些歌曲的简谱通过哼唱还原出来,这是有相当难度的。我也很有兴趣,曾经和他一起讨论,写出谷建芬作曲、朱逢博演唱的《清晨我们踏上小道》的简谱。两人一边哼,一边记,最后再完整地唱,修改,形成共识,挺有意思。

1980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评选出最受听众喜爱的前15首歌曲:《祝酒歌》《妹妹找哥泪花流》《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再见吧,妈妈》《泉水叮咚响》《边疆的泉水清又纯》《心上人啊,快给我力量》《大海一样的深情》《青春啊青春》《洁白的羽毛寄深情》《太阳岛上》《绒花》《我们的明天比蜜甜》《浪花里飞出欢乐的歌》《永远和你在一道》。其中李谷一的占了四首,她的歌声人们确实喜欢。然而,有意思的是,《边疆的泉水清又纯》本来是一首很好听的歌,可是学校广播站用它来做每天早上广播的开始曲,令我们大为讨厌。6点钟正是年轻人睡得香的时候,广播响了:“咪来咪来哆、来拉哆拉唆、唆拉拉唆咪来哆、来咪来哆哆拉哆——边疆的泉水——哎清又纯……”啊呀,李谷一啊,你唱什么唱啊?我们真是恨死你啦!当然,李谷一是带灾了,大家恨的是放广播的人,是规定6点钟要叫我们起身做早操的人。
 
五、两块钱的大遗憾

我们这一代人读书和生活中吃过的苦,年轻一代已经无法理解了。其实这是幸事,说明他们已经告别了那个可怕的年代。然而,如果这样的苦难就此仿佛烟消云散般地在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中湮灭,那就不是幸事了。因此,最好的办法是把它写下来。

1974年高中毕业的时候,学校组织拍了毕业照。在我看来,那也是一张伤心照,因为我没有钱把它“买”下来。照片洗印前,老师说,如果哪位同学需要,就交若干钱(数字忘了),稍后可领取一张。我听后,想都没想就扔到脑后了,很简单,凡是要钱的事,就与己无关。那张合影我应该是看到了,但却没有能力得到。但愿何时能再见到这张照片,能够翻拍一张作为珍藏,然而这又是多么渺茫的事。

1978年10月,我做梦一般迈进南京大学的校门,因为历史的荒唐,大学在我心中早已是镜花水月了。仿佛做梦,我竟成了名牌大学的大学生。

发校徽了!“南京大学”的校徽,无疑令无数人向往。各人得到的校徽并不一样,应该是回收后发给我们的。我拿到的那枚校徽很特别,表面似乎是瓷质的,很光滑,不像其他的那样表面有凹凸,它显得精致而独特,让我爱不释手。翻看校徽背面,让我惊讶万分!每个校徽都有编号,我的校徽编号居然是“0001”!真是太难得、太幸运了!我心中的兴奋和珍惜可想而知,对它的百般爱护和小心保管更是不在话下。

这枚校徽伴我度过了难忘的4年大学生活。尽管一开始戴得多些,后来成为老生后就很少佩戴了(老生一般都会对新生正儿八经佩戴校徽报以揶揄),但对校徽的珍视和珍藏则一直未曾改变。

毕业前,系里宣布,校徽和学生证需要上交,但如果想要收藏也可以,只需每样交纳1块钱即可。这下难住了我!两样东西我都是很想要的,但却需要两块钱!这在我又极不情愿,觉得自己无论如何不该花两块来“买”这种没有实用性的东西。要知道,我堂堂七尺男儿,读书四年,全靠助学金和二哥的资助完成了学业,自己没有一分钱的创收能力,更不谈去尽赡养年迈父母的义务,还有闲情逸致去买什么校徽、学生证作为收藏品吗?

于是,我忍痛上交了与我相伴4年的“南京大学”0001号校徽和学生证,离开了校园。

世上永远没有后悔药。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年龄的增长,我自己越来越不能原谅自己这一节约的“美德”,常常只好不再去想它。可是,回顾国史家史个人史,难道仅仅应该归咎于我的吝啬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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