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榆丨周晓霞：我又和死神掰了一次手腕

朋友们都好奇，我和老王年龄相加150多岁，怎么稀里糊涂就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合二为一了呢？

确实，我和老王连萍水相逢都算不上，萍水相逢还得逢嘛，我们却是因为极其偶然的小概率事件在微信上开始交流的，没几天，约个见面就闪婚了。素不相识七老八十的老头老太太，职业又是两个极端，他是科盲我是乐盲，两人的脾气又都出了名的火爆，忽然要朝夕相处，于是各种误会争吵、各种碰撞磨合，如今五年了居然还没散伙，真是不简单。其间的笑话，不说也罢，不过有件事还是值得一提的：我们婚后一年，老王就差一点成了“新鳏”——我染疾入院报病危，生死一线间！

作者与老伴牵手照

说起来这也不是我第一次和死神掰手腕，2012年我被一辆疾驰而来的汽车在斑马线上撞飞了，七处骨折不说，半月板和前十字韧带也断了，人都一截截了，我还掰赢了死神。不是都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我这难道叫大难不死，再来一次？

话说2017年深秋，老王好不容易拿到家庭团聚签证，来了德国，次年4月中旬有好几件事情要办，我们得回北京一趟。我回去没两天牙有点疼，这是一颗快要掉了的老磨牙，后悔没在德国先拔了。好在疼得也不算厉害，先看了老王友人创作的著名新歌剧，又去北京音乐厅听了中国国家交响乐团和瑞士指挥家Siffert先生合作的王西麟专场音乐会，然后跟着老王从北京去了太原，参加德国友人、指挥家艾伦巴赫先生的追思音乐会。住在酒店里牙更疼了，我在药店买了点抗生素、止疼药先凑合着。

这里得啰嗦两句，国内药店现在不知怎样了，2018年那会儿可很有些乱象！抗生素本是严格的处方药，可以随便买，而本来可以随便买的药倒买不着，或者莫名其妙地变剂型，加复方，改进口，反正就是变相涨价好几倍。

言归正传，我吃了几天药，凑合着从太原回北京了，赶紧去某著名大型三甲医院国际部口腔科看病，挂号费500小羊（注：人民币昵称）！谁让你是“外宾”呢！我看在“国际部”就诊的“外宾”多半是中国脸儿，大概和我一样倒霉催的，没有中国派司，不得不来烧钱。

口腔科大夫，人很好，态度和蔼技术娴熟，一点没遭罪牙就拔了。出了医院大门，我咬着纱布球直奔不远处的“太家常饭店”，那天有饭局，饭桌上有幸认识了著名作家王斌，成为好友，这是后话按下不表。席间新交故知尽是三观相投之人，乘兴而来尽兴而归！

这是5月7日晚上，至次日我觉得不太舒服，有点畏寒，低烧，头疼，我又吃了在太原买的药坚持了一天。5月9日上午体温不但没降，反而变成了39 度的高烧。我做临床医生的年头不少，这个感觉我知道绝对不是正常病程，立即再交500小羊，回到“国际部”口腔科，接诊的是另外一位女牙医，也很和蔼可亲，她耐心听了我的叙述之后说给我好好清理一下拔牙的创面，再开点抗生素，一定会好。

我说麻烦您给我开一张查血常规的单子吧，她笑着拒绝了，说完全没必要。这时我可严肃起来了，正色道：“我们是同行，我从事外科临床多年，可以确认，今天不是小创面感染的症状，请您务必立即查血！”她倒是很人性化地通融了一下，让护士给我采了血样。我坐在自动机旁边等着，大约20分钟，好像是输入了我的门诊病历号或者是扫了下二维码记不清了，检查的结果就自动打印了出来，真是先进！相比之下，德国家庭医生门诊查血的过程，简直就是第三世界。

我拿到化验单定睛一看，尽管在意料之中，也有眼前一黑的感觉，太恐怖了！而且每一项可怕的数字上都标识着“已经重复核实”，意思就是：“确实不可思议，但是请你相信！”

我把单子拿给女大夫看，她当时就傻了，愣了一会儿说，您先坐下不要动，我去叫护士用轮椅推您去内科急诊室！其实我那会儿外表瞅着与常人并无二致，一张化验单就把人家吓着了，不好意思，真是抱歉。

内科大夫果然见多识广，比牙医老练很多，我这号病人，他又不是没见过，写了个待查的拟诊，开了静脉抗生素吊上，就不管了。在人来人往乱糟糟的观察室，吊针滴到天黑，我的高烧纹丝不动，他就打发我回家，说血液科没床，明天再说吧！

老天爷！我可是白细胞已经降到只有正常值的十分之一，粒细胞降到零的人啊，我是不设防的城市，一个鬼子兵就可以杀死我……叫我回家！纵我在临床历练数十年，刀口舔血千般老道，这回也有了恐死感，回家？这不行吧。可是看看当班医生那副冷若冰霜的面孔，我知道多说也无益，得另想办法。经过一番网上神操作，终于搞清楚了，就在这家医院，有我们好几十位同济校友，还有微信群。真是绝处逢生啊，等我联系到高我一届的好友、儿科Z主任时，已经小半夜了，她说，明天早上八点钟，门诊大楼门口，不见不散！

第二天，见到三十年没见的老同学，友情依旧。但已经来不及抒情叙旧了，救命要紧。Z主任说，你别怕，血液科M主任和我家住对门，人特别好，我去找他。老同学把我带到血液科，M主任看了血常规单子，二话不说，让Z主任替我去办入院手续，他则在没有任何手续的情况下在血液科的小治疗室里给我做了诊断性骨髓穿刺­——真的没有任何手续！这里有责任问题，是需要胆识的，M主任所作所为真正践行了两千六百年前咱们医家祖师爷的希波克拉底的誓言：一切行为以病人最大利益为准则！我的情况已经危急到需要争分夺秒。

Z主任去办入院手续迟迟没见回来。M主任把给我骨髓穿刺取到的标本送到病理科详查，他自己还给我做了骨髓直接涂片，先看看大致情况：我的骨髓组织已经彻底损毁，全无造血功能。M主任说病床确实紧张（昨天晚上急诊医生并没有撒谎），只能收到男病房了，我点头如啄米。M主任的救命之恩，我没齿难忘！

好久之后，Z主任才拿着一大摞卷宗回来了，第一句话就是“把你变成中国人，我容易嘛我！”如果不把我变成中国人，住院费诊疗费贵出好多倍不说，国际部的住院部是没有专科医生的，以后的治疗，每天都得请血液科会诊，那得耽误多少时间，不出事才怪呢！

我的骨髓怎么啦？咋就突然这样了？不得而知。

所谓“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既然不知道原因，那就先救命！先做了血培养加药敏试验，可以依据结果调整抗生素，这个结果得好几天才能出来。不能等，先捡广谱抗生素用上。新鲜血浆，多种维生素，口腔清洁……反正广谱抗感染，支持疗法，保住命再说。

第二天，女病床也腾出来了，不用男女混居了。其实男床女床也无所谓，都是五人一间的大病房，全是重症的血液病病人。每人有一个布帘子，可以和别的病人隔开。我的运气不错，靠墙角，只有一边有病友。早上，M主任查房，安排下一步诊疗计划，然后挺无奈地说：“你让你的同学们别给我打电话了，好几十人呢，我的手机都被打爆了，Z主任一人联系就好了！”

我闻此言，眼泪都下来了，这就是校友情啊，离校快三十年了，好多小学弟小学妹和我从来就没有过交集，面都没见过！

病理科的报告也来了，骨髓一片荒凉，除了残存的脂肪细胞啥也没有。看不见几个造血细胞，也就看不出名堂，到底是什么血液病也无从说起，有一点安慰的是好细胞没有，坏细胞也没有，恶性肿瘤的可能性不大。继续支持疗法，抗感染。M主任麾下的主治医生G大夫告诉我，他们正在考虑是否用细胞因子刺激白细胞生成。

不管怎样，已经在医疗措施的保护下了，我心里安定了一些。我要用多年的临床经验来尽量做最好的配合，当个模范病人。两三天之后，白细胞系统不见恢复，血小板和红细胞也没了来路，渐次下降，血小板降到了正常值的二十分之一，红细胞生成是三个月一个周期，所以降得比较慢，即便如此血红蛋白也到了每百毫升7克，已经是输血的适应症了。最迫在眉睫的威胁依然是感染，高烧不退。

我整理了一下思路。首先得告诉老王病情，他是绝对的医盲，又有艺术范儿，说轻了他不懂，说重了会嚎啕，好不容易讲清楚了个大概。然后我赶紧把我的血常规单子用微信发给了女儿陶陶，她是波恩大学的内科医生。然后也通知了各位至爱亲朋。

病房的条件实在是太差了一点，不是我矫情，现在造血系统大罢工，国防军解散，一点防卫能力没有，真是输不起啊。五个人的大病房，全是重病人，多半是感染，呻吟咳喘不停。五个病人，好几个家属，好几个护工，挤挤巴巴。到了晚上，地下躺着一大片人，上厕所都得跳来跳去，不要踩到别人身上。我床旁暖气下方的地板多处塌陷，里面有灰尘脏土。卫生间里乱七八糟，淋浴头不知为何不能用，变成了挂裤衩袜子的架子，周边堆满各种杂物。

不过，这也是好不容易争取到的治疗条件，我要珍惜。而且M主任、G大夫都是训练有素、经验丰富的血液科专家，我十分信任。硬件条件则不是他们大夫们能左右的。

先是利用一切可能的条件，严防死守，减少新的感染。开放的系统尤然，首先是呼吸道，我把那一圈布帘子当成了战壕，终日拉得严严实实，24小时双层口罩，我备了大量一次性口罩，来探视者必须戴口罩，老王也不例外。然后是消化道，所有的饮料瓶、罐都必须是原装，所有的食品都是现出笼出锅的，老王和他的学生忘年交张晨，负责到饭店去端回来。第三是泌尿道，“方便”的全过程都是职业外科医生才懂的绝对无菌程序。

作者生死一线中的照片

虽然我已经虚弱无力，站起来都不容易，但绝不用护工，我不相信非外科人员的无菌观念。我需要大量的医用酒精来消毒，请友人去买，可是到处缺货，即便买到了，也是小瓶子装的酒精棉球之类，不是我要的，很无奈。咦，我家最没能耐的老王来探视，居然颤巍巍地从兜兜里掏出一大瓶医用酒精，真让我刮目相看！后来青海医学院71级乙班的老同学们闻讯，凡在北京的前前后后全都来了，七八位几十年的老同学，甚至还有别的班的校友！仅一例外，他是本班同学，在学校时关系也挺好，他在同学群里一本正经建议我打北京市长电话，还附了热线号码，好吧，只是我不知道万一打通了，我跟北京市长说点啥。

同学们为我啥都想到了，送吃的送喝的送用的。刘昕，解放军某总院的妇产科主任，我在校队打排球时的队友，她一进来，拎着一个大袋子，好像百宝箱一般，酒精、碘酒、纱布、棉球、一次性口罩帽子……应有尽有，尽管我事先啥也没说过，她却像有第六感觉。几十年时空隔不断的同窗情，现在想起来仍然泪目。我远在江、浙、沪的亲人也都不远千里来到我身边，骨肉之情啊！还有各方朋友，都数不过来了，亲情友情爱情，我啥都不缺，死而无憾！

尽管我自己努力，医护人员尽心，亲友们百般呵护，我的血象仍无恢复迹象。不仅高烧持续不退，贫血也越来越重，连输了好几袋浓缩红细胞，那种抽了筋一样的疲惫感才略有缓和。血小板耗竭的恶果已经显现，我开始大量鼻衄（注：鼻子出血）。可是输血小板却没有输红细胞那么顺利，怎么都申请不到。

过去都是各医院自己有献血员，自己做血液制品，没有统一标准，质量不容易控制，现在和国际接轨了，统一在通县的中心血站分离血液成分，这本来是好事啊，可是不知怎的，就供不应求了，我也只能等着（后来我问过在血液科轮转的女儿，德国有没有这事，她说从来没听说过）。

想不到这回又是我家那位最没用的老王起作用了，他居然跑到人家办公室大喊大叫，一通胡闹！真的，当天就输上了血小板，可能是巧合吧，应该是恰巧轮到我了，反正搞得我很不好意思，不过，也深深感动于我家老王的天真直率。

这家医院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某医学很先进的国家援建的著名三甲医院，医生是优中选优的一流专家，我非常钦佩，护士也都训练有素，站有站样坐有坐样，身材标致，五官端正，不输空姐，真比德国医院的护士整齐多了。不过管理上还是有上升空间，除了我前面说的房屋失修，卫生间变储藏室之类，还有一件事我也印象深刻：

因为我是危重病人，通知我要记出入量，入量好说，饮料容器上都有数字，碗盘大小也可粗估。出量，呼吸、出汗、无形蒸发都有计算公式，大便次数少，一般估计个两三百毫升就大差不差。出量里最多、变化也最大的是尿量，我当然随口就说：“好的好的，给我个量杯就行。”答曰：“没有量杯。”我说，哦，那随便什么容器给我一个，我可以估算。答曰：“没有！”我说那……那我怎么记出入量呢，她说，你估计一下就行了。我苦笑，便不再多问，这就是说，医生根本不会以这个出入量作为诊断治疗的参数，这个医嘱形同虚设。反正我也还没到多器官功能衰竭，不必当真。

还有件事也让我觉得奇葩，我提出，我的免疫状态实在太差了，能不能自费动用层流室，就是骨髓移植患者住的无菌室，单间，空气都是过滤的，饮食都是无菌的。价格当然不菲，救命嘛，不管了。结果拿到入层流室患者须知，我心里凉了一半，入室前后一堆护理之类的事项都要求家属自己解决，连三顿饭都要家属送，那还层流个啥无菌个啥，算了算了，老王断断没有这个能力。这个情况挺让我纳闷，全隔离的病人怎么还得自家送饭，我也没好意思多问。

再说女儿这头，我和女儿是同行，过去有朋友问病，我们俩是常常会进行病例讨论。她收到我用微信发去的化验单，以为是我和她讨论病例。一看单子，惊道：“这病人已经去世了吧！”再看名字、年龄、性别，才真是晴天霹雳。她马上从波恩的工作医院赶回美茵兹的家中，找我的朋友，他在法兰克福总领馆有熟人，帮女儿即刻申请紧急签证，买机票，好像是第二天就开车送她去机场，去机场的路上她和我的朋友说这次去北京十有八九是去给妈妈办葬礼的。

反正她赶到北京时，我住院也好几天了，感染引起的高烧，消耗很厉害，体重已经掉了好几公斤。幸好我平日里胃口就好，都这样了还能进食。见到女儿，特别高兴。精神也振奋了一下，犹如回光返照。我们母女紧紧相拥，女儿看见应该已经死了的妈妈居然还挺精神，心里稍稍安定了一点。

我们是同行，病情不用细说，诊断尚不明确，没有进一步的资料之前也没啥好说。女儿的专业素养很棒，对我的严重预后有充分的估计，对妈妈的坚强也有充分的估计。她并没有惊慌失措，而是先去给M主任，还有主治大夫和管床的大夫道谢，还给护理部的护士们带了一点德国巧克力之类的小礼物，可能是她在机场买的。

然后女儿回到我身边，慎重其事掏出纸笔，说，妈妈有什么特别重要的事情要交代给我吗？这是现代医学中应该重视的一个环节，就是“死亡预嘱”，很重要，没什么可忌讳的。我想了想，心情十分平静。

我说：一. 妈妈一生磊落，没有辜负过任何人，也努力做了应该做的事，如果再给我一生，我也还是这样过，所以我没有遗憾。二. 你学业有成，事业已经上路，卢卡斯和你青梅竹马感情深厚，妈妈非常放心。三. 如果这次过不来，非常对不起老王，前后又耽搁他一两年时光了，希望他今后一切都好。四. 如果骨髓不能恢复，感染不能控制，多器官功能衰竭后，不需要上生命维持系统。五. 丧葬从简，骨灰交由我先生王西麟保管，将来与他合葬，如果他再婚，则由女儿取回带至苏州与我父母合葬。就这些了吧。

女儿含泪一一作了笔录。又问了几个细节，比如火葬时的服饰，我说，我喜欢灰色，长裙。女儿问，深灰还是浅灰，我说，浅灰，深灰太压抑。她问长裙后面开口还是前面开口，我说后面吧，前面开口太繁复，我喜欢简洁。我又想起还有一件小事，说，家里书架第二层一本厚书里有上次旅游剩下的几百美元现金，你记得拿出来用掉。

我们说完这些，心情反而十分平静了。甚至可以说愉快，也不为过！我们母女这些年为生活、为事业忙忙碌碌，还真没有太多机会这样相依相偎过。女儿说，妈妈你是我的日月星辰，我没有你坚强，你还不可以走。我说，好！那一言为定，我要和感染和疾病拼到最后一兵一卒。

这两天，M主任已经开始实施了好几项诊疗计划，我女儿也很赞同。比如先用粒细胞巨噬细胞集落刺激因子（GM-CSF）刺激一下骨髓，之后准备做第二次骨穿，看是否还有反应。在确诊之前，为了不延误战机，除了对症治疗和支持疗法以外，先启动了病因治疗，按照原发性急性极重型三系同时减少的再生障碍性贫血处理，毕竟这是概率最大的拟诊。用了GM-CSF两三天之后，外周血象开始有一点点恢复，极少量的粒细胞出现了，虽然只是散兵游勇，靠它抗感染是绝对没用的，但是给我带来了一线希望，这就是说骨髓还没有彻底死翘翘。

但是，地平线上的这点曙光还是太微弱了，所有的症状都还没有任何好转的迹象。贫血倒好说，时不时输一点浓缩红细胞。血小板一路走低，已经低到了7，正常值下限是150 ，补充血小板又常常没有来源，鼻衄、皮下出血、牙龈出血，这说明凝血功能相当低下，万一重要器官出血，特别是颅内出血，就会要了我的命。白细胞则不能外源补充，因为它们代表的是供血者的利益，会把我当做敌人攻击。

按照原发性再障治疗，应该使用免疫抑制剂，我也愿意赌一把，我是做器官移植出身的，这些药的用法是我的看家本领，我非常熟悉。于是我按照医嘱开始口服环孢素A，之后再用抗淋巴细胞单克隆抗体。用之前管床的医生还问我单抗用进口的还是国产的，我问进口是哪儿的？国产是哪儿的？答曰：“进口的是美国的，国产的是武生所的。”哇塞，我听了好亲切！我的博士论文就是和武生所 (对，你没听错，就是后来闹得沸沸扬扬的那个武生所！) 合作的，恰恰跟抗淋巴细胞单抗有关，三十多年后居然落到了自己头上！我脱口而出：“就用武生所的！”

话说我的感染暂时还是没有控制的迹象，高烧仍然不退。我前面所说的三个开放的系统都有失守的可能。我已经觉得弹尽粮绝，死神的脚步似乎能够听见，它的黑翼已经随时可以掠过我的头顶。我想起一位做口述个人史的朋友说过，她想记录我的个人史，我自己已经没有精力写下任何文字了，很多心路历程也许就会永远地消失了。我就打了她的电话，说了我的愿望。

她还不知道我生病的事，大吃一惊，连忙说第二天和助手一起带着录音器材过来。可是，恰巧就在这天，我的口腔全部被大量的霉菌感染了，不能说话，吞咽也很困难。口述历史的事只好作罢，我想，也许这是上苍的意思，有些事本不应该再说？这么想也就释然了，不说就不说。

还有一个很实际的问题是费用。我是四月初到中国的，境外保险只订了六周，刚好要回德国时，生病住院时保险也很快到期了。强度很大的治疗和各种专项检查都很昂贵，要不停地交现金进去，才能继续诊疗。八万小羊很快消耗完了。看来即便骨髓还能恢复，如果拖得很久，费用也会是我承受不起的。

女儿也看到付费的困难，这种事儿在德国她从来没遇见过。我几次大伤大病，比如2012年重伤、抢救、大手术四次、住院七个月、各种后续治疗好几年，诊疗费应该是个天文数字，我却连个多少也不知道，都是医保直接给医院付的账。除了经济问题，这里病房环境对免疫系统彻底崩溃的感染病人实在是不太合适。

女儿去和院方讨论转院的可能性。院方非常配合，承诺一定让我至少能够维持生命体征平稳，安全登机。我非常感谢，也惊诧平日里女儿中文结结巴巴词汇量很小，她是怎么和大夫们交流的，女儿说，没有问题啊，除了门口那几位操着各种方言的保安之外，和医护人员交流都很流畅。这太有意思了。

回德国得乘飞机，像普通乘客那样是肯定走不了的，我自己坚持不住，航空公司也绝对不会同意。幸好女儿有这方面经验，她接诊过许多从别的国家送到德国抢救的病人，需要国际救援组织的帮助。于是联系了Malteser，这是一个有一千多年历史的组织，当年护送跟随十字军东征去耶路撒冷朝圣的基督徒，给他们提供武装保护和医疗服务。如今已经演化成为以先进的医学设备、经过专门训练的医护人员为基础的，进行国际间医疗救援的组织。这种救援行动也是收费的商业行为，医疗保险也应该付账，但是如前所述，我预设的境外保险期限恰巧已经过了，不能覆盖这一时间段的费用，我必须自己全额承担。而且预付款到账后，工作才会启动。

第一期预付32000欧元，是德国账户。我一时手头没有这么多欧元现金，而且外汇管制下用人民币兑换欧元和汇款手续也很繁杂。我就到莱茵书友会的群里呼救，好友蒋波立即施援。也有朋友怕是微信诈骗，这确实特别像典型的诈骗案：老周走的时候活蹦乱跳的，怎么会马上需要巨款，而且是汇现金抢救！蒋波说，咱们和老周是多年老友，她写的文字有特点，可辨识度很高，谁也学不来的。不过，为了保险起见，我们还是直接打通了电话。当天蒋波夫人宋女士就从网银紧急汇款32000欧元到账。我家老王深受感动：“想不到你会有这样仗义的好朋友！”

次日，Malteser的医生已经抵达病房，查了我的病情，然后和我女儿一起去找M主任和G大夫。提出了一些具体的要求，比如生命体征平稳、输血、输血小板，别的好说，血小板是最困难的，供应量非常不足。他要求达到70才能登机（也就是正常值下限的40%左右），我当时连10都不到。M主任说70太困难了，到40吧！就这，还是东拼西凑，把隔床病友的血小板配额都先给我用上了，她也正在鼻衄，我心里十分酸楚，这对她也很危险啊。

我的条件基本达标，而这种窗口期也会转瞬即逝的，宜早不宜迟，马上动身！飞机有两个选择，一是可以订专机，是小飞机还要中途加油，而且也贵很多，好像是再加四五万欧元，我说别整那幺蛾子，还是汉莎的大飞机好。

这时在医院已经住院差不多两周了。依依惜别Z主任、M主任还有所有医护人员，离开了我那个布帘子围的小炮楼。Malteser的大夫业务很熟悉，所有转院登机手续都是他负责，老王和我女儿陶陶也同机回德国。救护车一路急驰到了首都机场，机场安保单独为我安检，然后由一位当过特种兵的帅哥推着轮椅直接进了头等舱。在一个靠舷窗的座位躺平，挂上输液架。因为一直发烧，只要飞机起降颠簸，我的头就剧烈疼痛。除了输液，一路也在间歇给氧。Malteser的医生也一直监控血压、脉搏、呼吸，测血氧饱和度，很尽责尽力。老王和陶陶不时也过来看看。

Malteser救援组织的救护车

一路没出什么状况，偶尔鼻衄，幸而没有重要器官出血，感染和贫血也没加重。到了法兰克福机场，机场工作人员，一位精干的黑人帅哥已经把轮椅推进机舱等候，Malteser的医生嘱咐他把我送上了等在机场出口的救护车的担架床上，两位随车救护人员，把我用束缚带固定妥当，就即刻出发了，奔去波恩大学医学院附院血液科，大概150公里的样子，那里已经为我预备好床位。

等我被推进病房，安置在床上，心才定了下来。一是不用考虑什么缴费的闲事儿了，一心一意治病，二是住在有空气滤过系统的双人病房，开间很大，中间还有屏风隔着，也没有护工和家属挤来挤去，不用再心惊胆战防止交叉感染。

波恩大学医学院附院

我家老王，被音乐限制了想象力，一贯奉行交响乐万能主义，看我能在干干净净的病房里安心养病了，命我发烧难受的时候得听音乐，还专门推荐了门德尔松的《芬格尔山洞》，我连一遍都没听完，就崩溃了，我难受得万箭穿心，还要典雅、阳光、玄幻、空灵……臣妾办不到哈！算了，记得从前听过美国老歌《I am sailing》，搜出来听听：在暴风骤雨的黑海洋里，我“正在死去”，我“永远地哭泣”，I am dying，forever crying……，“你能听见我吗？能吗能吗？”，can you hear me？can you hear me？……对，这个感觉就对了！

俗话说“倒霉的医生治病头，走运的医生治病尾”。就是说疾病都有一定的病程和转归，一定时间之后，经过前边医生的不断探究和试错，诊断的依据就会增多，对预后的判断会更准确，治疗也会根据进展调整，效果就会改善，或者相反，结局不好，也是一样，医生的判断也会更准确。我的情况就是这么回事，因为转院迅速而顺利，第二次骨穿是到了波恩才做的。这次就已经可以看见骨髓里有了新生的细胞，根据病理报告的提示，这边血液科医生，认为不大可能是原发性再生障碍性贫血，而是中毒性急性极重型再生障碍性贫血。

这无疑是好消息，我大喜过望，无异于从死刑改为死缓，又忽然改判为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于是神清气爽，继续使用抗生素。抗生素只是友军援军，不起根本作用，随着自家的禁卫军、国防军、野战军都日益壮大，很快体温就下来了。只是还是没有力气，五个星期高烧、卧床，肌肉流失殆尽，体重只剩四十多公斤，口腔霉菌，肠道菌群紊乱，对已经耗竭的体力更是雪上加霜。上厕所都要扶着墙，慢慢蹭过去。

好几个星期，没有自己的防卫系统，全靠抗生素扛着，一来二去就造成了肠道菌群紊乱，最后腹泻不止食欲全无，就像早孕反应似的，一闻见德国的病号饭就想吐，连平常挺喜欢的德国汤料加开水冲成汤，我也能闻出芹菜胡萝卜味儿来，一喝就吐。而且特别像怀孕的反应，想吃什么就必须立即搞到，有天晚上忽然想吃牛肉面，打电话给科隆的一个朋友，他半夜三更就给我送来了。后来我才知道他那时也患了重症，卧病家中。他居然一句都没提他自己的病，一个病人为一碗面开了几十公里的车，我后来才听说他也在生病的事，真是肠子都悔青了。

后来科隆美茵茨威斯巴登的朋友都大老远地给我送过饭。老王的宝贝女儿，作曲家王颖绝对现代新新人类，二话不说从柏林给我在网上联系到一家波恩的中餐馆，每天给我订饭。德国土生土长的陶陶则百思不得其解，为何妈妈吃德国饭吐，吃中国饭不吐，反正她也不会做中国饭。我这个胃啊，看来三十年都没改造好，别看平日里黄油奶酪刀叉俱全，到这时侯原形毕露，闹了半天还是个中国胃。

熬过了这一关之后，这一劫的九九八十一难就算差不多过完了。

德国医院，从来不是疗养院，住了大约三个礼拜，感染控制了，骨髓也开始再生，就到了回家的时候。一辆救护车把我从波恩大学医学院运回美茵兹，随车人员用担架把我抬上二楼，安顿在卧室的床上，保险公司已经安排了每周两次钟点工，帮我购物，清洁，还发我一个助步车，可以推着慢慢走步，一来利于自理，二来有助锻炼，恢复肌肉容量。

最终诊断，这次急性极重型的造血系统障碍是“中毒性”的，中的什么毒已无法追考，今后只能把所有能想到的可疑之物比如染发、干货、泡发、小吃、不必要的药品……全都戒了。

总之，这次大病过去了，还算有惊无险。至今已经三年半了，第二年，曾反复过一次，不是特别严重，被送进了德国国防军总院，大概相当于咱们那个301吧，住了十天，还是老办法，抗感染+粒细胞巨噬细胞集落刺激因子刺激造血，很快又恢复了，未有大碍。此后又已经两年多，没有问题。外周血像稳定地维持在正常值下限附近，勉强达标，但没有任何临床症状了。

我病重时，东北的一个好友，苦于不能来看我，就出重金请大师为我算命，大师说：这是第二劫，肯定能过来（第一劫显然指2012年的车祸），事不过三，下一劫是过不去的。听得我忍俊不止，第三劫过不了拉倒，和死神掰手腕儿，我还三局两胜呢！

记得叶嘉莹先生讲女性诗词，引用过法国作家法郎士的作品，大意是说：如果一位女士出生在幸福美满的家庭，婚后生活甜蜜，连大病也没生过，那么她对人生的认识是肤浅的，这是无可奈何的事情。——我想，男士也大抵如此吧。

还真是的，如果家庭美满，婚姻幸福，没经过战争，连WG也错过了，那么不幸生了一次病，生过一场关乎生死的大病，也许对爱情对友谊对人生对命运也会有更深一层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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