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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年丨吕丁倩:四个检举人构陷,妈妈差点被打成“反革命”

吕丁倩 新三届 2021-12-18


作者简介本文作者
吕丁倩,江苏常熟人,出生于教育世家,曾是内蒙古下乡知青,1977年考入内蒙古师院英语系,毕业后从事高校英语教学,后赴美国读研,现在纽约定居,从事写作和翻译。

原题

那年,我等爸妈回家

——55年前的回忆





作者:吕丁倩


作者小学毕业照,摄于1966年4月,11周岁

01


“文革”爆发的那年夏天,我是个刚满11岁的少年,每天最大的愿望是等待爸妈回家。在昏黄的灯光里,有爸妈的身影,那就是我的平安时光。
 
母亲是常熟二中的教师,几乎每天晚上去政治学习或开批斗会。我父亲在城西轧棉花厂受管制劳动,常加班到深夜回家。

我睡不着觉,侧头把耳朵紧贴在床上,听着外面的动静。我辨得出母亲脚步的节奏,从楼梯口,穿过中厅,鞋底拍打在石砖上轻微的震动。等到深夜,父亲回家时脚步很轻,推开门,把麦秸编的藤包轻轻搁在桌上,藤包里铝饭盒盖子咣啷响一下。

听到这两个报平安的信号,我悬着的心才放下来,憋在胸口的气,才能缓缓地舒出来,安心入睡。

那个夏天来得诡异,造反热潮一波接一波。继“打倒牛鬼蛇神,揪出暗藏的阶级敌人”之后,新名词不断涌现,漏网右派,暗藏叛徒特务,漏划地主,现行反革命,名目繁多。锣鼓和口号声的冲击波漫天盖地,撼动着每个角落。
 
有关暴力事件的消息不断传来。捆绑吊打,跳井自杀,牛鬼蛇神沿街低头站立,向伟大领袖请罪。县政府门前的西门大街上,率先竖起一排排大字报棚,老县场,文化宫,图书馆前的路边纷纷竖起大字报棚,标语和漫画,观众挤得水泄不通。我提心吊胆,大字报上出现我父母的名字。

紧张的气氛令人窒息,空气里似乎布满蜘蛛网般的游丝,随时都会被粘缠,被缚就,再也挣扎不出来。“划清界线”口号咄咄逼人。我的愿望绝不可言说,被压抑在心底,像蕴积在火山底下永远涌动的熔浆,胸口憋得焦灼疼痛。有时深深长长地呼出口气,那是百般无奈的等待,只不过是等待父母安然回家。
 
中学有位老师,家庭是常熟有名的屈家大地主,他不服气说自己年轻在外读书,没有参加剥削,不是地主,被红卫兵造反派一次次狠揍狠整。被扣上“漏划地主”罪名。县南街上有家街坊,客厅朝大街,门口摆些茶水,小蜜饯。那主妇笑眯眯的,从来不嫌小孩子围观。一天,听见居委批判她是“投机倒把分子”,她哭得一把把眼泪。

那时候就是这样,只要有人检举,不容分辩,贴张大字报,开个批斗会,这个人就被揪出来了。

文革中的大字报(网图)
 
02
 
我父亲一向沉默寡言,常加班到半夜回家。全部生活就是一个“忍”字。受管制的反革命分子,忍受精神上的压力,忍受那个尘絮飞扬,车间里40多度的高温。劳动扛200多斤大包,心力和体力消耗。每当深夜,听见父亲把麦秸编的藤包轻轻放在桌上,饭盒子响一下,报平安的信号,我才放心睡觉。
 
我母亲是全家的顶梁柱,为我们撑起一片天。母亲家庭是教育界民主人士。抗战流亡学生,建国前大学毕业在苏州地委专署参加革命,调到常熟教育局专管小学教育和人事工作,历次政治运动没有任何把柄。我母亲病休几年,在2月份恢复工作,调到二中教课。学校师生对她不熟悉。但是这能维持多久呢?反革命家属, 随时都会被人检举。只有每天晚上听见那个熟悉的脚步声,才能让我安心入睡。
 
街上热闹非凡,看游行,宣传,成为一种娱乐。我家住在县南街,一条古老的城中心街道,是大小游行队伍必经之路。每逢锣鼓声,口号声传来,院里的孩子们激动得一窝蜂地往外跑,楼梯咚咚响,一阵哗哗脚步声,大人也常夹在里面。每天各种游行络绎不绝:有的是单位成立战斗队,革命委员会,有的庆祝社论发表或最高指示下达。经常往外跑好几次,人行道上也挤满路人观看。
 
我觉察到,在满街的锣鼓声和口号声中,社会和人们都在变化着。阶级敌人队伍迅速扩大,类别也从“四类分子”扩大到“五类分子”, 我随之上升为黑五类子女。有些同学的父母被揪出来,有医生、校长、党员干部,甚至普通工作人员。我家21号前院的科局干部们被揪出好几个,从农村老家来照顾儿孙多年的老太太们霍然成了漏网地主婆。暗藏的阶级敌人像地雷一样,密密麻麻布满全城。
 
没多久,我爸妈多年的朋友张阿姨,在常熟慧日小学遭批斗。大字报揭发她是“反革命家属”,突发精神分裂,张阿姨是极有才华的幼儿教师。我父亲落难后,熟人亲戚割席断交,张阿姨给我家带来少有的笑声。有一次,她和儿子在我家做客。与我同年的发小在餐桌边唱了一首《在松花江上》。张阿姨的先生是县中出色的高中物理老师,反右中遭难被遣送北方农村老家。为了孩子们的前途,无奈之下她与深爱的丈夫离婚,划清界限,自己偷偷流泪大半辈子。当最后一根稻草压下来,她崩溃了,住院治疗好几个月。我母亲常在晚上8-9点,邻居都闭门了,才去看望她。

常熟“言子墓道“牌坊,被改为“跃进门”,摄于1966年6月
 
03
 
七月大暑,革命热情像炎炎烈日正在燃烧。母亲回家说,当月下旬参加教育局的集中学习班,自带行李分住在常熟各个学校。常熟二中和三中的教职工集中在石梅小学。我顿时惊慌失措。母亲安慰说,学校安排她值班,并准许她每天傍晚回家,晚上再回学习班,这是好的迹象,说明她不是暗藏阶级敌人。
 
父亲整日上班受管制监视。所以母亲把家里的事情交代给我。我们用纸糊了好几个信封,把房钱,电灯费,煤球费,米粮钱等每项开支如数放到每个专用信封里,在信封外面记账。另外3元订一份《解放日报》。全家买菜开销只剩15元,放在另一个信封里。每天5毛,需要精打细算。夏天的蔬菜只要几分钱,一天控制在2-4毛多,省下的钱可以留到第二天,第二天多省几分钱留到第三天。

以此类推,过几天就可以买点鱼肉荤腥。一般买两毛钱肉丝,或买肉馅炖鸡蛋肉糕。有时拿几分钱,我和妹妹到京门电影院前的夜市,买个新鲜的绿色莲蓬头,和漂亮的红绿生菱角;还有煮熟的又黏又甜的糯玉米。
 
我母亲体弱有病,家里养几只鸡下蛋。每天剁碎菜根叶,拌些麸皮喂三次。清早赶到自由市场跟农民买到活的小鲫鱼、螺丝,一串串小螃蟹。吃剩下的可以喂鸡。不过,我们得留心把鸡屎扫干净,免得邻居抱怨,给我爸爸惹麻烦。有时干脆把鸡赶到后面大菜院里疯跑一会,吃个半饱,再唤回家,圈到我家房间后面的小院里。
 
那时每户有一本煤球卡,按家里人口供应,量很小。夏天洗澡要烧很多热水,煤球不够用,白天要用煤灰拌水盖在煤球上封住火,炉子上温一大锅水。我父亲教我早晨去提井水,把大木盆、脸盆和水桶都装满,放在窗外走廊的阳台上。白天阳光灼热,照在阳台上,把盆里和桶里的水晒得暖乎乎的,傍晚洗澡只要加一点热水。
 
暑热难熬,我把地板擦干净,在房间里光着脚。傍晚用清洌的井水洒在地板上,铺上一张草席,凉爽得多了。母亲傍晚回家时,洗澡水和晚饭都已经准备好,晚上再赶回石梅小学。我俨然像个小管家,煞有其事地把家里安排得井井有条。守着门户,等待爸妈回来让他们高兴。霍然觉得自己长大许多。

其实,走出大门一看,满街都是与我年龄相仿的孩子,到菜场、粮店,买煤球,井边提水洗衣服,大多是失学守在家里操持家务,年龄大些的中学生大多去造反闹革命。
 
这段时间的经历给我深刻体验,人的才智,可以改善生活环境和自身条件。换言之,聪明才智有助于人们努力生存,或奋力地活着,这是生物的本能。人类在这方面的能力略强些,他们还会消灭同类,让自己活得容易些,安全些,更舒服些。
 
大街上的喧闹使我紧张不安,平时躲在家里。后院菜地是安静的去处。院子很大,种着蔬菜,玉米,向日葵。地里草叶茂盛。有飞来飞去的蝴蝶,蜻蜓,墙旮旯石头缝里有蟋蟀鸣叫。更多的时候,我躲在家里看书,读报纸。

破“四旧”时,处理了很多心爱的童话,有插画的外国文学。这时还没有抄家,书报很多。我家有个小房间做储藏室,床底下有一捆捆《人民教育》杂志,积攒多年的《小朋友》《中国少年报》《红旗飘飘》《儿童文学》。我父亲的整套马列主义著作,厚厚的书一捆捆储藏在镜台下的橱里,大多是外国历史书,苏联教科书。

我常常掏一本厚书,钻在大床底下的地板上翻着看,然后再放回去。有一本《印度史话》,硬被我啃了好几章,似懂非懂也觉得很过瘾。这些日子跟外面的世界隔离,倒是平静了一些。但是,一整天家里没有大人,我心里空荡荡的,忐忑不安,唯恐哪天发生什么事,我爸妈再也不能回家。

常熟城内
 
04
 
时时担心的事果然发生了。

一天上午,中厅里坐着一位来客。我认出她是我母亲学校革委会负责人。她坐在我家对门居委会的治保主任家的房门口。不一会,治保主任回来,她们俩进屋里去说话。我心里直嘀咕,不祥的预感,如积压在心头一片阴霾。那个傍晚母亲没回家。一连两三天,母亲还是没回家。我很纳闷,那天革委会负责人来找监管“四类分子”的治保主任,一定跟我家有关系。实在很蹊跷,我憋不住了,带妹妹到石梅小学去探望母亲。
 
石梅小学坐落在城西虞山脚下。我们在陌生的小弄堂里绕来绕去,找到石梅小学。门口有人值班,不许外人进去。我说给我妈送换洗衣服。那人说,老师们在晚饭时间出来,步行到食堂去。食堂在石梅学校外面的小街左侧,到门外路边去等,会看到我母亲。
 
我们赶紧跑到外面,巷子里的砾石路面被火辣辣的太阳晒得发烫,热气蒸人。我心里急切,顾不得太阳晒,守在路边。眼看夕阳缓缓西下,才往小巷子里投下一些荫凉。
 
老师们来了,三三两两,依次走出校门。在队伍的末尾是我母亲,独自一人,旁边有位女老师,两人似乎并行,但她们之间保持着一些距离。我喊了一声,母亲很吃惊。我问她为什么不回家,母亲摇头示意不要说话。我递给妈妈换洗衣服,塞给她一个煮鸡蛋,我母亲后来告诉我的,我记不清了。
 
母亲不敢停留,说两句话就匆匆往前走。我和妹妹紧跟上去,母亲甩手摆脱我们,一边加快步子,回头挥手示意快回家去。我们只好停步,满心凄凉地目送母亲远去。那女老师亦步亦趋,在一侧紧随着。后来我知道是革委会派她监视母亲。
 
第二天傍晚,我俩又来了,母亲匆匆说几句话。一连几天我都站在路边,可母亲始终没说为什么不回家。我整天失魂落魄,猜想着到底发生了什么。
 
晚上,大院子里黑糊糊的,热烘烘像个蒸笼。家家门窗都敞开着,不开灯,免得把蚊子招惹进来。房间地板上铺着凉席,我不敢睡着,躺在席子上胡思乱想,眼睁睁地盯着窗外天空由浅蓝变暗灰,由暗灰变得漆黑。黑夜像浓烟一样侵入房间,弥漫开来,眼前浮现白天看到的骇人影像,游街的人群,打着X的大幅标语,牛鬼蛇神漫画,低头请罪的阶级敌人,毫无逻辑地穿连成一个个怪诞的画面。我觉得胸口发闷,喘不上气。
 
有人在天井里架起板床睡在露天,用大蒲扇使劲拍蚊子;后院井边有人提水,哗哗的水声很大。有时传来大街上几声喊叫。我把耳朵紧贴在地板上,专注地在碎杂声中分辨那个熟悉的声音:父亲进房间时脚步很轻,把麦秸编的藤包放在桌上,包里的铝饭盒轻轻碰一下,我习惯了,等着那个报平安的信号。 
 
母亲一直渺无音信,我心里惦记。有个下午,我独自跑到石梅小学。学校后墙紧依着虞山脚下的山坡,读书台就在墙后山坡上。记载上说,南朝梁皇太子箫统曾经在这里潜心读书,由此而得名。天色还早,我从校门一侧走上山坡,那就是著名的读书台楼阁,无人管理。我从山坡的高处往下窥视石梅校园,希望侥幸瞥见母亲。山上有条小路沿着小学的围墙。墙内有一排教室,有的窗户敞开着,我瞥见里边有床和蚊帐,好像是宿舍。
 
读书台山坡像一个远离尘嚣的世外园林,寂静得出奇,连蚂蚱跳纵时抖动了树叶的索索声都听得见。斜阳把金色的光芒撒在绿色树林间,似乎有一丝丝的风偶尔穿过。夏蝉时断时续地鸣叫。我挑个荫凉处,闷闷不乐地坐在长廊的石阶上。
 
石梅小学的白色围墙沿山脚向前延伸。围墙外,是溢满书香气息的林中书苑,参天的古树,长廊古亭,飞檐斗拱。建筑年久失修,破落不堪,但依然错落有致,流连着千年古韵。阁楼下岩石缝里杂草茂盛,似乎人迹罕至。然而越过围墙,里面关着一百多名教师职工,正在经历着生死攸关的政治运动。无情的揭发诬陷,激烈的批判,大字报,批斗会。不幸的人们一个个被搁在运动的烧烤火架上,由造反派翻来翻去,烤得面目全非,半死不活。往食堂走去的队伍里,一眼可以辨出那些魂不守舍,神情沮丧的人们。

常熟读书台公园,位于东南麓石梅,原址梁昭明太子读书台
 
05

日子过得缓慢。熬到九月下旬,学习班结束,母亲该回家了。那个下午,我跑到西门大街一家自行车铺,花一角多钱租了一部旧自行车。出租的自行车没有刹车,非常简陋,车轮一着地滚动就哗啦啦地响,在街上骑很危险,搬行李倒是顶用的。我推着自行车到石梅小学去接母亲。
 
老师们分住在各个教室里。我母亲住的那间教室里有六张床。我进门时,母亲一个人在收拾行李。靠墙小床的四角竖着竹竿,撑起一顶白色蚊帐,蚊帐的左右两边各竖贴着白纸对联“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蚊帐上方贴着白纸横幅“回头是岸”。一个个黑色的大字,狰狞的凶光,瞪着我。我一下子全明白了,泪水夺眶而出,顺着脸颊流下来。我马上背过身去,不敢让母亲看见,悄悄地擦掉,假装什么都没注意。

我把一件件行李捆绑在自行车上。回家的路上,我默默推着自行车,车子在石砾路上颠簸,每个部件都震得叮叮当当响着。我一句也没问,母亲也没说话,好像我们有个默契,对此保持缄口。二个多月的学习班总算结束,我妈总算回家了。
 
哪知麻烦事情接踵而来。

国庆节放假三天。革委会通知我母亲到校和牛鬼蛇神一起劳动。二中校园墙上到处涂满墨汁写的标语,需要擦洗刮干净。一家人的心都悬起来。难道我母亲是被揪出来的暗藏阶级敌人?我烦躁不安,觉得大祸来临。母亲和牛鬼蛇神们一起,天天在校园里劳动,听候指挥和监视。傍晚时分,我守在楼梯口等母亲回家,母亲对此闭口不言。意外的是,国庆节后,革委会又通知母亲回到老师政治学习的教室去,怎么回事呢?我们对此疑惑不解,毕竟松了一口气。这个谜一直到1980年代才渐渐解开。

读书台公园
 
06

1980年代初,我父亲得到平反,重返他热爱的教育领域。老邻居们感慨,来看望我父母。母亲业已退休,偶然谈起那年夏天的事情。我们将零碎的故事片段拼凑起来,了解到那年夏天惊心动魄的详细经过。
 
那时,群众互相检举揭发在全社会高潮迭起,有些人为此走火入魔。二中革委会收到检举信,有个李姓居民自称曾在我母亲家当过保姆,要揭发她的反革命言行。革委会派人到街道居委联系。我家对门邻居,即治保主任,动员邻居们揭发我母亲。不过有位邻居拒绝揭发,说她不愿昧着良心做对不起我母亲的事。当二中革委会收到揭发资料后,立刻把反革命罪行抄写成大字报,张贴在石梅小学。在县南街居委会也贴出了同样内容的大字报。但是我们一点都不知道。我母亲立刻被隔离审查,不准回家。
 
如今审视这一事件,颇有些戏剧性。人性善恶,在此发挥得淋漓尽致,超越一般人的想象力。那个主动检举人李姓保姆揭发我母亲“同情反革命分子”。1958年我父亲已遭难离家,我母亲患重病,三个小孩子需要照顾。经人介绍,李姓保姆到我家。她前夫在反右时被定为“反革命”,到苏北劳改。她离婚后带着孩子,靠变卖家什无法维持生活。刚到我家时,她的境况极其窘迫,连换洗的衣服都没有。我母亲马上给她钱去做了一身新衣服。她向我母亲哭诉她的遭遇。我母亲怜悯同情,并安慰她。十多年后,她却揭发我母亲“同情反革命分子”。
 
第二个检举人揭发的罪行是“教育孩子走白专道路”,说我母亲教育孩子“光打球怎能学好功课,考上好学校?”事实上,我母亲教育孩子养好习惯,放学回家先完成作业。这个检举人不仅是邻居,而且是母亲大学校友。她丈夫在肃反中遭难,在外地劳改。本人没有工作,找到时任校长的我父亲,我父亲很快安排她在县中教书。她又找我母亲求助,说家中老小没有住房。我母亲在院里找到两间住处,并指点她找管理住房的科室。不久,她一家老小搬进大院,有了安身之处。那是1950年代初。有人看见她在我家窗口探视,并悄悄问隔壁的邻居,是否看见我母亲回家。大概她按捺不住好奇,急于想看我母亲变成现行反革命分子。人的记忆是有选择性的,善于选择记住别人的恩德是记忆能力的话,无中生有捏造罪名却是一种品质。
 
第三个检举人是前院邻居,家庭妇女。平时还客气,但不熟悉。她家庭成分不好,也许迫于压力,揭发一件小事,上纲上线,牵扯到反革命言行,以此表现自己积极向革命队伍靠拢。人需要安全感,需要归属感,识时务的人看哪里势力强就极力往那里靠拢。
 
然而,第四个检举人揭发一项最严重的现行反革命罪行。在后来几年,曾经见过类似的罪行,当事人被判为现行反革命,有的甚至判处死刑,也不过因为几句话。这项罪行内容大意是这样:丁原秀是反革命家属,对伟大领袖怀有仇恨。她用“死”骂“毛毛”,是咒骂伟大领袖。她还用“太阳从西出来”攻击伟大领袖。揭发人把这些字和词串联起来,一句句骇人听闻的,恶毒的现行反革命言论。
 
这项罪行在学习班顿时掀起轩然大波。一张张大字报贴出来,我母亲立刻被取消值班资格,接受隔离审查, 24小时监视,不准回家或与外面任何人联系。我母亲被责令写坦白,由革委会的领导和成员,两位四清工作队员(四清工作队还在校),造反派负责人和积极分子,一起盘问我母亲,要她承认检举材料中的罪行。

有人在政治学习会上火上加油,公开检举污蔑我母亲是“漏网右派“。他老婆曾经和我母亲同在教育局工作。反右时的确曾经有人企图整我母亲为右派,被常熟市长和组织部亲自否定。虽然无冤无仇,这人趁此机会出手落井下石,表示自己积极革命,怀揣这种投机歹念的,在那个运动中屡见不鲜。
 
对突如其来的围攻批判,我母亲态度坚定,拒不承认,直言这些检举人无中生有,断章取义,实质是故意陷害。她理直气壮地解释:孩子出生时即取名毛毛,是南方人对孩子的昵称。常熟方言经常说“该死”,我母亲跟保姆学着这么说的。至于“太阳从西边出来”,是北方人常用方言歇后语。无休止的反复盘诘,没有使我母亲丝毫妥协。
 
这个检举人正是我家对门的居委会治保主任,我母亲的北方老乡。她刚搬进院子时是个年轻家庭妇女。丈夫在某公司当书记,她的优越感很强,偏偏我们家风缺乏世故,不会阿谀奉承。再者,我父母亲受过高等教育,而她没读过书,这伤害她虚荣心。长期的嫉妒产生出莫名的仇恨。也许多年治保主任工作,提高了她的无产阶级革命觉悟。人有很多潜在品质和能力,在适当时间和环境里会发生蜕变。
 
这一案件最终不了了之,我母亲以为自己纯属侥幸。1980年代里,有人把实情告诉我母亲。原来在1966年石梅小学学习班,正是那位革委会负责人有意保护我母亲,力争这些揭发材料不实,不足以把我母亲定为现行反革命。正巧另一位负责人曾是我父亲的学生,对我父母很尊重。他们的默契保护,让我母亲侥幸躲过这一劫。在以后漫长的政治运动中,这位负责人常常暗中相助,但从未透露给我母亲。
 
我们恍然大悟。正在这时,听说那位革委会的老师患绝症住在医院里,我母亲赶到医院去看望病危中的马老师,她微露出笑容。这是她们最后一次见面。母亲为此很伤感。1950年代,我母亲在常熟教育局负责小学教育和人事安排。年轻的马老师刚毕业来教育局报到,我母亲把她分配到合适的学校。由于她工作能力强,很快提拔她为校领导。这位负责人了解我母亲是正直的。
 
母亲毕业于教育行政管理专业,秉公办事,不徇私情,尤其爱惜教学人才,培养了很多年轻教育骨干和校领导,在常熟小学教育界享有很高的威信。常熟城乡镇共有上百所小学,没有任何人给我母亲写过一张大字报,真可谓是无可挑剔。每年代课教师转正时,我母亲必定亲自到教室听课,征求意见,把转正指标发给教学称职的好老师,从不歧视家庭出身。

有一次在大街上,一位老人迎上来感谢我母亲救了她全家。尽管她丈夫是地主,她获得转正,有了工作收入,得以供养家庭和孩子。凡是有具体困难的老师,我母亲总是从人道出发,尽快给予他们照顾和方便。我在常熟做教师培训工作时,曾经多次遇到老教师赞扬我父母是正派的教育界的领导。
 
就这样,被撕碎的往事,扑朔迷离,如今一片片回落到它们的原位,终于还原了一副副惊心动魄,令人感到温馨而又酸楚的画图。
 
关于李姓检举人,还有一段令人惊觫的故事。1958年我父亲遭难离家后,我母亲深信冤情终会昭雪,把我父亲的物品珍藏在箱子里。李姓保姆偷出一些去典当。我母亲发现后追问,她招出实话,答应赎回来。从那以后,李姓保姆对母亲怀有怨恨。
 
听母亲提起李姓保姆,我立刻想起她那两只瞪得像铜铃一样的大眼睛,凶如庙里的恶煞。反右时父亲离家,我三周岁多。说是她来照料家务和孩子的,她从不跟我说话。晚上睡觉把我放在床尾。夜里,她的脚压在我身上很沉,把我弄醒,我不敢吱声。我要是翻身把她弄醒,她就抱怨。

有一次,她烧了菜放在饭桌上,我用手指捏了一点吃。她跨进门尖声喊叫,挾着我跑到后院,拽着我的胳膊把我拎起来,伸到黑洞洞的井口里,吓唬要把我丢下去。我的身子在井里悠晃,脚下是悬空的。我吓得大哭,仰头往上看,井口露着两只凶狠的大眼睛,像两只铃铛。我听不懂她尖叫什么,只觉得天旋地转。

在以后的好几年里,我多次做噩梦,黑洞洞的井口,深不见底。那时我还小,不懂得告诉母亲。母亲生重病卧床,在隔壁房间全然不知。这是我来到人间后第一次体会到屈辱。
 
在这世间,人与人的差别之大,有如天使与魔鬼之别。有些人怀着天使般的善良去救赎,而有些人则揣着魔鬼般的邪恶去毁灭,把别人的天堂变成地狱。

再回到那个夏天。

暑日的炙热渐渐褪去,天凉入秋了,我不再睡地板上。夏天盖的毛巾被,换成了薄被子。晚上,我把自己捂在被子里,一只耳朵紧贴在床上,听母亲回家时那鞋底拍打砖地的脚步声,听父亲进屋轻放藤包的声音。待到秋风吹起变得萧瑟时,秋虫不再鸣叫,薄被子换成厚棉被。唯一没有改变的,就是每天晚上把耳朵紧紧贴在床上,等待着报平安的信号出现,等待父亲和母亲回家。 


2021年9月2日

写于纽约

 

吕丁倩专列

我的爸爸,折断翅膀的鹰 

冰天雪地绝处求生的高考之路
我经历的1976年高招
工农兵学员是如此推荐的
明月千里照白雪,故乡只多万重山
那个坑坑洼洼的多事之秋
“另类”屈辱的造假照片
女儿从耶鲁走到剑桥
隔壁好婆
两个女孩命悬一线的迷路
吕丁倩:夏锄日当午
燥热的空气能灼痛五脏六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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