拾年 | 吴敏：从“上山下乡”的侥幸到“一打三反”的炼狱

吴敏新三届 2022-06-26

作者简历

本文作者

吴敏，山西行政学院教授，曾兼任山西大学教授。主讲科社、政治学、行政管理学类课程，主要研究方向是中国民主建设，发表论著600多万字。

原题

从“上山下乡”的侥幸

到“一打三反”的炼狱

作者：吴敏

1968年12月，一个寒冷的清晨，阴云蔽空，朔风刺骨，一位同班同学用自行车帮我推着行李，一起步行十多里往火车站走去。一路上我俩的心里都很压抑和沮丧，互相之间没有说什么话，只是默默地往前赶路。

当时，“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最高指示”刚发表不久，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大潮席卷全国。曾经响应“红太阳”的伟大号召，在“革命造反”运动中立下了“汗马功劳”的“老三届”们，又被“最高指示”指引到了四面八方的穷乡僻壤里，去“广阔天地炼红心”。

文革期间，我是“老三届”中的一个“老高三”，对中共中央、国务院1966年6月17日通过新闻媒体发布的关于“高考推迟半年”的许诺还没有完全丢掉幻想，朦朦胧胧，似醒非醒地做着高考上大学的美梦，在“革命造反”中属于逍遥派，没有怎么去冲锋陷阵。但是，在“红太阳”已经明确地让“老三届”们去农村接受“再教育”的时候，我们这些“老高三”上大学的美梦像肥皂泡一样彻底破灭了。我和所有的“老高三”同学们，都是心情沮丧到了极点。

侥幸的是，因某种原因，我没有“上山下乡”去开荒种地，也没有被打发回农村老家“修理地球”，而是被分配到太行、太岳、中条三大山系交接处的一个县里，去手工业系统的厂矿当学徒工。那个同学送我去火车站，就是为了乘火车去报到。

我本来要求分配回老家那个县，以便照顾年迈患病的父母亲，但老家那个县手工业企业很少，安排不了分配去的学生，只好改派到邻近的这个县。我对这个县很不熟悉，没有任何熟人，完全是两眼一抹黑。只听说该县手工业系统的小煤矿比较多，还有一些铁厂、瓷厂、硫磺厂和机械厂等小厂子。究竟要被分配到什么地方？因为地区只分配到县里，到县里后再分配具体单位，所以，是什么样的命运在等待着自己？我心里一丝儿把握也没有，只能听天由命了。

坐火车中途又转乘汽车，于半下午到达目的地。在县革命委员会（相当于现在的县委县政府）的一个部门转办了手续，就忐忑不安地到手工组（即“文革”前的手工业管理局）劳资股听候分配。接待我的是一个胖乎乎、笑眯眯的中年人，我似乎觉得在哪里见过他。他大约也有同样的感觉，用和蔼的目光打量着我。

我忽然想到，约半年前，我作为地区所属中学的一个“老高三”，被抽调在地区《教育革命》报做编辑工作的时候，有一天，我到地区革命委员会劳资处送报纸，遇到一个中年人正在那里等着办理公务，我顺便给了他一张报纸。听他是邻县口音，是“半个老乡”，就和他攀谈了几句。正是“无巧不成书”，我现在恰好又遇到了这个中年人，他现在就掌握着给我分配工作的权力。

他也记起了约半年前的一面之交，态度更加亲热了许多。他说自己叫杨万山，负责给从地区来的学生分配工作单位。他让我称呼他老杨就行了，并向我推荐了三个岗位：一是某煤矿的电工，二是某农修厂的钳工，三是某经理部汽车队的司机助手。他让我先去招待所住下，晚上考虑一下，第二天上班后再告诉他选择的结果。

我刚走上社会，懵懵懂懂地不知道选择哪个岗位比较好，又没有任何人可以商量，故而一直到第二天早晨起床，也没有确定去哪个单位。

我起床后刚洗嗽罢，就听见一个个子不太高、一看就知道性情直爽的中年男人进到房间里大声问：“谁是从地区分来的学生？”我答应后，他对我上下左右地打量了一番，什么话也没有说就调头离开了。

在招待所吃过早饭后，我正考虑着过一会儿该怎么给老杨回话时，又有一个个子较高、模样较文雅的中年男人来到我住的房间。他问：“你是刚分来的学生？”我说：“是”。他接着说：“我是经理部汽车队的陈师傅，你拿上行李跟我走吧！”我有些莫名其妙，但也只好和他一起去到了老杨的办公室。老杨热情地和我打了招呼，没有再问什么，就给我办理了去经理部汽车队当司机助手的派遣手续，并让我跟着陈师傅去报到。

我后来才知道，老杨虽然让我从三个单位中选择一个，但当天晚上就和经理部的领导打了招呼，打算让我去当汽车司机助手。按照当时人们的普遍看法，当汽车司机助手比另外两个岗位好很多。当时流行的诙谐说法是：“马达一响，黄金万两”；“汽车轮子一转，给个团长也不干”。那天一大早就到招待所上下左右地打量我者，正是经理部的矦经理。他打量我后觉得很满意，就派陈师傅来接我。

我万万没有想到，自己从学校走上社会的第一步，竟然走得这么顺利。先我而从地区分配来的学生有上百个，我被分配的工作是最好的。我很感激老杨，他是我从学校走上社会后遇到的第一个恩人。

接我到工作单位的陈师傅是车队的副队长，他帮我安排好宿舍，又带我到会计那里领了半个月的工资（月工资18元，半月工资9元），让我自己去街上买些必需的生活用品。我拿着这辈子第一次领到的9元钱工资，从单位出来往街上走，心里暖融融的。前一段时间，因“最高指示”发表后，我和同学们被迫“上山下乡”中断学业、各奔东西而产生的沮丧心情被一扫而空，很有一种“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豁然开朗之感。

我在汽车队的师傅姓原，没有上过多少学，只长我两岁，我是他的第一个徒弟。他对我很热情，我到车队报到的当天下午第一次出车，他就让我坐到驾驶座上，在一片河滩中间的公路上歪歪扭扭地试着开了一大段。

我们这个车队共有九辆卡车，有六辆是解放牌，还有三辆苏式嘎斯、吉斯牌子的车，主要承担本县手工业系统各企业的原材料和产品运输任务，也为本县其他单位运送货物。那个时候，这个县总共才十几辆汽车，汽车司机很吃香，不仅薪酬比较丰厚，而且在那个后来被称作“短缺经济”的时代，能买到各种紧俏商品。

在手工业系统各企业、货主单位和公路沿途的饭店里，我们都被捧为上宾。我只不过是一个司机助手，月工资仅有18元，但每月的吨公里补助一般都能领到40元左右，大体上相当于一个中层干部的月工资，这在当时实在是一笔令人羡慕的“外财”。

由于我的师傅一有机会就让我试着开车，得到的锻炼比较多，所以，未过多久我就可以单独驾驶了。当我驾着解放牌卡车在公路上风驰电掣之时，的确感到无比喜悦和惬意。记得有一次去中条山林场运木材，适逢阳光明媚、山花烂漫的春日，汽车宛如行驶在艳丽炫目的水彩画之中。我和师傅在沿途折了一些五颜六色、鲜艳美丽的山花，把驾驶室内外装扮得像花房一样。在花团锦簇之中驾车疾驶，我心里真是乐开了花。

当然，汽车司机助手并不是一个轻松、悠闲的岗位。我当时尽管只有20来岁，但从早到晚在车上颠簸一天，确实也累得够呛。我的身体比较单薄，在学校时体育成绩一直比较差，当司机助手的确不是轻松自在地就能胜任的。

具体来说，每天清晨出车前，司机助手们都得把水箱里的水加好，把车发动好，把该检查的部位（如轮胎的气是否充足、固定轮胎的螺丝是否上紧等）都检查完毕，师傅来的时候马上就能开车上路。每天傍晚回来后，我们得把油箱装满，得把车身里里外外收拾干净，得去调度室交送运货单据，得把车停回到车库里。如果该干的活没有干好，师傅就不满意，有时还要训斥一通。

在一般情况下，这些辛苦到也无所谓，但每遇寒冬酷暑，那可就惨了。当时没有现在如防冻液之类的技术手段，冬天的早晨非常寒冷，车很难发动，必须往水箱里换几次滚烫的热水，必须用摇把一圈一圈地把机油盘活。有的时候，因气温太低，机油凝固得很厉害，把整个身体压上去摇把都纹丝不动，那就得用木炭火在发动机底部慢慢加热以使机油逐渐化开。在炎热的夏天跑车爬坡时，发动机很容易因水箱开锅而熄火。车停到半坡上，我们得顶着烈日小跑步地去想方设法找来凉水给水箱降温。冬天滴水成冰之时，如果车在半路上出了故障，得冒着寒冷修车，周身几乎都要冻僵了也得继续干活。

我当汽车司机助手一年多之后，因眼睛先天性的红绿色弱而“下岗”了。此后，先是当了几个月的修理工，后来又到调度室当汽车配件和油料管理员，管理着几个库房。这个岗位虽说不如司机助手风光，工资收入少了很多，也仍然是一个学徒工，但较之司机助手悠闲自在了很多，闲暇时间可以读读自己喜欢的书，可以上街逛逛书店，我很快就适应了。

1971年初春，在“一打三反”运动中，我单位的一个会计害怕查出自己的经济问题，把一包旧账簿扔到了单位的厕所里了。单位的院子很宽阔，被开垦成了一大片土地用来种庄稼。春耕下种需要施肥，同事在厕所掏大粪的时候，竟然从厕所里捞出了那个会计扔进去的那一包旧账簿。

当时，我们单位在几十公里外的一个公社即现在的乡镇，借种着十几亩土地，以便用收获的粮食，弥补单位食堂按国家规定供应的缺口，改善职工的伙食。我与同事们去那里春耕种地了，不在单位，保管员的工作暂时由另一同事代办。

代替我管理库房的那个同事，和另几个同事一起，把那包从厕所捞上来的湿漉漉、臭烘烘的旧账簿，放进一个经常不用的堆放空油桶的库房里，摊开来以让其慢慢晾干。我从那个公社春耕回来后，同事把库房的钥匙还给了我，却没有告诉我往库房里摊放晾晒从厕所里捞上来的旧账簿一事。

过了一段时间，我在打扫和清理那个经常不用的库房时，以为那些乱七八糟地摊在库房里的旧账簿，是搬运工搬油桶时扔下的废纸，就全部扫到紧挨着库房的垃圾堆里去了。

从1970开始，根据中央的部署和要求，全国开展了轰轰烈烈的“一打三反”运动。“一打”是打击现行反革命破坏活动，“三反”是反贪污盗窃、反投机倒把、反铺张浪费。

我打扫库房后又过了一两个月，县里“一打三反”学习班的人找到我，要取走前几个月那几个同事晾晒在库房里的旧账簿，我极感意外和惊讶，说根本不知道有这回事。他们问我那些旧账簿怎么不见了？我回忆了一下，告诉他们，是我当做搬运工搬油桶时扔下的废纸，扫到垃圾堆里去了。他们到垃圾堆里翻找了好大一会，因为距离我打扫库房的时间已过去好长时间了，原来的垃圾已被清理过了，他们什么也没有找到。

“一打三反”工作人员，怀疑我是有意识地替那个会计毁灭证据，就把我押到了距离县城几里外的县委党校旧址的“一打三反”学习班，进行审讯和审查。

学习班里有两种人，一种是“对象”，即在“一打三反”运动中被查出或被怀疑有经济或政治问题的挨整挨批斗人员；另一种是“动力”，即为“一打三反”运动查账、外调和监管、批斗“对象”的工作人员。我刚进学习班时，一些熟人还以为我是“动力”，后来才知道我竟然是“对象”。

“对象”必须从事挑水、扫地等杂务劳动，我以自己被冤枉为理由，坚决拒绝去干这些活。开我的批判会和让我写交待材料时，我就据理力争，同那些“动力”们辩论，不承认自己有什么错误和责任。

我辩解说，如果有人告诉我库房里晾晒着从厕所里捞上来的旧账簿，我竟然把这些旧账簿扫到垃圾堆里去了，那当然是我的错误和罪过，怎么处分处罚我都应该。但是，从来没有谁告诉过我，我根本不知道这个事，“不知者无罪”，怎么能把责任和错误强加到我头上呢？审讯和批斗我的那些“动力”批驳不倒我，回答不上来我的自我辩护，理屈词穷，很下不了台。

学习班的主要负责人崔尚武先生，在文革前系本县的县委办公室主任，有思想，不盲从，政策性很强，致使学习班里的秩序比较正常，没有“动力”打骂“对象”，搞刑讯逼供的事情发生，否则，我很可能要受辱骂之耻和皮肉之苦。后来，经过几个回合的较量，“动力”们大约也觉得我确实被冤枉了，逐渐地就不再对我进行审问和批斗了。

更庆幸的是，崔主任见我的口头和文字表达能力都比较好，就把我从“对象”转成了“动力”，主要做些文字材料的起草和整理工作。

这一年秋天，学习班结束时，崔主任被任命为县工业交通局（大体相当于现在政府的经委，原来的工业局、交通局、电业局、农机局、邮电局、手管局等均被合并于其中，全县的各类企业几乎均归其管辖）政工组组长，他又将我以“以工代干”的身份，从汽车队调到局里工作。

当时，恰逢“9·13”事件爆发，全党全国遵照伟大领袖的“最高指示”，非常注重干部理论学习，经崔主任和其他局领导商议，决定让我担任本局、本系统的专职理论辅导员。1972年，县工交系统团委成立时，我又兼任了工交团委的组织委员。

在县工业交通局的时候，包括崔主任在内的几位局领导对我都很关心、很信任，我做的理论辅导和写的各种材料，经常能受到他们的肯定和称赞。可惜的是，人生短促，岁月流逝，崔主任和那些老领导均已去逝了，我每想起他们心里就隐隐作痛。

现在回头来看，崔尚武主任对我的确有再造之恩，他不仅把我从“一打三反”被批斗队伍里解救了出来，还把我从汽车队学徒工的岗位上，调到了县工业交通局，使我成为一个“以工代干”，成为一个专职的理论宣传教育工作者。

我在县工业交通局工作仅有两年多，但那是我人生旅途中很重要、很关键的转折点。正是在这里，我开始走上了专职从事理论宣传教育工作的道路。此后，我虽然又先后被调到了另外两个单位，但工作性质一直没有改变。

我之所以能从汽车队的一个学徒工，转变为一个理论宣传教育工作者，起决定作用的，是敬爱的崔主任，他是我职业生涯初期遇到的使我“化蛹为蝶”的恩公，我终生都怀念着他，感恩着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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