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代丨朱新地：学俄语的“英语白丁”，到中学教英语

Original 朱新地新三届 2022-10-07

作者简历

作者青年时代

朱新地，1947年出生，1960年小学毕业赶上困难时期，1966年高中毕业赶上文革、上山下乡。1978年考上南京医科大学。现已退休。

原题

一段被忽略的履历

作者：朱新地

我曾做过三年半（七个学期）的中学教师，然而这段经历在履历表上基本是被忽略的，因为有点“名不正言不顺”的味道。

从农村回城以后，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在新扬饭店，这是当时扬州最大且较为高档的旅馆（大约可住一二百人吧）。扬州是苏南到苏北的交通枢纽，来来往往全靠镇江与六圩之间的轮渡，稍晚一点便不能过江，旅馆的繁忙程度可想而知。旅客多为出差办事或路过者。

我的工作是前台管理，除了接待收钱等外，每天还须把所有住客的姓名，包括单位、从哪儿来到哪儿去等抄录一遍，并且要留意公安部门的通缉犯。尽管晚睡早起，三天就一个大夜班，月工资只有十几元，但能回到城市并有个饭碗，已是很不易了。

1972年的一天，从小道消息得知教育系统要来挑选工人教师，是中学。再一打听，居然是真事，我立即跑去找旅馆业的领导报名。领导自然不想让我去，一来我工作表现不错，二来我才从财会培训班学习归来，似乎还要委以重任。然而派遣工人教师也是硬任务，我的条件也符合要求。当然最主要是，那时还在文革之中，教师并不吃香，偌大的单位（整个商业系统）既无人愿去也找不到适合者，领导踯躅再三，终于满足了我的愿望。后来我猜想，大概领导和我一样，并不明白工人教师是怎么回事。他可能以为是工宣队之类，去几个月就回来，我则是奔着“教师”二字去的。

在乡下时总是想，只要让我回城，哪怕扫马路扫厕所都行。在旅馆前台工作，每天接触南来北往的旅人，也间接领略了五湖四海的民俗风情，不算艰苦也不算枯燥，除了夜班多，说不上有什么不好。

我怎么又会想去当教师呢？唉，人哪！

事实上，工人教师和工宣队风马牛不相及，工人教师是要给学生上课的，“教师”前面冠以“工人”定语，是标明你的身份——你只是工人哦！不过那年头当工人光荣，像我这样一无学历二无资历也不是真正工人者，戴着这顶帽子走上讲台，居然无矮人一头之感。

旅馆业隶属于服务公司，服务公司隶属于商业局，就这样，我作为商业系统派出的一名工人教师来到了扬州中学。

接待我的是教导主任，姓胡。常规流程之后，我拿出了随身携带的成绩单。我是六六届高中毕业生，赶上文革，没机会进高考考场，甚至连正式的毕业文凭也没有，但成绩单却是有的。一张张成绩单，一个学期都没落下，这是唯一可以证明我的材料。

胡主任看完成绩单，说道：“成绩不错嘛，是个好学生。”我笑笑，心里暗忖：算是吧。的确，用今天的话来说，我算得上“学霸”一类。

胡主任直接问了：“你能教什么课？”

我一下子楞住了。实际上，从听到消息跑去报名到迈进学校大门，是一鼓作气而为，并未想过自己能教什么。当然，如果这是一所偏远的乡村中学，我可能会多一些自信，但这是历史悠久、赫赫有名的扬州中学啊！

胡主任接着说：“我们最缺的是外语老师，英语你能教吗？”

“英语？我中学学的是俄语，没学过英语。英语只认识26个字母。”这是真话。那年代百分之八十的中学生都学俄语，我所就读的昆明第一中学，作为文理分科试点，读完高一后重新分班，我们理工二班倒是一半同学学俄语、一半学英语。每次早读时，教室里乱成一片，因此，几个英语单词也是知道的，耳濡目染嘛。

胡主任叫来了外语教研组组长。教研组长姓古，大约五十来岁，据说毕业于上海的圣约翰大学。古老师让我把26个字母读给他听听，我就ABCD读了一遍。古老师说：“不错，发音还挺好。这样吧，你先学起来，我们再看看……”

教导处给了我4本英语教材（初一和初二的），古老师教了我一遍音标，再让我复读给他听，通过后我便开始了放羊式的英语自学。声明一下，这“放羊”没有任何贬义，只是形容一种状态——无人管。那时没电视没录音机，书店里也买不到英语方面的书，若是在收音机里听一句外语，必为“偷听敌台”无疑。尽管外语教研组所有老师对我都很友善，但人人都忙碌着，我怎么好意思老去打扰？一句话：没有人对你有责任、没有人对你有义务。

还好，学外语主要是记单词背句子，而英语语法又比俄语容易，倒也不觉得有什么困难。此外我还有一个条件：父亲是大学教授，留法的，可谓现成的家庭教师。不过那年月，当教授并不光彩，留过洋更是有间谍嫌疑，我自然不敢多言。

不得不解释一下：父亲原在昆明某高校工作，文革开始不久，就被认为是“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遭批斗。1969年岁末，中央“一号战备通令”下达，昆明各高校要战备疏散（云南是“援越抗美”一线），父亲所在学校将搬迁大理巍山。此时，文革三年了，“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已不再是运动重点，“摘帽右派”也被认为是“死老虎”，倒是“老弱病残”的身躯成了单位拖累，于是父亲的单位让我们自行找地方“战备疏散”。在一个亲戚的帮助下，我们全家从昆明迁到了苏北。

命运把父亲抛到了这样一个角落，在这里，虽然没有再直接遭受批斗，却是远离了单位、工作、一切熟人与朋友。那是一种被抛弃、被晾在一边的感觉，生活艰难、孤独寂寞、看不到任何前景和希望，而且因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身份时时遭人侧目乃至欺辱，其精神压力和苦闷可想而知。

听说我要学英语，父亲很高兴，赋闲着的他似乎也找到了一点可做的事情，他拿出英文打字机开始教我打字。离开昆明时，我们丢弃了大部分东西，只带了一些必须的生活用品，还有父亲舍弃不下的几箱书、两个打字机（英文法文各一个）和两只小提琴。英文打字机正好派上用场。

白天我到学校上班，自学英语、听课。除英语课外，其它课也听，以学习和熟悉教学环节（记得我还听过甘老师的化学课），并参与一些杂七杂八的活动，晚上则在家里练习打字。

夜阑人静，只有我的打字机在“噼噼啪啪”响着，仿佛一曲悦耳的音乐。打字的过程也是在记单词，我很享受这过程，好像又回到学生时代，有目标，每天都有一点进步，差点儿以为是岁月静好了。

一天晚上，大约九十点钟，快要睡觉了，突然有人敲门。奇怪，这时候会有谁来？

打开门，门口站着几个人，为首者是派出所户籍警老秦，认识的。老秦说：“要到你家检查一下。”“检查？检查什么？”还没来得及问出口，一行人已冲进屋里翻箱倒柜，全家人都惊呆了……

当时那种大规模的抄家行动早已结束，而且还是派出所带人来搜查，显然是有的放矢。我家在文革初期已被抄过数次，又经过长途搬迁，几乎已是一无所有。他们东翻西翻地搜了半天，什么也没找到，最后只拿走了我的几本笔记本。当搜查者翻看我的笔记本时，我瞄了一眼，他目光停留的那一页抄的是赵朴初的“某公三哭”。

事后我们左思右想，怎么也猜不出其中的原因，一家人安安分分地过着极普通的日子，言与行都不敢有半点“出格”之处，更谈不上有什么触犯法律法规的地方；父亲因视力不佳，连活动范围都极其有限；似乎也没有得罪过任何人……真是百思不得其解！哪怕发挥再大的想象力，也想不出可以把什么样的罪名加在我们头上。

父亲连忙写信向原单位汇报，他的组织关系还在昆明医学院，每月病假工资也是昆明寄过来的。不久收到昆医组织上的回信，竟然是他们根本不知此事。莫名其妙突遭半夜搜查，无法询问究竟、无处可讲道理、也不敢跟任何人说，就好比凭白无故地被谁打了一顿，连“哼”一声的可能都没有。由此父亲成了惊弓之鸟，终日惶恐不安地担心着新一轮灾难降临……

后来我猜想，是否跟我练习打字有关，晚上“噼噼啪啪”的打字声，让人误以为是特务发报，那可是在电影和小说里才有的情节哦！

当时我家住在城乡结合部，邻居多为底层劳动者，诸如泥瓦工、拉板车、收废品者等，类似于如今所说的贫民窟，周围环境“乱脏差”，连自来水都没有。人们去河边取水，为少走几步路，居然挑着担子从我家后门进前门出地穿堂而过；父亲戴着墨镜坐在家门口晒晒太阳，也被孩子们像看动物一样围观（大概这些孩子未看过戴墨镜的人吧）。我们根本不敢言父亲是教授，被问起时便说是教师，当然这也不错。

后来，我们和所有的邻居都相处友好，家家的写信填表之类均成了我家的事情，邻居们遇到问题也喜欢来向父母请教商量。那时大家都穷，衣服上补丁叠补丁，干一顿稀一顿的，可是，入冬时有人教你腌白菜，过年时有人给你送包子，因此我决不相信是被人举报。几年后我们离开那里时，男女老少十几人来送行来帮忙搬家，那场面令人感慨又感动。由于有过这样一段生活经历，直到如今我都对底层劳动者抱有一种同情心和亲近感。

天保佑，被搜走的那几本笔记里并没有我自己写的东西，只是看书时的一些摘抄，每一段落都注有出处，事情最后不了了之。当然拿走的东西也并未归还。想来还算幸运，否则的话白纸黑字，结局还真难料呢，只是遗憾我至今都不知道被搜查的原因。

1970年代全家于扬州

哦，有点扯远了，还是言归正传。

自学了大约一个月后，我开始上课，虽是第一次走上讲台，倒也不觉紧张，毕竟经历过文革当过知青，也算见过点世面吧。

我教初一年级两个班，并协助一个班的班主任工作（所谓副班主任）。当时初一有七个还是八个班已记不清，外语教研组长古老师教一个班，其他几位老师多半是俄语改教英语的。古老师来听了我几次课，觉得可以，也就不再多管。

第一节课自然是先点名，面对着台下五十多双眼睛，慢慢地点，咱们互相认识一下吧。看我笑嘻嘻的，学生们也嘻嘻哈哈。一遍名点下来，心里已有个大概，两星期课上完，两个班一百多人的名字我全部能叫出。只是我始终做不到板起脸来面对学生，即使有时教训他们几句，自己心里却感到好笑，后来才明白这已是种下了“隐患”。

我当副手的那个班，班主任是个语文老师，姓史。史老师对学生十分严厉，只要她一走进教室，眼光四下里一扫，无论教室里有多吵闹，立马变得鸦雀无声，学生看见她如同老鼠见了猫一样。唉，史老师这功夫我无论如何也学不会啊！一天下午她不在，学生们纷纷向我诉苦，说史老师不让他们出去课外活动。我想，怎么能不让课外活动呢，遂发善心放走了他们。谁知孩子们从此认为我好说话，几乎和我“平起平坐”，根本不怕我，上课时也活跃的很，课堂纪律好不了啦。

教学本身并没什么困难，教材很简单，除一些基本单词句型外，便是Long live Chairman Mao 、Long live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等标语口号。然而，即便这么简单的东西。你要让学生学进去，也是要费点心思的。学生普遍缺乏自觉性，正是“读书无用论”盛行的时代，读书尚且无用，更何况外语了！也难怪，整个社会好像都没有需要外语的地方，完全看不到前景，为什么还要学？另一方面，扬州中学附近有苏北人民医院、苏北农学院、扬州医专等知识分子成堆的单位，知识分子家庭的孩子对学习是有要求的。

我知道自己先天不足，自然加倍用心。一天，张老师告诉我：“古老师在背后夸你呢，说你的发音比某些老师好。”张老师是我所教的其中一个班的班主任，这消息让我多了几分自信。

当时还没有录音机，外语课全靠老师带读，对外语的要求也低，对听说能力完全无要求，只要学生能把单词记住、课文背下，稍加举一反三就可以了。于是我把练习本裁成一张张小纸片，每天上课第一件事就是把小纸片发给他们：听写、默写、英译中、中译英……每一堂课都如此。几次下来，学生就得出一个印象“这个老师堂堂课都要测验的”，回家后自然会去记单词背课文了。

期末考试到了，我也有些许紧张，这不仅是考学生，也是对我教学成绩的检验啊。没想到的是，最后成绩揭晓，我所教的两个班是全年级最好的，比古老师亲自教的那个班成绩还要好。古老师很是意外，我虽然也觉得意外，心里却十分坦然，因为试题不是我出的，我连试卷都没接触过，根本不存在泄露的可能。古老师把这两个班的试卷拿来重新审阅，他怕我有漏改，结果一张张地看过无一错处，终于无话可说。

其实，我理解古老师的心情和疑问，早有人说过：当老师，你要给学生倒出一碗水，必须自己有一桶水。古老师是有一桶水的人，他甚至有一缸水，我却是只有一碗水的人，而且连这碗水都是刚装进就倒出来的，所不同的是，我在倒出这碗水时，还拿出了吃奶的力气“强迫”人家喝下去。哈哈，也算是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吧。

扬州中学待我不错，一段时间后，教导处帮我联系了扬州师范学校，我可去该校英语班旁听（还是工农兵学员时代）。一直渴望有个系统学习的机会，希望自己有朝一日成为有“一桶水”的人。这消息让我喜出望外，简直有一种“天上掉馅饼”的感觉。然而，师范学校位于城北，离扬中并不近，去那里听课需要相对完整的时间，再者人家有自己的教学进度，也未必都适合我。因工作放不下，我只能抽空去，只能“有一搭没一搭”地旁听，最终还是无法“系统”。

那年代英语读物很少，除了教科书好像只有“老三篇”，直到有一天，不知从什么途径得到一本马克·土温的小说《败坏了赫德莱堡的人》（英语），我借助字典阅读起来，发现自己完全看得懂。我读得津津有味，几乎不觉得有什么困难，欣喜之余也生出几分得意之情：唔，我还行。真是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啊！

春去春又来，一个一个学期倏忽而过，转眼已是三年，这时多数工人教师开始萌生退意。在1972至1976年期间，由于教师奇缺，教育部门便从各单位选调了一些职工到中学当教师（详细流程不清楚），因此扬州各中学或多或少都有几名工人教师（好像扬中有六七人吧）。实际上，我们这批来自各行各业的工人教师都挺争气的，无论教哪门课程，学生反应都不错，真是“一个萝卜一个坑”地顶了过来。据说学校也有心想把这些人的关系转过去，但工人编制和干部编制之间似有一条鸿沟，难以逾越。

此时我已清醒认识到，所谓工人教师，无非是青黄不接年代的权宜之计，一旦国家走上正轨，水涨船高，必然要被淘汰……

我大概是最先离开扬中的一个，既然迟早要走，迟走不如早走。还有一直接原因：每月回原单位领那28.5元的工资都要看脸色，仿佛是去乞讨。起初单位以我为荣：“小朱被选到扬中当教师，我们单位有人才呢！” 时间一长就沉下了脸，总问：“你什么时候回来？”后来更坦率了：“你在外面干活，却回来拿工资，三年多了呀，你要么把关系转过去，要么赶快回来。” 说的也是啊，我无言以对。

此外，因长期跟学生比嗓门大，我得了慢性咽喉炎，总是吃点药、休息休息就好，上几天课又复发。这使我意识到自己可能要和教师这个职业永远“拜拜”了。（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后来考大学时我没填师范院校，尽管我觉得自己读师范会比较轻松。）

离开扬中以后我再没碰过英语，一来工作家庭诸事繁忙，二来英语也确实没有用，谁会想到，有一天还会恢复高考、还能上大学啊！

一天走在街上，突听到背后有人喊“朱老师”。回头一看，一个男孩正气喘吁吁的向我跑来，哦，是我教过的一个学生，叫邱华。记得邱华成绩不太好，经常挨批评的。邱华告诉我，他初中毕业后没上高中，现在的工作是“换锅底”。如今年轻人大概已不知“换锅底”是怎么回事，那时大家都穷，家里的铝锅铝壶烧坏了舍不得丢弃，就把下面的部分截去换一个新底，又可用好多年。邱华热情地对我说：“朱老师你要换锅底时一定来找我啊，我不要你的钱。”听了这话我简直想哭，一个老挨批评的学生，从事着这样一份社会底层的工作，却还想着替我“买单”。而当初我逼着他学的那些单词句子，对他有什么用呢？真不知该说什么好了。

另一次在街头碰到学生，也是远远地跑过来，一到面前就说：“哎呀朱老师，你到哪里去了？我到处找你啊。”兴奋之情溢于言表。这孩子叫王春钢，是个好学生。王春钢对我说：“朱老师你是我心中最好的老师。”这话令我很意外也很感动，说实话，我从未想到自己能获得如此评价，也不认为自己有什么“好”，但我相信，这是付出了真诚和热忱后得到的回报。

1978年，在高中毕业整整十二年后，我终于获得了参加高考的机会。那一年外语是选考，分数不计入总分。尽管好几年都没碰过英语了，我仍然报了英语（我中学学俄语），反正不计入总分，根本不当回事儿。结果高考成绩揭晓，英语仅考了55分，得知后这分数后心里有点沮丧，唉，连及格都没达到！未料到南医报到时，接待新生的一位77级师姐（比我们早半年进校）听我报出名字后立即说道：“你就是朱新地？听说你英语考了五十几分呢。”呵呵？难道五十几分还算稀奇？后来得知55分真算高分了。

由于失眠，大学五年我没有一天早起读过英语，总算有这“半吊子”基础，让我在对外语要求较高的医学院校没有掉队，但许多基础比我差、起步比我晚的同学都远远超过了我，学如逆水行舟呀！

几十年后学电脑时，发现其键盘的排列顺序竟跟英文打字机一样，以致于有同事惊讶道：“你怎么才学打字就会这么熟练？”终于明白，点点滴滴看似无用的学习、许多不经意间的努力，都成了人生的积淀，甚至连一次次折腾挫折与失败，最后也会变成人生的“无形财富”。

近来看到不少关于博士生应聘中学教师的报道，比如深圳某中学录用的十七人中，十六人有博士学历等等，等等，不由得想起了自己的这段从教经历，恍若隔世啊！真心感谢扬州中学对我的宽容与包容，让我这个“英语白丁”当了一回英语教师；不能说感谢但不得不承认，是那个特殊的年代，给了我这番特殊的人生际遇。

近半个世纪的光阴过去了，许多人和事都已变得模糊不清，可是，当我从尘封的记忆里打捞起这段往事，当我写这篇文章时，浮现在眼前的那些场景却清晰得如同昨日发生，我发现自己还记得许多学生的容貌和名字，如今这些孩子也到退休年龄了吧？顺便说一句，恢复高考制度后，我教过的学生中有好几个人成为了77、78级的大学生，哈哈，真的跟我“平起平坐”了……

“人生到处知何似，

应似飞鸿踏雪泥。

泥上偶然留指爪，

鸿飞那复计东西。”

苏轼老先生说得真好啊！

1970年代在扬中当教师时

2021-10-30

朱新地专列

文图由作者提供本号分享，略有删节

给老编续杯咖啡

就摁下打赏二维码吧

老师·学校

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

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

长摁二维码

加盟新三届2

我们不想与你失联

备份新三界

余轩编辑、子夜审校

公 号 征 稿主题包括但不限于童年回忆  文革经历  上山下乡当兵岁月  青工光阴  高考之路校园回望  浪漫故事  菁英人物职业生涯  学术履迹  家国春秋……40后、50后、60后的光阴故事这一代人的苦难辉煌与现实关怀都是新三届公号期待分享的主题来稿请附作者简历并数幅老照片投稿邮箱：1976365155@qq.com

李尚福、魏凤和双双被拿下，与美国一份报告是否有关？

“家属和记者取得联系”：记者的退场意味深长

圈内疯传某谣言

不要放过这些人渣

“被指居者”之死：嫌犯身体遭长时间束缚，警方称指居使用械具是惯例

70年代丨朱新地：学俄语的“英语白丁”，到中学教英语

您可能也对以下帖子感兴趣

李尚福、魏凤和双双被拿下，与美国一份报告是否有关？

“家属和记者取得联系”：记者的退场意味深长

圈内疯传某谣言

不要放过这些人渣

“被指居者”之死：嫌犯身体遭长时间束缚，警方称指居使用械具是惯例

生成图片，分享到微信朋友圈

70年代丨朱新地：学俄语的“英语白丁”，到中学教英语

您可能也对以下帖子感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